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论文,透视论文,总统论文,皇帝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洪宪复辟是近代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一场悲剧，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闹剧。在做了4年的民主共和总统之后，他竟然从“即改为君主也未必有以加此”[①]的位子迫不及待地爬到炉火上去，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以至身败名裂，为他的一生划下了最不光彩的句号。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中，人们大都重点着力于对袁氏践踏民主及专制独裁的种种行径的批判和揭露，但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对于历史事件不应当抱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地去理解它的原因以及它的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②]因此，在这里我们将着重对民初袁氏逐步走向集权专制以及促成洪宪复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对于君主政治的倾向性以及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是促使袁氏走向帝制和集权的主观原因和思想根源。自清末起，袁世凯就是君主立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之一，在代表着统治阶层开明势力的官僚立宪派中，“以袁世凯最为激进”[③]；当时“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如此多的东西”[④]，其对君主立宪的态度是积极的和真诚的。这一点，从袁氏对于新官制改革案以及直隶地区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态度上都可以得到证明，1907年9月清廷军机处重组后立宪步伐的加快也反映了这一点。[⑤]
袁世凯的政治改革主张虽因1908年他个人政治地位的急剧变化而中断，但这一时期形成的立宪势力以及袁氏本人对于君主立宪政体的热衷和倾向却并未因此而根除，因而，这种势力和他本人的这种思想在适当气候和环境下会重新抬头和泛滥就毫不奇怪了。
袁氏恢复君主立宪的企图和尝试并非肇端于1915年间。1911年9月初，他与资产阶级立宪党人代表张謇的洹上会晤就是这两股立宪势力（其时，袁代表着地主阶级上层的立宪势力）重起和再度合作的明显信号。虽然袁张这次会晤的内容并没有透露出来，但可以肯定，因其事发生距辛亥革命爆发前仅一月，所以这长达数小时的“道故论时”无疑关系着当时的国势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对策[⑥]。而一月之后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所采取的策略也正是与这次会晤大有关系的，这个策略就是：利用革命党人的力量，再度逼迫清政府实行宪政改革，重图君主立宪。如其所称：“余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⑦]可见，这一时期袁世凯对于保留清廷并联合各方势力，再度迫使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从1911年10月30日之后清廷的一系列上谕看，袁世凯已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朝廷被迫宣布袁提出的“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任国务大臣”等一系列主张。但问题的关键是，袁的这一在君主立宪前提下谋求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计划不可能得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当11月11日袁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过江向南方申明袁的这一主张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君主立宪不合中国国情，“中国欲求五族平等，国家富强，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改建五族共和国家”。[⑧]
充分的材料都显示了袁氏对于革命以及共和制度的怀疑和反对。他曾断言：“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⑨]即使在12月中旬开始的南北谈判中，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在避免内战、恢复秩序的前提下，维持君主立宪政体。为此，在北方谈判代表南下时，他就训示，此次谈判：“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⑩]
袁氏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信念并顺从了民主共和的事实。在袁氏的这一转变过程中，革命党人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于共和制度不可动摇的态度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权力利益的驱动才是其最根本的原因。早在南北谈判之前，袁就得到来自南方革命党人的承诺：若其能赞成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席断属项城无疑”，而且，南方各省代表在汉口召开的会议上也通过了“虚总统之席以待袁反正归来”的决议案[(11)]。如果说此时的袁尚处于观望之中，那么到了1912年初，他对于民主共和的态度就开始急转直下了。
1912年1月1日，从海外匆匆归来的孙中山接受了17省代表推举，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坚持君主立宪，一意孤行；还是承认共和，攫取总统席位。在权力杠杆作用下，袁的政治主张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他一面向清廷提出请求退位奏折，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12)]一面唆使北洋军人通电拥护共和，逼迫清帝退位。而此时的孙中山也自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3)]孙中山的退让终于使袁世凯如愿以偿，获得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席位。
二
权力利益的驱动迫使袁世凯暂时放弃了持之既久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种一度沉寂的政治主张，在1915年间死灰复燃，重又转化为其政治实践的呢？一句话，民初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袁氏政权运作危机是促使1915年洪宪复辟的重要社会条件。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中央政权的失控与袁氏集权思想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机器的正常操作和运转是以政党制度和代议制度的国会为基础的。但很显然，对于辛亥以后中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来说，这种基础是相当脆弱的。虽然，这一时期的政党运动出现过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其实际数字已远过于此[(14)]，但除同盟会等少数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外，绝大多数党派既无明确政纲，也无固定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民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那些不甘寂寞的官僚政客欲在新立的民国舞台上分一杯羹的工具。他们“聚党徒之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者，所在多有”[(15)]。即使像国民党这样较为正规的政党，在经宋教仁改组之后，仍不免“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奉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傀儡，党员类于散沙”。[(16)]
政党是议会内部正常运转的主要构件，民初政党的这种状况无疑使议会制度的作用受到了极大影响。民初的国会本来就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支撑，其议员又有相当一部分由旧官僚、旧政客蜕变而成，他们与传统的政治、思想、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既缺乏深刻的理解，也无所谓坚定的信念。所以，民国成立不久，国会也变成了这些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舞台。正如当时有人批评的：“参众两院成立以来，无日不以争意气为事，置国事于不顾，负吾民之重托……月余以还，殊无成绩可言。”[(17)]这种指责或许过于偏激，然而对当时国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却是不应低估的，其所招致的社会舆论的指责，不但严重地损害了国会在国民中的威望和尊严，也为它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抑制袁世凯的权力野心而设立的，其“因人立法”的人治主义色彩相当浓厚。民初的责任内阁制虽然在制约袁世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袁世凯看来，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点，对于大半生都在封建王朝中度过，只熟悉集权形式下权力操作方式的袁世凯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他曾在一个公开场合声明：“这个国会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和理论的年轻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的真正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的民国宪法，但他们在这一方面却全无进展。”他同时指出：“我们的传统习惯和你们（西方）有很大不同，我们的事情很复杂，不能稳妥地接受你们抽象的政治观念。”[(18)]这里的“抽象政治观念”无疑是指西方的“议会式民主”。同样他也对这一时期的政党制度表示了极度的怀疑：“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初造之心，将何以自解？”[(19)]畸形的政党形势和混乱的国会状态不但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且也构成了推动袁世凯走向集权和专制的直接动力。在1916年6月唐绍仪内阁解体时，袁就开始流露出对于责任内阁制的怀疑和不满：“……《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20)无论是个人的禀性还是经验，都决定了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种将其置于一国元首位置而不负任何责任的政体。
民初政治矛盾激化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民国肇建之后各地的地方独立倾向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危机。
1912年北京政府的成立在形式上标志着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但事实上，这个“统一政权”实际行使的权力范围却是很有限的。直至“赣宁战役”结束以前，南方各省几乎一直处于国民党人的控制之下，袁主持下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袁曾援引《临时约法》希望得到各省县长任命的最后副署权，但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落实；同时他向各省派设特派机构的立法建议也因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而流产；为了重树中央权威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袁颁布了《省政府组织条例》，但这一方案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抗议[(21)]。地方独立主义倾向给中央造成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财政上的困窘。袁的武力无法控制南方各省，这时中央政府不仅地方解款无望，就连专款也常被截留。财政部长熊希龄民国二年十月报告这一时期财政状况时称：1911-1913年间，中央除不得不代偿各省应摊赔各款7100余万元外，还特别协理各地之款1400余万，代各省还地方债1300余万。当时的中央政府支出除铁道之款另行筹措外，平均每月要2400万，而每月收入却只有1000万，这一收入65%来自盐关两税，而这两项却均为盐税担保，“以还长期诸利息，犹苦不足，更无行政军事之费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无所入，惟仰外债以度岁月”，地方则“又思分中央所借外债之余沥以自活，循此不变，债债相引”[(22)。可以说，终袁世凯政府之垮台，这种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态都没有得到改变，走投无路的袁政府“惟以输入外债，以救急需”[(23)]，中华民国成了世界上少有的从一成立就得依赖外债而生存的政府。这种以国家主权为抵押的贷款不但使北洋政府对于西方银行团的依附性日强，也使袁世凯本人遭到了来自南方国民党人最严厉的谴责，南北双方的矛盾也由此加剧并终于导致了1913年间的南北战争。“赣宁战争”虽然是以“宋案”和南方三督的被裁撤为导火线的，但由“善后大借款”而引起的南北冲突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民初的这种地方独立倾向不但和袁世凯的集权思想有着天然的矛盾，而且也的确使袁主持下的北洋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推动和加速了袁氏的集权进程。审视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北洋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正是袁氏逐步走向集权和独裁的过程，这其间的联系绝非偶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袁氏逐步集权，重新转入传统权力体系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层中的传统政治心理和观念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辛亥革命可以在极短时期内结束封建帝制，但2000年皇权专制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心理却绝不是短期内所能消除的。崇拜政治权威，重人治、轻法制在当时的民众中是有着相当的基础的。以责任内阁制为内容的民主共和制度建成后不久，便不断地受到许多诋毁和指责，这其间固然不乏死抱着旧制度不放的顽固派和为袁世凯摇旗呐喊的鹰犬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民主共和的失望以及对新制度可行性的怀疑。连革命元勋章太炎也说过：“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24)]民国初立，人们对它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而革命后长期处于失范状态下的社会秩序却与人们的期望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于新制度的怀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当“二次革命”再起时，人们发现工商两界已失去辛亥革命时那种云起响应的热情，赣宁地区商民“虽未反对，惟无助饷之热心尔”，后来甚至由商会出面，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得安宁[(25)]。时仅两年，而社会反应却已变化如斯，其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初尚未成熟的共和制度以及普遍存在的地方独立倾向使袁世凯主持下的北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也影响了他已经在握的权力的运行，这些矛盾的激化推动着袁氏向着集权方式转化；同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也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
但是，客观地说，走向专制和恢复帝制并非像人们认定的那样，是一个蓄谋既久，前后相连的必然过渡。在1915年初开始的帝制活动中，除了有袁氏本人对于共和制度动摇的因素之外，国内国外形成的相当一股帝制势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国内而言，袁克定、朱启钤、杨度、顾鳌、夏寿田、段芝贵、汤芗茗、陈宦等都是帝制活动的中坚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袁世凯的心思，但我们尚不能断言所有关于帝制的宣传和策划都是出于袁本人的直接操纵，而袁晚年幽居深宫，深居简出，也为帝制派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15年间由袁克定一手策划的假《顺天时报》案及其败露就是一个例证[(26)]。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15年前后袁世凯所处的舆论环境以及这一环境对其帝制态度的影响，在整个帝制鼓吹活动中，杨度等一批帮闲文人的鼓噪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5年8月出笼的《君宪救国论》以法理研究的形式反复向袁论述了“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27)]的理由，对于一个没有理论素养的人来说，这种以理论形式出现的东西是尤具说服力的。另一篇由美国学者古德诺炮制的《共和君主论》也与杨文互相呼应，这些文章成了帝制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二次革命”之后，袁毁灭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不但袁本人从此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且北洋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本着“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的目的，开始成了帝制运动的先锋。正如杨度所言：“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如总统犹豫不定，将来诸将又怎么办。”1915年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临行前就“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张作霖也曾发誓，帝制之后，“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28)]同样，段芝贵、杨芗茗等人在这一时期都是激烈的劝进者。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北洋军人中帝制派的确切比例，但从与袁的关系上看，这些无疑都是对袁最具影响的人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英日诸国在远东地区围绕中国的山东展开了角逐、为了争取袁政府支持，于是各怀鬼胎，以帝制为筹码，开始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对袁世凯进行笼络。这其间，日公使日置益，顾问坂西利八郎、有贺长雄，英国公使朱尔典，乃至德国公使穆默，美国顾问古德诺，皆“对袁的帝制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29)]。朱尔典曾对袁称，中国君主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绝无损害中国之意，中国现时政府，一国之政，仅系于大总统一身，大总统及时离任，无有能继承其事者，中国大局不堪设想……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与中国人民思想习惯毫不相悖”[(30)]。如果我们把朱尔典的“忠告”与1915年初袁政府因“中日二十一（款）交涉”所引起的外交危机结合起来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袁此时不仅把帝制作为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手段，而且也确信“世界列强都支持他这件事”，果然，登极以前，“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成的”[(31)]，但等到袁在居仁堂就帝位接受百官朝贺后，列强却都突然翻脸，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正式警告，要求中国缓改国体，而此时的袁世凯却已是木已成舟，骑虎难下了。
1915年的洪宪帝制始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的，但就其机构而言，既无三权分立的特征，也无任何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机制，因而已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也不会是以往封建帝制简单的回复和再现。1915年12月由有贺长雄为袁世凯拟就的皇室规范就规定：“……至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采选宫女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32)]对于皇室的这些限制又是在任何朝代所没有的。
这里，我们并无意于为袁世凯在民初的专制独裁和复辟行径开脱，相反，在这一系列政治活动中，袁氏本人的历史责任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起自己政权的，因此，他就不能不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完全移植于西方的，并且有很大的尝试性，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体相比，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阶级基础，都要薄弱得多。辛亥革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并建立一整套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2000余年帝制传统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心理、文化传统却绝非在短期内就能变革的。而由这种传统政治惯性所造成的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有着重大影响。辛亥以后，袁之所以能逐步走向专制、独裁乃至帝制自为与这些因素都是大有关系的。可以说，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当我们在揭露和批判他个人践踏民主、专制独裁的种种行径时，必须对促成这一事实的主客观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 (12) (27)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第114页；第24页；第119-2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7页。
③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07页。
④ (21)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238页；第239页。
⑤ 1907年，丁未政潮后，袁世凯内调枢府，代瞿鸿祚为军机大臣，兼领外务部尚书，从此“枢垣各政，多系世凯主之”。
⑥ 《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⑦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7页。
⑧ 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793-794页。
⑨ ⑩ 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史料》第517页；第289页。
(1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第109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0页。
(14) 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自武汉起义至1913年底，全国政治性质会社达312个。
(15)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六，第7页。
(16) 《总理致南洋书》，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第一册，第264页。
(17) 《参众两院纪略》，《神州女报》1913年第4期。
(18) 保罗·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的使华记》第10页。
(19) (20) (23) 《政府公报》1914年12月16日；1912年6月22日；1912年5月16日。
(22) 北京《顺天时报》，民国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24) 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第378页。
(25) 《癸丑祸乱纪略》第38页。
(26) 关于此案详见《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4-26页。
(28)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22页；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98页。
(29) (31)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126页；第129页。
(30)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76-177页。
(32)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末薄注》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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