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个性化”之我见（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文以载人”——“文”应以人为本，以个性为魂魄
过去总说“文以载道”，这是两千年来的“文统”了。“五四”时不少人嫌它不好，周作人就主张可改为“文以言志”，但它也没有成功。我对这个问题也思谋很久，觉得最好采用“文以载人”的提法。“文如其人”，历史很悠久了，大家都觉得有其道理——这是颇让人深长思之的。其实，“文”真的是“以人为本”：无论是叙事还是说理，也无论是应用还是科技，从根本上说一切“文”都离不开或显或隐、或处于中心或潜于水下的“人”！“文”终归是为表现“人”、服务“人”而获得其本质意义的。如果这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文以载人、载个性，就从根本上能站住脚了。
文章应表现和突出人、人的个性，我国有见识的古人已有所论及（当然，现在对它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比如：
清人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就提出了写人应写其精神“独至”之处的有益主张。他认为“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虽曰一端，而其人在全体著矣”。所谓“独至”，即他人皆无而唯我独有的那“一端”，正是独特“个性”之所钟。而只要写好了这“一端”，则整个的人也就全活了！
近代的著名思想家、“维新变法”领导人梁启超在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更明确强调：“凡足以表个性之言动，虽小必叙；凡不足以表个性之言动，虽大必弃。做一个人的列传，将他的一生事业，胡乱写出，是不行的。”梁氏在这里谈写“人”（为其做“传”）时，提出了一个剪裁材料的重要原则，即无论其言语、行动的“叙”与“弃”，一律以对表现人物“个性”有无作用为标尺，很是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飙起之后，伴随着“个人”的发现，正如朱自清先生后来在《文艺节纪念》一文所说：它“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或者说是“觉醒了个人，认清了自我”。也正像鲁迅所说，当时他和一般人所信奉的多是“个性主义”。正因为如此，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才精辟地指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说得非常正确——“文”以载“人”、载“个性”——这就是“新时代”所造就的“新文风”！
自“五四”之后，重自我、写个性的主张子变得触目可见，不胜枚举。比如：
1921年冰心在《谈散文》中，请散文作者“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以写出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能表现自己”的“真”文学。
同年，瞿秋白在《〈赤都心史〉序》中说：“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
1923年叶圣陶在《编者的话》中说了一段极其著名、十分深刻的话：“尊贵的作家！……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人的。”我希望“我所领受的——是你们的心的独特的体相”。对自我、个性的强调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25年鲁迅译介的日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问世，其中说：“在Essay（随笔——笔者注）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而写出来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着，就无聊。”厨川白村的这些精彩论述，一经鲁迅这么传神地译介出来，很快就不胫而走，对我国现代散文个性、人格的勃起，产生了莫大作用。
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序》中，明确宣称他写的散文“意在表现自己”。
同年，最早即倡导“美文”并成为小品头领的周作人在《〈杂拌儿〉题记》中写道：“明代……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的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竞陵派之上。”两年后又在《〈近代散文抄〉序》中说：“小品文则又在个人文学之尖端……他集合叙事说事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他对文章作者真实“个性”或“性情”的看重，对现代散文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也还是这一年，另一位文章大家梁实秋在其《论散文》里写道：“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示出来”“每人有他自己的文调，就如同他自己的鼻子一般。伯风（现通译为蒲风——笔者注）说：‘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妙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时期，这种在文章中对表现“个性”的提倡已不合时宜。即使这样，1932年杨晦在为缪崇群的《晞露集》作“序”时仍坚定而明确地认为：“我以为文章应该完全是内心的真实的表现，所以，随处都是个人的自传与自白的，夸张自然无聊，遮掩也有失本色”“认定了自己，将心血完全涂在纸上的，这才是现下的需要的真正的艺术的道路。”
1934年，“五四”当年的骁勇闯将刘半农在结集他的《半农杂文》为之作“序”时，依旧坦诚如一地写道：“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感情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还讲了一个有趣的小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头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第二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就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所以刘半农得出结论说“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自己”！现在回头来看，他在做文章上这种坚持真实个性、绝不丢弃“自我”的主张，在那样的严峻的情势下是弥足珍贵的。
这时期另一位文坛活动家、理论家林语堂，热心鼓吹文章的“性灵”，他认为“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而“性灵就是自我”，它乃“文学之生命”，是“近代散文命脉，……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而“发抒性灵，斯得其真”——他对自我、个性及真实的提倡，虽有悖于当时斗争情势但因较符合写作规律，不可一概抹杀。
直到1936年朱光潜在《论小品文》中还说：“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做，则似乎大可不必。”“我心里怎样想，手里便怎样写，吐肚子直书。”“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思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
抗战后的40年代以及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我们工作中的重要失误，文学、文章中作者主体的“个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放逐了，这是一个很大、很沉痛的教训。好在“三中全会”后随着邓小平、党中央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自我、个性等都“魂兮归来”了——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了文以载人、载个性的这种主张。
由以上较为粗略的概述（无意、也难以说全）来看，强调文章抒写“个性”，的确是二三十年代相当凸出的一个走向、流向或现象；是那时一种很好的风气、传统和旗帜。我们现在重提它，绝非空穴来风，突发奇想；也不是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而是历史的赓续，传统的衔接，风气的发扬。
当代文坛大家汪曾祺在《谈风格》一文里曾这样写道：
“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应该不客气地说，欣赏自己。‘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我和我比，我第一！’
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
我觉得这很对！
照这样走，我们的作文教学才有前途和希望！
四、“个性化”——渗透在作文的方方面面和过程始终
凡重要的、关系到本质的东西，做起来都必有难度。作文“个性化”也是这样。
个性化，并不是一个诱人的招贴画，眩目的广告牌，可以一贴了之或随意装设。不是的！那全然是一种可笑而可怕的误解。
作文要个性化，这是文章表达“内在规律”的一种要求，一种外观，不必“张贴”，也无须“装设”。
既然个性化是作文的内在属性和根本要求，那么，一切裸露心灵、真诚无讳的写作，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种“态度”是很关键的。无真心真情，说假话套话，作文就完了！除了态度真诚外，在具体表现上“个性化”也渗透在写作的方方面面和过程始终——说做到“个性化”较“难”，恐怕就难在这里。
比如构思。这是作者从“生活”到“文章”其间的一系列思维、心理过程的艺术活动。它是写作的“第一关”，影响或决定着整个写作的质量、成败。
在文章最初的“孕育”即构思中，最常见的毛病就是：平庸，一般化，撞车，雷同。或“落前人窠臼”；或成为千篇一律的“模式化”复制品——而所有这些，都和“个性化”精神相牴牾、悖离，完全是和作文活动中主体的精神独创性特征背道而驰的。所以，在文章最初的“构思”上，就要清醒而有意识地坚持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真正做到人取我舍、人弃我用、“人皆无有，惟我得之”的独异构想。这种独特、独至的具性化“预设”，你看：它从文章初始的“构思”阶段就开始起作用了！
再说“取材”。这也是作文做到个性化的重要一环。题材或材料，是构成文章内容的重要基石。它主要由人（作者、人物）、事（情节、场面、细节等）或论据（言论、事例、数字等资料）等所组成或所体现出来的。
经验证明：题材和材料的陈旧，老套，无新意，不引入，是根本无法写出有个性、具新意的文章的！其中，作者主体“我”和所写“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前者当更为主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故事（即情节）的吸引人，资料（即论据）的新颖性等，也都能为文章的“个性化”增光添彩。许多精明的商人在做买卖时都信奉这样的成功秘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其实，这也正是许多“文章高手”在取材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他们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不惜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是很有内在、深刻的“道理”在的；你想，文章在内容上如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那还有什么“个性”或“特色”可言呢？
至于“主题”，作为文章的灵魂和统帅，它一贯以其“新”和“深”为其圭臬——而这也正是“个性化”要求在文章“旨意”上的一种体现。思想、见解的新颖独特，那才是真价值所在！所谓“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所谓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自己“独特发现”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它太重要了！
主题的陈旧、空泛，老一套，旧面孔，不疼不痒，僵硬板滞——这样“拾人牙慧”“味同嚼蜡”的所谓文章，谁都不喜欢读，读了也毫无收益！你想，这样的东西和“个性化”能有缘吗？没有！它全然是了无活气、毫无生命的死文字。
还有“结构”——清代大戏剧家李渔径称“结构第一”，近代大改革家、学问家梁启超教人作文也最重“结构”——这是很有眼光的！结构，是构成文章形式的重要成分，是作者内在逻辑（即“思路”）的“外化”。它是负载作者种种思想、感情“内容”的一个最佳“框架”，一张构想完整、布局合理、便于施工的最好“蓝图”。在文章“形式”方面的出新、创造——亦即“个性化”表现，没有在结构上的惨淡为之、匠心独运的配合，一切都是绝难想象的。
我国古人讲结构布局，主张“凤头、猪肚、豹尾”，这虽是一些很形象的生动比喻，但其实是十分正确深刻的。风头，是说开头要像凤凰的头那样精悍、漂亮；猪肚，是说中间的内容要像猪的肚子那样充实、饱满；豹尾，是说结尾要像豹子的尾巴那样简短、有力。你想想看，它说的这种文章是多么的妙微精深、美仑美奂！此外，像“开头当如爆竹，骤响易稳；结尾当如撞钟，清音有余”等，也都能从很高的美学层面给人以悟性的启迪。倘能做好这些结构的出新，文章整体格局的“个性化”色彩也就清晰了。
至于“语言”，那和文章的“个性化”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风格即人”——也就是说，风格即主体这“人”的全部人格、个性所幻化而成的一种韵味或文调。语言“个性化”的极端重要性是定而无疑的！
语言（实际应为“文字”）的无个性、无色彩，亦即普泛化、共性化，是初学写作者——中小学生，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在“作文之路”上一个必然经过又必须逾越的过程或阶段。文字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格，这可不是小事，它标志了一个人写作的成熟！从这一点来看，“个性化”不仅是个根本的要求，同时又是个较高的要求。光从“文字”这一点说，就很吃功夫。
以上所说，并未说全，能算是一个“大概”就很不错了。概而言之：(1)“个性化”于作文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即“得个性则生，失个性则死”。(2)作文“个性化”并不神秘。真诚为文、袒露真我、用自己语言——主要就是这三条。倘能做到，庶几无过矣。(3)但要真正完美地体现作文“个性化”精神，写出独特的创新文章来，又不能把它看得太简单、轻易了，需要从上述方方面面做好工作。
当然，这个问题在实践上是极其重要的。弄不清楚，教师则无法指导，学生亦无法写作。
五、高扬“个性化”大旗，把我国的作文教学推向一个崭新时期
作文教学和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两翼：读，是借鉴前人创造，汲取有益营养，充实提升自己，以养成优美人格和健全人性，使之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是“吃进来”；写，是行为主体在广泛吸收全人类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经头脑的加工、熔铸，变物质为精神，化生活为文章，从而完成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独创，实现人生的价值追求——这是“吐出去”。所以科学地说，读和写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这两件事既有区别更有联系。
但长期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界却一直有“重读轻写”倾向。为什么？我看很简单，就是“读”好讲，“写”难教——大家都避难就易地去讨“好”了，致使“建国”以来甚或说是“五四”以来，作文教学一直徘徊反复、踟蹰不前，始终没找到一条科学而便捷的通衢大道。
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朱德熙生前曾这样直言不讳地说道：“‘五四”’以后一直到解放的语文教学，我看是失败的。”（见《写作和写作教学》），北师大出版《写作论》一书）
这就用“失败”二字把阅读、作文在内的整个“语文教学”包括了！我看他是经过了解、研究、思考之后做出的结论，而绝不是“随意”说说的。我赞同他的“结论”，以为讲得中肯准确，实事求是，一语中的！很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最大的“失败”在哪里？我看不在“阅读”。整个的阅读教学，在国外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下，条分缕析，艺术概括，理性上升，比起过去“读一背”的老一套来，问题当然也有，但的确提高很大。“失败”的恰恰就在“作文”上！推倒“文言文”，改用“白话文”，说写一致即“言文一致”了，这本来应使学生的作文表达自如、面目一新了，但实际却相反，学生反而不会“写”、老师也不会“教”了，这是什么原因？实在是件咄咄怪事！
关于作文教学失败的“原因”，朱先生倒是也想到了。他说：
“现在的经验是越大越不通。小学时写得还通，初中时就差了，高中时就糟了。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转（拽）文，不老老实实照口里的话说，总想把文章写得漂亮些，学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结果没有学好，反而弄巧成拙。”（《写作和写作教学》）
这种“越大越糟”论（病在“转文”），也可算一种看法——其对错我们先姑且不论。
如果换个思路再找别的“原因”的话，那我看：“左”倾之风过早袭来，使得“五四”时期“个性化”思潮还未立定脚跟很快即夭折腹中，以后“‘左倾’错误”“阶级斗争”又持续不断，故而造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群体化〈即共性化〉倾向，“假、大、空、套”（跌入“瞒和骗”泥潭）的不说真话痼疾，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你想，作文都消弭“个性”“舆论一律”了，哪还谈得上什么“作文”教学？这岂不真的病人膏肓，无药可医了吗？
但“言”和“文”毕竟不是一回事。“我手写我口”虽有其合理一面但绝非普遍真理！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说，“写作”其实就是一个“言”“文”消长变化，并最终完成由“言”而“文”转化、提升的过程。特别是汉语写作，传统就是“言”“文”两套表意系统，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它对“文”一向讲究。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得非常辨证，很有道理！作文之“难”，恐怕也正“难”在这里！从这点看，“转文”正是由“言”而“文”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种不生不熟的“语言痛苦”阶段。退回“言”去，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所以，我主张开展深入的研究、讨论，以彻底地厘清这些问题，真正找到新的作文教学的路子！
现在提倡“个性化”作文教学，我看还有一个非常凸出的“时代背景”或“客观原因”，那就是我们眼下又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各种信息（也包括作文！）的复制、克隆、拼贴、仿作、模式化等等，已司空见惯地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空间。在这种信息“复制”时代的新情势下，重提或强调具有“原创”精神的作文“个性化”思潮、路线，我以为就具有了全新的现实意义！
作文的“抄袭”一向受到人们的唾弃。但令人奇怪的是：不少人又在那里同意甚至提倡“模仿”，说什么“先模仿，后自立”，好像不经这个“阶段”就学不会作文似的。我看，这是一种传统语文教学“死记硬背”老套子留下的糟粕之一。其实，“背诵”的经典文章，也并非为着作文“模仿”，而只是借古人辞采、气韵等以备“揣摩”，来说自己的情意，写自己的文章！即使是“模仿或照搬”它的某些语言或语式，都被认为是最没出息的，更无论内容！所以，作文的天性就是反模仿、反复制的！它根本不同于练字的“描红”、学戏的“程式”，一撇一画、一招一式都要不离谱，不走板。作文，写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的是自己的鲜明个性，又怎能“模仿”别人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将成为“个性化”作文的“拦路虎”！
当然，“个性”是有好坏优劣之别的。并不是凡写了个性——也不管是什么个性，就都是好文章。我们鼓励、提倡一切健全、优美的个性，而反对、批评一切自私、损人的“个性”，但这些都决不能成为反对倡导“个性化作文”的一个口实。
提倡个性化作文，学生很欢迎，教师没经验。现在总的情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教师，在于教师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只要学生欢迎，对学生习作有利，我们就应积极地去做并千方百计地去做好它！
因此，积极地研究、思考和解决有关“个性化作文”的种种问题，不断总结经验，认真汲取教训，不断提高作文教学质量，取得作文教学的更大成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