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沉思与悲歌--论李何诗歌的生命意识_诗鬼论文

人生的沉思与悲歌--论李何诗歌的生命意识_诗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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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问题,一直是文学作品反映和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人们通过对生与死的思考和探索,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一般说来包括浅层次的生存意识和深层次的生命价值意识。前者表现为对个体生存的强烈渴望,后者则反映为对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而又源远流长。一代哲人孔子面对浩浩流水不胜感叹:“逝者如斯夫”(《论语》);《诗经》中也早有痛憾人生短暂的悲叹:“今不我乐,日月其除”(《诗经·唐风·蟋蟀》);屈原在《离骚》中曾反复哀叹“恐年首之不吾与”,“望崦嵫之勿迫”;连一代枭雄之曹操也屡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龟虽寿》、《短歌行》)的悲歌;诗人李商隐面对西坠的落日颓然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乐游原》、《谒山》)……这都表现了人们对于天地悠悠而人生短暂的无限哀痛和时不我待、功业未成的人生感慨与无奈。这当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李贺对于生命的沉思和悲歌了,不论是对生命短促的强烈感受和深刻体验,还是对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和执着追求,都令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黯然失色,真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翻读李贺诗,扑面而来的是那种令读者心灵震颤的强烈的生命紧迫感与危机感,表现了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深层思索和对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骚动着生命的活力,显示着生命的动势,当然也反映了诗人对死亡本能的摆脱与挣扎,其思索、探求,其痛苦、焦灼和精神超越,都不同程度而又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生命的意志。可以说,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执著的生命价值追求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成为诗人创作的心理背景和内在依据,也形成诗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模式、联想思维的轨迹与诗歌的情感特征。对此,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得极为透彻和明白:“细玩昌谷集,含侘傺牢骚,时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屡见不鲜。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先生之议,切中肯綮,令人叹服。李贺诗的动人之处,或者说其深刻之处,就在其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那深邃精微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给读者以强烈的情绪感染和心灵震撼。可以说,李贺之诗作正是其对生命、人生进行思考、探求的心灵轨迹与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与描绘,是诗人对生命的沉思录,也是其苦闷而压抑的人生悲歌。

生死问题是人类最敏感又最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它就困扰着人们,也促使人们对生死问题作深入的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回答。显然,任何一个人在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不能超越个人自身特定而又具体的客观实际。面对生死不喜不惧,泰然处之,这种生死观中的超脱态度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因为任何人“总不能脱于尘世,也不能忘掉死。”①更多的人则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患意识,这主要是社会自然对个体生命压迫的结果。李贺因体弱多病,对死亡和人生短促极为忧虑,使之刻骨铭心,构成其始终排解不开的生命情结,因此他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的程度也非一般人所能相比。这里由诗人独特的身世和现实处境所决定的。社会和疾病的双重打击对李贺来说无疑是残酷而致命的。应举遭毁,仕途受阻,使他深感实现生命价值的渺茫;身体羸弱早衰,沉疴难起,使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难终天年而生日无多。“日月飞逝于上,体貌日衰于下”,诗人仿佛已聆听到死神迫近的脚步声,他不能象普通人那样把死亡看作是遥远的事,只能面对随时都可能抱憾而终的残酷现实,心中那种恐惧、焦灼、痛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既然听到了死亡的狞笑声,他就不能也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生命感受与体验,他那敏感的灵魂与神经无时不在经受着死神的巨大威胁与无情折磨,而不是象平常人那样无病呻呤,“为赋新词强说愁”,玄谈、清议生与死时的那般轻松自在,这就使得李贺的生命忧患意识要比一般人深重、浓郁、真挚得多。为能从忧病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诗人便借助对鬼神的歌吟来淡化和排解自我对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中的抑郁、痛苦的情绪。通过诗人忧病(人)到畏死(鬼)再到求生(神)的心理演进与变化,反映出诗人对人生的思索与追求以及对生命的强烈渴求与企盼,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其诗歌的悲剧意蕴。

自小体弱多病,再加上聪慧敏感,使诗人具有一种特有的夭寿的强烈预感,造成其深重的心理压力与负担,也使其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损害。对病痛的忧患,使诗人始终处在疾病缠身、大限将至的惶恐不安之中,因此忧病、畏死、求生也就自然构成诗人心灵深处的潜意识。正因为此,才使得他念念不忘并多次在诗中提及自己的病:“自言汉剑将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璩杨敬之》)“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与此相联系,诗人还多次提及自己的未老先衰:“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咏怀二首》)“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吴霜点归鬓,身与蒲塘晚。”“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春归昌谷》)“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敏感的诗人由头上青丝转为白发的变化之中意识到自身的衰老,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死亡之预感和联想。这是因为不论是直言“素丝”,还是以“吴霜”曲喻,都是诗人由白发顿感自己的早衰。青丝,象征着生命、青春、朝气,那是生命的原色。“素丝”、“吴霜”是指发之白色,乃衰颓疲敝的泛称,是青春已去,生命之树衰枯的象征,习惯上也是日薄西山、桑榆暮景的代名词,它给人顾影自怜的感慨和衰老的悲哀。疾病缠身,沉疴难起,使之常感到生命就象“风吹盘上烛”一样易于失去。年纪轻轻就头生白发,哪里会有南山之寿?敏感的诗人由“早衰”自然地联想到死亡:“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他意识到自己就象那油尽盏干的灯火,其生命之火快要熄灭,如同那落山的夕阳即将沉没,直觉和理性都告诉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故自然地由忧病联想到死亡。疾病使之痛苦不堪,死亡更令其惶恐至极。宇宙之广漠,时空之无垠,使诗人倍感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短暂的悲哀,也使其叹病嗟老哀朽的生命忧患意识和惜时求生情绪表现得更为强烈。在其总共241首诗作中,仅“老”字就出现了50多次,“死”字出现20多次,至于与此词义相同相近的词汇就更多了。此类用字重复之多,使用频率之高,确实令人惊讶,但其苦心孤诣,却也昭然可见。极力铺陈和大肆宣扬死之情绪,正反映了强烈的生命企盼和对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诗人惟恐长夜即逝,便欲“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吟酒》);企盼时间老人止住前进步武:“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后园凿井歌》);恨不能“长绳系日”,不使太阳落山;他大声疾呼:“神君安有,太乙安在?”要他们去驾驭赤乌,使天下永为白昼,无有黑夜;甚至要挺身而出,“斩龙足,嚼龙肉”,为的是“老者不死,少年不哭”;有时则发疯地狂喊:“捶碎千年日长白”,诗人的畏死心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心理与性格的变态正是源于其对生命的强烈渴求和企盼,这是诗人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诗人生命意志、生命情结的折射和显现。

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聪慧而天才的诗人对生是如此留恋,对死亡是那般恐惧,但也明白要止住岁月流逝、历史前进的车轮是多么的可笑和天真。“天上几回葬神仙”,“彭祖巫咸几回死”,连天上神仙也难免一死,世间凡人欲长生不老岂不荒唐,这便是诗人对求生以图不死观念及举动的否定,也反映出诗人在情感愿望上与理性思维上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说诗人对死亡不可避免的认识是清醒的,但并不是说诗人对死亡抱着一种达观、超脱的态度,相反,他对死亡是“寤寐思之”的,他始终处在忧病与畏死的生活阴影之中。他常由忧病联想到死亡,进而又由死亡联想到鬼域和冥界,鬼成为诗人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使得他在观察事物时都带上一种“鬼”的有色眼镜,动辄把有关事物和鬼联系起来。见到一块葛布,就联想到“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在南山田中行走,见到的是“鬼灯如漆点松花”;遇到迎神赛社,更是“百年老鸮成木魅,啸声碧火巢中起。”潘彦辅《养一斋诗话》谓其“好作鬼诗,乃夭寿之兆”。此实乃本末倒置之说,谬矣。我们知道,存在决定意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李贺由于对生命短暂的无奈,特别是体弱多病早衰的现实处境,才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生命和死亡的体验和感受上去。正因为其先有着夭寿的预兆,才时时处处不忘死亡的威胁和鬼魂的存在。洪为法云:“贺惟畏死,不同于众,时复道及死,不能去怀。”②信哉斯言。诗人念鬼、言鬼,正是诗人忧死畏鬼的深层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诗人把生死挂虑于怀,放置不下,正体现他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是诗人对自我有限生命的自我意识。对个体生命的紧迫感、危机感,更使得诗人敏慧的心灵痛苦不堪。正因为他身体羸弱,病入膏肓,才会有“夭寿之兆”现于心中,导致其时时刻刻忧病虑死,动辄言鬼。明乎此,我们对贺之鬼诗才会有科学而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否则就会象清人方拱乾说的那样:“不知己者,动斥之以鬼,长吉掉头不受也。”③。

既然人都不可避免一死,长生不老又绝无希望,于是便会转过头来想想死后的情形。周作人说:“‘死后如何’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④那么,在贺之鬼诗描绘的鬼域与冥界中的鬼魂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怀才不遇的鬼魂,在愤愤不平地唱着鲍照的诗歌,诉说着自己怨恨与愤怒。冥界之中,同样是贤愚不分,是非颠倒,同样是怀才不遇,抱负难展,怨恨丛生。连鬼魂也孤寂无依、知音难觅,只能和相同命运和遭遇的诗人进行接触和交谈,不亦悲乎?再看贺诗中最突出的苏小小的鬼魂形象吧:“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苏小小墓》)苏小小,生前为南齐时钱塘名倡。古乐府《苏小小歌》:“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駾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一是窈窕佳人,一是翩翩才子。堪称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佳偶,然而却不为世所容,不得不把结同心的希望寄托于死后的世界。生不能相爱而成眷属,死后又如何呢?从贺诗看来,她仍旧终日眼中含泪,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不用说无物相赠其日思夜念的心上人,连绾结同心的物件也难寻找,使得生前对死后世界的希望化为泡影。此刻唯有那飘忽不定的鬼火,那令人心碎肠断的苦风凄雨,伴随着苏小小那孤独落寞的灵魂,徘徊在西陵松柏之下。爱之花终凋零在凄风苦雨之中,死亡世界也未能给她带来一丝安慰和快乐。诚然,“死后寂寞”也无非是诗人的艺术想象与情理推究,李贺正是借此抒发了生人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又替死者体味到那排遣不尽的永恒寂寞。人生本寂寞,人死复寂寞,这不能不令诗人思前想后而黯然神伤。我们从其鬼诗中既可感受到诗人那种痛苦至极的生命情感体验,又会发现诗人对死亡世界的探求是以对死亡的否定结束的,而这正好表明了诗人对生的留恋与追求。

死是如此痛苦,鬼域世界又那样阴森恐怖,于是诗人便转向了对上天神仙世界的探求,这也是诗人由忧病(人)到畏死(鬼)再到求生(神)心理的自然发展和变化,从而完整地构画出诗人对人生与生死探求的心路历程与心灵轨迹。

天上的神仙世界,可以使人长生不老,获得永恒的生命。“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瑶》)对于天国的快乐,仙界的美妙,特别是仙人的青春永驻、红颜不老,更令诗人欣羡倾慕不已。《仙人》、《神仙曲》、《梦天》等诗所描写的神仙世界都是那么圣洁美好、平和安宁,和鬼域冥界的阴森恐怖、肮脏丑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正是李贺畏死乐生心理的折射与外现。乐生的神仙世界正是诗人对忧病的人间世界和畏死的鬼域世界的心理补偿与平衡,也是诗人求生欲望和本能的艺术表现,这同样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洪为法对此曾作过十分精当的阐述:“贺惟畏死,不同于众,时复道及死,不能去怀;然又厌苦人世,故复常作天上想,《李传》所记,曰白玉楼,应是贺意中乐土,召之作记,则贺向全力以赴之者,乃有自见之道。濒死神志既亏,种种想遂作种种行,要以泄其隐情,偿其潜愿耳。”⑤洪氏之分析是合乎情理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明明是一个梦,一个狂”,梦自然是终日结想所致,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日有所思方夜有所梦。这不仅反映了贺之生前乐生畏死的痛苦变态心理,其中还深蕴着诗人向往天国仙界长生不老、美好安乐生活的一面,实质上是其心灵深处求生本能的显现和折射。这一点,《太平广记》引《宣室志》中所载贺母在梦中闻贺言“今为神仙中人甚乐”说得极为清楚明白。其虽为梦境,显得有点荒诞不经,但知儿莫若母,我们从中不是可窥见贺之平日心态之一斑么?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夫认为:“生命不能屈服于理智,因为生命的目的是要活下去而不是了解。”⑥忧病使诗人厌苦人世,畏死使其倍感鬼域冥界的阴森恐怖,求生的强烈欲望使之向往天上的神仙世界,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人生的执著探求把人、鬼、神和人间、鬼域、天上紧密地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之中,无不透露着诗人的精神欲念、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生命在死后飞扬,在脱胎换骨中更生,意味着生命经过超越过程走向精神的永恒。可以说,思索死亡,既是一种自我超越,也是一种对人生的逆向透视。诗人通过思辩死亡,探索虚无以检省自我,向往永恒,从而实现生命对死亡的超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诗人以他的过人才华、丰富想象力,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与人间世界相对应的鬼域世界和神仙世界以及与人相对应的鬼、神两大形象系列,渲染出两个梦幻般的艺术世界,深蕴其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与执著的人生思考,令人心灵为之震颤,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又令人为之倾倒。

鬼神意象,看似一幕幕风景画,实是诗人借以抒发情感、表现理念的载体,其深层内涵意蕴与联想意绪,都凝聚着诗人对生命本体的严肃思考。可以说,人、鬼、神三大形象系列的共同母题即是“思索生命”,人、鬼、神的不同诗歌题材与类型则是这一核心母题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执著的人生思考,形成了李贺诗歌的思维定势、情感格局与固有模式,在创作中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心理诱导,从而构成其诗歌人、鬼、神三大意象系列赖以生发、集结、繁衍的共同心理土壤,并构成李贺诗歌创作的总体背景与内在结构。从另一方面来说,贺之对生命的体验与人生的思考,既是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主动认同,也是对生日无多的痛苦情绪的积极排解和精神上的超越。陆机《大暮赋》云:“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甚焉。”每个人都珍惜生命,留恋生活,对死亡深感忧虑和哀伤,李贺又何尝不是如此,更何况他的生存处境却又是那么的恶劣。因此,李贺对死亡、鬼神的歌吟与描写,不是故作“鬼神之语”,而是在生命忧患压抑下灵魂的痛苦呻吟。贺之诗歌,是其生命的沉思录,更是其生命的悲歌。

如前所述,一个人的生命意识既有作为表层的生存欲望,又有作为深层的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就李贺来说,其忧病畏死求生都属于生存意识的范畴。诗人在明瞭生命之轮不可逆转之后,便全身心地转向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越是感到生命的短促和对死亡的无奈,就越执著于对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在诗人看来,唯此才能使自己生命永存和不朽。

贺一直以“唐诸王孙”自居并加以自我炫耀。在《金铜仙人辞汉歌》里,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在《唐儿歌》结尾时提醒人们“莫忘作歌人姓李”;《仁和里杂叙皇浦湜》直言:“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这除了贺之炫耀门第、攀附权势的阴暗心理外,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担当天下重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诗人身为皇族之后裔,虽处贫贱地位,但高贵的血统,曾显赫一时的门庭要求他在辅佐朝政、治国安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这也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留名不朽的“立德”愿望,也正是他生命中的动力源泉。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从权豪之门行列跌入社会底层、职低位卑、人微言轻的诗人竟然敢于大胆讽刺和嘲弄掌握朝廷权力和地方军权的宦官、藩镇,甚至把批判的笔锋直指当朝皇帝以及同情劳动人民疾苦与不幸遭遇的个中原委了。参与政治是途径,是手段,借此立德扬名才是目的。“雄鸡一唱天下白”正是诗人立德以扬名之心理的折射和显现。日月飞逝,青春不再,生日无多,不仅仅是对个人生命短促的感概和哀叹,而且也是对整个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强烈忧患。

贺因父名“晋”而不得举进士,仕途之路受阻,使诗人伤心、悲愤至极,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之躯,意欲弃文从武,投笔从戎。“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走马引》)“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崇义里滞雨》)这都表明了诗人不满意自己的落寞处境,一心向往建功立业。显然,立功是为了立名,也是为了实现自身最大的生命价值。

呕心为诗,在诗歌上争奇斗胜,同是为了扬名。李贺作诗,极力避免平淡,求奇求怪,求险求难,“只字片语,必新必奇”;“镂玉雕金,无一字不经百炼”。他自己就曾在诗中说:“吟诗一夜东方白”;其母则心疼地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这便是他呕心为诗的明证。苦心为诗,标新立异,正是其欲借立言而扬名的潜意识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借此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所在。“所谓对于死亡的准备,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执着的追求和寄托。”⑦李贺正是在感到生命短暂、去日无多的特殊情况下苦心为诗的,不妨说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大追求和寄托了。特别是在“立德”、“立功”毫无可能的特定背景下,作诗更是他专注和执着追求生命价值的唯一目标了。这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诗人在“日月飞逝于上,体貌日衰于下”的生命忧患中呕心沥血、苦心为诗,以求“成一家言”的,从而才形成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天才而短命的诗人,在其对人、鬼、神的反复歌吟中,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也反映了他对生命价值矢志不渝的执著追求。

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激素。一个作家只有既注重体验生命的痛苦,又深切地体验了生命的忧患,才能创作出揭示人生真谛的不朽作品,也“只有当这些感受形诸笔墨……倾注出来后,作者才能得到解脱。”⑧疾病与社会对诗人的双重打击,给其带来深悲极恸,却也孕育和促成其在艺术上的成功。正是那真实而痛苦的生命体验,成为培植其杰出文学作品的沃土,成为孕育一代天才诗人的基因。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轭使诗人绷紧了生命之弦,以生命之力去突破命运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从而取得了创作上的极大成功。在李贺诗歌迷人的艺术魅力之后,是诗人对生命的强烈感受和真切体验,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这是我们正确理解贺诗的一把钥匙,也是科学把握贺诗内涵及实质的关键。

注释:

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⑤ 朱自清《李贺年谱》引,转引自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第8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方拱乾《昌谷集注序》,转引自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第4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周作人《死之默想》,转引自饶新冬《思索生命——废名小说意象读解》。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2期第120页。

⑥ 乌纳穆诺夫《生命的悲剧意识》、⑦王木青《人生论笔记》,均转引自江兴祜《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社会科学》(兰州)1989年第6期第45页,第49页。

⑧ 契查尔·彼德列库斯《列夫·托尔斯泰〈克莱采秦鸣曲〉》,转引自荣松《残疾意识与人类情感——史铁生小说新论》,《当代文坛》1992年第6期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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