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5年9月清廷诏令停罢科举，表明自鸦片战后长达60多年的议改科举戛然而止，不得不以永停科考(童、乡、会试)的方式为新式学堂发展让路。100多年以来，停废科举评价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迄今未能“盖棺论定”，关键之一，在于学界对戊戌至甲辰(1898-1904年)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了解甚少、把握不足①，无法评判科举改革的趋向与前景，即继续下去是否能使更新科举与推广学堂两全其美，既能在西学西用方面师夷长技，亦能维护中学之体，保持传统文化与道德精髓不坠。
始于1842年的晚清议改科举，最初趋向是期待老树嫁接新枝，纳实学、西学于科举②，但在甲午战前半个世纪里鲜少进展；甲午战后，救亡图存成为朝野共识，改革科举、鼓励实学的主张逐渐得到认同。光绪帝顺应舆情，不仅批准开经济特科，采纳由康梁等维新派策划推动，经宋伯鲁、徐致靖等御史奏陈的废八股、改试策论等建议，而且同意了张之洞、陈宝箴会奏的《妥议科举新章折》。此时科举改革的目标，因循于鸦片战后以来的思路，即将有用之学纳入科举。重新审视上述看似熟悉的史实，翻阅科举停罢前壬寅、癸卯(1903年)、甲辰科乡试、会试的卷子，以及当时学政、应试士子、阅卷考官的日记，不难发现：与既往认识不同，戊戌年的改科举，并未变成一纸空文，只是一度被迫推迟实施。它在事实上成为日后新政改革的起点，在庚子(1900年)至甲辰岁科与乡会试中，更改科考场次及考试内容、改试策论的要求，均普遍得到贯彻。只是这些正在逐步落实的措施，何以未能改变科举的最终命运，仍需深入细致地探讨。
一、戊戌科举改章的贯彻与曲折
戊戌年由光绪帝批准的八道谕旨，包括了更改科举考试章程及书院改革、兴办学堂两个方面。③与科举改革直接相关的内容为：(1)在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以策论取代四书文(八股)④；(2)除八股文外，既往所试五言八韵诗也予以取消⑤；(3)采纳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的建议，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⑥上述措施，前两项是从形式上改变文体束缚，后一项则通过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引导士子重视时务及西学西艺，应试者若不能紧随时尚所趋，第一场开始便遭淘汰；但西学之用，应不悖中学之体，不弃修齐治平之根本，只有同时不废经学精义者，才能最终取中。这一设计可谓煞费苦心。⑦
在戊戌科举改革的同时，清廷将兴办学堂与改革书院作为培育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举措⑧，期待学堂科举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使得甲午战后的科举改革，一开始就与学堂发展有了无法割裂的联系，则两者的优劣，常常被时人用于对比评议，而两者的实质差异，却常常被忽略和忘却。⑨这对最终裁定科举命运的影响不容小觑。
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除乡会试之外，学政岁、科试也须在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上相应调整，则科举改章的范围，已包括了童试、乡试与会试的不同层面。根据改章后的要求，院试均由学政出题。有人曾质疑各省学政自身的新学程度，能否把握西学精髓。张、陈两人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应不成问题：一是当时上海译编中外艺学、政学之书，不下数十种，有据可凭；二是科举闱场规则“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三是“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阅，尤非难事”，各省主考、学政年富力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了解时务，胜任出题。⑩总之，改变科考内容，考官可以胜任。
浙江学政陈学棻认为，即便考官不难适应，而科举改章后士子能否应对却不容乐观，因为自八股取士以来，父子师承均以此为宗，一旦猝改，则茫然不知所措，难以适应，易致士心涣散，“浮言变乱，摇惑人心，则祸患实隐而深”。(11)可是，光绪皇帝已认定科举改革与富国强兵息息相关，痛下决心，不为所动。
由于戊戌科并无乡试，会试则已在科举改章前举行，故从当时学政到省会及府州县巡考的情况来看，改试策论最初主要贯彻于童试及岁科试。湖北学政王同愈1898年在各属考试生童和优贡，均曾采策论为试题，主要内容为时务、西学一般知识及算学重要定理等。(12)由于考试内容的变化，传统的阅文幕友也需调整，改聘算学方面优长者担任。
令人遗憾的是，科举改章刚刚展开不久，形势很快就因政变而被逆转。
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懿旨“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13)就科举考试的文体、内容、程序而言，完全颠覆了前述光绪帝八道谕旨有关科举改章的举措。只有对书院改革是否裁撤，尚未明示。
九月三十日，礼部所奏恢复科举旧章(学政全书及科场条例)获准，不过，对于要求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等意见，慈禧懿旨却另有解释：“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14)十月二十五日，上谕对刘坤一所奏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予以谕示，重申前述宗旨，则书院改制保留不变，且“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仍听民自便，不必官为督理”。(15)尽管两宫未以矫枉过正的方法取缔学堂，但仍与此前积极倡导并力责各级官员督促形成反差，对学堂发展确有明显消极影响，各地学务一度陷入停顿。
其实，对于策论是否能为科举改革带来显效，解决选拔专门人才、引导鼓励士子学习西学实学的难题，时人时论看法不一。戊戌政变后，《知新报》载文指出：“科举在所必废”，改试策论只是迁就之策，科考“实以愚民、弱民、毒民者哉，则去之惟恐不速矣”。(16)另一些人在私下则对改试策论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态度。1898年，优贡生王锡彤到北京参加朝考，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感想：“盖本年虽奉旨改试策论，而主考官与应考者仍是从前一班人，当然以小楷端正者入选，尚复何言？”(17)认为要害在换汤不换药，并不看好改革结果。当然，这样的结果究竟是体制本身还是实行者即考生与考官的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至少在当时社会的观感中，以改试策论来调整科举制的功能作用，似乎无补于事。
就清廷主持各地科举考试的学政而言，执行清廷诏令还是十分认真的。湖北学政王同愈发布告示，一方面要求书院与科举改章配合：“向课时文试帖，悉改为经史时务，治经先通小学，治史须究舆地，并研讨周秦诸子，国朝掌故。通中学后始习西学，一曰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是也，一曰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是也，官师课即以此命题。至详备章程，概由各属妥议，惟期勿再课制艺。”另一方面劝诫士子紧跟时势：“近今颇有变科举之议，若再株守旧习，南辕北辙，为诸生计固亦未得。”希望诸生认真研读张之洞的《劝学篇》，“若终日咿唔陈腐八比，则其俗入骨，不可救药矣”。(18)尽管王同愈此时已明显趋向西学“有用”之说，但仍坚持“通中学后始习西学”的治学原则。
除了昭告士子改弦更张外，戊戌政变之后，湖北的科考过程亦有贯彻改革意图的若干举措。1898至1899年间，王同愈按临各属考试岁科所出试题，已有经学、史学、算学、律学、格致、掌故、词章等多种类型，反映出戊戌时期科举改革在革除宿弊方面确有一定成效，并在州县的岁科试中有所体现。复试生童经古，亦有算学、掌故等题，其题型多为策论的变异，内容则明显趋时与趋实。(19)其他各府的考题与此类似，正场延续旧制，经古有所变化，增加了算学、律学、时论、声光电化类的新题型，反映了富国强兵、西方民主宪政等时尚新知。(20)
为了适应科举改章的要求，原科举出身而缺少西学与实学知识的学政不得不设法弥补缺陷。1900年，王同愈受湖南学政载昌之托，为其推荐算学幕友协助出题改卷，王同愈虽然算学不错，其他方面也要增加对新知的掌握，于是向时任新式学堂法文教习的门生胡钧借书：“向借《女子教育论》、《波兰衰亡战史》、《译书汇编》、《国法学》。又托购《教育行政》。”(21)有的乡试考官，亦边做考试准备，边临时抱佛脚，翻阅罗马史、俄国史、希腊志略等西书(22)，以努力适应时势变化下知识更新的要求。
当然，各地科举改章贯彻的情况与程度参差不齐，湖北、湖南比较趋新。由于百日维新夭折，戊戌政变后清廷严厉党禁和全面倒退，令人们心有余悸，对趋新事物未免心存疑惧，纷纷走避，担心八股也会卷土重来。如福建一些府县的童试题目程式，仍基本停留在戊戌之前以默写四书五经命题的水平。(23)
清代废八股、改试策论其实并非自戊戌滥觞，康熙二年曾诏令：“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康熙甲辰、丁未两科乡会试亦曾实施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表判，嗣因礼部侍郎黄机奏疏：“恐将来士子剿袭浮词，反开捷径，……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清廷旋复旧制。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改科举、废八股，亦被否决。(24)戊戌年的倒退，不过是清代科举改革的又一次轮回而已。
二、辛丑至壬寅期间科举改章的落实
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的屈辱，使慈禧在颠沛流离中意识到不变法不足以应变局、救时艰，于西安行在便发布新政上谕，广泛搜求征集中外官员的变法意见。
新政伊始，在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第一折的建议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力促之下，重新启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妥议科举新章原奏的内容，即重新恢复改试策论，且对考试三场的内容与次序进行调整。张百熙的条陈与此前诸多建议不同之处在于，不仅将变通科举与广建学堂综合统筹，且有具体措施和步骤，其主张看似科举学堂截然分途，其实已隐含过渡衔接之意，改科举只是应急和兼顾现状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即逐步走向学堂育才与求才一体化的形式。(25)如此，则科举改革虽以恢复戊戌成案为起点，目标却不再限于科举本身的调整，而是毕其功于一役，“科举与学堂相表里”，促使抡才与培才两者结合，学堂与科举合二为一。
1901年8月29日，清廷相继颁布两道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正式宣布停止武科，文科举部分则须因时变通：“著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26)上谕不仅重新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的内容，即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改变空疏无用的学风，而且较戊戌更进一步，明确所有与科考相关的考试，乃至吏部选录官员的考试，均一律废弃八股程式，改用策论，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时事，以求真务实。
1901年12月31日政务处、礼部会奏，将8月29日改科举上谕的主旨，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内容，对题目类型、字数、书写要求均予以明确规范，重要的变通在于原来生童岁科两考，经古考否，由生童自愿选择，更改为一律必考，且经古与正场并重，为论一篇、策一道。优贡、拔贡及其余会试复试、录科及教习考试，均有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内容。规定不得仿从前以小楷定优劣，馆阁中若有需要拟应奉文字的职务，再专设加试。(27)要求将这些安排逐渐落实到各级科举考试中。
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清廷深恶痛绝，基本是一概骂倒，可是《清议报》所刊载的时论，也肯定此时再度废除八股之上谕，是“新学问新智慧”风行的起点，乃中国变法的曙光。由此可以预见中国的现在及将来。(28)
与庚子年科举改章相适应，1901年9月14日上谕采纳了李端棻、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宣布：“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上谕在强调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教法之大义的同时，要求“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并希望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举办，在慎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卒业应如何选举鼓励方面，准备进一步“悉心酌议”(29)，表明清廷自新政启动，便决意贯彻深化科举改革与促兴学堂并重的方针。两个多月后，政务处、礼部会议出身办法，以使各级学堂相互衔接。(30)虽未将学堂学生直接纳入科举系统，但也考虑给予相应的出身，且未设置任何数额及比例的限制。取士以新学与改良后的旧学殊途同归，这是选材观念变化后具体落实于学堂的重要标志。
考虑到各省学堂基础条件不同，未必能同时遍举，该折拟采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办法，要求先在各地省城设置学堂，增广西学科目内容“分斋督课”，其余则依据条件循序渐进，仿照科举考试的基本程序，由学政和督抚、京师大学堂分别主持考试，按成绩分别等第后由礼部奏派大臣考试，等待对学堂学生的录用。(31)如此，则科举改革与学堂兴办并重，在辛丑之后已成为既定国策，只是新旧学兼容并蓄，抡才与培才仍沿袭唐以来的传统分为两途。
庚子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并重，本为培养与选拔人才相辅相成之正道，但在新政复行、时不我待的特定环境中，人们急于观验改革成效，急于拔擢匡时济世之才以救亡图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比较两者优劣，并以是否“有用”抑或“无用”于时进行简单化判断，对于此后科举的命运产生莫大影响。
就科举改革而言，辛丑条约对科举考试产生了较大干扰。由于山西乃条约规定的禁试之地，两届乡试均为秦晋两省合闱。(32)府县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01年11月28日刘大鹏记：“今岁因洋夷之扰，晋省考试亦皆错乱。太原府属向在五、六月间岁考，顷闻十二月间才考，尚不准在省垣学院开棚，移到徐沟书院作考棚。太原府知府考试童生，亦不准在省，亦将考棚移在榆次书院……，且不准凡诛洋夷之州县一切生童应试。共停二十余州县考试，九月考平定州，只考三处(平定、孟县、乐平乡)”。(33)士子们愤懑的不仅是考试延期，而且是清朝抡才大典竟受洋夷摆布：“自晋抚迎洋夷入晋以来，考试事遂停，太原府试童生期亦不闻矣。学台岁考大典亦不举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沮丧哉。”(34)
禁考不仅打乱了乡村士子们平静的生活和科考日程，也给寒贫之士带来额外经济负担，由于要长途跋涉赶考，有人不得不到处告贷，甚至有人因告贷无着而不能成行。刘大鹏记：“吾晋因戕洋夷，停考五年，遂将乡试事移于秦省，晋士苦于资斧缺乏，皆裹足不前，未闻晋省官吏筹划士子资斧，即有志观光之士，亦徒坐而自叹，无可如何也。”赴外省参加乡试的“山西士子不及二千”(35)，远不符应有之数。
福建的情况亦有类似，虽然该省不在停考名单之中，但关于停考的消息不断传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子们的应考计划。福建漳州府七县，除龙溪、海澄、诏安三县各有考生七八百人外，“其余各县考生仅三、四百名”。(36)福建闽县、侯官县童试，既往每届“报考者各有二千四、五百名，本届仅有一千三百余名，较之从前减去一倍也”。媒体推测其原因：“盖新政将开，八股将废，有志之士别有所营，不屑以此争长也”。(37)对于士子趋新取向的估计似乎十分乐观。
由于庚子年科举改章的上谕颁布四个月之后，政务处与礼部才会奏确定改革的具体操作办法，举行乡试的时间已经临近，且因科举改章，应试内容变化，往日的八股应试之书只能束之高阁，故采买时务书成为士子的大宗支出，占用了赶考的盘缠，许多人要靠借贷才能前往。福建应试士子，因此联名禀请府县官员派官轮解决赶考者的交通问题。(38)
作为科举初阶的童生试，在考试内容与程序上有较大变动，各地官府及社会均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山东青州某县，辛丑年(1901)正月中旬已试文童，十一月，知县崔焕文据改章后的科举要求“再试文童，以初改经义策论，应试者少至五百五十余人，正场榜亦全录，是为考试变法之始。癸卯府属各县考试，以府院试期迫，率在十二月，乐安尤晚。二十五日初复，甲辰正月六日二复，知府曹允源复试，原期于正月下旬，既而以院试期迫，改十六日正场，而补经古场于十七日(向章在正场前)。至期应试此场者，多至二千数百人。既点名偕入矣，以座不能容，复令诸安应试者出，改期再试，几酿事端。”(39)由辛丑县试应试者减少，到两年后府试考生增至“座不能容”，表明当地士子对于科举改章经历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各地落实科举改章显然有先后之别。与湖北、山东有别，亲历光绪壬寅、癸卯河南县试和乡试的魏少游，谈及当年科举考试的改革：庚子年参加的县试还是一派科举旧章，共分为五场，第一场各作八股文两篇，五言六韵诗一首，命题均出自“四书”；第二场作“四书”文二篇；第三场做“四书”文一篇；第四场做“五经”文一篇；第五场只作短篇文一篇。“到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及各县院试，就废除了八股，考试策论、经义了”，“改试头场历史论五篇、二场时事策五篇、三场经义三篇”。(40)
因科举改章而出现的变动并非人人都能适应。就童试而言，与前述山东青州辛丑年的情况类似，山西除定州外，其余府县皆“应试人不满额”。应试答卷的情形也不尽人意。“阳曲县月课生卷只三四十本，童卷只十余本，尚复文不对题。离省八十里之徐沟县，今年县试只有九人。”“福建漳州县试有算学代数题，数百童生竟无一知代数为何事者，间有童生称明珠算，竟以珠算算就写于卷中。题中又有‘拿破仑第一’五字，童生多不知。”(41)
科举改章后并无官方统一编订的教材，湖北秀才朱峙三只能将各省壬寅乡试题摘记于自己日记内，用心揣摩思考，以努力适应科考改章后的变化。(42)他还从各省贩卖闱墨书籍中搜集与总结改章后的“论策格式体裁”及可资模仿的范本，并通过经常阅读一些新锐报刊，了解其内容与文风，以尽快适应新的考试要求。(43)只是士子以旧学接引新知，为功名而潜心试题，所接受的新知往往东鳞西爪，新学似有被变为应付改章后科考的“洋八股”之嫌。
改试策论后，考生对于西学知识的浅薄不断被披露，笑话百出。有应试童生在策论答题时，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之与英国名将威灵顿战于某地”，解释为威灵顿手拿破坏之轮，将德国宗教改革的路德当成仁在堂所卖药品的商标路德。这说明此时一些考生对于新知与时事尚未触及皮毛，鸡零狗碎，胡乱揣度，只为应付科考，完全不得要领。报馆有鉴于此，大声疾呼“科举不废，人才不兴”。(44)
也有乡试主考官意图尝新，而引致守成者非议，甚至有人对趋新者落井下石。湖北乡试题目稍问实学新政，“某侍御竟以试题太新，具折纠参宝、朱二考官，并言宝某昔曾列名保皇会，加以种种罗织之词。两宫恶其支离，将折留中不发。”(45)壬寅科据说的确只有湖北“出题甚怪”，原因是主考官宝熙以张之洞在鄂“开科学风气之先”，先在京中请某新算术家代为预出一道数学题，“以难秀才者也”。据说诸生当中，“除住两湖、经心两书院者略知外，其余恐百分之九十九不懂矣”。(46)
不仅应试士子尚未真正适应科举改章后的变化，书院山长们对改策论亦仍有持谨慎态度、左右彷徨、进退维谷者。1902年1月初，台湾的新闻登载：“自废八比之命既下，曾闻泉州已渐兴新学。顷据泉州人寄书来云，乃知新学虽渐兴，而旧学究未尽废也。泉州本有官课、私课两途，盖官课官自掌之，私课则民立之，各书院官惟代为监督而已。各士子以不得不易其敲门砖故，皆以时务、算术命题，连四书五经诸经义亦不免有不奉行之处。其风气之转移可知矣。独官课反不以时务为奉行，而斤斤于国家取士圣贤之言之八比公然命题，公然批取，几若置清帝上谕于脑后。”(47)泉州的情况与武昌恰好相反，武昌是官课引领时尚，私塾跟风。(48)而在福建其他地方的一些书院，由于对清廷的用意还未能确切了解，山长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甚至“将本年月课暂行停止，拟俟将来考试是否仍用八比抑或改试策论，等确有消息后再行开课，以免各生茫然无所从，浪费工夫。”有的书院则非消极等待，而是将其奖赏花红款拨充购买有用书籍，“储于院中，备诸生流览，藉新耳目”(49)。
尽管1902年8月福建即被通知乡试，考官已确定，贡院也得到修葺，但因各种议论纷纷，以致不少准备应试的士子仍抱观望态度。(50)该省乡试所出题目基本按照上谕要求，分场检测中外史事、西学、时务与《四书》、《五经》义，与戊戌之前的乡试题目有显著区别，反映出科举改章得到实际贯彻。(51)有人认为，“与前较之，尚被士子便宜了”。(52)头场士子有8000余人，三场后则不满7000。取中200多名，应试者与取中者比例大约为30比1。
在当时一名日本记者眼中，科考改革后已是别样风景：“清国各行省考试在即，各士子舍八比而讲求策论者，已争相揣摩风气，以博科名，故上海时务新书日新月盛，唯穷乡僻壤风气未开，不免求闻自囿。”(53)尤其在南方开通之地，由于科举改章，应试者皆多留心史论及中西时务，台湾及福建各书商纷纷采买各种新书，甚至有将旧八比文集之书页用作新书包皮之用，“足见风气所趋，花样顿改”。(54)
士子们匆忙而艰难地应对新知的挑战。曾参加浙江壬寅乡试的钟毓龙回忆：由于改试策论，“三场考对策，所问者为历史政治、制度沿革、利弊得失，大多数士子更为未尝梦见，非求教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头场史论五题，曾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制造即外国情形，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55)。
考官们则是另一番感受。1902年11月，在河南开封担任乡试监考官的张人骏在致其子允言的信中说：“此次汴闱十分安静。点名时，士子(一万一千余人)皆鱼贯而入，绝无拥挤喧哗。头场申初即点毕，二三场不过一两点钟均已入场。据云，如此顺手，为历科所未有。”(56)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考生人数大大少于预期。根据顺天、开封贡院号舍数，应考者至少应在16000人以上，由于借闱造成的种种困难，实际应试者只有往届的2/3，场地及组织较为宽裕从容。其二，对科举前景感到担忧。考生预料此次乡试可能是他们科场生涯的结束，因而更加珍惜。
因战乱展期而接连举行的科举考试，使人们切身感受到考试氛围的浓郁，以至于对科举仍存幻想者大有人在。广东南海县试时，知县裴景福在内场发布告示，“拳匪之乱，罪及八股，本士林一大冤狱。当轴宗匠洞悉源流，苦心调护，改用四书义，非废八股也。”(57)广东乡试揭晓后，“诸新孝廉往谒座师。正考官某一一语之曰：尔等以后八股工夫仍不可荒废，一、二年后必当再复云。”《新民丛报》对此大为感慨：“八股忠臣正复不少。”(58)
有报道称清廷例派各省乡试主考官时，慈禧闻“江苏士子多唱自由平等之说，欲放一宗旨平正之主考，使之挽回风气。王中堂即以杨佩璋荐诸太后……当杨佩璋请训时，太后即谓之曰：‘此次文章，须取其不背圣经，不言新法者……一切去取，犹必汝作主。”这一传闻，使人们对清廷改革科举的诚意颇有怀疑：“观此江南此科，一切所取，必皆不言新法者矣。”(59)对科举改章是否定谳的揣测与彷徨，兼而有之。
三、癸卯甲辰科乡会试趋新更胜一筹
如果说壬寅乡试之际，朝野上下还在观望清廷的动向，揣摩慈禧的真意，此后则停科举兴学堂的态势逐渐明朗。与之相应，各种科考题目悄然发生变化。当时武昌应童试的朱峙三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壬寅年初知县观风出题：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二、“克勤与邦、克俭于家”；三、“陶侃镇武昌论”；四、“振兴商务以何者为急策”。该县“城内交卷者不多，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60)至癸卯时县考、府考试题，内容已至天文舆地时事，涵括古今中外，形式则新旧杂糅、五花八门。(61)
除各府县童生试的变化外，各省乡试所出题目，更能检测与反映督抚、学政作为考官的新学水准。媒体注意到各省乡试题目五花八门，有似策论题，有似赋题，反映出趋新与仍旧的程度各有参差，故有“观各省题目便知主考学问”的评议。(62)而乡试的改弦易辙，又对会试产生直接影响。据说会试考官们私下议论：“此次考试大费斟酌，太旧不能，太新亦不可。又论去岁乡墨，湖北未免太新，山西又不堪入目，能如顺天、江南，而更出以新警则为合格。”(63)这不仅反映了改革期间考官们在趋新与仍旧之间的彷徨犹豫，也显示出各地新旧嬗变程度参差的大致情形。
与壬寅有别，癸卯恩科乡试风气已经大变，各省简派主考前，有御史鉴于“去岁各省主司守旧，不知所变者不少，以至中卷各省纯驳不一，外间传为笑柄。若不认真拔擢，非徒无以得真材、绝倖进，且将来入大学堂肄业，非已具高等普通基础，必至程途紊乱，混杂无归，……率非慎简主司不可。”(64)从癸卯乡试各省简派的主考名单看(见表1)，趋新者确实不少，李家驹、唐景崇、周树模、齐忠甲、绍昌等人，更是其后新政、宪政中的要角，表明清廷对科举改章的重视，并试图贯彻开科学风气的方针。
1903年10月的《鹭江报》第47号登载了癸卯科各省乡试的试题，从中可见较多为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内容，并有与时务结合的明显倾向。(66)一些新的名词、新的知识与概念均通过试题有所反映。
经过癸卯乡试，书院考课也有了模仿的范型。朱峙三抄录的本县书院题目，已将经史与时务结合，对古今中外改革关注甚多：一、“法积久而弊生，去其太甚，足以图治。宋神宗希高慕远，尽变祖宗制度，效法周官，元祐时又反安石所为，绍圣初又变元祐之政，反复无定，国本动摇，论世者遂以金秋之灾归罪安石。试持平论之。”二、“英、法、德、奥，世为仇雠，结会联盟，近数年相安无事。中国自通商以后屡持衅端，欲弥外患而固邦交，究以何者为善策。”四书义题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67)这些题目不仅与时务关系密切，也反映了变动时期中国社会对改革路径取向犹豫彷徨的心态。
乡试之外，癸卯科会试借闱河南举行。该科会试，系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正考官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孙以老成持重一向为慈禧赏识)，副考官为徐会沣、荣庆、张英麟，同考官胡逢恩、恽毓鼎等11人。(68)据同考官王振声所记，该科三场试卷均由孙家鼐亲自出题并监刻，以示慎重而杜流弊。但改卷过程仍按既往规矩分房进行，清廷与正考官并未就改卷如何调整予以措置，在科举改章，考试内容场次均有变化之后，改卷程式与标准均未见革新。(69)改卷者知识结构尚未见明显调整，弃取标准如何落实？
因为癸卯年乡试与会试同年举行，当年湖南乡试副考官吕珮芬所记不无参考：其曾听有人私下闲聊时议及，张之洞“阅特科之卷，其不取者有三：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均不入选。众皆服其宗旨之正。”(70)特科如此，乡试会试自然难逾其轨，即不偏不倚的试卷更易为考官青睐。
《清代硃卷集成》内收录的癸卯会试闱墨，证实了上述宗旨或已贯彻落实。例如关于游学如何能有益无损的策论中，考生金兆丰认为游学者的年龄、经历与学识基础，直接关乎游学成效。因此以聪颖、志趣纯正为游学生选材至关重要，以“培德育为上，长智育次之，而究之以端学术界之宗旨为游学者之准的，而后可以言无损而有益”。考生王寿彭主张严格考选：“凡出洋游学者，必其先通中学而后可。盖中学通则心有所主，不至逐末忘本矣。”其次则应在节费、奖出身、限年例方面予以明确规范。浙江宁波考生夏启瑞则强调：“使不通中学之性理而徒惊西学之智巧，是犹数典而忘祖，驯至不中不西，其不为外人讪笑者几希。……故必正人心以广学术，广学术以储人才，储人材以图自强，然后可以得西学之利而不受西学之弊。”(71)取中的考生，显然已经过前述标准筛选淘汰。
与其他考官日记内只记阅卷数量及考试程序不同，钦定癸卯科会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恽毓鼎记录了自己阅卷的感想：“导士以实学，则读书者多；导士以词章，则能文者众。”其后对改章的情况颇有感慨：“钦命题：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义。故为政在人，教人以身义。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义。各房两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西学发策之弊，一至于此！以此知二场西策之法断乎其不可行也。”在他看来，改策论以试西学是失败之举，其结果不仅欺师灭祖，且易导致士子以西学否定中学。故“枕上思之，不胜愤懑”。(72)
其实，从癸卯会试试卷所反映的情况看，一些士子对西学的了解仍十分肤浅，误解颇多。例如在对西方各国富强原因的问策中，考生田毓璠认为，“中国立国以礼，而各国立国以法，所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是也”。随后的论述则表明其对专制与立宪的区别以及其利弊的阐释含混模糊：“中国立国以礼必有让，所以致天下之平也；各国立国以法必言权，所以导天下之争也。平则不争，争则不平，今争富富矣，争强强矣，富强有止而争不止，搏搏大地，长此安穷？吾又焉知夫今之收效于一时者，而果能立国于不敝也哉！”(73)该考生对西学西政的了解仅限于零散皮毛，答卷显然是为应试而格义附会。
恽毓鼎根据所阅多省会试卷反映的趋向，看到了考试场次调整的利弊，认为科举改革会试三场程序的调整，仍为败笔：“近来西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学术人心，可忧方大。”(74)
恽毓鼎对科举改章后拔擢人才的不信任并非个例。军机大臣鹿传霖与王文韶，竟利用职权之便，对癸卯科新进士录用上下其手，以至于被录用为庶常的61人中，进士前10名亦有未入选者。癸卯会试考官之一的荣庆，为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结局深为内疚。(75)
由此可见，科举改章，由于重视经济、经史和西学，士子备考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引导士子崇尚西学的设想大致可以实现；而置于第三场的《四书》、《五经》义，在应试者“草草了事”和阅卷者“稍予宽容”的交相作用下(76)，必然导致张之洞等人精心谋划的三场并重，以求“精通中西学且宗旨纯正之人才”的初衷难以贯彻。趋新者仍然心有不甘，守成者却已难容忍，顾此失彼，进退失据，难求两全。
自戊戌至甲辰的科举改革尽管疑虑重重、曲折反复、踌躇前行，改试策论最终还是显示出趋新意向。美国学者艾尔曼注意到：“在帝制后期的科举考试里已经体现了诸如自然和历史学科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朝廷和士人考官的双重影响。朝廷出于政治原因，可以拓宽或限制测试的内容，并选用那些既接受过经典文化教育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考官。”(77)
至甲辰科，减额停科举风声渐紧，科举考试的改革也持续进行。朱峙三所在县试头场首题“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义”；二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疑之义”。二场首题“秦始皇、拿破仑合论”；二题“欧洲行义务教育，人皆向学，国日以强。今中国之人，不知应尽之义务为何事，将用何法以兴此教育策”。三场首题“拟修武昌县学堂记”；二题“南楼怀古”。府试头场首题“此谓唯仁人惟能爱人能恶人义”。二场首题“现在世界大势，日俄战争已起，中国宜守中立说”。三场首题“明太祖罢中书省以政事归六部论”；二题“元代疆域雄跨亚、欧两洲，其在欧洲者是今何国何地考略”。复试文一篇，叙范蠡策；终复题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论”。院试改为先试正场，次试经古，头场首题“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义”；次题“不兴其艺不能乐学义”。二场首题“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起朝仪论”；次题“德人理斯特论理财诫洲中勿战论”。复试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义”。大复试题“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义”。(78)这些试题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士林对世界的关注，期待教育救亡，以实现强国之梦；另一方面，置身于世界大势，不得不进行改革，并试图在传统文化的人伦道义中寻求解惑之方。
因慈禧七旬庆寿增开的甲辰恩科会试，给士子增多了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原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则顺延归并到丙午(1905年)、丁未(1906年)科举行。(79)由于1905年9月袁世凯等奏准立停科举，丙午、丁未乡会试均未举行，甲辰恩科会试，便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会试。该科会试，钦点正考官裕德，张百熙、陆润庠、戴鸿慈为副考官，同考官吴荫培、刘廷琛等18人(80)，与癸卯会试相比，考官趋新程度略胜一筹。
1904年5月末，山西举人刘大鹏从《邸抄》上看到甲辰会试的头二场题，切实贯彻了戊戌以来的改革要求，在考试场次与内容方面地有调整。(81)这些试题既含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虔诚，也有稽古求治的急切，以及对国民教育、振兴实业、变法图强的重视，表现了清季学堂与科举并存期间，中西杂糅、新旧并蓄的特征。试题所涉内容广博，古今中外、史实与时事、外交与内政均有，若能真正融会贯通，而非单纯应试，则学识学力必然大为增进。
与癸卯会试相比，甲辰科会试考生对于西方历史与时事的掌握明显增强，思考也有所深入。如在“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护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的答卷中，江苏吴县考生张茂炯列举了自亚历山大王、成吉思汗、拿破仑、惠灵顿等名将纵横欧亚的历史，以证明战争与外交及疆域扩展的关系。而在以日本、埃及为例，探讨聘用西人对国家利弊的另一策论中，张茂炯详细列举了两国在不同情形下聘用外国人的得失，日本只是聘用雇员，埃及则被英法把持操纵其航运与财政，故“二国者，其仿西法也同，其用西人也同，而一强一弱，收效相反者，无他，亦视其主权之得失而已”。(82)在另一题为“泰西学堂之设其旨有三……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实业教育三者孰为(中国现时教育)最急策”的策问中，福建闽县考生王鸿珗的回答，不仅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而且对当时国内各省学堂开办中面临的问题做了概括，指出“陶铸国民之教育，保国之策也；造就人才之教育，治国之策也；振兴实业之教育，富国之策也。三者皆国家所急，欲于三者求急，无已，其以国民教育为首急，振兴实业为次急，人才教育为缓。何也？受完全教育之国民，人人皆人才也，有所执业之国民，则国民可保其国民之资格也，故急二者而缓人才之教育，此就三者求其急。”并要求学部将未善之章程、未备之规范补订之，遍发教科书于全国，优厚学堂出身。(83)对上述同一试题，考生沈钧儒答题则以对各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日本明治以来教育情况的熟悉见长，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提倡尚武教育。(84)两人回答问题的角度与立论均有区别，但均被阅卷官取录，说明科举改章对士子学以致用，仍不无裨益。而甲辰恩科会试的试卷与癸卯科相比，趋新与趋实的程度的确更胜一筹。
考官方面，甲辰科会试对所阅试卷的理据之结合十分重视，浙江湖州考生章祖申，本房原荐批：“第二场纵谈中外时事，缕析条分、洞中窾要，是究心经世之学者。”借闱河南文明堂原批：“第二场以论事对策，极能运用，非板滞者可比。用笔亦有分风擘流之妙。”(85)不拘答案统一，但求论事与论理相辅相成，运用分析与综合概括条理清晰。
随着科举改章已成定局，街头售卖的各种应试复习资料，也以策论为主要内容。如经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陆润庠鉴定的《中外策问大观》，癸卯年春已印售，其将治道与学术列于卷首，而后以内政、外交、时事、财政、变法、官制、科举、国法、法律、政体、议院、天文、地学、兵政、工政、商政、农政、格致、路矿、中史、西史等分类列为28卷。每卷策问题皆试图贯通中西历史与时务知识，如变法卷对英法德奥日各国变法原因、情况均有设问；政体卷则涉及俄国、英国、欧洲等君主国、民主国、立宪、共和制的不同类型与内容。只是有关天文、地理、声光电化等学科，仍多以原理或释词发问，如“问电学之原”，“问重学命名之义”，“化学六十四原质，其中气质、流质、定质各居几何？金类与非金类如何辨别？中国所有者凡几？”等等。(86)有利考生掌握新知的同时，导致新学渐有“洋八股”趋向。
以上情况说明，新政初期，各地不同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三场考试分中西经史时事轮换的谕旨基本得到贯彻，各种策论试题，反映出鼓励学习时务、实学的趋向。由于主考官自身知识的局限，以及题目类型检验侧重的差异，策论试题所涉历史与时务者仍居多，真正实学类试题较少。此外，策论这种类似问答题的形式，是否能包容检测西学的丰富内容，是否能够选拔出急需的人才，促成学问风气的转变和新式人才层出不穷，尚有待观察和时间检验。况且，这只是开端而非结局，诸事伊始，尚未充分展开，岂能立竿见影？
四、老树未能接新枝
新政复行后，在酝酿科举改章的同时，清廷为表明变法求才的决心，将搁置多年的经济特科重新提上日程。经济特科的奏准与开考，乃晚清科举改革中朝野关注之焦点。
戊戌变法之前，严修所奏开经济特科的建议已经获准，然因“百日维新”夭折，经济特科并未举行。1901年6月3日，为了舒缓辛丑条约若干地区禁试所带来的紧张，清廷颁布了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的懿旨：“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择才的标准确定为“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程序方面，要求各部院堂官、各省督抚、学政，为应试者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著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耐人寻味的是，该懿旨有意强调在破格求才问题上，帝后态度的一致，表明清廷对经济特科的重视与期待，试图化解戊戌后朝臣疆吏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依违两可，以免动辄得咎的忐忑：“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望贤才之辅治。尔诸臣当详加延揽，各举所知，共济艰难，以维邦本。使中兴人才之盛，再见于今，则深宫所祷祀求之者也。”(87)因清廷阐明旨意，加之政务处的督催，群臣不仅消除了顾虑，而且竞相表现，陆续推荐者达400多人，以致保荐过滥，为当政始料未及。御史弹劾与责难的奏章不绝于耳。(88)
据参与特科试卷验收官所记，总阅卷大臣张之洞主持覆勘试卷后，初拟一等48人，二等79人，备取59人。(89)后据《新民丛报》报道，此次特科，太后本拟徇张之洞之请而从宽取录，但据说先是樊增祥在召见时“痛诋此次经济特科，多系新党，万不可收用，以为异日之患”；继之吴逢甲具折奏参梁士诒、杨度等18人为革命党，并指控梁士诒为梁启超的胞侄；其后魏光焘又“叠电奏两次历指所取之某某等为革命党，与上海通同一气”，所以，最后所取之卷，“太后亲自拆阅，即将所有被参之名概行撤去”。(90)这一传闻难以确证，不过，围绕经济特科的人员推荐和考试取录，朝中明争暗斗，波涛汹涌，为了平息纷争，避免贻笑大方，慈禧亲自过问并最终敲定人选，合乎情理及其个性。
就最后取录一等袁嘉谷等9名，二等冯善徵等18名的情况来看(见表2)，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者确如言官所说，已服官者居2/3，举贡生监仅占1/3。至于引见后的安排，与历科进士相比，对经济特科人才并无特殊优待(91)，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相比，也没有显示出优势，感觉不到多少“破格”优待的意思(将表2所列取录者考前的身份，与其引见后拔擢的情况对应比勘，便一目了然)，连癸卯乡试考官吕珮芬闻之亦坦言“录用均不优异”。(92)对比此前朝野上下一片破格求才的呼声，以及举国对于设经济特科以改变科举学非所用状况的期待，录用结果反差极大。而且所谓特科即非常科，开科时间不定，何时举行，以何种名目及什么条件进行，基本以当政者的意志为转移。
经济特科的开设及举行，对于那些期待清廷呼应改革的人士而言，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而对于科举制改革而言，并不具备推广应用的现实性与持续性。由于此次经济特科对应试资格的规定过于狭隘，限制相对严格，更有诸多官场倾轧等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使人望而却步。因此，很难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在经济特科已获准开科而尚未开考期间，增广科目以推进科举改革的建议，仍不断呈报清廷。1901年，袁世凯奏请增设实学科，以减少旧科之额作为实学科取录之数，该折奉旨留中。(93)1903年7月，都察院兵科给事中徐士佳奏请在会试中增设兼通洋文的译生。(94)此奏实际上是继经济特科之后提出的另一改革方案，即通过在常科会试增设“译生”名额，拓展取才途径，逐步改变科举考试单凭文字诗赋经义取才的思维定势，解决急需翻译人才的困难。然而，奉旨议复的相关衙门，竟然怀疑徐士佳是因为自己“中学未深”，希望借精通洋文的优势取得科举功名，动机不纯，故“所请应毋庸议”。清廷否决了增设译生的呈请，不准在科考之中给予此类考生以对口检测而获得出身的机会，只是应允有外语特长的举人，在会试之后可报呈礼部，未中进士者即送外务部考试录用。(95)对于考生，是用其所长而对出身方面不予优惠，对于科举，则是不给西文以专门科目的拓展空间。
继徐士佳请增译生中额之后数月，御史陈庆桂亦想借经济特科开科取士的东风，促使清廷在纳学堂于科举方面继续深入，其《奏请慎择出使随员折》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也许基于经济特科引发清廷内部政争的前车之鉴，政务处称，科举改章后已“专重时务”，京师亦拟设仕学馆专门“讲求内政外交之学”，“若再另设特科，转致分歧”，遂以此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97)由是，通过开设特科以进一步推进科举改革的路亦被堵死。
戊戌变法之前，曾有人检讨“科第之不得人，咎在有科无目”。(98)这是当时趋新人士的共识，其学理依据其实是中国的通学通才不敌西洋的分科专才。故而增广科目，讲求实学，拓宽取才途经，便成为晚清议改科举的基本取向。道光中叶至光绪末年，议改科举的诸多奏章异曲同工，无论广科目还是开新科，均旨在科举能够面向实际，接纳实学乃至西学，以期实现取材标准多样化，培才与抡才适应社会需求。(99)然而，由于甲午战前的此类建议往往过于抽象空泛，着力于阐述调整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新旧人才标准如何调适，具体程序怎样安排，未能细致列举；而且各种方案的提出，间隔时间较长，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讨论与决策的成效。
科举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决策者的态度至为关键。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等机构恪守夷夏之大防，不愿改变成法，屡屡阻挠变制。“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100)即使是主持洋务活动的总理衙门，尽管在其所参与的若干次设科议论中，对诬蔑新学的言行有所辩驳，但鉴于反对势力强大，仍最终放弃在旧体制内调整改造科举的努力，转为消极等待时机，因称：“遣使一层，恐有难再缓之势。而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必应先议出使办法。”(101)制度变革的现实要求未能被决策者接纳，局限在议论和方案层面无法推进，使得科举制失去了内部逐渐更新的可能，错过了老树接新枝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
鸦片战争以降，在朝臣疆吏多方呼吁及不断上奏之下，西学与实学仍然始终未能纳入科目，即使在当时被视为炙手可热的权臣看来，也十分费解。李鸿章曾于1875年2月致函刘秉璋，谈及自己奏陈设算学与时务科的建议均被否定时的迷茫与悲哀：“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其执迷不悟，吾则既言之，无可驳也。”“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明知当世人才不能准行，亦断不能办到，但既灼见真知，亦须留此空言，以待后之作者。”(102)李鸿章也许不曾想到，他所等待的“后之作者”，竟需耗费整整22年，才有姗姗来迟的经济特科开科考试。而且一科之后，再无来者。
晚清议改科举，大致可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从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50多年间，虽不断有人提出改科举增实科的建议，然均未能通过朝议，付诸实行。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时势所迫，科举改革进入尝试阶段，改革途径与主要内容，一是严修开经济特科的建议被采纳且付诸实行，只是过程拖沓冗长，加上政争纷扰，效果不佳；二是由康梁等人所推动的废八股改试策论，因百日维新失败而曲折反复，新政初期重新采纳，尚未彰显成效，缺乏后续动力；三是戊戌变法时发布的改书院为学堂谕令，有可能朝着培才与抡才一体的方向发展，省城相对落实较快，而府厅州县受制于条件，师资与经费的困扰较大。
由于这些措施逐步落实以至成效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推广学堂过程中又出现了科举与学堂并存竞争的矛盾，使得自戊戌后改科举的种种举措不断受到困扰。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禁考，朝野上下大受刺激，迅速改变积弱不振成为社会共识，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使人们迫切期待通过改革迅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官民普遍认为改革成效缓不济急，给予清廷以巨大压力，导致庚子之后的科举改革，不再固守于内容变换及程式调整，而是重新考虑既往已被提出的激进方式，不断推出新的办法。1901-1903年，陶模、袁世凯等人便先后提出了立停科举、科举减额的不同方案。
五、结语
由于清统治者对在科举制框架内增设西学实学中额的建议屡次明确拒绝，而趋新人士翘首以待的经济特科考试与引见，并未给予特别优待；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虽在各地各类科举考试中有所贯彻，但进展缓慢，且前景不被看好。而科举文体的改变，也并非朝夕之功。士子们在经年累月的八股文风浸润下，思维习惯与表述方式已成定势，要想改变，诚非易事。科举文体一向偏重测试对词章、经义的理解思考，即使是策论，也以问答形式为主。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和声光电化的实验，单靠自学难以完成西学的系统学习，以策论的方式能否展示和测试学生西学的程度，也颇可质疑。早在戊戌年春天，严修请开经济特科奏折被批准不久，有人已发现“辑录西学皮毛，便于抄拾之书，如《时务通考》等已出，则鱼目杂乱，侥倖门开，则人材亦将不可得矣。盖中国所考实学之策论，多是问其名目耳。若有名目之书查检，则曾学者与未学者不大可分矣。”(103)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戊戌年也提出，即使将新学纳入科举，也不应以科举程式和文体进行测试，“似莫若按照特科六事，径由学堂选举”。(104)要求摒弃旧的形式，直接以新形式表现新内容。张謇乃认为科举难以包容西学与实学的内容，“与其主策论、制艺而翻腾于其中，不若摒策论、制艺而消息于其外”。(105)按照考官恽毓鼎阅卷的体会，载道之文很难担负实学之体，而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实际上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
恰在此时，科举考试冲击学堂教育、干扰学堂发展的消息频繁传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特科的举办以虎头蛇尾告终，徐士佳请增设译生中额、陈庆桂请设外交特科受挫，以及可以完整恰当表现西学实学内容的新科举文体未能及时创制，利弊相权，科举制度自身更新的尝试不复被人们所期待。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俄国败于亚洲新强日本，令国人普遍感到时不我待，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科举与学堂并存期间，学堂学生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使人们大多认同科举有碍于学堂，并据此为废科举的理由。时人皆据西方宪政国家发达富强之例，认为近代西方教育是其国家强盛的要因，与之对比，中国此时的积弱不振，则因科举无法得人。要想摆脱困境，唯有另辟蹊径，彻底改弦易辙。换言之，尽管戊戌至甲辰科举改章的各项措施，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逐步贯彻落实，但变化缓慢，利弊与前景亦众说纷纭，在壬寅以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未能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
1905年9月立停科举的奏章和上谕，旨在排除干扰，加速学堂发展和新式人才培养，以免缓不济急，符合其时朝野趋新舆论的期待，但其唯恐减额缓停被否定，通过权谋方式简化程序、强制终结科举，难免授人以柄，产生此后的翻案纠纷。(106)
注释：
①科举改章，是时人对科举章程与内容、形式改革的统称。涉及晚清科举改章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德昭梳理了康乾至甲午前后变革科举主张的源流(《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杨齐福厘清了洋务时期变革科举的史实(《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何玲对经济特科考试的情况进行了探讨(《清末经济特科探析》，《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马勇对废八股、改策论的缘起及决策过程的曲折有翔实深入的论述(《从废八股到改科举：以1898年的争论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章清认为晚清科举改革凸显策问的作用，“实际与对新知的接引联系在一起”，可通过具体问题，测试士子掌握的新知程度(《“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刘龙心则通过对这一时期各类策问汇编出版物的研究，以及对闱墨中策问考题与答卷的分析，揭示了策论的困境，即“阻挠了中学在致用的意义上与西学接引的可能性”(《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8期)；刘海峰考察了最后一届乡试与会试的情况，肯定“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然学界对戊戌至甲辰科举改章的成效与问题，特别是其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仍缺乏全面深入探讨。
②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③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至六月初一日，关于科举改革及改书院为学校的八道谕旨。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06、213、232、241-242、251-252页。
④《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205-206页。
⑤《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241页。
⑥《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251-252页。
⑦“乡会试三场最重首场，首场最重首艺。”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⑧限于篇幅，另文详论。
⑨科举为取士抡才大典，是选拔而非直接培育人才的社会机制。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了传统的文化价值标准及其判断的基本元素，士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相关条文，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私塾、义学、书院等)代代相传。学堂本为教育、培养人才的形式，两者不能简单对应。近代学堂毕竟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本身即是传播西学知识的平台，而非维持中学圣道的载体，学堂的教育与管理方式，也与儒学传统的读诵经书方式大相径庭。
⑩《妥议科举新章折》，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8页。
(11)《浙江学政陈学棻奏为科举改试策论请饬妥议仍需参用子经旧制以收民心等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朝内政类，03/5617/076。
(12)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90-303页。
(13)《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52页。
(14)《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512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学校项，7210/18，胶片号：537/2592。
(16)《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知新报》第74册，1898年12月2日，第1027-1028页。
(17)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18)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92-93页。
(19)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281-285页。
(20)如算学题有：任何勾股形，其弦和和(原文如此)与勾之比，必若二股与弦和较之比。试作图解；几何学源流考；三角形平分大边，作一线至大角，为分底线。又平分大角，作一线至大边，为分角线。已知大边甲、中边乙、小边丙，求二线之长，其法若何？算学启蒙小长、小平之理，合于正余切线说。其余甚多，大体程度相近。律学题有：论公法四大纲；海洋公利说；西国奴禁论；公法与通例不同辨；西人释理财为办理物料之律学，其说然否？泰西法律院考；公法多阙例，试条举时事以补之；平战条规驳议。掌故题有：内地游民以资屯垦议；日本自强、暹罗自存合论；问中国富强之策何在？广开通商口岸，以杜外侮议；国债亦理财之一说；究心矿学，以兴大利说；西艺原于希腊，西政原于罗马论；英取印度基于商局，试考其本末；西人借通商拓地说；泰西政治多与周官礼合博证；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各国势权异同考；沿海通商互市原始；中国设立商务局利益若何平议；英法存土以遏俄势论；邮政不夺民利说。格致题有：质体循环说；原山；凡物质之收热多而散热迟者，以何为最？试举之；电气速力释义；空气压力与地心摄力异同辨；脑气筋功用说；问轻气上升有无止境？木理曲直解；水力蚀地论；三浪异同辨(水浪、声浪、光浪)；论山石成洞之理；格致之理为天然公理说；凝流气三质因热递变说；论眼簾收放功用。连词章题也有：俄主彼得罗走荷兰，投舟师学管驾赋；送日相伊藤博文归国序；勖鄂中出洋学生文。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287-309页。
(21)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377、399页。
(22)《湘轺日记》，李德龙、余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3、159页。
(23)1901年厦门同安县、闽县的县试题，即仍守旧章，以四书文为首场题。《外事·闽侯试题》，《台湾日日新报》，1901年7月7日，第3版。
(24)转引自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61-162、162-163页。
(25)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第6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3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7-18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27)《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6期，1901年12月31日，第6-9页。
(28)《论中国之现在及将来》，《清议报》第96册，1901年11月1日，“时论译录”，第4页。
(29)《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第175-176页。
(30)《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87页。
(31)《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88页。
(32)护理山西巡抚吴廷斌奏：“本年癸卯恩科乡试，请援照上科成案，秦晋合闱，借闱陕省。如所请行。”《清实录》第7册，折包第517卷，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戊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828页。
(33)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901年11月28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3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1年7月2日，第99页。
(3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2年7月11日、9月28日，第112、115页。
(36)《外事·漳属考试》，《台湾日日新报》，1901年8月14日，第3版。
(37)《外事·闽侯试题》，《台湾日日新报》，1901年7月7日，第3版。
(38)《外事·泉州汇闻》，《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8月12日，第3版。
(39)邱琮玉：《青社琐记》第6卷，清末抄本，崔焕文，青州市图书馆藏。
(40)魏少游：《清末科举考试制度概述》，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5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5页。
(41)《百无一是》，《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21页。
(42)壬寅直隶的顺天乡试，题目包括“汉高祖命叔孙通起朝仪论”，“东西洋商务日兴其要何在策”；浙江第一题为“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论”；江西题为“和五典叙百揆论”，“陶侃用法恒得法外意论”；湖南首题“理财论”，二题“周礼六官与今六部同异论”，三题“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论”；山东则“第一、二题均奇离僻典，不知主考何意”。后来上海杂志颇嘲笑其出典偏僻，士子不知出处，杜撰作文。其首题“越王勾践之谋生聚，秦商鞅之崇告讦，皆急于图强败坏风俗论”，二题“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为下币，而银不为币论”，三题“汉文帝遣匈奴书，和亲之后，汉过不先论”，四题“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论”，五题“王安石青苗钱法误会周礼论”。《朱峙三日记》，1903年8月13日，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293页。
(43)《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335-337页。
(44)《考试笑柄》，《选报》第20期，1902年6月26日，第29页。
(45)《说乡试》，《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18-19页。
(46)题为：弧角之法传自泰西，参以和，较入算尤简，中加减有其法否？中法开方，自正方带纵，以及其求奇零之根，诸法莫不详备。西书顾从简略，优劣之数可得而陈。对数有十进，双曲线二种，道咸诸儒各立新术，已开积微之先。椭圆求周，算式至精之诣，中西各几术？此皆算学中荦荦大者，试为历举其法，加以平议策。《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4-305页。
(47)《外事·斯文未坠》，《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1月23日，第3版。
(48)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3、127页。
(49)《外事·暂停课业》，《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1月23日，第3版。
(50)《外事·观望乡试》，《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8月12日，第3版。
(51)所出题目为：第一场：(1)汉唐宋开国用人论；(2)论勾践焦思尝胆；(3)论子贡出使外国；(4)论唐藩镇；(5)论历代筹边防论。第二场：(1)格致之学中西异同；(2)以中学驭西学策；(3)以周礼春秋证公法策；(4)策试题：兴利为当今急务，西人矿务、铁路及农工商诸政，中国渐次举行，收效尚缓，近年摊派偿款，各省筹办不同，其大宗如盐房粮膏等捐能否经久？此外有何良法以开利源而行之无弊；(5)策试题：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各省遍设官报局，与电报、邮政并行，以期广开风气；(6)策试题：中国矿地甚多，而实力兴办者尚少，近人建矿屯之议是否可行，统筹利弊得失策。第三场：(1)是为子曰中人以上二章；(2)义高子曰禹之声一章义笃；(3)公刘既溥既长，至豳居允荒义。《外事·闽省试题》，《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9月27日，第3版。
(52)《外事·闽省试题》，《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9月27日，第3版。
(53)《外事·秋闱试士》，《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7月10日，第3版。
(54)《外事·制艺无灵》，《台湾日日新报》，1902年7月30日，第3版。
(55)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56)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57)《放八股之救命屁》，《选报》第19期，“所闻录三”。
(58)《杂咀》，《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第28页。
(59)《中国瞥闻·江南主考之宗旨》，《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15日，第5版。
(60)《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115页。
(61)如府试题：“问政治之源本乎地理，地方合并愈多则政治权力愈大，近如德之联邦，美之合众，皆本此意。迩者出洋学生，好创为地方自治之说，充其所言，势必将完全之中国，令之破碎支离而后快。是外人虽不瓜分中国，而中国实自瓜分也。夫以中国今日时局，开办铁路、电线、邮政、航海诸务，合全力以为之，犹恐不逮，岂划地自限反足有为乎？然则其说之谬妄，盖已明矣。试任划中国一省自治，与合中国全境为治，其规模孰大孰小，绘一图以明之。”《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114页。
(62)《说乡试》，《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18页。
(63)《说会试》，《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10页。
(64)《说乡试》，《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18-19页。
(65)此表依据吕珮芬撰《湘轺日记》(李德龙、余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162、184页整理。
(66)《中国纪事·汇录各省乡试头场论题》，《鹭江报》第47册，1903年10月20日，第3版；《外事·粤省试题》，《台湾日日新报》，1903年10月27日，第3版。
(67)《朱峙三日记(1893-1919)》，1903年11月20日，第127页。
(68)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69)王振声：《心清室日记》，李德龙、余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2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9页。
(70)吕珮芬撰：《湘轺日记》，李德龙、余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129页。
(71)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8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242、317-318、337-338页。
(7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220页。
(73)该试题为：“工艺商贾轮船铁路，辅以兵力各国遂以富强，其所以富强果专恃此数者欤？观国者无徒震其外宜探其深微策。”《清代硃卷集成》第88册，第369-371页。
(74)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21页。
(75)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所记：“新进士录用旨下，用庶常六十一人，系由枢(臣)于副单分上中下三层，加签谨拟请旨，此次多出鹿手，王亦持刻议，前十有未入选者，硃愧无力赞助。”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7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21页。
(77)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460.
(78)《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137-138、141-148页。
(79)《清实录》，现月第511卷，光绪二十九年春正月丁巳，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7册，第737页。《外事·恩科举行》，《台湾日日新报》，1903年2月12日，第3版。
(8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81)头场题五：(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秦穆尚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5)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二场题五：(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兴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2)《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3)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存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述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4)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二十余员，遂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利弊得失策。(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4页。
(82)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90册，第183-189页。
(83)《清代硃卷集成》第90册，第119-124页。
(84)《清代硃卷集成》第90册，第161-165页。
(85)《清代硃卷集成》第90册，第76页。
(86)《中外策问大观》，光绪癸卯仲春砚耕山庄石印本。
(87)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懿旨，《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第80-81页。
(88)《近事纪要·奏参特科》，《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11日，第3页。
(89)吕珮芬撰：《特科纪事》(说明：该作者有几篇日记，分不同篇目)，李德龙、余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244页。
(90)《纪事·详志考试特科事》，《新民丛报》第35号，1903年8月6日，第1页。
(91)参见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上谕，《光绪朝上谕档》第29册，第191-192页。
(92)吕珮芬撰：《湘轺日记》，李德龙、余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136页。
(93)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277页。
(94)《紧要奏折·徐御史士佳奏请乡会试增设洋文中额折》，《鹭江报》第34册，1903年6月16日，第9页。另见《外事·乡会试请增设洋文中额》，《台湾日日新报》，1903年7月12日，第3版。
(95)《清实录》第487卷，光绪二十七年九月甲戌。科举中的翻译乡会试，主要针对满洲蒙古的满蒙语译为汉语，并非外国语。乾隆时设，规定五年举行一次。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总第8424-8425页。
(96)是表内容根据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上谕(《光绪朝上谕档》第29册，第191-192页)、同日邸抄、朱批奏折等整理。
(97)《清实录》第496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丁未，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7册，第549页。
(98)甘韩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1卷，通论(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99)道光中叶至光绪末年，以增开实科或开设特科为内容的正式奏章至少有18份，奏请者包括：道光朝祁
；咸丰朝王茂荫；同治朝黎庶昌、英桂、沈葆桢；光绪朝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宝廷、陈启泰、潘衍桐、陶模、孙家鼐、盛宣怀、严修、徐士佳、陈庆桂、袁世凯。实际情况当不止于此。官文、陈琇莹的奏折，意在折中妥协，未包括在内。
(100)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奏稿”，第24卷，第1073页。
(10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2页。
(102)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第15卷，第3607-3608页。
(10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8页。
(10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2-214页。
(105)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106)参见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