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周期性波动运动行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价指数论文,周期性论文,消费者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通货膨胀一直以来是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与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国经济的状况。研究消费者物价指数，有助于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以及能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不少学者利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和检验方法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一指标作了深入的探讨（贺力平等，2008；陈建奇，2008；常清等，2010；桂文林等，2010）。这些文献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相关问题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可以说，它们对于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些文献大多侧重于研究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本身运动行为特征的研究有限，而且用非线性计量方法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的研究不多（王少平，2006；张天祥，2007）。实际上，经济社会中有大量的非线性特征现象，如汇率（刘柏，2008；刘潭秋，2009）、股价存在不对称、时间不可逆、波动跳跃等（刘潭秋，2009），这些非线性特征都是线性的方法所不能够完全刻画与模拟的。因此，本文采用先进的非线性计量方法单独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进行考察，以期了解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则。
非线性机制转换模型主要考察各个不同的机制转换行为，其一般有三个最常见的转换模型（王俊等，2006）：阈值自回归模型（TAR）、尔可夫转换模型（MSR）、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TAR）。不同于阈值自回归模型、尔可夫转换模型两种非线性模型，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中的制度转换是连续的、非离散的，它使机制之间的变化成为平滑的转换，符合经济变量发展变化的渐近规律。因此，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在经济研究中最容易模拟经济现实，使其成为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王俊等，2006；刘柏等，2008；刘潭秋，2009）。
目前，使用二机制的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较为常见（谢赤等，2005；王少平等，2006；张天祥等，2007；陈乐一，2007），使用多机制的平滑转换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模拟与解释的不多。二机制平滑转换模型只能够体现经济现象的两个对立阶段，对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在二机制平滑转换模型中无法得到体现与解释。经济现象的二阶段制往往难以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并在建立其二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平滑转换的三机制、四机制STAR模型，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进行剖析，揭示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的本质特征，为政府部门制定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把物价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三、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TAR）
（一）STAR二机制、三机制及MRSTAR模型
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最初用于对商业周期的建模当中，此后不断地进行改进，用于各种非线性建模当中。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与其他非线性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在两个制度之间连续的转换。最常见的二制度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上述是关于平滑转换的二机制模型，然而有些经济现象用二机制平滑转换模型不能完全刻画其非线性行为。为此，Van Dijk和Franses（1999）将不同的转换变量引入STAR模型建立了多机制的非线性转换MRSTAR模型，他们提出了如下四机制STAR模型：
式（3）即为三机制平滑转换模型。可以看出，三机制平滑转换模型其实就是四机制平滑转换模型的简约形式。
（二）模型的设定及选择
1.STAR模型线性部分自相关阶数p值的确定。自相关阶数的p值可以由AIC或SC来决定；本文选取AIC值最小时的阶数作为自相关阶数p，从自回归的结果来看，p=4时AIC最小，故自相关阶数选择4。
2.转换变量的确定。本文选取STAR模型中转换变量的备选变量有
；
。确定转换变量时，借助辅助回归（4）式及其F检验统计量（5）式，以F值（或其p值）是否显著作为衡量备选变量能否作为平滑转换模型的最终转换变量的依据；在备选变量中，当出现多个备选变量的检验统计量均显著时，则以出现最大F值的备选变量作为最终转换变量。
上文所指的辅助回归为（1）式转换函数的三阶泰勒展开式，其表达式如下：
3.过渡函数的选择。在二机制STAR模型的设定中，对LSTAR与ESTAR的选择采用如下的检验（Sarantis，1999）：
四、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非线性转换的实证分析
（一）二机制LSTAR模型
由前文概述可知二机制STAR模型的自回归阶数p=4，其转换变量选择滞后三阶
对二机制的LSTAR和ESTAR模型依据公式（6）进行选择，结果表明STAR模型拒绝了ESTAR、接受了LSTAR模型。
根据公式（1），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二机制平滑转换模型进行回归，剔除系数不显著变量，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其转换函数图如图1所示。从回归的结果及图1可以看出，紧缩阶段与高涨阶段的转换临界点为c=0.08569时，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处于紧缩与高涨阶段的过渡点。
如下页图2与图3所示，可以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依据二机制模型划分为紧缩与高涨两个过程。在样本数据所处的时间段内，二机制模型能识别出的紧缩阶段为：1990M5-1991M6等；可识别出的高涨阶段为：1992M12-1996M10等。在紧缩与高涨阶段之间，存在二机制模型无法识别的阶段，如1991M7-1992M11、1996M11-1997M3、2004M6-2004M10、2007M8-2007M10、2010M11-2011M2。
从上面的分析及图2、图3可以看出，非线性运动行为的非对称性在二机制转换模型中已经可以很好地显示出来。但其紧缩与高涨之间存在显著不可识别的阶段，强制性地把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分为高涨与紧缩两个过程，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二机制模型的转换速度较慢，说明在紧缩与高涨阶段有存在中间阶段的可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用二机制转换模型来说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确实存在不足。因此，为了更好地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非线性行为进行刻画与拟合，本文在二机制转换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进行扩展。
（二）三机制STAR模型
在对上面的二机制LSTAR模型估计结果进行无剩余非线性假设的检验中，检验结果为：F（12，219）统计量的P值为0.0066，自由度为12的
统计量的P值为0.0046，显然，无论是F统计还是统计，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无剩余非线性结构的原假设，说明两机制转换模型的残差存在明显的非线性。
进一步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三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剔除回归不显著变量，最终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转换函数图为图4和图5，三机制模型回归结果与原始数据对比效果图为图9（其中Y为原始数据直线），从图9可以看出，三机制已经能够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进行很好的模拟。
从表2和三机制转换函数图4和图5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可以显著地分为三个不同的过程：紧缩阶段、上升阶段和高涨阶段。其中紧缩阶段向上升阶段转换的临界点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404（对应于c2=-0.0072），并且转换速度较快，说明消费者物价指数能够很快地由紧缩阶段向上升阶段过渡。而三机制的上升与高涨阶段转换临界点是1.0461（对应于c1=-0.0015），所不同的是从上升向高涨阶段的转换速度相对较慢。
将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依据三机制模型分为紧缩、上升与高涨三个阶段，如图6-图8所示。从三机制平滑转换模型的三个不同机制阶段所处时期幅度来看，消费者物价指数长期处于紧缩阶段，高涨阶段所处的时间较短且较为集中，上升阶段是紧缩阶段与高涨阶段的一个过渡，它有快速回复到紧缩阶段并以相对较慢的速度进入高涨阶段的二重性；说明国家在以宏观手段控制消费者物价指数过快上升的过程中，更需要注重价格指数所处的上升阶段，着重把消费者物价指数控制在紧缩与上升的前期。从三机制模型当中的三阶段转换临界点来看，由于临界点相距较近，表明将消费者物价指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阶段存在较大的难度与风险。
（三）四机制STAR模型
进一步对四机制平滑转换模型进行回归，同样剔除系数不显著性变量，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转换函数图为图10和图11。四机制模型拟合效果图为图16，其中Y为原始数据直线。
从表3及图10与图11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明显可以划分为四个周期：上升阶段、高涨阶段、下降阶段和紧缩阶段。四个周期划分的依据是两个转换函数的临界点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否大于1.0689（对应于
=0.02126）及下降深度变量是否大于0.03536，如当消费者物价指数小于1.0689且下降深度变量
大于0.03536时，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处于紧缩阶段，其他各阶段以此类推。
依据上文分析及平滑转换函数图10与图11可以看出，消费者物价指数能快速地从紧缩阶段平滑过渡到上升阶段，又以相对较慢的速度从上升阶段平滑过渡到高涨阶段，这一结论与三机制模型的结论相吻合；当消费者物价指数处于高涨阶段时，消费者物价指数能快速从高涨阶段过渡到下降阶段。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的非对称性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依据四机制STAR模型，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划分为四个阶段，如图12-图15所示。从图12-图15可以看出，第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周期的紧缩阶段从1990年5月开始；1991年7月进入上升阶段；1993年2月进入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高涨阶段；1997年2月进入短暂的下降阶段；1997年5月进入下一轮循环。为了节约篇幅，不再列举其他循环阶段。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在样本范围内，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处于紧缩阶段的时间最长，下降阶段的时间最短；这也体现出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存在“短升长降”的非对称性特点。
比较三机制与四机制，明显可以看出，在三机制STAR模型中不能体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高涨阶段向紧缩阶段的过渡，在四机制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使得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有了紧缩—上升—高涨—下降的一个完整的循环。同时，从三机制与四机制拟合的效果来看，四机制模型是
=0.9892，
=0.9891，RMSE=0.0069；而三机制模型则是=0.9882，=0.9881，RMSE=0.0071。因此，相比较而言，平滑转换四机制模型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的模拟是最理想的。
199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带动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动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相互印证与一致的。从1990年以来高涨阶段主要发生在1993年到1996年以及2008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通道，随后出现了投资过热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未曾想到的现象，促使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1996年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政策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合理地控制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消费者物价指数由高涨阶段转入下降阶段。2008年，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峰值阶段，GDP增长率超过了14%，同时国外能源价格上涨产生了明显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国内的猪肉价格、粮食及能源价格等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一切都带动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阶段。
在四机制模型估计的基础之上，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样本外的预测，2011M3-2011M8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为1.0533、1.05、1.0474、1.0437、1.0403、1.0372、1.0348、1.0344、1.0342、1.0342。本文研究的成果预测表明：消费者物价指数在2011年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上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大于下半年，全年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423，略高于政府制定的将全年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控制在1.04的目标。全年控制通货膨胀、实现预期目标的压力较大。当然，从理论上讲，当前的CPI还处上升阶段，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CPI运动并没有进入高涨阶段，政府仍然可以通过采取总量对冲、增量控制与适度升值、谨慎加息、适当管制流入资本等稳健的货币政策，管理通胀预期，实现全年的目标。
五、主要结论
正确划分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的周期阶段，认识其在各个阶段的非对称性与持续性，理解其当前所处的阶段，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更加科学地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使我国经济能更加健康地运行。鉴于此，本文运用先进的平滑转换二机制、三机制及多机制模型对我国1990年以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动行为进行了分析。从实证研究的结果中，本文得出以下的结论：
1.二机制LSTAR模型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的非对称性，但是高涨阶段与紧缩阶段的过渡衔接不紧密，两阶段之间存在不可识别区域。因此，强制性地将我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周期划分为高涨与紧缩两个阶段是不科学的。
2.三机制STAR模型把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分为三个阶段：紧缩、上升和高涨。从研究结果来看，三机制STAR模型已经可以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进行很好的模拟，但高涨转向紧缩阶段的过程与机理在三机制STAR模型当中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3.把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分为四个阶段：紧缩、上升、高涨与下降最为合理。四机制STAR模型相对于三机制STAR模型，不仅提高了拟合的精度，而且高涨向紧缩阶段的过渡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使得消费者物价指数运动行为形成了紧缩—上升—高涨—下降的完整循环，符合事物本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四个阶段中，紧缩持续的时间最长，高潮阶段次之，持续时间最短的是下降阶段。这也体现了我国消费价格行为在各个时期的非对称性及“短升长降”、“缓升陡降”的非对称性特点。
4.对上述模型中的结论进行政策含义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如果力度不够，很可能使得消费者物价指数在高涨与下降阶段徘徊，如果此时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极有可能使得消费者物价指数快速进入紧缩阶段；并且由于紧缩阶段的持续性，消费者物价指数将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低态势。根据本文研究的成果，对2011年3月-1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1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前高后低，上半年通胀压力大于下半年，全年的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104.2%以上，对政府实现全年104%的目标压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