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行业亏损”的根源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出路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以来，我国曾经多次发生行业性的整体亏损，这些行业有纺织、 民航、平板玻璃、煤炭、石化、农用汽车等。眼下，作为我国产业市场化典型的家电产业也 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各方都在指责“恶性竞争”造成了这些行业的整体亏损。不错，确实是 恶 性竞争迫使各个市场参与者降低价格，从而造成了全面亏损，但是，为什么要恶性竞争，如 何结束现有的恶性竞争局面，防止新的恶性竞争出现呢，种种观点就不十分确切了。 例如，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监督机制的扭曲是恶性竞争的基础。“在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之中，厂长、经理在事实上控制了企业，但是，他们在拥有企业权利 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总是以虚拟的需求曲线为基础 定 价，而不是以实际的需求曲线为基础定价。……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责任关系上的‘ 负赢不负亏’程度愈大，它的技术愈落后，恶性竞争定价就愈有可能发生”。并且解释说， 西方企业为什么没有发生过恶性竞争，是因为“第一，它们的企业技术优越。第二，西方市 场经济具有正常运作的资本市场与经营者市场，能够对经营者提供相对有效的监督与激励。 第三，私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所有者是‘具有行为能力’的”。据此分析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消灭落后的技术，建立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经营者市场，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培育能 够对国有财产负责的实体，才会使恶性竞争自行消失”。（注：张维迎、马捷，1999：《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第6期。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推断，恶性竞争（注：它是行业性亏损的直接原因。）的发生应该满足下列条件：
(1)行业内以国有企业为主体；
(2)国有企业的技术条件比较落后；
(3)国有企业是非理性的，不具有“行为能力”；
(4)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这一理论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但对现实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首先，如果说市场上国有企业的机制问题是产生恶性竞争的原因，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激励 机制就足以消除恶性竞争，那么，按照这一逻辑反推，那些没有发生恶性竞争和行业性亏损 的行业，只有两个理由：
(1)该行业国有企业不起主体作用；或
(2)该行业的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约束严格的激励监督机制。
事实表明，即使是民营经济占主体的行业，也有恶性竞争的可能，这种恶性竞争可能表现 是一致的，也是价格战，但价格战的背后与国有企业有所不同，可能更多地是通过偷工减料 来降低价格的。虽然这种方式不能以偏概全，但在那些规模小，进入门槛低的行业，这种现 象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在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的行业中，即使在国有企业中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激励约束 机制，也不足以解决恶性竞争问题。激励约束机制能够改变具体企业理性，改变其经营管理 行为，但不足以改变产业组织结构，不能对市场竞争结构与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如果行业 内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价格竞争，并且起点不是恶性的价格竞争。那么，那些建立起了 激励约束机制的企业会如何做呢？办法有：
(1)通过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进行干预，对某些竞争者进行制裁；
(2)建立价格联盟或者“行业自律价”，保护国有企业不受影响；
(3)参加价格竞争，并且逐步使整个行业滑落到恶性竞争的泥潭中；
(4)宣布退出。
第一和第二条道路现在虽然是不违法的，一旦反垄断法出台，这类行为将被严格禁止，因 此此路不通。第四条道路不是企业经营者能够决定的，即使是建立了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的 企业，经营者也不倾向于关闭企业。这是因为目前退出机制还很不完善，退出的阻力大，滞 留的利益多，并且不退出能够继续生存。因此，他们只有决定参加恶性竞争一条路可走。显 然，企业领导人选择这一道路与企业的机制无关。这一点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
最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恶性竞争同样存在，行业性微利亦不少见 ，只不过它们拖不起，维持状态的时间没有我国这样长而已。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一种机 制制约着企业的恶性竞争，这就是退出机制。当产品价格接近或者低于边际成本的时候，企 业将更多地通过退出市场来回避损失的发生。虽然退出壁垒（主要是沉淀成本）也同样存在， 但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低得多。
二、企业亏损的原因分析
要弄清全行业亏损的原因，先要对个体企业的亏损原因进行探讨。
由于企业利润等于总收益与总成本之差，因此，只要从收益和成本两方面来分析就足以解 释企业为什么会亏损。
造成企业亏损的原因，从成本角度看，是因为成本存在不合理的因素。
企业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原材料成本、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税收、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等。对这些成本的分析，应当区分数量和价格。
(1)固定资产折旧，其总量取决于固定资产的总量和折旧方法、折旧率。公式是：
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总量×折旧率=使用中的固定资产数量×折旧率/固定资产利用率 固定资产总量大则折旧高，摊入成本时对成本影响较大。假如公司的摊子铺得大，其中有 些固定资产尚不能及时发挥作用，则这部分闲置固定资产的折旧就成为纯粹的成本因素而无 法补偿。固定资产的总量、闲置固定资产与固定资产总量的比率是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数量的 重要因素。按照不同的会计准则，折旧率会不同，折旧方式会不一样。例如，国内航空公司 通常以十至十二年为期计提飞机折旧，国际上一般以十五至二十年计提。相应地，依照国内 会计准则计算出的公司每年折旧费用较高。因而按国内的折旧率计算，东方航空公司在2001 年中期将出现亏损，但按国际会计准则则未必。
（注：参见《上海证券报》，2001年8月2日。）同时，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不同也导致成 本 变化。例如，政府允许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加速折旧法，这些公司前几年的折旧比率高， 摊入的成本相应较高，后期则比较少。
(2)原材料成本和动力成本。该两项成本分别等于使用数量与价格的乘积。
原材料和动力的消耗与机器设备质量、工艺、管理水平有关。原材料、动力的价格（或者说 单位成本）因素来自两方面，包括市场波动和企业进货过程中的谈判等交易费用。市场波动 因素可能企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但在机器设备质量、工艺、管理水平和交易费用方面 企业应该能够自主。例如，在国外，原油价格的上涨幅度通常要大于汽油价格上涨幅度，原 因在于企业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消化成本上升的因素，甚至也包括使用金融工具这样的手段。 此外，劣质原材料也是导致高消耗的原因。因此，有企业家认为，与其抓销售，不如抓供应 效果更容易体现出来。
(3)劳动力成本。
也要从数量和价格两方面考察。
我们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
劳动力总成本=劳动力总量×平均工资水平=在岗劳动力×工资率/劳动力利用率
劳动力价格受区域性生活水平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以及企业所需劳动力素质高低的影响。劳动力的利用率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和企业文化的影 响。如果劳动力的使用存在刚性，则企业不能自主解散劳动力，闲置劳动力的成本就无法转 化，变成企业的损失。在劳动力不能自主解雇的条件下，企业更多地选择压制工资水平的方 式来控制劳动力的总成本。这种现象在国内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比较普遍。甚 至会出现一个极端现象，为了大量职工的生存从而社会秩序的安定，企业即使亏损也要维持 生产，这就无法用监督和激励机制加以解释了。
(4)税收成本。
对企业来讲，一切税收包括所得税都是投资的成本，尽管所得税是利润的函数。通常我们 所指的利润应该是税后利润，如果没有税前利润，也就没有了所得税。从亏损的研究角度看 ，营业税和增值税及各种税收附加是进入财务成本的。显然，由于企业的税收是由经营规模 和综合税率共同决定的，这两者同时影响企业的成本。政府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对企业的税收 成本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5)管理费用。
包括管理过程的支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管理层次、管理人员的数量、工资率是 管理费用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大企业在面对利润危机时，通常在调整经营规模的同时调整组 织结构，削减管理层次，精简管理人员队伍，减少高工资人员，降低管理人员的工资率。
(6)财务费用。
在某种情况下，财务费用，主要是利息支出是大企业的一项重要的成本。财务费用与企业 的资本结构有关，负债率过高导致财务费用支出过高。负债安排不当也容易造成财务费用失 控。如融资时机、融资利率、融资方式不当都将造成财务费用过高。
以上是对成本的分析。现在来看收益的影响因素。
所谓收益，这里指总收益，即产品销售数量和价格的乘积。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影响 总收益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能够实现的销售量。销售量的影响因素包括产品的适销程度、 定价策略、销售策略、市场需求情况。价格则取决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数量，而不依赖于企 业的成本。销售数量和价格是相关的，收益总量部分取决于价格弹性。
当企业的总收益小于企业的总成本时，企业就会出现亏损，这是对个别企业而言的。那么 ，对整个行业来说，亏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三、行业性亏损的原因分析
企业的亏损通常是偶然的，尤其是对整个市场而言，部分企业的亏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 出现整个行业的亏损或者行业中的多数企业亏损，或者是行业中的几个龙头企业亏损，那么 这个行业就不正常了。
竞争学大师波特（波特，1997，中文版）指出，行业的盈利条件取决于产业组织结构。“ 产业的盈利能力并非取决于产品的外观或其技术含量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产业结构。有些‘ 下里巴人’的产业，例如邮资支付计价器和粮食交易产业利润丰厚，而一些‘阳春白雪’型 的高技术产业，如个人电脑和光缆电视，对很多厂商来说无利可图。”
（注：波特，《竞争优势》（中文版），华夏出版社，1997，第5页。）他把决定产业盈利 能力的竞争作用力归纳为5个方面：供方的价格谈判能力，买方的价格谈判能力，潜在入侵 者，替代产品和产业内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这5种作用力都是由产业组织结构所决定的。 产业组织结构相对稳定，但它随着产业的演化而发生变化，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化趋势对产业 内的竞争具有战略性作用。波特认为，满足买方的需求只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 充分条件，如果产业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例如那些能够显著改善他人的经营效率的产品， 以及改善他人健康条件的产品，就存在一个新价值是被创造者留在自己手里，或者被买方占 有的问题。例如计算机为大量行业提供了装备，大大提高了这些行业的效率，应该说创造了 大量的价值，但是，整机行业中企业数量过多，生产能力过剩，买方力量占了上风，因而供 应者创造的新价值被需求者占有了。那些不能创造较多价值的行业就更加不用说了。而医药 行业由于有各种专利垄断和许可证制度，其创造的价值多被创造者留在自己手里。这可以解 释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中医药企业很少亏损的现象。虽然供求关系在短期内会影响产业的盈 利能力，但长期盈利能力是由产业组织结构所决定的。波特进一步指出，行业的龙头采取措 施以保护产业结构往往比自己寻求更强大的竞争优势更加有效。
既然行业性的盈利能力是由产业组织结构所决定的，那么，影响我国家电行业产业组织结 构的因素是什么呢？
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现有的产业组织结构的形成力量是什么；另一方面，现 有的产业组织结构的维持力量是什么。
我国现有的大多数产业组织结构的形成时期是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虽然目前具有 产业影响力的一些大企业要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但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主要是在这一时期 形成的。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大型企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既有的生产规模的，如钢铁行业的 五大企业，家电行业的十大企业，石油化工行业的几家大企业。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特 殊性在于：(1)多数项目是国有的；(2)短期收益，包括税收和利润丰厚；(3)部门行政色彩 、区域利益色彩浓厚；(4)投资的效益评估缺乏技术支持，比较粗糙；(5)投资资本金约束软 化，有些合资项目和计划项目甚至进行资本金贷款，财务费用高；(6)投资主体复杂，缺乏 总体规划，上马项目过多；(7)项目技术规律考虑不周全，规模小，需要不断扩能才能达到 规模经济；(8)由于所处短缺时期，对市场需求因素的考虑过于乐观。
可以列举三个产业的发展来说明问题。我们所知的电视机的113条生产线就是在这一时期形 成的。空调、洗衣机、冰箱的生产能力也形成于这一时期。为什么会上马这么多项目呢？部 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是主要驱动力。因为家电在这一时期是短缺商品，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取 消了计划供应。由于家电产品的供求严重失衡，产品利润率高企，能够创造较多的超额利润 和财政收入，于是各部门各地区纷纷上马生产，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基本达到了供求平衡。钢 铁行业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由于基础设施落后，钢铁需求在八十年代开始一直需求旺 盛，而用于基建的建材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有限，于是在大企业扩能的同时，一些地方也在投 资上马新项目，最后达到了每个地区都有钢铁建材厂的状态，1985到1990年的五年间高炉增 加101%，轧机增加78%，企业数目达1598家，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秦海、张显吉 ，1997)。汽车产业也与此类似。
现有的产业生产布局和生产能力在九十年代中期形成以后，遇到了该时期以来持续数年的 消费需求不足，一些企业被市场吞没了，另一些稍具规模的企业被保留下来。然而现在出现 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几乎没有多少产业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换句话说，大量的企业找不到 投资方向，资金没有出路。那些经过激烈的竞争淘汰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多数也是在盈亏的 边缘挣扎，稍有不慎，或行业稍有波动就滑入亏损的泥潭。但是，产业内的企业数量并没有 明显减少的趋势，生产能力也没有减少的趋势。而且，相当多的企业打着规模不经济的旗号 在扩能，如石油化工行业。
亏损和濒临亏损的企业为什么没有选择退出呢？因为退出是刚性的。当初建立这些国有企业 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而这些国有企业的控制者实际上仍然 是地方政府。政府作为所有者，其目标与私人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显然不完全相同。在地方上 ，许多企业承担着安置职工和提供财政收入的重任。有些具有经济规模的企业，不但自己是 就业和财政的重要承担者，而且，以它们为中心，在本地区建立了若干与之相配套的企业， 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技术协作链条。一旦作为区域经济龙头的经济关闭，势必 造成供应链的断裂，引起整个地区的经济衰退，因而它们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自 由轻松地退出。
从政府官员的角度看，他们未必不希望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过度依赖某些产业的状态。但 是，这种改变，包括缩小产能、转行、停产关闭，是需要极大的成本的，其风险他们未必承 担得起。职工要安置，固定资产要报废，政府财政收入要减少，官员及经营者的形象、利益 要受损害。尤其是职工安置和财政收入的依赖性并不以官员的更迭而发生变化。我们经常获 得关于西方企业停产、转产的信息，而我国的国有企业除了暂时停产以外，还较少有完全退 出市场。
（注：纺织业是一个例外。我国纺织业的“压锭”，政府支付了极大的“补贴”代价。）停产的代价在于，固定资产的折旧依然存在，部分职工仍然需要支付工资福利。 而退出完全不同，固定资产的折旧不再提取，职工给予相应的补偿后走向社会重新就业或者 领取社会救济。除公用事业和特殊企业外，政府基本上没有支持意愿和支持手段。为了不退 出，就必须维持生产，要维持生产只有三条主要途径，第一是银行输血，包括信贷支持、利 息挂帐、债转股；其次是资本市场圈钱输血，再不行就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政府资产 注入、划拨公有资产、剥离职工、剥离不良资产、土地无偿使用等方式扶持。第三，一个（ 或一群）聪明的企业经营者，在面对行业性亏损时，一般不会选择关闭企业从而退出竞争， 而是向政府争取支持，以求得企业的生存，否则他（们）就“对不起职工”，对他们自己的发 展也不利。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少有企业选择退出这一途径，特别是具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企 业就更难退出。包装上市、经常性重组等现象就反映了这些利益关系。于是怪现象就产生了 ，亏损企业可以连续亏损，但不能停产退出。
即使亏损，竞争仍然不会停止。为了生存，就要竞争，竞争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一些有市 场份量的参与者不让步
（注：例如，在摩托车行业，许多民营企业就坚持低价（当然是以低成本为支撑的）销售。），竞争就向恶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家电行业的情况最为典型，所有 的竞争参与者都不能退出，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恶性竞争。
其实，对所有制而言，退出有两种形式，上面讲的是一种，即关闭式退出，还有一种退出 形式，就是转让式退出。转让式退出在八十年代末以来频繁发生，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方式主要是在弱者与弱者之间和强者与强者之间，强强联手的案例比 较少。成功的企业家（或者说行业龙头的经营者）一般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个性，通常不倾 向于强强联手。而政府从各种利益出发，也并不情愿转让出去。目前，在各个行业，具有一 定 规模的企业大多数已经通过资本市场筹资而派生出作为公众公司的子公司，子公司的经营绩 效如果出现问题，通常由母公司作为第一援助者，如果母公司失去救援能力，则一般由政府 出面给予援助。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是企业的最后施救者。
为什么企业不选择技术创新来回避低水平的竞争呢？首先，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企业一直 在扩张，投资主要集中在生产能力的扩大方面，如个别家电龙头企业的生产能力从几万台扩 张到几百万、上千万台，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多数企业的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低于2%甚至1%可以看出。）其次，技术进步遇到 了阶段性瓶颈，企业技术开发能力有限，技术创新机制没有重大突破，技术人员没有分享到 应有的成果，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再次，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在原有产品的市场份额竞争上 ，无暇顾及技术创新。最后，国内企业基本没有独有的技术，技术仿制和扩散的速度很快， 无法保持足够时间的技术领先以获得合理的超额利润。
按照波特的竞争理论，技术仅仅是竞争的一个要素，并不是产业或企业盈利的保证条件。 只有技术上升到能够保证企业垄断市场的状态时，技术才成为产业竞争的优势。例如，家电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任何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短时期内都将扩散出去 ，基本无法维持技术垄断，因而技术已经不是产业盈利的关键。即使再好的技术创新，也难 以扭转行业长期微利和亏损的趋势。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在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生产 领域，基本上是处于双头垄断的态势，因而计算机产业的主要利润集中在这里而不是整机生 产商手里。这是因为技术保证了垄断性市场结构。
既然国内市场已经不能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为什么不利用国际市场呢？确实，自开放以来 ，不少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还有相当 大的距离。首先，中国企业生长时间短，经营理念不够成熟，经营水平有待提高。其次，中 国企业一直在国内市场摔打，缺少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知识，规模较小也限制了它们开拓市 场的能力；再次，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处理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一直不够成熟，在政府协助企 业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两者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最后，既有的产权结构使得我国企业 的约束软化，容易授人口实，经常遭遇贸易壁垒，如我国许多行业遭遇反倾销就是例证。
目前有影响的产业，因其产出的主体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因而这一逻辑是成立的。那 些民间投资占产出主体的行业，由于不具有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民 间投资通常比较理性，在投资决策上少一些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轻率，一旦遭遇盈利 不足通常会用压缩成本和收缩规模的办法来克服困难。并且，如果行业确实没有前途，它们 一般能够果断撤出，而不是滞留其中参与恶性竞争。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比国有企业多一 份理性，不是直接承担社会责任。
正是因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地方经济社会体系中扮演着难以替代的角色，承担着过度 的外部责任，企业内部化的利益机制被外部化的利益机制削弱、取代，从而不能按照市场规 律建立起退出机制，必然迫使企业在行业内进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行业性亏损。由此可以 推论，家电产业以及其他产业发生行业性整体亏损的内在路径是，利益机制的扭曲维持着现 有的产业组织结构
（注：虽然有资本市场（一个功能严重不健全和扭曲的市场）也没有能够为此作出贡献。
），产业组织结构的僵化、固化使得资本不能正常退出原有的行业，为了 生存，企业之间不得不进行价格竞争，乃至恶性竞争。这种路径是外生的，是既有利益关系 的必然结果，即使企业建立了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企业的个体性亏损可能在激励监督机制上找到原因，但全行业亏损则不是激励监督机制问 题 所能解释的。激励监督机制在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确实是软弱的，但不能据此认为它 是恶性竞争和行业性亏损的基础。上市公司的激励监督机制已经要好于纯粹的国有企业，但 是行业性的亏损照样不会放过它们。多数家电企业已经上市，它们有资本优势，有技术优势 ，有内部和外部监督，但照样亏损，而且，监督机制一边在加强，亏损面一边在扩大。
四、结论：解决恶性竞争和行业性亏损问题的途径
也许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出现过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利益机制 （注：从表象上看，竞争机制是直接的调节者，但如果没有正常的利益机制，竞争机制本身不 能促成产业集中（避免恶性竞争的重要途径）。）自动地调整了这种状态。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中，政府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产业组织 结构的干预，因而现在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在理论上 ，完全竞争被证明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早已没有存在的土壤。
我国现有的产业组织结构已经到了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地步。市场机制已经被扭曲，功能不 能正常分挥，任由市场机制自行缓慢调整将使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浪费。面对即将全面开放的 市场，一些企业将失去成长的机会，大批的企业将被拖死拖垮，矛盾将越积越多，问题将越 积越严重。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行业性亏损的根源在于扭曲的利益机制，要从根本上改变恶性竞争发 生的基础，就要对利益机制进行调整。
利益机制的调整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需要时间，财政收入的替代源 需要培育，就业岗位需要开发。在个别行业，如果辅助措施配合得当，强制性关闭一部分企 业后生产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全面铺开是不现实的。
现有的产业组织出现的结构性失衡，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决。
在需求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范围为产能寻找出路，包括挖掘国内市场和开拓海外市场两个 方向。挖掘国内市场，主要是企业的事情，包括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压缩成本，降低价格 ，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技术特征，在发展方向上有所分工，强 调 专业化方向，加强产品的差异性。行业的龙头企业应从行业长远发展的利益出发，舍弃急功 近利、以“杀价”方式抢压市场份额的做法。开拓海外市场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政府在 这里有许多文章可做。鉴于目前国内市场饱和的客观现实，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将 部分剩余生产能力转移到海外生产，实现海外销售，减轻国内市场的压力。政府应当制定鼓 励企业海外销售的产业政策，并通过立法形式建立起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制度性框架， 扩大市场范围。
在供给方面，应对现有的生产能力进行调整，对技术落后的生产设备强制性淘汰。有能力 的企业可以转产。
纺织业是一个压缩生产能力和集中生产能力的典型。纺织行业从1993年开始连续六年亏损 。1996年，亏损额达到106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亏损83亿元，成为国有工业中亏损最严重的 行业。1997年行业亏损总额为72亿元。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纺织行业确定为国有企业 改革脱困的突破口，提出了“压锭、减员、扭亏”三大任务，计划用三年时间压缩1000万锭 棉纺锭，下岗分流120万人。1998年开始，纺织行业以压锭、调整作为扭亏的突破口，当年 实现减亏26亿元。从1998年开始，纺织业连续三年限产压锭，1999年实现了全行业扭亏为盈 。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压缩落后棉纺能力940万锭，压缩落后毛纺能力28万锭，压缩落后 缫丝能力100万绪，全行业压缩生产能力1/4，分流人员140万人，国有纺织企业实现利润67 亿元。
（注：参见国家经贸委：《纺织工业“十五”规划》，2001年6月26日颁布。
纺织业是政府主导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调整恰好遇上了国内和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回升， 市场转暖，因而其利润受到了这方面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纺织业的调整仍然是一个成功 的案例。压缩生产和集中能力以后，没有明显改变行业的竞争自由度，企业利润仍然是正常 利润而不是垄断利润。而且，政府强制压缩的是落后的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是一刀切，因而 调整后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规模不经济的企业，应通过产权调整，促成强弱合并。规模较大的 企业可以进行强强合并。这两种做法，都需要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及国有控股企业投 权控制者的政府介入。政府可以从国有产权入手，调整企业的产权结构，并制定合乎实际的 产业组织政策，藉此推动市场结构的集中化。
对于掌握大量制造能力的地方政府而言，它们没有责任去优化现有的产业组织结构，仍然 必须通过利益机制引导、驱动它们作出这样的选择。除非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动对财政收入、 就业等它们所关心的切身利益没有太大的影响，它们才可能积极主动地推进结构优化。为了 刺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应当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担当主角，通过协商谈判，推动了企业的产 权购并。可以考虑在国有股权转让时，转让收入首先用来保证职工的安置，如有剩余可以由 地方政府支配。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应创造条件转让给民间资本。对于已经上市的企业， 应继续推动国有股权的转让，提高资本市场上流通股权比例，减少企业之间进行横向纵向合 并兼并的产权障碍。政策上应鼓励纵向一体化兼并，从而消除上下游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减 少企业的市场交易费用。
随着中国加入WTO的逼近，面对市场竞争秩序的日渐恶化，中国必然要尽快出台有关规制， 约束企业的合并行为，如果能够赶在此前完成主要行业的结构调整，就可以避免规制约束， 减少麻烦。从形势发展的趋势看，目前正面对最后的时机，各方面的环境均有利于政府推行 调整政策。但是，政府的调整必须吸取石化行业的调整和航空业管制价格的教训，借鉴纺织 业的成功经验，避免走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