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师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起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和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提法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从学习、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到开始认识到苏联经验的局限，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转变。
为什么在提法上会有这个变化？其理论和实践的根据是什么？又如何看待曾经提出并实行过的以俄为师的问题呢？
（一）
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明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并不是哪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苏联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后苏联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入侵所树立起来的伟大形象，使得苏共当之无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苏联的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和二战后东欧及亚洲一系列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公认的楷模。加上斯大林又把苏联模式的作用和意义绝对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和普遍规律，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效仿，这就使得苏联模式进一步泛化。1947年，在苏联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下，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决议中， 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模式绝对化、神圣化，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无条件地学习苏联，推行苏联的模式。在这种氛围下，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以俄为师，仿效苏联的模式，成了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确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任何偏离苏联模式的倾向，都会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因为抵制苏共对其内政的干涉，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在1948年6月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
当时，除南斯拉夫外的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向苏联学习的方针，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因素：其一，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向苏联学习是他们自建党以来就长期实行的方针；其二，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一度沦为德意法西斯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苏联红军的无私援助在这些国家的解放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后，已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顺理成章地建立了苏联样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三，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且在建国初期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就。
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也是源远流长，情况与东欧的一些国家大体相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多次肯定和倡导苏联建设的经验，认为“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是我们“向前发展的活榜样”〔2〕，提出了要向苏联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但自身还没有实践经验，除了苏联是唯一可资借鉴的模式外，没有其他别的借鉴。而当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我们对苏联模式也没有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认识上存在局限。认为苏联模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在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方面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再有，就是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真诚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派来3000多名专家，承担了156项骨干工程的援建工作， 为我国建立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孤立我们，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对我们封锁禁运，企图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提出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是很自然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指出：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建国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在上述背景和方针指导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并在苏联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应当说，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在实践上也是很有成效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对于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和国防，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学习中缺乏创造性。
那么，为什么在1956年前后，又发生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呢？这也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首先，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开始取得一点经验，对苏联作法中的缺点与不足也开始有所认识。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将胜利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到了党和人民面前，我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此时，已有必要，也有可能探求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对苏联模式中的弊端，是毛泽东最先察觉并指出来的。他认为，在经济工作方面，苏联模式至少存在三种弊端。一是重工轻农，“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是8600万吨，而1953年仅为8250万吨。在粮食收购上，又搞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二是重重轻轻，苏联的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比例为9∶1，“市场上货物不够”，消费资料供应紧张，人民生活贫乏。三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因此，毛泽东提出不能再照搬苏联的一套，要以苏为戒鉴。
其次，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官方和理论界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这引发了我们对苏联经验的思考。
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到1955年期间， 苏联国内对斯大林提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宣传工作中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现象，改变了过去对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的倾向，从强调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到主要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二是不再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而是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三是开始评论斯大林工作中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如农业政策问题、肃反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四是苏联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要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些情况，从其一出现，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促使他重新认识苏联经验中的一些问题。
还在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 就提出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3〕毛泽东这段话是有感而发， 表明他已在重新考虑如何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经验问题。此后不久，在1955年末，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即明确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
第三，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 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为人们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思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供了契机，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地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持有不同看法，并就如何全面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主持起草和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但对苏共二十大在解放思想方面的意义还是充分肯定的。1956年9月， 他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
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他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之后，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二）
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法的变化，除了上述历史条件的因素外，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结合。即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下，创造出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模式，实现模式多样性和基本规律一致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也正是这样。可以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模式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开始变为现实后的又一次飞跃性变化，是在不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曾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形式问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 进一步具体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 ”〔5〕毛泽东在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则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和基本规律的一致性，提到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共同规律的高度。他说：“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6〕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表明， 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又要反映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是实现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的高起点上，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迈出了创新的一步。
1956年4月， 毛泽东在对我国国情进行了长时间的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集体智慧，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光辉著作。毛泽东在这部著作的导语中，就尖锐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主旨，就是直接以苏联模式为鉴戒的。十大关系的每一条，几乎都是将我国的情况同苏联作比较，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有明确的表述。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说：“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当然，以苏为鉴，并不是不要向苏联学习，问题是学什么和怎么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不学短处，也不是对短处置之不理，而是要当作教训加以研究。“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7〕
基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是满意的。他曾多次谈到这部著作，肯定了它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又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优秀文献之一。当然，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看《论十大关系》，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对苏联也只是看到其建设中具体方针政策上的缺点错误，还没有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总体框架中的问题，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而其中很多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对今天仍有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提出论十大关系不久，又在1957年2 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极为重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使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新的实践阶段。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2〕《苏维埃中国》第289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06～5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5〕《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3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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