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话语与农村女性的声音——以白茆山歌为例的观察（1956—196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歌论文,为例论文,党和国家论文,话语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563（2006）03—0055—08
1988年，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提出了一个问题：下属群体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她本人的回答是下属群体不能说话， 尤其是在数重关系中处于下层地位的第三世界女性群体更是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1](P66—111) 具体到中国社会，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村妇女的声音更是支离破碎、模糊不清。作为一个从农村开始立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代就注意到被长期忽视的农村妇女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农村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共产主义革命及党和国家的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特别是进入1949年以后，当农村成为毛泽东时代革命的中心，农村妇女与国家的关系成为聚焦国家／个人、现代／传统、男性／女性等复杂问题的中心。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一个名叫白茆的江南小镇深入展开农村女性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目前有关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多从政府、知识分子、政治家、革命者、男性笔头记录下来的史料发掘女性的历史经验，或者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② 而忽略了民间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江西政权（1927—1934）时代就开始利用民间文化，特别是民歌，发动农村妇女参加革命。在延安时期（1935—1947），共产党文艺干部搜集了大量陕北民歌信天游，并利用信天游的形式编写反映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新民歌，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无疑是国家以政治力量改造民间文化最深入最广泛的尝试。[2] 另一方面，戏曲戏剧、民歌民谣等民间文化形式是农村女性认识世界和表达自身的重要途径，以及保持和扩展自我空间的重要领域。[3](P89—95)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两个问题揭示以民歌为代表的乡民象征世界中，国家与女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在新民歌运动中，国家如何通过民歌这种民间文艺形式动员农村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第二，当民间文化遭遇最深刻的“改造”之时，农村女性能否发声？如何发声？
本文所说的“党和国家话语”，是指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的体制（party-state system），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将党和国家的一切实践合法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它强调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突出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的集体主义思想，根除“小农意识”的个人主义，力求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突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本文集中关注的白茆镇是江苏省常熟县下属一个乡镇，总面积47.9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3078亩（约2216公顷），1950年代末的人口是19813人，多从事农业（水稻和小麦）和渔业，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江南农村。[4](P3) 本文之所以选择白茆镇作为研究的案例，是因为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该地的民歌运动被国家树立为先进典型，向全国示范。1958年9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视察该镇，同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白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称号。对白茆镇的研究将有助于考察1950年代和1960年代国家权力如何对女性进行影响和动员，以及女性在此过程中的回应。
一、新民歌运动与党和国家对民间文化的改造
1928年以前白茆没有国家行政组织，除了向国家交纳财税，以及不经常出现的诉讼案件以外，农民很少与国家政权直接接触，处在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村自治社会中。民国时代这里曾先后设白茆乡议事会、行政局和区公所。1937年11月15日，日本军队进入白茆，设日伪维持会。1945年国民党重建白茆镇，并派驻军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早在1939年5月就已展开，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在常熟地区活动，不久，共产党派民运干部在白茆钱家桥、李市一带以教书做掩护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4 月成立的白茆坞丘党支部有五六位党员，第二年在日伪清乡运动中被迫解散。1942年重建党支部，并在坞丘山、李市、山泾等地发展新党员。1945年9月，苏常太地区大部分党员北撤，白茆保留了三人秘密党组织，后与上级失去联系直到共产党政权进入白茆。1949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常熟，随后建立白茆镇人民政府，建立行政村、组，各乡建立党支部。1951年7月，历时近一年的土地改革结束。1952年，上塘村农民陆福兴组织8户农民成立白茆乡第一个互助组，4年后发展为全乡第一个农业高级社，按高级社建立党支部。1957年，中共白茆乡委员会（后改中共白茆公社委员会）成立。1958年9月15日，常熟县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和平人民公社（后称白茆人民公社）成立，包括14个农业合作社，4700户人家。
1949年，共产党一进入白茆，就注意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和动员。其时出现了欢庆解放、控诉旧社会、歌颂新社会、歌颂党、支持党的政策等内容的新民歌。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地方基层领导根据在江西和延安的经验，建立起一套党的文艺宣传机构。1957年，白茆乡文化站成立，工作人员利用黑板报、画廊、文艺宣传队等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性文娱体育活动。1958年8 月建立的常熟县白茆乡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白茆文联）是在新民歌运动高峰时期负责地方文艺工作的主要机构，由乡党委副书记姜祖根兼任主任，包括委员8人，会员303人。文联在全乡组建了190个创作组，参加人员有303人，包括233名男性和70名女性。与此同时组建的白茆乡文工团包括团员29人，他们自编自演戏剧、相声、舞蹈、歌曲共14个节目在全乡巡回演出，并创作快板、小调等演出材料五十多篇。
国家在农村的宣传方式既包括早期城市斗争经验发展出来的新形式，也利用民间本身的文艺形式。1955年开始，白茆共建立一百七十多个农业俱乐部，通过出黑板报、读报、创作、文明戏、幻灯、小型图片实物展览、劳动状元台、跑马竞赛栏等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激发民众对新社会的认同感。[5] 公社还成立了广播站、图书馆、生产快报、博物馆配合大跃进运动。但最受群众欢迎的新文化形式无疑是每月两次（市镇）或一次（农村大队）的电影放映活动，除了《董存瑞》、《上甘岭》、《历史的一页》、《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庄》等革命故事片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新电影以外，另一类群众百看不厌的片子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从民间文化演化出来的传统片。显然共产党也意识到民间文化在这个江南农村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并非常注意利用民间文化的旧形式讲述新故事。1958年9月，乡党委为了庆祝白茆公社成立举办了一次龙舟赛。 作为水乡常见的一种民间文化活动，划龙船的比赛并非罕见，一般一年一次甚至两次。此次比赛的不同之处在于，龙船上有男有女（旧时认为女人不干净不能上龙船，否则会带来霉运），而且取消了保佑本队获胜的菩萨。类似对传统民间文化形式的改造还包括评弹、书话、地方戏（锡剧、京戏、越剧等）、打腰鼓等，包括推广从北方引入的秧歌，但这些努力的成效非常有限，最有效也是基层党领导最着力的改造项目是民歌。
在1957年文化站致力于推广新民歌之前，传统民歌一直在白茆民间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新民歌的出现大多并非民间自发，而是受到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30年代就开始利用五更调等民间文化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工会成员邹振庭编写了一些民歌、小演唱和儿歌，包括《鸣放》、《小麦状元出五社》、《新婚夫妻比干劲》等，都是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创作的。他说：“乡里领导人要啥内容，给材料，我来编……我写的《鸣放》，就是听了乡领导人报告后写的。”[4](P67—68)
作为有着悠久唱山歌传统的白茆，民歌无疑是对群众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化形式。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把编唱、推广新山歌视为推动生产、搞好政治工作的主要鼓动工具。1958年4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引发了全国性的民歌运动。白茆公社党委配合大跃进运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形式促进新民歌的创作和传播，提出“人人能唱歌，学会五只歌；人人都创作，每人写五篇；人人能表演，队队有演出”的目标。[6] 为了让白茆到处飘扬新山歌，党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干部带头。公社党委8个委员中有5 个经常编新歌，大队干部4／5能编歌，小队干部一半能编歌。（2）推出新宣传手段。当时白茆有墙头诗栏2500处，发表新歌5000首；鼓动牌20000块，一块一首歌；民歌展览会约300次，展出新歌1000首；跃进门口号诗歌约200首；大字报发表新歌40000首。[4](P69、137) （3）利用赛歌会的旧形式传播新山歌。（见表1）（4）组织山歌训练班、农村俱乐部、民校等教唱新民歌。（5）发现尖子，重点培养新歌手。（6）召开业余文艺骨干训练班。1957年冬至1959年初，白茆人民共创作新民歌八万多首，参加创作的有5000多人，占全社人口1／4以上。[4](P41) 到1958年，白茆已经“路有宣传牌，村有跃进门，诗画满墙头，遍地是歌声”。
表1 1956—1966年白茆公社赛山歌活动与山歌队情况
1956年8月
对山歌
1957年8月
对山歌
1958年 万人对歌会，并成立第一支山歌队
1959年秋万人山歌会，并成立第一支白茆山歌创作队
1960年9月
龙王庙门前白茆塘两岸山歌会
1961年9月
白茆大礼堂山歌晚会
1962年3月
白茆小学操场山歌晚会
1963年 白茆小学操场山歌晚会
1964年9月15日
白茆塘畔庆祝白茆公社建社六周年万人山歌会
1965年 新曲调“水乡新歌”完成，并组建第二支白茆山歌队
二、新山歌与妇女动员
中国传统观念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的活动在政府和文化精英的观念里是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的。共产党进入农村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女性的国家意识、阶级意识、政党意识比较薄弱，她们更关心个人生活，对参加集体劳动马虎敷衍。1956年白茆公社开展三查三比运动之前，社员挣工分、干活粗糙的现象普遍存在，[7] 甚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热衷。面对这些困难，共产党如何以新山歌的形式动员女性呢？
首先，党委鼓励妇女通过新山歌忆苦思甜，突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翻身得解放的幸福。通过传唱“过去妇女不是人，如今妇女翻了身”[8](P74) 的观念，新山歌描述公社女性从烦难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没有挂碍一心投入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公社开办幼儿园、托儿所、洗衣组、食堂，女性不用洗衣做饭、烧水带小孩，生小孩有产院，产后还有1个月产假，工资照发。[9] 比较下面两首山歌，旧社会苦媳妇的形象和新社会当家作主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时代下的女性怎能不倍感幸福？
（山歌一）
公社食堂真灵光，
编歌来把食堂唱：
专人做饭不慌忙，
按时上工心定当，
妇女劳力大解放。
从前妇女真苦恼，
天勿亮起身把饭烧，
三顿茶饭忙下来，
干活辰光没多少，
上工常常要迟到。
感谢毛主席好章程，
办起食堂最称心，
妇女姊妹齐出勤，
生产个个争跃进，
今年亩产超千斤。[8](P15—16)
（山歌二）
天窗里亮光光就起身，
头光滑面出房门，
铜勺菜刀轻轻放，
勿要闹天闹地闹公婆。
扫地轻轻扫，
勿要碰天碰地碰家生。
提水要提七八分，
勿要搁浆搁水进大门。
囤里搬米问声婆，
基上拔柴问声公。[4](P97—98)
其次，通过劳动竞赛，增强女性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大跃进中一首广为传唱的新山歌是通过比赛激发妇女的劳动热情：“白茆女英雄，干劲冲破天；行动赛火箭，智谋胜神仙，水稻夺高产；秋后北京见。”[8](P52) 1964年，项宝英等11名妇女组成白茆公社妇女竞赛小组，与其它公社的妇女比赛劳动干劲和劳动成果，她们不怕累不怕苦，和男人一样干活，被人们称为赛过穆桂英的女英雄。[10] 全公社11400多位妇女组织了19个妇代会， 在妇联的领导下真正显示出“妇女能顶半边”的巨大威力。在农忙季节中，莳秧、拔秧等农活大部分由妇女承担了下来，而且妇女心细，干活质量好，棵棵秧莳得整，像五大队“七仙女”莳秧小组莳得人人说好。[11] 甚至新山歌中的情歌也表现出你追我赶、爱情基于劳动、劳动美化爱情、跃进成功再结婚等主题，而不是像传统私情山歌强调对方英俊伶俐、善于调情、通过山歌缔结姻缘等叙述。
再次，树立先进典型，鼓励落后女性。在大跃进运动中，白茆党委提出“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口号，发动社员挑河积肥，并在宣传中推出了女英雄榜样，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的国际妇女节，《新华日报》的记者在参观白茆后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里有三个女英雄，她们是周阿林、顾凤英、罗杏英。在冰天雪地里，她们赤脚做肥料仓库，脚上出血也不喊疼，四天做了八十多亩。她们干活和男子汉一样，人们称她们是女中英雄。……英雄中还有老太太。一个右眼失明的何老太，今年六十八岁了。在这次大跃进中，青年妇女挑灯夜战，她也来参加。老太太能来参加，青年妇女还不干得更起劲吗？就是这样，青年妇女积肥的热潮掀起来了。[12]
接着，公社又隆重推出“万斤大嫂陆彩英”的光辉形象。十大队副队长陆彩英在烂脚又发烧、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仍然带领社员在零下11度的严寒天气敲冰挖塘泥，她领导的小麦试验田和水稻试验田都取得了高产量。在党委书记创作新山歌的号召下，陆彩英尽管识字不多，仍然坚持创作，在大跃进高潮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创作了一百多首新民歌，其中《要得水稻翻一番》传播提高产量的种稻新技术。其他典型还有苦干实干的陈金妹、1天割草300斤的妇女状元周金金、新婚期间带领妇女队连夜赤脚挑塘的董妹和及其丈夫。
最后，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引导女性编唱新歌，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回乡知识青年王凤英在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的帮助下逐渐学会了编新山歌，劳动技术和政治思想也有很大进步，被评为公社“五好”团员和文艺标兵。她能编能唱，成为有名的新歌手。她通过山歌表达女性解放的自豪感：“女性有双解放手，又拿枪杆又拿锄，舞锄刨开金银库，扛枪捍卫祖国好山河。”[13] 原先一字不识的朱阿炳在扫盲班的帮助下脱去了文盲帽子，并且开始编唱新山歌：“三月桃花红喷喷，女性翻身做主人。秋后欢庆丰收年，女将也要上北京。”[14]
通过新山歌动员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热爱新生活，培养积极向上、奋勇向前的精神，党和政府塑造和宣传了一大批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女性形象，1959年，参观白茆公社的吕博然、曾传炬看到这样的景象：
白茆女性一个个都是自由自在的快活人。……这就是她们一天的生活，这种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对她们来说是如此自然，而又如此称心满意，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似的。
怎能不高兴呢！她们成了生活的主人，对劳动充满了炽热的感情，在晨曦未明的时候，她们就在田里操作了。
她们用绳子牵在田里，然后像绣花似的莳起秧来，莳得又快又直，只一眨眼，田里的水就被秧苗映得绿生生的了。
有人领头唱了一只山歌，马上四面八方就应和起来。她们唱劳动的歌，也唱缠绵的情歌，但是这里面没有旧中国女性的悲怆哀怨，而是每字每句都渗透了无比的欢愉。[15](P14—17)
三、新山歌中女性的声音
尽管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山歌动员妇女的直接目的是动员妇女为大跃进建设服务，但新山歌中是否没有女性自发的声音？事实上，女性积极利用党和国家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被纳入国家叙事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空间。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党和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在妇女解放的层面上构成一种共谋互惠关系。
1957年白茆乡召开训练女乡长大会，三社的殷二男说：“过去我常被丈夫打，办了社我和男人都当了社长，有话有商量，家里有权，队里有主，社里有名，大家看得起。”党和国家把农村女性纳入妇女解放的轨道是要妇女走出家庭，顶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而这里女性却利用妇女解放的契机首先在家庭内部争得了主控权。在白茆乡4个社53个女干部中，过去在家庭内部有经济权的仅14个占26％，现在有39个当家掌权，占73.6％，还有14个年轻的虽不当家，但有用钱的自由。妇女支持合作社更直接和重要的原因是从中获得了直接的好处，三社的周秀珍说：“我们妇女过去死活没人问，我养了两个小孩，不到三天下田生产，腰酸背痛生病，入了社我生第三个小孩，社里补贴我工分，我安心休息二十天，爹亲娘亲合作社更亲。”[16]
为了避免涉及“不健康”的内容，新山歌大多描写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或歌颂新生活，情歌占的比例非常小，这些少量的新情歌力主表现男女在劳动中你追我赶、相互竞赛，最后双双成为劳动模范，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女情爱成为鼓动生产激发劳动干劲的次要因素。而在传统山歌中，情爱（私情）是主要内容，男女相悦让双方陷入一种恍惚状态，常常因为贪看对方的面容或声音，不能继续手里的活计甚至发生一点小意外。但是比较下面两首情歌，无论是新情歌还是旧情歌都表现出了男女相恋过程中的某些要素：美丽伶俐干活麻利、相互观看、相互应答（或暗答）、牵手并行的结局。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之所以热衷于演唱“渗透了无比的欢愉”的新情歌，是因为这些歌唤起了与传统私情山歌非常类似的心理感知——男女相恋初时的甜蜜愉悦。在党和国家话语系统内部，一些与传统山歌类似的因子获得了女性的认可。共产党可以坚持社会主义劳动的叙事并占据主流地位，女性也可以默默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互不相扰甚至相互激发。
（山歌一）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罱泥船上好恩情；
船头上哥哥摆动罱篙金钟响，
妹妹摇船赛过凤凰鸣。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秧田好恩情，
哥哥莳秧又快又好六棵六条线，
妹妹又齐又快答郎情。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除草田里好恩情，
哥哥挥动双手眼观六棵棵里稗，
妹妹紧跟哥哥双手除草、眼观六棵、有说有笑好恩情。
墙头上画画一朵云，
画出公社丰收的好光景，
哥哥妹妹喜笑盈盈同上光荣榜，
光荣榜旁边粮山稻囤接白云。[8](P63—64)
（山歌二）
姐勒三层楼里绣鸳鸯，
眼窥塘里有船行，
新戴珍珠勿要看，
要看吊绷做橹好后生。
姐勒看郎针戳手，
郎勒看姐船要横，
十指尖尖擦眼泪，
跳下船头一道行。[17](P76)
在白茆，女性积极回应新民歌运动的典型人物是共青团员陆瑞英（1932—）。陆瑞英从小随祖母、亲戚、邻居学习山歌，“肚里山歌万万千”，是白茆继承传统民歌最多的人。作为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她是乡俱乐部宣传组的成员，经常用山歌、演戏等形式宣传普选、肃反、合作化等政治运动。她还担任过乡妇联主任、妇女委员、“刘胡兰突击队”队长等职务。在新民歌运动中，陆瑞英积极编唱新山歌，带领14个中小学生组成山歌训练队，一边劳动一边教唱新山歌，并多次组织参与对山歌活动，成为白茆著名的山歌手。编唱和传播新民歌，对陆瑞英来说是获得了进入白茆社会活动中心的好时机。只有在党领导的新民歌运动中，山歌的地位才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政治高度，山歌手也随之获得了空前的承认。尽管在一次对山歌活动中陆瑞英的嗓子唱坏了，但其作为老山歌手的形象并没有消退，直到今天还是白茆山歌的一块牌子。[4](P63—65)[17](P475—476)
另一方面，有些女性对新山歌没有兴趣也不会唱，旧山歌又不能唱了，就“闷声不响”。有些青年则“对山歌听不惯，觉得不好听”。[13] 即便是女干部亦并非必然积极响应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民歌运动。1957年7月31日到8月1日，白茆乡召开全乡女队长训练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是激发女队长的工作热情，但开会时有90％以上的干部都抓了花边（常熟女性最重要的副业之一），显然把绣花边当成真正的正事。开会前的调查显示，88个女干部中有56个不高兴工作，五社10个女干部全部不高兴工作。[16] 十大队副队长陆彩英原来也不唱歌，大跃进运动中在党委书记的启发下才开始编唱新山歌，但有些女性并非如陆彩英那样积极回应新山歌运动。1959年时，白茆公社共有19813人，男9771人，女10043人，但在创作新民歌的5000多人中，男性反而比女性多，分别为2750人和2250人。在创作骨干27人中，女性占的比例更小。[4](P138—140)
女性的声音也有与党和国家的话语不协调的地方，这样的声音很多没有被记载下来，并很快被人遗忘了，但幸运的是，笔者在一些报告和文件中发现了作为反面形象的女性刺耳的声音。这些女性用新民歌或口号的形式直接质疑党和国家的话语，表达了自我感知和生活体验。1957年下半年，白茆乡和平一社党委发动女社员参加大放大鸣大争运动，有些女性借此机会表达了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不满情绪：有人认为520斤口粮标准太紧，实行统购统销忙煞妇女、饿煞妇女、冻煞妇女、做煞妇女；下中农毛老太讲统购统销使她“早上无不喂鸡食，晚上无不老鼠粮”；有人说加入合作社不如单干，入了社以后妇女有三多五煞，三多即“妇女病多，担子挑得多，身体坏得多”，五煞即“小囡在家饿煞，落雨妇女滴煞，吃了冷水撒煞，风大冻煞，生活做煞”；③ 有人反映布不够穿，油不够用，人民政府来一样都买不到，样样要计划，太不自由。同时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一世不翻身，赚点钱明里来暗里去。[18] 大跃进时期，公社党委提出“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麦五百，稻一千”的指标，有些人认为这个指标高得离谱，通过漫画和山歌表达反对意见：“栀子花开心里青，党委号召大跃进。指标定了一千斤，一步登天要跌死人。”这些口号、顺口溜和山歌中，发出了另一面的女性的声音。
和其它地区的民歌一样，传统白茆山歌也以情歌为主，所谓“无姐无郎不成歌”。解放以后，少部分情歌被定义为“争取婚姻自由、反封建”的好歌，大多数情歌则被认为是“黄色的”、“不健康的”。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在接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江苏省文联工作人员的采访时说：“过去的山歌，讲私情，黄色的很多，譬如‘夹河看见好佳女，眉毛弯弯像我妻’，‘一位大姐面皮青，十八岁无郎算啥个人？’这种不健康的山歌在解放前满普遍。它促使妇女和青年走下坡路。”[4](P113) 万祖祥强调自己人很老实，从小不唱黄色山歌。但是，黄色山歌的定义非常模糊，哪些山歌是黄色的？哪些是反封建的？政府的文件、报纸中频频提到黄色歌谣，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还发起了一个反对黄色歌谣的高潮，但是我们在这些文件中看不到对黄色歌谣的确切定义。正因为黄色山歌是一个政治正确、定义含混的词语，人们为了保持安全性，必须尽可能远离一切可能被定义为黄色的山歌，实际上，许多人都认为只要是涉及男女恋情的歌，都是不好公开唱的。2001年，笔者在采访70岁的邹雪英阿婆时要求她唱情歌，她一开始说黄色山歌不好在陌生人面前唱。
尽管有被定义为黄色山歌的危险，情歌在解放后的白茆地区仍然很流行，即便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高峰时期，部分地区仍然有旧山歌活动的阵地，这就是为什么党委书记还要三番五次地强调共产党干部的工作之一是要“反掉过去的黄色山歌，使正面山歌传播，使下一代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4](P113)
对女性来说，情歌特别重要，因为私情山歌表现了女性在情爱中的复杂心情和性别意识，性别特征最明显。黄色山歌的概念提出来以后，女性并未完全停止演唱私情山歌，只是这种演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郎在河边唱山歌，
姐在房中暗思量，
唱仔山歌娘要骂，
勿唱山歌要断啊私情。
郎要断情西湖里河干水浅船难过；
姐要断情常熟山翻过来种红菱。[17](P75)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唱私情山歌是在相对封闭和隐秘的场合，大多是在做家务活或三姑六婆聚在一起绣花边、纺黄纱、乘凉聊天的时候相互交流演唱。陆瑞英的情歌就是在绣花边时向隔壁邻居老太学的。绣花边是常熟地区非常普遍的副业之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绝大部分女性或多或少都以绣花边补贴家用或赚点私房钱。女性在劳动之余绣花边，一条能赚五至七厘，一天下来大约能赚四至五角。1958年白茆公社花边收入共8万元，有1200人参加绣花边的手工劳动，平均每人收入66.6元。[4](P5) 也有个别男性绣花边的，但他们一般不和女性扎堆，而女人做手工喜欢扎堆，一边做事一边聊天。老年女性视力下降，不能绣花边就纺黄纱，坞丘山河村有100多台夏布织机。[19](P185) 通过绣花边和纺黄纱，女性获得了一个合法的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们可以讲述党和国家话语之外的自己的故事，用私情山歌表达自己的情爱想象、抒发抱怨、交流持家理财的技巧或者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诫小辈生活的复杂。这些“女人说话”④ 不是公开的可以大声说出的，一旦发现无意或有意闯入的男性，她们就默然不语了。在这个意义上，党和国家话语不曾完全淹没女性的声音，女性用这种默默的、小心翼翼的方式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言说阵地。
四、余论
1966年，江青指出民歌全是情哥郎子情哥妹妹非常不健康，使中国共产党多样性的文艺宣传让位于单调的八个样板戏，在常熟，白茆山歌的地位很快就无法与名闻全国的阿庆嫂相提并论。尽管白茆山歌依然被当地人民传唱着，山歌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中心舞台，直到1976年， 重新组织的万人山歌会标志着白茆山歌的回潮。2000年5月，白茆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197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话语并未完全消失。可作为例证的是70年代后创作、现在仍然是各场山歌活动保留曲目的新民歌《白茆人民爱山歌》仍然保留了毛泽东时代党和国家话语的痕迹：“白茆人民爱山歌，首首山歌党教我。千人唱来万人和，声声句句震山河。”除了少数经典作品，大跃进时代创作的数量繁多（1960年统计有8万首）的新民歌完全被人遗忘了，白茆传统山歌的再次崛起是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
虽然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视为实现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但国家尚未真正把性别关系纳入社会变革，而仅仅是将“妇女解放”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取得成功的标志。[20] 新民歌运动集中体现了国家如何利用“革命通俗文艺”（revolutionary popular art）[21](P64) 的形式发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通过新民歌运动，白茆女性被建构成一种无私奉献、热心劳动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在与党和国家话语的关系方面，一方面，她们在党和国家话语体系内讲述自己的经验，与党和国家话语保持一定的同谋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她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主流话语，在自己的女性圈子里言说。
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农村女性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权力互动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言说？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使党和国家话语逐渐变化，农村女性的言说策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注释：
① 李小江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由女权主义运动所启动。见李小江等：《身临“奇”境——性别、学问、人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 例如Laurel Bossen.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Yunna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宝森桂著，胡玉坤译：《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1950s,Signs 28(1):43—72; Anne E.McLaren,”The Grievance Rhetoric of Chinese Women:From Lamentation to Revolution,Intersections:Gender,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No.4(September 2000)，见网页http://wwwsshe.murdoch.edu.au/intersections/issue4/mclaren.html.
③ 常熟方言，意思是因为妇女必须下田劳动，不能照顾家里的孩子，孩子在家里挨饿；下雨天妇女还得劳动，更辛苦；没有热水喝，喝不卫生的凉水很容易生病；大风天在田里劳动身体容易冻伤；劳动任务又特别繁重。
④ 常熟方言，女人之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