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文[1]2002年在《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着重研究1953—2000年期间我国货币供应波动问题。其研究目的是力图揭示建国40多年来我国货币供应波动的规律和特点，分析货币供应波动的成因，并积极探求熨平我国货币供应波动的基本措施。除了绪论部分以外，本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包括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逻辑体系。第一章从我国建国以来货币供应波动的历史资料入手，考察了我国货币供应波动的性质、特点和各波动周期的长度、波动幅度、频率及组成阶段等。第二章主要探讨货币供应波动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动是如何最终引起货币供应波动的。在货币系统内部，本文一方面分析了存款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对于货币供应波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分析了货币乘数及基础货币的变动对于货币供应波动的影响。在货币系统外部，本文探讨了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经济政策对货币供应波动产生的影响。第叁章主要研究货币供应波动的合理范围并且提出了如何熨平我国货币供应波动的措施。第四章对全文的内容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与概括。
陈黎明[2]2002年在《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货币化、货币商品化、资本货币化己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货币日益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货币供应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研究货币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货币稳定问题。货币稳定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货币本身价值的稳定；二是货币供应的稳定增长。本课题研究侧重第二个层面，目的就是要在借鉴中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就我国的货币供应波动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探索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的轨迹、规律及适度区间，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经济体制的货币供应监测体系和调控体系。论文由四个部分即四章组成。第一章首先界定了波动的意义，并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供应的波动情况。文中明确指出，货币供应波动研究的重点是货币供应的周期波动，涉及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52-2001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值，其中货币供应量选择M2。第二章在重现中国货币供应波动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的基本特征和阶段特征，并指出正确认识货币供应波动特征有助于科学应对货币供应的正常波动，减少损失，提高效益。第叁章重点探讨了不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货币供应波动适度区间，文中讨论了适度货币供应参照标准的测算方法和货币供求平衡的相对性与动态性，构造了货币供求增长率偏差系数W作为反映货币供求关系状态的指标，还提出构建货币供应监测指标体系的对策主张。第四章则在确保实现货币供应适度、币值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的前提下就中国货币供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调控模式、传导机制和实际操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章泽武[3]2002年在《中国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货币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货币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以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货币经济理论产生以前的实物经济增长理论中，往往只有实物资产一种形式，而完全排除了货币金融资产。为了弥补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缺陷，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货币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的引入会改变均衡增长路径；一旦货币收入对人们的消费和储蓄产生持久性的影响，货币供给这一短期经济变量就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在我国理论界，对货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着不同观点，尽管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之争，其实质是对货币在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之争。为了澄清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对1953年至2001年中国货币供应波动周期和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的周期、波长、波动趋势和波幅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在整个48年间，按波幅超过10％的标准计量，经济增长和货币波动都可分为六个周期，并在周期、波动趋势和波幅上呈现出一定的对应性，且货币波动周期呈现出滞后经济周期的特性。为了更好地揭示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进一步研究1953年至2001年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6)的基础上，给出了在整个48年间经济增长是因、货币供应是果成立，货币供应是因、经济增长是果不成立的回归分析。由于该结论以弱相关为回归分析基础，因而这一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考虑到制度变化的影响，本文将这48年分为计划经济时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和加速市场化时期叁个阶段，对每一时期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的因果关系重新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验证，得出了阶段性因果关系的结论。并从货币供应控制、资本形成和货币化进程的角度给出了产生阶段性因果关系的解释。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经济增长中的货币供应建议，即实行单一规则下的货币目标区间控制。
吴承礼[4]2016年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中认为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效应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国际货币经济学的重要议题。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百年一遇金融危机而采用的货币政策实验,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对大萧条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曾极大丰富了货币经济理论一样,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研究亦将推动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国际货币经济学理论。从美元体制下的金融史可以看出,美国货币政策的每一次由扩张向紧缩的转向都曾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受到美国实施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且,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协调和合作不仅事关两国的经济发展,甚至还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乃至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迁。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方式与进度,定量刻画并预期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效应和资产组合再配置效应影响人民币汇率,冲击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最终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和趋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将有助于降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外部性,亦有助于降低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在金融危机导致货币政策的泰勒规则失效以及众多金融机构濒临倒闭困境的情况下,美联储采取购买资产等大量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开启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验。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联储资产总额增长了近一倍,基础货币增长了近叁倍,货币供应量增长了41%。从美联储资产结构来看,国债、联邦机构债务证券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所占的比例增加,而央行流动性互换类、商业票据融资类等短期金融资产占比缩小;从美联储的负债结构来看,美国金融机构存款占比快速增加。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013年初宣布放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程,2013年11月触发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失业率标准,2013年12月公开宣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计划,开始缩减购买资产的规模,至2014年10月将资产购买数额降为零。可见,2013年12月是美联储由扩张性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转折点,说明美国迈出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步即减少购买资产。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首次提高利率,说明美国开始实质性地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迈出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二步。接下来,美联储将在继续提高利率的同时,逐步出售资产,使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见,美联储从货币政策微调直至最终实现转向,会采用降低短期借贷规模等措施,以谨慎、渐进的策略退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就是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引发上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以及美国货币供应量从扩张转向紧缩的逆转过程。当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仅是放缓增速还未出现显着收缩,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的占比也基本维持不变。当前,正处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叁步的进程中。但可以预期,伴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部完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及美国货币供应量会恢复常态。伴随着美元流动性从宽松转向紧缩,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自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元兑人民币已升值近10%,基本抵消了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幅度。美国实施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对称的,但对巴西雷亚尔汇率的影响却明显地非对称。从长期均衡关系看,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中美两国的汇差与利差的关系符合利率平价说。货币模型分析结果亦表明,美国无论是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还是通过提高利率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将使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亦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人民币贬值、全球流动性收紧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等因素必然会引发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波动。伴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而对美国的进口额大幅度萎缩,使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进一步加大。但是,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均出现了萎缩,只因进口下降幅度更大而出现了衰退型顺差。这可能是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人民币贬值拉动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经济复苏先于全球经济复苏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全球经济增长受制于美元流动性的收紧,降低了其它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流动性困境,从而使得中国尽管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但是出口总额却下滑。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启了美元升值的通道,进而提高了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抑制了中国从美国进口数量,通过降低大宗商品价格使中国的进口金额减少,并通过财富效应抑制了中国居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也证实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则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却会降低中国的出口总额;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高了美元利率,则会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的出口总额。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效应和资产组合再配置效应必然会冲击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面临着资本外逃的压力,并使中国资本账户顺差和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下降。但无论是从美国渐进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策略,其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取向已经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发生背离,还是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引发的资本外逃压力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引发国际资本流动转向会直接冲击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同时还会通过利率和汇率波动增加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可能会刺破美元流动性泛滥时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实证分析表明,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货币供应量下降,会对中国上证A股指数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若美国通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升了美元利率,则会使中国上证A股指数显着降低。可见,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引起了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是决定其对中国金融体系负面冲击的关键。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并最终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中国亦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政策消化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化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模拟中美经济环境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表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受收入机制传导效应、利率机制传导效应和货币价格机制传导效应力量对比的影响,更受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这种复杂性在现实中表现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降低了输入型通胀的风险、降低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风险,从而为中国改革金融体系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亦增加了短期内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和经济下行的压力,甚至有引发引发泡沫破裂和风险,而且还会通过拖累全球经济,产生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冲击。实证分析亦表明,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下降时,即没有产生大规模的资本回流美国的效应,其对中国的产出有积极作用,但是影响并不显着。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幅提高了美元利率,则会对中国产出形成显着且长期的负面冲击效应。从间接影响来看,美国以提高利率的方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会对中国产出形成积极显着的影响,但是该影响存在时滞。美国以提高利率的方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渠道会对中国产出虽然有积极影响,但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影响均不显着。面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加强国际间政策合作,积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完善预警体系和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既在积极控制外部风险的同时,扎实推进经济和金融改革,落实经济发展战略、保证自身经济健康有序才是对冲外部冲击的根本。
向书坚, 徐海云[5]2011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周期波动特征》文中认为货币供给的周期波动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其周期波动的测定与分析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本文首先对我国M0、M1和M2叁层次货币供给的时间序列进行HP滤波与平稳化,然后利用现代谱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周期波动特征进行了测定与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0和M1供给均存在季节波动、3年、6个月和4个月左右的周期波动;M2存在10年、4年以及3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所有层次货币供应的变动幅度与长期趋势间存在线性关系。
魏玲[6]2017年在《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现如今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步加深,世界各国的经济展现出越来越普遍的联动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各大经济体纷纷通过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提振本国经济,而这些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也让全球经济和货币体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使得我国的经济会更多的曝露在世界经济格局之中,也将面临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冲击。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政策变化更是对全球其他经济体造成显着的溢出效应。中国长期以来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经济往来,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势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为准确研判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本文将通过建立允许截距项、系数、方差和协方差项都可以随时间变化的TVP-VAR-SV模型,利用贝叶斯框架下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以货币供应和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考察美国货币政策的经济变量,并选取中国货币供应量M2、7日质押回购利率、中国工业增加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PI指数、中国对外出口、中国外汇储备以及信贷规模来考察中国经济变动。实证部分本文重点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即期、中期和长期溢出效应,另外分析了分时脉冲响应情况来区分美国量化货币政策推出和退出这两个不同时点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外溢性。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1)美国货币政策在调整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了“以邻为壑”的负向溢出效应;(2)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会对我国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3)我国信贷规模在中短期内受到了来自美国货币供应的正向冲击,但长期来看正向推动效应并不是很显着;(4)美国扩张货币供应会使得人民币汇率升值,但正向推动效应呈削弱趋势,且量化宽松期间该正向推动作用也存在滞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后溢出效应出现转折,美元加息会促使人民币贬值;(5)美国量化宽松期间货币政策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冲击由持续10期左右的负向效应转为正向推动,退出量化宽松之后负向效应更加显着;(6)出口对我国经济贡献率逐渐下降,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推出量化宽松之初我国对外出口增加对中国产生的正向推动,但该正向效应逐渐削弱直至跌破零值。(7)与利率平价理论不同的是,我国利率与汇率的关系整体呈现出正向变动趋势,且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之后该正向溢出效应更加显着。
姚领[7]2011年在《货币供应总量、结构与经济波动》文中研究表明经济波动理论、货币与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对货币供应的作用,以及货币供应对经济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并得出了主要观点：经济与货币供应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表现为货币供应短期对经济有影响而长期中性。但是,系统研究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文献较少,货币供应有总量和结构两大衡量指标,已有研究往往集中于探讨货币供应总量与经济的关系,而忽视货币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我国当前货币供应总量快速增加,货币供应结构也在不断调整,通胀压力较大,经济难以实现平稳快速增长。本文对货币供应总量、结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货币供应对经济波动具有显着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供应变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着的影响。无论是狭义层次货币还是广义层次货币均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物价、进口和出口波动产生影响。具体地,在第3章中,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影响显着,货币供应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具有滞后期,大致为4-8个月。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各个宏观经济变量(投资、消费、物价、进口、出口和GDP)对M1、M2均较为敏感,且总体上有时滞效应。证明了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确实存在联系,并且货币可能具有平滑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是相机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供应可能本身就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如：当货币供应是不规则等情形出现时)。在第4章中,我们建立了较为科学的计量模型,再一次证明货币供应对波动存在显着影响。2.经济波动能够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动。研究发现,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经济波动对货币供应也存在较大的影响,也即是经济的非平稳的运行,必然导致货币供应的相应变动。第4章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与经济波动互为原因,也即是经济波动是引起货币供应(包括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原因。第3章的脉冲响应发现,在总产出、投资、消费、物价、进口和出口的冲击下,M1和M2有不同程度的响应。其中,M1对GDP、投资、进口和出口的冲击响应较大,但对消费和物价的冲击不敏感,几乎没有响应,表明狭义货币供应受总产出、进口、出口的影响。M2对GDP、进口、消费的冲击较为敏感,而对投资和物价的冲击基本上没有响应,对出口有一定的响应。3.不同层次的货币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不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M1、M2对经济波动都有显着影响,但是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冲击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作用的方向不一致,狭义货币M1对GDP冲击的作用是负向的,即M1具有抑制经济波动的功能,而广义货币M2对GDP冲击的作用是正向的,即M2为总产出波动的冲击源。其次,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对总产出的冲击力度不一致。在M1冲击下,GDP刚开始没有变化,但是其影响逐渐增大,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大,然后逐渐衰减,而在在M2冲击下,GDP刚开始不受M2冲击的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逐渐增大,并且在第8期达到最大,之后较长时间内存在影响。而且M1作用下的总产出响应值(冲击响应的最大值)要大于M2作用下的总产出响应值,表明受M1的冲击作用GDP响应更敏感。同时在总产出的冲击下,M1的响应程度较小,而M2的响应程度较大。最后,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与投资、消费、物价以及进口和出口互为冲击源时,响应程度并不相同。4.货币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存在密切联系。已有的关于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往往基于货币供应总量的视角,而本文从货币供应变化区分为总量变化与结构变化,对货币供应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二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将货币供应结构纳入计量分析模型进行拟合进一步显示,货币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显着的影响,系数为0.16,方向为负。脉冲响应结果显示经济对货币结构变化的冲击有积极的响应,具体响应为期初几乎没有影响,然后负向的响应逐渐增加,在第二期达到最大,之后衰减,并在第5期后没有了滞后响应。这对我国货币实践有较大的启示,长期以来,我国货币调控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供应总量,造成的结果是变动货币供应量对调控经济运行的效果有限,其中可能的原因就是忽略了货币结构的变化,因为货币当局调控货币供应以调控经济,但是由于M1更直接受调控的影响,而M2变动较缓慢,势必会造成货币结构的变化,进而可能抵消总量的效应。因此,货币实践应当适当关注货币结构的变化趋势与速度。5.需求因素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本文在第4章实证研究货币供应总量、结构对经济波动影响时,引入了国内吸收和国外需求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发现,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同,需求因素是我国短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具体地,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国内吸收和国外需求是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但是没有反向的因果关系。计量模型回归后发现,国内吸收的回归系数为0.427,也即是国内吸收波动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会引起经济波动同步变动0.427个百分点,验证了国内吸收是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国外需求的回归系数为0.450,表明国外需求每变化一个百分点,会引起GDP波动率变化0.450个百分点,证明了随着我国经济不断改革开放,国外需求已经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国外需求的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具有较大的影响。脉冲响应显示,我国国内外需求能够明显引起经济波动,从影响程度来看,经济更容易受国外需求影响,也验证了我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出口,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因此,为了更好地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应当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为了为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经济实现顺利转型,应当提供良好的货币供应环境。需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实行有弹性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2、优化货币供应结构；3、明确以广义层次货币供应量为调控重点；4、变外需拉动为内需驱动经济模式。
陈黎明[8]2002年在《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特征的统计分析》文中认为货币供应波动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考察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 ,中国货币供应在 195 2— 2 0 0 1年间已经经历了六次显着的周期性波动。从波动的性质来看 ,六个波动周期都属于增长性波动周期 ,周期长度和周期波幅则各异。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的阶段特征表明货币供应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 ,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特征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货币政策的执行等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阎虎勤[9]2008年在《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我国1952—2007年期间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周期性循环运动规律,提出我国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在传统“产出一物价”型Phillips曲线长期模型中,加入了表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乘积效应的交叉乘积项,建立了表现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有理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的交叉乘积项对于模型稳定性和误差都有显着影响;在以经济增长率为横轴、以通胀率为纵轴、以有理函数的两条渐近线交点为原点所构成的坐标系下,四个象限就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四种状态;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运动规律具有在四象限之间逆时针周期性循环运动的特征。第二,本文采用ARDL、VAR、VECM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结构性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在1979年以后,不论短期还是长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都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短期中,二者之间的长期不均衡会同时互相做出调整;长期内,二者的滞后一、二期对当期具有显着影响。而根据1978年以前数据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1979年以后的结论正好相反。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第叁,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与通胀的波动性以及波动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发现:与1978年以前相比,1979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增长平稳性增强,经济波动的财富损失较小,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波动周期之间具有很高程度的同步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价格指数大大提高,所以通货膨胀税也大幅提高。第四,本文分析发现:为了保持我国宏观经济在低通胀(3%)下快速运行,我国整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控制在7%—10.6%范围以内。
王润华[10]2015年在《人民币发行方式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自2002年以来,购买外汇成为我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在2004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七年多时间里,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在这期间,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从43490.01亿元增加到235159.32亿元,我国通过购买外汇发行货币的方式对利率市场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发行机制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人民币发行方式如何适应利率完全市场化的要求呢?这是本论文要系统研究的问题。本文采用逻辑推理的理论分析、关系等式的数学推导、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分析[具体包括: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人民币发行方式与利率市场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利率完全市场化对货币政策框架的要求,提出了人民币发行方式的改革措施,并分析了利率完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和时机,提出了利率完全市场化改革的步骤和措施。本文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研究了货币发行方式。货币发行方式表现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动;购买国债、购买外汇和央行贷款是叁大主要货币发行方式,其中买卖国债可以有效地稳定市场利率,买卖外汇更多地是为了稳定本币汇率,央行贷款可以有效地防止市场利率过度上升;基于央行损益的视角,国外中央银行十分重视自身的资产风险管理。境外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呈现“买卖国债为主、央行贷款为辅”的特点。购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货币发行方式的主要特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外汇头寸管理和存贷比管理规定等货币供应方式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方向。在利率管制时期,央行更多地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方式;而在利率完全市场化时期,央行只能通过调整超额准备金利率来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方式。人民币发行方式和我国货币供应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两者紧密联系共同决定人民币汇率、货币市场利率、中长期利率和利率期限结构。二、研究了利率市场化。从狭义上看,我国利率市场化只剩下关键的最后一步:完全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限制,从广义上看,还包括央行对利率管理方式转变:央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稳定机制、利率期限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完善等;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国债收益率初步成为中长期利率的基准利率;准备金利率相对过低且长期不变;央行票据利率高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中央行票据利率、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利率、常设借贷便利(SLF)利率等央行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保持高度同步一致性,而法定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等央行利率则与货币市场利率相差很大,不具同步性。央行利率应该与货币市场利率保持同步调整,逐步接近货币市场利率水平,最终按货币市场利率计价,实现央行利率市场化。叁、研究了货币供给方式与市场利率的关系。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基础货币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同作用决定了货币市场利率,货币供求和债券供求共同决定中长期利率;国外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影响短期利率,国外不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向进行限制,因此利率期限传导是畅通的、有效的;我国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又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短期利率,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影响更大;我国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得超过75%,这影响利率期限传导,影响着中长期利率。存款性金融机构与央行共同决定国债的主要需求,决定我国中长期利率,存款性金融机构起到的作用相对更大。四、研究了人民币发行方式对利率市场化的制约。购买外汇发行人民币扭曲货币供求平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利率,助长了影子银行和热钱流入,既不利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又不利于贷款利率市场化;购买外汇的人民币发行方式和商业银行存贷比管理规定造成“短期利率长期远高于长期利率”的不正常现象并阻碍短期利率向中期利率的传导。央行购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央行在资产负债表内代理国库、法定准备金的计算期和持有期都采用时点法、银行存贷比规定、M2增长率以月末数据统计、影子银行和热钱流入等是造成我国货币市场即时利率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央行票据利率招标和国库现金管理利率招标对稳定货币市场即时交易利率不但无效,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和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不能有效地平抑在一天以内乃至一周以内货币市场利率的过度上升;长期过低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加剧货币市场利率的上下波动范围。五、研究了利率完全市场化对人民币发行方式的要求。存贷利率管制催生购买外汇发行人民币。从改革发展的角度看,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利率进行培养是必然选择。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以汇率和信贷为主,利率作用很小,其原因是央行购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央行购买外汇使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特别放大;并且,央行购买外汇发行基础货币使货币供应快速增长,促使人民币信贷快速增加,因此,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突现;加上利率期限传导不畅通,短期利率难以传导到中长期利率,造成短期市场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中的作用降低。隔夜交易利率是利率完全市场化下货币政策利率的必要条件;基于稳定货币市场利率、疏通利率期限传导、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的作用、央行利率市场化和央行的资产风险管理及其资本金约束等方面的考虑,人民币发行方式必须改革到“以购买国债为主、央行贷款为辅”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研究[D]. 傅绍文. 湖南大学. 2002
[2]. 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研究[D]. 陈黎明. 湖南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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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货币供应波动特征的统计分析[J]. 陈黎明.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2
[9].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 阎虎勤. 厦门大学. 2008
[10]. 人民币发行方式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研究[D]. 王润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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