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研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因素论文,大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大学技术转移是指将大学中的新技术发明产品化、商业化，并最终实现其市场价值的系统过程[1]。随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有了很大拓展，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把学术创业活动视为在完成传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使命之外的一种必然要求和自然演进，大学专利许可、学者创业、衍生企业创建等多种形式的创业活动逐步兴起，推进技术转移、促进科技发明的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应用也成为研究型大学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核心路径。
近年来，我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实践获得了蓬勃发展，在科技部2008年8月公布的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中，包括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内的19所以大学为依托的技术转移机构名列其中，在2010年9月公布的第二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中，又有13所以大学为依托的技术转移中心或科技开发部门名列其中。但总体来看，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我国大学技术转移在发展模式和战略定位等方面仍处于完善和探索阶段，大学技术转移绩效不容乐观。分析表1可以看到，尽管我国高校在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及合同出售上已分别从1995年的1845、1255和364项提高到2008年的40610、17418和1311项，大学技术转移收入也从1995年的近3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近20亿元，但冷静分析一下会发现，当前我国大学技术转移效率仍然偏低，年均技术转移率还不到10%，其中2008年为7.5%，2007年更低，仅有5%的授权专利得到了转让，与美国等发达国家40%以上的转化率相比相距甚远。
根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2002年对北美76所大学的调查统计，仅在1999年这些大学就获得了1.2万多项新发明，其中将近6000项获得了专利授权，当年技术转移成果的商业化带来了40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新创造了270900个工作岗位，并产生了超过50亿美元的税收[3]。与之相比，我国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移绩效仍然偏低，还有大量的新技术发明搁置在科学家的书桌里未能得到市场开发。对中国期刊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以“技术转移”、“大学技术转移”、“高校技术转移”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显示，国内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的模式和体系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考察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的文献非常有限，相关定量实证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全面梳理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求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从而推动基础层面的大学技术转移研究，并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有效参考。
随着知识经济与社会创业创新实践的蓬勃发展，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在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大学技术转移则是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领域并产生倍增放大效益的关键途径，研究在这种情境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驱动因素及其提升机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数据来源与文献计量分析
1.1 文献检索与筛选方法要对一门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现状进行科学描述，普遍认可的研究方法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分布结构为研究对象和基础的文献计量分析技术，ISI 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是国际上进行文献研究追踪的重要数据库，本文以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科技信息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提供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检索系统为数据源，于2012年9月18日以“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university licensing”、“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university spin-offs”、“university spin-outs”、“university start-ups”、“university patenting”等作为主题词进行题名、关键词和摘要复合检索，选择2000—2011年作为时间窗口，共获得论文267篇，剔除那些未针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一般性研究以及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领域的概念性论文236篇，共得到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31篇。
1.2 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图来看(见图1)，国外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5年，这一阶段总的发文量呈现逐年增加状态，说明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规模不断扩大；第二阶段为2006—2011年，这一阶段尽管有小幅波动，但每一年度均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表明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研究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群体趋于稳定。对267篇文献样本总体的梳理还发现，相关学者在这一阶段认识到理论回顾及整合工作的重要性，撰写了一些理论综述性文章，而这也进一步带动了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开展。值得一提的是《Research Policy》于2005年出版了一期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特刊，从而使2005年的文献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年份。
1.3 发文期刊学科及数量分布
从期刊的学科和数量分布来看(见表2)，31篇文献共发表在9个期刊上(包括7种管理学期刊和2种经济学期刊)，其中发文前三位的期刊分别是《Research Policy》(11篇)、《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6篇)和《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6篇)，因此，这三种期刊可被看作是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此外，在管理科学领域顶级期刊《Management Science》上也有3篇文献发表(其中有2篇为创业管理领域国际著名学者Scott Shane所发)。
图1 国外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年度数量分布图
1.4 研究文献作者分布
由于国外学者在论文署名时多是以姓氏字母顺序排序，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在统计时并未采用加权方法，而是采用算数平均法对合著篇次进行统计，每篇合著文献的作者在发文数量上均记为1进行汇总核算。统计发现，31篇论文共由60名学者共同发表，其中独撰论文为2篇，剩余29篇论文中单篇作者人数从2～5人不等。这60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和以色列等8个国家的41所大学。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发文数量在2篇以上的学者及其所属机构，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发文数量在2篇及2篇以上的共有15名学者，其中，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Marie Thursby和Jerry Thursby夫妇分别发表了6篇和5篇，Donald Siegel、Scott Shane和Albert Link分别发表了5篇和4篇，David Waldman 也发表了3篇，这些学者构成了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研究的核心群体，处于学术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他们所在的机构也成为研究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的重要发源地。此外，从国别统计来看，美国仍然是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中枢，在这一领域产生了大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研究机构。
1.5 研究文献被引用次数分析
通常而言，统计分析研究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可以反映出本领域研究的前沿热点及某部作品的理论价值。通过查询ISI 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并利用Google Scholar数据库提供的引文分析功能进行复合检索，本文统计出了31篇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为762次，最少的引用次数为3次。由于早期发表的文章更有可能获得多的引用量，为了控制发表年限对引用率的影响，本文又计算了年均引用次数(以2011年作为统计截止期)，其中年均引用率最高的论文引用次数为95次，最少的引用次数为2次。鉴于篇幅所限，仅列出年均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的文献，如表4所示。
对研究文献被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排名前10位论文的所载期刊均为创业与创新领域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核心期刊，这反映出论文的质量很高。第二，在年均引用排名前10位的论文中，Scott Shane、Donald Siegel、David Waldman和Albert Link 等学者的论文均有3篇，其中Scott Shane还有2篇论文为独撰，此外，Jerry Thursby和Marie Thursby的论文也各有2篇，并且这些论文的年均被引用量都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面的研究发现，体现出这些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研究领域具有较为权威的地位。第三，排名前10位论文的发表年份均在2001—2006年之间，这表明在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第一阶段涌现了数位杰出的学者，所发表的作品对推动大学技术转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
2 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的理论研究
通过对31篇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回顾，本文发现，已有关于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五类：第一类考察了大学激励制度、补偿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设计对技术转移绩效的作用机制；第二类考察了网络构建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驱动效应；第三类分析了大学及其技术转移办公室本身的异质性；第四类致力于研究大学技术转移的模式差异和过程特征；第五类则试图揭示大学所在的区域特征和产业环境特征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现有的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实证文献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二手数据以及案例研究和实地访谈等方式来搜集数据，在统计方法上不但使用了传统的线性回归技术，还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等计量方法。
2.1 大学激励制度、补偿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技术转移绩效的作用机制
Steffensen等学者对55所研究型大学和其所衍生的19家新创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及新企业能否制定完善的创业计划书对于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4]。Link 和Siegel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统计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发现，大学给予发明持有人的专利版税比例对大学专利许可收入增加具有显著影响，他们还发现与非赠与地大学相比，赠与地大学具有更高的技术转移效率[5]。Lach和Schankerman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他们使用AUTM数据发现，专利版税比例与专利许可收入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Rothaermel和Thursby对基于佐治亚理工学院许可专利创建的79家新技术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1]，发现大学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均有助于提高技术转移的成功率，而与科研人员的弱连带关系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则不显著。Siegel等学者对113所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开展了问卷调查，发现大学对发明持有人的激励系统、对技术转移办公室人员的报酬机制、以及减少技术转移办公室与大学科研人员之间的信息和文化冲突均会促进更多的专利被许可[7]。Markman等学者考察了激励政策对大学技术转移的驱动机制，采用专利许可数量、大学商业孵化器的数量以及基于许可专利创建的大学衍生企业的数量来测量技术转移绩效，基于对128位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经理的访谈以及AUTM的专利调查数据，实证发现大学对技术转移办公室人员的补偿政策对转移绩效的提升有着显著影响，而对科研人员所在院系的激励制度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则不显著[8]。
2.2 网络构建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驱动效应
Shane和Stuart对麻省理工学院134家衍生企业的创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创业者与风险投资机构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网络以及所许可专利本身的技术突破性程度均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影响[9]。Siegel等学者对5所研究型大学参与技术转移过程的98位利益相关者开展了55次访谈，发现科研人员与企业界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大学管理者对技术转移的支持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大学技术转移的效果[10]。利用斯坦福大学86家衍生新创企业的调查问卷，Friedman和Silberman发现，创业者与风险投资机构间的关系网络、创业团队的先前行业经验以及新企业的技术禀赋和专利范围均有助于提高大学衍生企业的创业绩效[11]。Smith和Powell采用专利被引次数和突破性技术专利的许可数量来衡量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对美国89所大学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学与产业界建立的商业化网络联系对其技术转移活动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网络联系将不利于大学获得突破性的技术专利，而网络嵌入性的权变作用则依赖于大学的科研资源储备[12]。
2.3 大学异质性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效应
O'Shea 等学者基于知识基础观的研究视角考察了为什么一些大学能比别的大学产生更多的衍生技术转移企业[13]，其利用141所美国大学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大学衍生技术转移企业创业的成功率与大学创业导向氛围、大学理工医学类研发经费投入、大学理工医学类教研人员数量和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规模等因素息息相关，还发现与那些没有科技园或孵化中心的大学相比，拥有科技园或创业孵化中心的大学会产生更多的衍生企业，其技术转移绩效也会较高。Xu等学者利用美国123家大学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大学研发经费和教师规模、教师质量等因素提升了大学发明披露的数量，而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规模和成立年限则与大学专利许可的数量正相关[14]。Powers和McDougall研究了大学衍生企业的驱动因素，基于对美国120所大学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大学研发经费投入、科研人员质量、技术转移办公室年龄以及区域风险资本投资强度均对大学衍生企业数量具有显著影响[15]。Van Looy等学者对50所英国大学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规模、发明披露的数量、发明披露后的专利保护程度以及区域研发强度均有助于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增加[16]。Rogers等学者利用131所美国大学1996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年龄和规模以及联邦研发经费的投入对大学发明披露和衍生企业的数量均有正向影响[17]。Foltz等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8]，他们采用线性回归技术对142所美国大学1991—199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规模、联邦研发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质量均对大学衍生企业数量有正向影响。此外，Grandi和Grimaldi采用随机前沿估计方法对美国113所大学1991—199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规模和年龄对大学专利许可的数量和许可收入有正向影响[19]。
2.4 大学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模式差异及其对转移绩效的影响
Di Gregorio和Shane对美国101所大学的技术转移实践进行了研究，发现与征收许可费相比，对新企业进行权益性专利许可的技术转移方式更有利于学术创业活动的开展，并能够催生出更多的大学衍生企业[20]。Shane对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转移办公室许可的1397项专利进行了纵向追踪，发现专利本身的重要性以及专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对其是否能被成功商业化具有重要影响[21]。Thursby和Kemp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112所美国大学1991—199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私立大学在技术转移效率上普遍高于公立大学[22]。Markman等学者利用AUTM的专利数据库和对91所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经理的访谈资料，定量考察了专利许可数量和学术创业成功率的关键驱动因素，发现技术转移办公室在获得专利授权后对其进行商业化的时间间隔越短，新企业创建的数量就会越多，而专利商业化速度则会受到技术转移办公室资源和能力的影响[23]。Chapple、Lockett、Siegel 和Wright 利用问卷调查分析了英、美两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实践，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的实证结果发现，与美国大学相比，英国大学的技术转移效率通常较低[24]。Thursby等学者对87所美国大学的问卷调查发现，与没有医学院的大学相比，拥有医学院的大学通常具有更高的技术转移绩效[25]。Shane考察了Bayh-Dole法案的颁布对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效率的影响[3]，对1969—1996年间117项大学许可的专利进行追踪研究，发现1980年之前和1980年之后大学所采用的专利战略有着显著不同，在1980年之前，大学倾向于采用收取许可费的方式来转让专利，而在1980年之后，大学更倾向于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来许可专利，而且与许可收费方式相比，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来转让专利的大学获得了更高的技术转移绩效，这项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Bayh-Dole法案对大学技术转移实践的促进作用。
2.5 发明持有人异质性、大学所在的区域特征和产业环境特征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Thursby等人考察了大学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对在11所美国大学工作17年以上的4621位科研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8.55%是女性[26]。统计分析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科学家主动进行发明披露的可能性更低，但两者在论文发表倾向上没有任何显著性差别。Thursby利用AUTM的数据发现，大学技术转移绩效会随着科研人员发明披露意愿的增加而提高[27]。Sampat等人通过对美国92所公立大学和42所私立大学的问卷调研，实证发现，地区创业强度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公立大学而言，创业强度在技术转移办公室柔性与大学衍生企业创业成功关系之间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而这一调节效应在私立大学样本中则不显著[28]。Bercovitz、Feldman、Feller和Burton结合AUTM的专利数据和案例研究发现，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组织结构差异对其转移绩效具有不同的显著作用[29]。Thursby、Jensen 和Thursby对AUTM的专利数据和作者自行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大学科研人员更有可能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披露新技术发明，且其发明披露意愿会随着研究活动的开展逐渐增强[30]。Siegel等人实证发现，技术转移实践的各参与主体(发明持有人、技术经理、被许可企业以及大学管理者)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不同的期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目标冲突、大学官僚体系以及技术转移办公室缺乏柔性均会对转移绩效造成影响[31]。Carlsson和Fridh同时提出了技术转移绩效的提升机制，包括建立支持技术转移的大学科研文化、构建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以及强化大学技术转移的资源承诺等[32]。
3 结论和启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社会创新与变革的发展，学术创业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一项新的使命和任务。作为知识中枢的大学开始主动寻求内生性发展，致力于积极开展跨界活动以实现知识溢出，通过衍生创业和专利许可等技术转移途径，学术创业为大学科研成果向企业转化，进而更好地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迫切的社会需求相比，我国大学技术转移的实践导向与转移绩效还有待提升，一些大学过于强调基础性研究而忽视了成果应用的重要性，侧重学术论文产出的考核体系也影响了科研人员对技术转移的价值认同和研究取向。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基于学术创业的大学技术转移能够成为提高国家和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结合我国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背景，研究大学技术转移的驱动因素及其对转移绩效的提升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大学技术转移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在大学技术转移的环境建设、转移方式以及转移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相比国外文献，国内的相关研究在问题提炼上还较为分散，研究方法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考察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实证文献更是鲜见。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2000—2011年间发表的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的SSCI实证论文进行了分析。对国外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的系统梳理不仅对于促进基于中国情境的大学技术转移研究向纵深推进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对于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正确定位其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大学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中的贡献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进步。然而，从文献分析的结果来看，现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也为国内学者开展后续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现有研究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特征的关注度不够。中介机构是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承担着技术评估、专利申请、法律事务以及网络构建等重要职能。既是联结发明持有人与专利许可方之间的桥梁，也是实施大学技术转移的重要组织者与协调者。因此，中介机构本身的异质性特征很可能会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现有研究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测量大多聚焦于专利许可数量、发明披露数量、衍生企业数量、技术转移收入等指标，缺乏对技术转移过程层面的考虑。事实上，大学技术转移是一个多阶段的复杂过程，包括新技术的产生、技术专利申请、技术可行性分析、中试以及技术商业化等多个环节，后续研究需要采用更为综合全面的衡量指标来评估大学技术转移绩效。
最后，国内学者也需要从制度层面开展对大学技术转移绩效驱动因素的相关探索。要提升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效率和效果，就必须加快健全技术市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建设，营造有利于大学技术转移的制度环境，促进技术专利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结合，建立和完善大学技术转移的投融资服务体系，构建新型大学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探索有利于我国大学技术转移绩效提升的运行机制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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