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地区化与中国产业的新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比较优势论文,产业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同全球化的生成原因是多重的一样，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分工的深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深刻认识全球化、地区化与产业新比较优势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从战略上把握产业的发展方向。
全球性产业已初步形成
全球性产业从概念界定上看，是指产业的内在发展链及其产业活动（不仅是指市场）已经逐步越出一个国家的界线，开始拓展到全球的空间和范围，各种产业发展要素——劳动、技术、资本、信息、产业政策、选择性消费等，或开始比较自由地在全球内流动、组合，或逐渐在全球范围趋同一致（指产业政策、选择性消费等）。全球性产业是以全球性市场的出现为基础的，但并不以全球性市场为惟一的条件。全球性产业的出现，背后一定有全球性市场的影子，但在全球性市场中，不一定都是全球性的产业。例如，国际石油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但石油产业还远不是一个全球性的产业，其产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欧佩克国家（OPEC）。
尽管产业之间的差异很大，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全球性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发展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已初步形成。
1.产业内部出现全球性分工，研发活动与生产基地逐步分离。许多产业的内部经济分工原先主要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现在则更多地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部的分工逐渐成了国际分工的主体形式。在同一个产业内，一些国家主要从事产业的研发活动和市场创新活动，另一些国家则主要从事产业的生产加工活动，后者逐渐成了产业内的生产加工基地。这种情况在汽车、电子、纺织、服装、家用电器、轻工等产业中比较普遍。例如，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已初步形成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基地，而制造业的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洲。
2.产业生产链已经高度全球化，这是全球性产业最具有生产活力的一面。在一些全球性产业中，内部各个生产环节和增值过程已逐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实现产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全球性的生产供应链网络为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中间产品，优化了全球性产业的内部结构。例如，空中客车公司（AIR BUS）拥有最完善的全球供应网络，在全世界有2100多个供应商，分布于32个国家，其中包括500多家美国公司和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尼、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中国的供应商，构成了真正的全球供应系统。这些外国供应商（其实也是生产商）不仅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且也构成了航空产业内部在全球的分工系统和亚产业结构。
3.产业内部的贸易逐渐替代了产业间的贸易，与产业有关的国际贸易发生很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没有出现以前，各国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独立的产业，然后进行产业间的贸易，主要表现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达国家）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互间的贸易。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内部的贸易逐渐取代了产业之间的贸易。例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前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现在则成了一个世界性产业发展的现象，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各个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又有一定的产业分工。伴随着产业内部的贸易，许多国际贸易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
4.产业技术标准趋向统一，全球的消费选择也逐渐趋同。在各国独立产业的分工状态下，许多国家都制定本国的一些产业技术标准，互相不统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性产业的出现。例如，高清晰度彩色电视（HDTV）虽然早在20年前就在生产和技术上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分别采用不同的产业技术标准，因而发展十分缓慢，而后来的数字式彩色电视在产业技术标准统一的情况下发展得就异常迅速。以前各国都有自己的产品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口径不统一，现在国际上普遍采用ISO9000、ISO14000等标准体系，也为全球性产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消费行为和消费选择的全球趋同（当然各国还有程度上的差异），也意味着一些产业能面对全球共同的需求而生产。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市场上移动电话的流行式样与欧洲市场有惊人的相似，而且这种流行的消费风尚从欧洲传到中国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近乎是同步消费。
5.产业进入障碍大大降低，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由于技术、消费的变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促进作用，各个国家的产业市场已逐步开放，以前设置的一些产业进入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尤其是像电讯、金融、保险、教育等服务产业，以前许多国家都设置较高的产业进入壁垒，全球的产业市场被分割成各个孤立的组成部分，现在随着产业进入壁垒的消除或降低，产业资本能够比较自由地进入以前无法进入的国家或地区，各国的产业市场逐渐连成一体，全球性的产业市场开始出现。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以外，还有诸如全球性产业重组逐渐加快、出现一批真正的全球性企业等方面的变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全球性产业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产业渐渐从国家的界线走出来，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国家产业”、“民族产业”的边界比以前模糊了，全球产业的轮廓逐渐浮现，这虽然会引起一种民族心情的感伤，但却是一种客观现实。
全球化中的产业地区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地区化的特征。
产业地区化是指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即一些地区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或行业上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其要素投入和产出在一个国家内部同类产业或行业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最终形成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地区产业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格局。
产业地区化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凡是在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的地方，都有产业地区化的现象。美国的19世纪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时期，著名的美国制造业带（主要集中于美国东北部地区，该区域集中了全美3/4的制造业）也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一百年后，美国又出现了“硅谷”和“128公路”这样的高科技电子工业集中的地区。保罗·克鲁格曼（1993）曾对美国和欧洲的产业地区化情况进行过研究，他把美国分为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与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进行了比较，并运用了行业分工指数这一分析工具。行业分工指数越高，表明产业地区化的特征越明显。克鲁格曼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国内的行业分工指数要高于欧洲四个国家之间的行业分工指数。他指出美国国内地区之间的行业分布比欧洲四国之间更具有专业分工性，暗含着美国国内的地区产业比欧洲的产业更具有比较优势。迈克尔·波特（1995）则从“群聚效应”的角度研究了产业地区化现象。波特认为，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一地区能够产生群聚效应，有利于获得专业化信息、配套产品和公共物品的支持，能移接近供应商，促进新企业形成，从而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效率。作为有名的竞争战略的大师，波特建议企业要高度重视产业地区化现象，充分利用产业地区化产生的优势。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地区化现象，如全国一半以上的家电产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毛纺产业集中在江浙太湖地区，宁波、温州则集中了国内最多的服装皮革企业等。中国的部分产业出现地区化的现象，有来自市场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
作为市场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市场共享机会和知识外溢现象的存在。一个在某一地区高度集聚的产业会创造出一个共同而稳定的劳动市场，使得产业内的所有厂商能够共享这种市场，厂商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方面劳动，而且交易成本较低。类似于此，产业地区化还可以产生并集聚大量的附属行业和相应的产业组织，有利于产业提高效率。所谓知识外溢是指包括信息、技术、管理经验在内的各种知识通过交易或非交易的方式流出原先拥有知识的主体。虽然知识外溢对原先产生知识的企业是不利的，但从长期看却有利于一个地区的整个行业。知识外溢在某一局部地区的现象要比在一个国家内表现得更为明显、突出，因为地区内的知识外溢不需要很高的交易成本，与知识外溢有关的信息是充分的。当一个地区出现一个盈利的行业后，同一地区的周围厂商或潜在厂商最先获取该行业盈利的信息，并能够接近该行业的知识源。如果没有法令的禁止，第一家企业的有关商品信息、行业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技术与管理专家便会逐渐“溢”出该企业，接受这些外溢知识的就是那些周围的企业。由于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竞争中的诚信，市场上没有普遍共同遵守的商业伦理标准，企业间知识外溢现象在国内就更为普遍，正好刺激了产业地区化的加速形成。
对于中国的产业地区化而言，制度因素起的作用似乎更大。几乎在中国任何一个产业地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的地方，市场化进程总是快于其他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宁波温洲地区、江浙太湖地区的产业集中现象证明了这一点。自由的企业制度、市场交换的发达程度是中国的产业地区化形成的最关键的制度因素。我们注意到，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最稀缺的资源——配额在江浙太湖地区的买卖颇为流行；一个行业集聚于一个似乎不该集聚的地区，如：江浙太湖地区集中了全国最多的毛纺产业。其背后也是一个各种资源高度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原始状态下的交易规则，把一些原先不可交易的对象也变为等价交换的商品，并达到比较稳定的制度状态。
产业的地区化并不表明这个产业只具各地区效率，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地区化能够形成较高的效率，而且比没有地区化集中的产业在效率上要高，因为该产业具备了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竞争机制、获得最新信息等条件。另外，产业地区化也不是产业全球化的悖论，在一个地区集中的产业完全有可能生产满足全球需求的产品。如意大利的皮具产业高度集中于该国的中部，但同时也是全球性的；江浙太湖地区的许多毛纺织企业，产品也是百分之百出口的。
产业的新比较优势
传统的产业贸易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优先发展本国比较成本较低的产业，然后同别的国家另一个比较成本较低的产业交换产品，这样双方获得的利益为最大。这种理论在产业间的国际贸易学说领域统治了一百多年，后来不断又有新的理论出现，如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雷蒙德·弗农的发明创新理论等，均是在放宽李嘉图理论中的假设条件来对李嘉图模式进行修正。但是，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后来的一些主要的产业贸易理论都保留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不变：生产要素仅在一国境内流动，而这种情况因经济全球化而完全发生改变。
商学院背景出身的迈克尔·波特以公司战略优势研究为出发点，并将其研究成果扩大至国家范围，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的产业优势主要来源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和相关的支持产业，而且成功的公司战略可以刺激和改变这些条件。这种理论否定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的静态观，把优势条件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相比较而言，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比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加贴近今天的实际，因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这种理论并没有充分解释要素条件的最初状态是怎样形成的，要素条件改变背后的要素关系的具体变化（要素是决定优势的基础），而且忽略了成本因素，而产品间的交换说到底是不同成本组合之间的交换。因此，尽管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非常新颖，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但仍然不能完全取代比较优势理论。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改变了产业的贸易模式，由产业间的贸易转向产业内的贸易，也使产业比较优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产业的新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一些新的要素，它们是差异化的产业技术、地区位置、发达的产业组织（和此相关的还有产业政策）、产业链中的成本优势等。
差异化的产业技术是产业新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差异化的产业技术，是指在同一产业内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拥有的彼此难以替代的技术，以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效率和产品效用，从而各自建立起自己的产业优势。这种差异化的产业技术，既包括产业中的生产技术、工艺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经营技术、品牌与网络等。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均是机床工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三国的机床产业几乎就是全球的机床产业。然而，这三个国家相互之间的机床贸易量也十分巨大，因为美、德、日三国的机床产业均有自己的差异化技术优势。日本在标准电脑数控机床方面拥有差异化产业优势，德国在精密机床和特制手工机床生产上有优势，美国则在特制数控机床和灵活制造系统方面具有特别优势。三个国家都有发达的机床工业，但在产业内部又都建立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地区位置在产业间或产业内贸易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想象得要大，是产业的新比较优势中的另一个关键要素。美国的信息产业主要集中在加州的硅谷一带，这个地方领导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方向：意大利米兰附近的时装业对全世界的时装产业和市场都有重要影响。这种产业的地区集聚现象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的产业水平，因为知识外溢和竞争机制足以使产业内的每个企业都提高效率。北方电信公司是加拿大的电信公司，也是世界级的电信大企业，但该公司最终还是把总部迁到了美国，因为那里是世界电信设备产业的集聚区。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常常是构成产业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零散的产业空间布局很难产生高效率的产业。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是形成优势产业的基础，也是创造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一带，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在加州硅谷一带，不仅创造了在国内有优势的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而且也创造了这两个产业的国际优势。
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和地区化现象都和产业组织与附属行业相关，同样，产业组织和附属行业是否发达，也是确定产业能否构建自己新的比较优势的源泉。产业组织的发达有助于降低产业内部生产体系和上下游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产业效率，附属行业的繁荣也为产业形成优势进一步创造了条件。例如，日本的许多产业在世界上都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包括原先缺乏基础的产业，如生物医药产业、半导体产业等，这和日本拥有十分发达的综合商社这一有利于贸易的产业组织有密切关系。产业组织条件还暗含着产业政策的因素。中国的机电产业过去几年内出口增长迅速，这和政府的鼓励出口贸易的产业政策刺激有关，也构成产业在贸易中的一定优势。
全球化和产业内的国际贸易虽然改变了原先的产业比较优势的要素构成，但生产成本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构成，依然是产业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之一。和原先所不同的是，传统的比较优势指的是产业的相对生产成本，而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比较优势描述的则是产业链内部不同阶段的相对生产成本。以汽车产业为例，就汽车产业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发达国家那样的优势，因为前者的产业生产成本高于后者。但在汽车产业链内部，发展中国家却能找到某个环节发挥自己相对生产成本较低的优势，如在汽车部分零部件生产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要小于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差距。这样，两个不同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产业内部的分工实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内部的贸易实现双方利益的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是可流动的，产业的新比较优势也处在动态的变化过程。经过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需求条件的改变，产业的新比较优势又会发生改变，这主要取决于上述几方面因素本身的变化。
构建中国产业新比较优势的几个关键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产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分工格局，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寻求构建新的比较优势的道路，并通过新的比较优势来建立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
1.调整产业政策，构建产业内的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府产业规划部门都非常希望建立本国完整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规划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将规划付诸实施。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建成了发展中国家最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其中包括几乎无所不包的制造业体系。经济开放以后，中国发现了整个产业体系的低效率问题，通过引入国外资本和技术来解决产业中的效率“瓶颈”，情况有了局部的改善，但是整个产业体系仍然是低效率的。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产业的变化有显示出放弃部分产业的迹象（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产业选择原因），例如中国的产业资本已从饮料产业中基本退出，在感光材料产业中也有类似情况，转而追求部分产业的比较优势，尽管这一点尚未形成正式的官方产业政策。但是，中国如何确立产业比较优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是追求部分完整的产业优势还是寻求产业中的部分优势依然是个选择。
面对全球性产业形成的趋势，一种选择是保留部分产业的完整性，并在这些完整的产业中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另一种选择是积极参与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在一些产业内部建立自己的部分比较优势。从国际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国内产业发展的现状看，第二种选择实现的产业效率可能要大于第一种选择，更有利于建立中国的产业比较优势。例如，在全球性汽车产业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中国的汽车产业若想构建完整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不仅中国实现不了这种产业优势，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不了这种产业优势。但中国可以在汽车产业内部，如部分差异化产品和产品本土化方面以及汽车的零部件生产和整车装配方面，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融入到全球化的汽车产业中，并在该产业的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应当及时调整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其构建一批低效率的完整的产业，不如在部分重要产业内部构建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当然，对于一些有条件建立完整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是应当努力去发展，不过这类产业的数量不会很多。
2.有选择地重点发展部分高新技术产业
自信息技术带动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引发新经济出现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似乎又一边倒地去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了新世纪之初中国产业导向的主要特征。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在各地全面部署，这些产业几乎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产业规划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产业名称。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度热情显示了中国产业急于赶上世界产业的急迫愿望，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经济学上所追求的效率。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看，任何收益低于成本的努力都是异化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最终将会被再次异化。中国在构建传统产业中的几十年努力已被证明是低效率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忘了有比较优势这一客观存在，如果我们现在用同样的甚至是加倍的努力去构建一个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其结果将仍然是低效率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是有分工的，即使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在侧重发展更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则应更加重视和遵循产业比较优势的原则，突出部分重点产业，尤其是要突出部分重点产业内部的细分产业优势，这样才有可能用一定的时间培育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3.确立合理的地区产业布局
产业地区化的规律显示，一个有优势的产业往往集聚于一个地区，换言之，一个地区集中发展某个产业才有可能使之成为有优势的产业。中国目前现有的产业地区特征是产业同构化现象十分突出，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严重雷同。在大力发展制造业支柱产业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中期到90年代末），各地几乎都是把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石化产业列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当进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又共同成为各地产业发展的重点，这种地区间的产业高度同构现象必然重新导致低效益的产业。中国和美国一样，是个内需市场很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内需求的拉动，国内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从某种意义讲比参与国家间的产业分工更有实际意义，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而紧迫。即使是在当前开发西部的特殊发展战略中，也应该强调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不应在西部重复发展在东部已经初步集聚的产业。
4.制度变革
中国之所以出现产业发展方面的种种低效率，除产业基础方面的原因外，更大的原因来自于制度方面的障碍或缺陷。中国是一个太重视（而且也是太强化）产业政策的国家，产业的发展往往首先受产业政策的刺激、约束或影响。当计划经济的许多条规撤销了以后，中国的产业管理部门（也包括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变得更加相信产业政策的效率。从制度经济研究的角度看，一个好的产业政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产业的比较利益（优势）是一致的；第二，产业政策的执行与市场的内在需求是吻合的；第三，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具有高度责任感，哪怕连细微的地区偏好也不能有。在既定的体制环境下，这三个条件之一或之二存在是有可能的，但要同时满足可能性是极小的。所以，我们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或低效率的，这可以从许多产业发展的实例中得以证明，至少目前国内地区产业同构现象及其低效率作了一种侧面的证明。在构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上，我们似乎应该相信厂商的选择和判断，相信产业组织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和确立尊重比较优势原则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相反。因此，对于现阶段产业发展环境而言，建立和发展自由的企业制度，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完善产业组织，似乎比寻求合理的产业政策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