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中的主要竞争层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议会论文,层面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9年欧洲议会首次直选以来，欧洲议会的发展十分迅速。随着《单一欧洲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以及《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欧洲议会逐渐由一个咨询性机构转变成为欧盟内部的一大实权机构。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在众多关键领域具有相当的立法权力，①它可以修改欧盟的预算，可以否决理事会对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并且有权解散整个委员会。作为欧盟的立法机构之一，欧洲议会与传统的国家议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欧洲议会是欧盟多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在该体系中超国家力量和政府间合作彼此结合；③第二，欧洲议会的立法过程及政策制定涉及多种利益和行为主体，复杂多样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织在一起；③第三，欧洲议会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线，是跨国民主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尝试。1979年首次直选时，欧洲议会由9个国家的410名议员组成。2009年6月第7次直选过后，欧洲议会拥有来自27个国家的736名议员；④第四，欧洲议会的选举主要由成员国国内政党控制，比如议员的提名、再次当选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都与成员国政党密不可分。⑤但是一旦当选，议员们就成为议会党团的成员，受到党团的控制，相对于成员国政党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⑥同时，选民们一般很难了解议员们在欧洲议会中的行为；第五，没有政府直接从欧洲议会中的多数产生，因此欧洲议会的选举并不意味着保持或者更换行政机构，欧洲议会的立法过程中也没有稳定的立法联盟和“反对派”的对立。此外，27个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大量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差异。因此，欧洲议会政治相对于成员国议会政治来说内容更加复杂，维度更加多样。
在欧盟复杂的制度环境中，理解欧洲议会中的竞争层面是理解欧盟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首先，随着欧洲议会权力的增大，议会在欧盟的决策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从立法机构(legislature)的角度看，欧洲议会议员的投票行为能够影响大约5亿欧盟公民的日常生活。从移动电话收费法规(regulation of mobile phone charges)到服务指令(service directive)，再到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化学成分注册、评价和授权法规(REACH directive)，这些对欧盟公民影响巨大的立法都需要欧洲议会与部长理事会共同决定。因此，了解欧洲议会的竞争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欧盟的政治经济运作机制。其次，在欧洲议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少批评家认为不应该给欧洲议会更多的权力，因为欧洲议会的议员投票主要遵循国家的偏好而并非欧洲政党的偏好。比如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10月4日文章就认为欧洲议会在欧盟决策中既缺乏决定权又缺乏凝聚力。⑦而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欧洲议会的运作已经与一个“普通”的议会十分类似，欧洲议会正逐步朝着欧盟代议制民主的方向发展。⑧作为欧盟公民利益的代表，欧洲议会应该逐步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了解欧洲议会的竞争层面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欧盟政治发展的方向。
一 竞争层面模型
所谓竞争层面，主要指关键行为者的主要政策空间。在该空间中，关键行为者围绕核心价值发生冲突、展开竞争。⑨理解立法机构内部政治的一个主要方法是了解它的竞争层面。竞争层面的数目和行为者的位置决定了哪些行为者是关键的，以及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和方向。⑩对于欧盟政治包括欧洲议会竞争层面的研究，大致围绕以下几个问题：竞争层面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主要竞争层面是传统的左—右分野还是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11)?这两个竞争层面是否存在关联？早期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认为欧盟政治的主要竞争层面是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而近年来的政治科学研究(12)则认为，传统的国内竞争层面——“左—右分野”——也是构建欧盟政治的主要竞争层面。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的竞争层面与传统的左—右分野竞争层面存在一定的联系。
首先，国际关系研究认为，欧洲政治冲突的核心是各个国家围绕欧洲一体化展开的竞争。这一斗争独立于国内竞争的“左—右分野”层面。(13)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典型代表。新功能主义认为超国家机构和社会利益集团是欧盟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功能性“溢出”(spill over)效应十分重要，首先是经济领域内煤钢向农业、关税、贸易等领域的“溢出”，其次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溢出”，水平不断提高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会促进一体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新功能主义强调政治一体化的功能压力可以通过跨国联盟和超国家的企业家们进行调解。支持还是反对一体化是政治精英们在解决问题、溢出以及学习的多变环境中衡量成本和收益的结果。促使国内精英重新定义政策问题甚至认同问题的一体化进程与传统的国内“左—右分野”竞争层面彼此独立。(14)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谈判和妥协的过程。国家利益是成员国合作和冲突的根本决定因素，它是解释为什么有些政府支持一体化而另一些政府反对一体化的重要原因。比如，德国、法国和英国围绕着货币协调、政治和安全合作、欧盟机构改革和内部大市场建设等问题而进行的以各自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讨价还价，是理解欧盟走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程的关键，马约实际上是它们交易和妥协的产物。(15)可以说，在欧盟政治过程中，各个国家围绕支持欧洲一体化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展开激烈斗争。
然而，最近以来，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通过数据分析、构建模型来分析当代欧盟政治包括欧洲议会的竞争层面。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欧盟在国内政治的传统领域内制定的政策逐渐增加，传统的“左—右分野”竞争层面已经在欧盟政治包括欧洲议会领域内出现。第一，“管制模型(The regulation model)”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包含在传统的“左—右分野”竞争层面中。围绕一体化的政治可以完全融合到传统的国内“左—右分野”竞争中。左派支持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共同的经济管制，而右派则希望放松管制。克雷皮尔(Kreppel)与泰伯利斯(Tsebelis)发现，欧洲议会中辩论的大量问题都可以根据传统的左—右分野来归类。(16)加勒特(Garrett)认为围绕《单一欧洲文件》的机构改革决定于行为者对经济一体化进行干预程度的偏好。因此，政党在“左—右政治”和欧洲问题上的立场重合在一起。(17)第二，“Hix-Lord模型”研究认为，当代欧盟政治正逐渐发展为两维政治：“左—右分野”竞争层面与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并存。这两个竞争层面彼此独立，一体化竞争层面无法与左—右竞争层面相互融合。欧洲一体化促使以领土利益为基础的群体围绕主权和权威的分配展开竞争。而“左—右分野”则促使以功能性利益为基础的群体围绕价值的分配展开竞争。因此，政党在国内问题立场与欧洲问题的立场处于彼此垂直的状态。两个竞争层面的相互交叉最终构成四个可能的选择：左派／更多一体化、左派／更少一体化、右派／更多一体化和右派／更少一体化。(18)第三，“Hooghe-Marks模型”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的部分问题可能被吸收到传统的左—右竞争层面中。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分野竞争层面与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相互融合。比如，左—右分野的竞争层面与部分欧洲政策——再分配和管制资本主义的欧洲政策——相互关联。中左政党支持与社会政策、失业政策、环境法规以及提升欧洲议会的地位相关的欧洲一体化。其“管制资本主义”策略倾向于在全欧洲范围内建立新的管制法规。而右翼政党则支持欧洲市场一体化，但是反对欧洲范围内的重新管制。“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反对超国家权威的干预。然而，并非一体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被吸收到传统的左—右分野竞争层面中。因此，政党在“左—右分野”竞争层面中的立场与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的一个子集相互关联。(19)
二 欧洲议会中的主要竞争层面
政治中的“左”与“右”的分法源自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20)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常常用这两个互相对照的术语来表示划分政治思想和行动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左”与“右”作为互相对照的反题，互相排斥。(21)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左—右分野”，他们或是提出“意识形态的危机”，或是提出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或是认为传统的左右分野已无法解释或解决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比如绿党、双重种族问题。但是“左”与“右”仍然是当今社会划分政治思想和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标准。(22)在国家层面，“左—右分野”根据政党以及公民对两大主题的偏好将其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这两大主题为：“干涉”对“自由市场”问题以及“自由”对“权威”问题。前一主题涉及诸如福利国家、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后一主题则涉及诸如环境主义以及少数派权利问题。左翼政党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者／自由论者”的立场，而右翼政党则倾向于采取“自由市场／权威主义”的立场。(23)那么，具体到欧盟层面，传统的国内“左—右分野”是否也是欧洲议会中跨国党团竞争的主要竞争层面呢？跨国党团的政党竞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当今欧洲议会中的主要竞争层面。
第一，大量对欧洲议会中议员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议员行为更多是遵从议会党团的路线而不是国家的偏好，欧洲议会中的主要冲突围绕传统的“左—右分野”展开。基尔·米塞罗尼(Gail Mcelroy)与肯尼斯，贝诺特(Kenneth Benoit)使用“专家调查”(Expert survey)的方法来研究欧洲议会的竞争层面。调查在2004年4月到6月之间（欧盟东扩增加10个新成员国的历史时刻）进行，共选择了来自12个国家32个不同机构的36名专家。这些专家被要求填写相应的调查问卷，依靠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定位每一个议会党团的政策空间。该研究发现欧洲议会的主要竞争层面是传统的“左—右分野”竞争层面，主要以社会—经济问题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移民和环境问题。此外，欧洲议会中还存在第二个竞争层面，即支持还是反对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欧洲议会党团与国内政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4)西蒙·希克斯(Simon Hix)、阿德布·诺里(Adbul Noury)以及杰拉德·罗兰德(Gerard Roland)收集了欧洲议会从1979年直接选举开始到2001年共计2000多名欧洲议员的12000多次记名式投票(roll call vote)(25)纪录。他们利用比较政治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1979年到2001年间欧洲议员的投票行为，以期找到欧洲议会中的多元竞争层面以及这些竞争层面随着时间变迁所发生的变化。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表明欧洲议会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层面是传统的民主政治中的“左—右分野”。“左—右分野”竞争层面解释了欧洲议会中绝大多数的投票行为。相反，国家利益对于欧洲议员们的投票行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26)2004年欧盟东扩10国后，不少人担心新成员国100多名议员的加入会影响欧洲议会的运作。西蒙·希克斯和阿德布·诺里收集了第六届直选议会的前半段（2004-2006年12月）与第五届直选议会(1999-2004)的记名式投票记录，比较结果发现欧洲议会议员仍然主要遵循跨国党团的偏好。党团的凝聚力仍然十分稳定，既没有明显上升，也没有明显下降。以国家偏好为基础的投票比例相对来说仍然较低。欧盟东扩并未改变欧洲议会内的政治运作。(27)马瑟·加培尔(Matthew Gabel)与西蒙·希克斯则采用了对欧洲选举的竞选纲领进行计算机编码的方法来研究欧洲议会的竞争层面。他们以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党党团、社会党党团、自由民主党团以及绿党为主要研究对象，共收集了1979年到1999年间5届欧洲选举的18份竞选纲领，采取“标准内容分析”技术将纲领转换为数字编码进行统计。最终结论表明，议会党团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有明显的“左—右”冲突，“左—右分野”是欧洲议会的主要竞争层面。就欧洲一体化的速度和程度而言，党团政策偏好的一致性相对减弱，在20年内，社会党党团从最不支持欧洲一体化发展成为最支持一体化的政党，而基督教民主党与保守党党团则向相反方向发展。(28)
第二，欧洲议会中的主要行为者是跨国党团，而跨国党团以意识形态为组建基础，因此党团的政治行为与成员国国内议会中的政党行为类似，政治冲突主要以左—右分野的形式展开。从1953年3月三个主要的党团——基督教民主党党团、社会党党团以及自由党党团——在共同大会（欧洲议会的前身）出现开始，到第7届直选议会（2009-2014年）中的七个主要党团，党团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愈加稳固。这也是欧洲议会与其他超国家机构内部构成的最大不同。如果欧洲议会也与其他国际大会一样，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是以国家为组织原则，那么欧洲议会恐怕很难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效的立法机构。(29)欧洲议会中的党团基本上都是真正的“跨国”党团，其成员来自欧盟的多个成员国。这些党团大致上对应了欧洲传统的“政党家族”。属于同一“政党家族”的政党相对来说政策偏好也比较接近。比如，法国社会党人与瑞典社会党人的政策偏好要比其与法国保守党人的政策偏好更加接近，法国社会党人更倾向于瑞典社会党人而不是与法国保守党人达成一致。因此，以意识形态为组建基础的跨国党团的政治冲突也主要以“左—右分野”的形式展开。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冲突围绕“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展开。在社会政治领域，冲突的焦点集中于要自由还是要权威。(30)随着党团政治的不断成熟，党团不仅能够有效地组织、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而且为欧洲议会和整个欧盟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党团在欧洲议会的内部组织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1)
第三，从欧洲议会的权力范围来看，欧洲议会自成立后权力不断扩大。尤其在立法领域中的“共同决策程序”，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共同享有立法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大多数内部市场、公共卫生、消费者保护、教育、文化、工人的自由迁移、科研等领域，欧洲议会与理事会拥有“共同决策权”。《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的共同决策权从原来的15个领域扩展到32个领域，包括交通、反欺诈、发展合作、环境政策、海关合作、反对歧视、就业政策以及部分社会政策等方面。《尼斯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共同决策程序”的范围，使得大量的共同体立法都在该程序下通过。(32)尽管如此，欧洲议会的立法权限相对于理事会来说仍然十分有限。欧洲议会能够参与决策且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主要立法领域在于市场经济一体化。而在部分政策领域，比如外交政策、区域政策等方面，欧洲议会并没有决定权。(33)因此，议会党团之间的政治冲突主要围绕统一市场的管制、社会和环境保护的程度、性别平等以及少数的权利等等问题。这些冲突相对来说更容易围绕“左—右分野”展开。如左翼政党更倾向支持经济干预、欧盟社会法规和税收的和谐化、保护环境、保护少数的权利。而右翼政党则倾向于对统一市场放松管制，实行权威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比如采取限制移民、合作处理毒品和犯罪问题的措施。(34)
第四，欧盟政治非常复杂，而议会党团具有简化政治冲突的功能，它通过促进竞争围绕左—右分野的形式展开，极大地提高了欧洲议会的工作效率。欧洲议会中的立法活动与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围绕党团展开的。党团在跨国领域发挥着政党在国家议会中相同的作用。党团是欧洲议会中关键的议程设定者(agenda-setter)。(35)党团对立法修正案和大量的动议行使“守门人”的功能。(36)党团在帮助国内政党和普通议员构建自己的行为方面与美国国会中的政党功能极为类似。(37)在欧洲议会中，由于复杂的立法规则，每一个单独的国内政党很难通过独立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欧洲议会与国家议会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欧洲议会中的立法修正案常常数不胜数，议员的工作量十分巨大。(38)大量的工作和信息使得欧洲议会议员无法事无巨细，亲自了解每一项立法。通过劳动分工，党团将议员分派到不同的立法委员会。一方面，议员在各自所属的立法委员会中完成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信任在其他委员会中与他所属同一党团议员的工作。(39)在党团会议上，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聚合在一起。党团组织往往能够发挥自身的适应功能，对外界的挑战采取策略性地回应。它通过自身的利益聚集和利益表达机制，将议员和国内政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收集起来并综合概括，将冲突和竞争转化到他们早已在国内政治中熟悉的左—右分野的竞争层面中，再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这就大大简化了复杂的欧盟政治问题，最终使得不稳定的单独的政党立场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共同的党团立场。一般情况下，议员都会遵循党团的立场。尽管当党团利益和成员国政党代表团(national party delegation)发生冲突之时，欧洲议会议员倾向于遵循后者的偏好，但是，党团利益和成员国政党代表团发生冲突的情况极为少见。(40)就党团与欧洲议会内部的专门立法委员会的关系来看，党团可以通过设置影子报告起草人(shadow rapporteurs)以及党团协调人(group co-ordinator)等职位来对委员会的议程施加影响。(41)由此，单个政党和议员形成联盟的交易成本就被大大降低，从而大大提高了欧洲议会的工作效率。
第五，欧洲议会中立法联盟的形成也是以“左—右分野”为基础。随着欧洲议会权力的增大，议会中的两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和欧洲社会党——结成联盟的几率在逐渐减少，意识形态偏好逐渐成为决定联盟行为的主要因素。(4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在欧洲议会中，两大主要政党倾向于结成联盟而不是互相竞争。这两大政党在欧盟议程方面有很多相似的政策偏好，比如欧盟的扩大、与周边地区保持良好的关系、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以及促使欧盟机构实现更好的治理等方面，两大政党都能够达成一致。(43)同时，由于欧盟立法程序修改立法的“技术规则”的限制，两大政党被迫合作。比如在共同决策程序中的二读环节，“绝对多数投票规则”加上欧洲议会相对较低的出勤率，促使两大政党经常结盟。(44)此外，社会党和人民党是相对较小的党团，因而常常结盟，以便在欧洲议会中取得更多的优势。另外在分配委员会的重要职位时，两党具有更大的优势。(45)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欧洲议会中的政党政治正逐渐从“共识政治”向“竞争政治”转变，结盟行为也主要围绕“左—右分野”来展开。(46)比如社会党相对于人民党来说更多地与绿党及其他左翼政党结盟，人民党与自由民主党结盟的比例要比与社会党结盟的比例更高。不同的联盟在政治光谱上围绕“左—右分野”展开竞争。党团之间意识形态距离的增大对党团之间的结盟行为有很强的负面影响。比如在第四届和第五届直选议会中，社会党和人民党结盟的比例明显减少，而自由民主党与社会党结盟的比例相对与人民党来说更高。(47)而在欧盟东扩后的第六届直选议会中，自由民主党相对和人民党结盟的比例要高于和社会党结盟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两个相对右倾的意大利政党的加入导致自由民主党整体上略微右移。(48)
第六，欧洲议会中还存在“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竞争层面，且该竞争层面与“左—右分野”竞争层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欧盟诞生之日起，“欧洲一体化”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一体化的程度、速度以及范围，统一内部市场的创建以及超国家政治机构的发展问题一直是欧洲议会的主要议程问题。(49)同时，国家利益在某些时候是争议的焦点。成员国政党对欧洲选举的控制、在重大问题上对议员施加压力等等使一些议员表现出背离跨国党团的行为。(50)因此欧洲议会中存在“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竞争层面。但是，随着欧盟议程向“内部市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策”、“欧盟经济应该如何改革”等问题的转变(51)，“左—右分野”竞争层面就成为欧洲议会的主要竞争层面，“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竞争层面则成为“左—右分野”竞争层面的主要补充，且与“左—右分野”竞争层面存在一定的联系。马克·阿斯平沃(Mark Aspinwal)指出意识形态中间化的政党倾向于支持欧洲一体化，而意识形态非中间化的政党倾向于反对一体化（见图1）。政党在左—右光谱中的位置是理解政党对欧洲一体化偏好的关键因素。(52)
比如在欧洲政策方面，“中左”党团欧洲社会党内多数党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热情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欧洲共同社会政策的建立，劳工利益得到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都是与社会党的努力分不开的。社会党在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纲领“面向21世纪的21条承诺”中表示“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相信通过促进欧盟内部成员的合作关系，可以使得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更加强大”，“作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现代经济只有在社会成员的紧密合作中得到发展”。(53)“中右”党团人民党内的基督教民主党一直将“欧洲一体化”作为本党的基本目标之一。他们认为联邦主义是尊重多样化原则的联合的适当方法。相互间的合作以及归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是不同民族和人民的认同得以保存的唯一方式。(54)而在2007年昙花一现的极右翼党团“认同、传统、主权”（Identity,Tradition,Sovereignty，简称ITS）具有强烈的“反对欧洲一体化”倾向。党团的章程明确注明该党反对移民，反对欧盟宪法，反对欧洲一体化以及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55)该党团的主要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对欧洲一体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该党领袖勒庞指责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意味着更多的移民，更不安全，更多的失业，更多的赋税……更少的民族和更少的自由，这是法国历史的丧钟！”，是“永恒的法国”的终结。(56)
图1 “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层面与“左—右分野”层面关系图
注：作者自制。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以“共识政治”(57)为特色的欧盟政治层面中，“左”与“右”也逐渐显示出其本身的重要性。在欧洲议会中，围绕着统一市场的法律法规、社会和环境保护的程度、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限制、性别平等、少数派权利以及欧盟机构的权限等多个问题，政治党团展开激烈的竞争。“左—右分野”是欧洲议会中的主要竞争层面，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竞争层面是该竞争层面的主要补充，并与左—右分野的竞争层面相互关联。
三 “港口服务指令”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港口服务指令”作为案例来分析欧洲议会的竞争层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该指令发生在共同决策程序中，该程序是欧洲议会参与立法权力最大的程序，也是欧盟立法程序中最重要的程序。据粗略估算，目前欧盟80%的立法都处于共同决策程序，《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将会使这一比例上升到95%；(58)第二，航运在欧盟的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大约90%的欧盟对外贸易依靠航运。从长远看“港口服务指令”会影响欧盟整体的经济竞争力；第三，该法令在欧盟范围内激起了激烈的辩论和抗议。多个利益集团（欧洲海港组织、私有港口经营者联盟、欧洲共同体船东协会、欧洲船东理事会、国际交通工人联盟、国际港口工人理事会、欧洲船员等）在其中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出现了遍布欧洲的码头工人罢工。在调解委员会(conciliation committee)协商的同时，五个欧盟成员国的港口工人举行罢工，8000名港口工人在荷兰鹿特丹示威游行；(59)第四，该法令2003年流产后，欧盟委员会于2004年再次提交了新的港口服务指令草案，但是欧洲议会于2006年再次否决了新的草案。(60)至今，港口服务仍未实现欧盟范围内的自由化。如果在存在高度政治风险的立法中，欧洲议会党团能够基本上整合内部不同的观点，以统一的立场与其他党团展开竞争，而并非是不同的国家结成联盟。那么可以预期在政治风险相对较小的立法过程中，欧洲议会党团而非国家代表团就更容易成为政治竞争的主体。(61)
欧盟委员会在2001年2月提出“港口服务指令”草案(62)。该草案的核心在于确保在港口内对港口使用者提供的服务(63)进行公开竞争。第一份草案的市场化倾向非常明显，要求成员国应针对这些港口服务设立竞争投标机制。部长理事会的态度也相对激进，“共同立场”的自由化倾向和“放松管制”色彩十分浓厚，而欧洲议会的态度则相对温和。
议会党团对“港口服务指令”的态度充满矛盾，矛盾的焦点在于对两种特定服务领域采取自由化措施的程度。首先，该指令是否应该适用于所有的“领航服务领域”。左翼党团认为指引船只在繁忙的港口航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务，因为它是确保港口内安全的关键，而市场力量的介入会对安全造成影响。比如社会党党团多数党员赞成从港口服务领域中删除“领航”领域的修正案。德国议员威利·皮耶斯克(Willi Piesyk)就认为港口之间的竞争要远比单一港口内部服务的竞争更加重要，而领航领域决非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委员会应该使领航领域的竞争保持现状。“在成员国中，我们已经拥有良好的领航法规。因此，我们不需要将领航领域包括在指令之内。”(64)绿党和其他一些左翼党团相对于社会党来说态度更为激进。然而，右翼政党则认为在领航领域引入市场竞争，可以解决因服务垄断而造成的高价问题，同时提高港口的服务效率。(65)
其次，在“货物处理领域”应该允许多大程度的“自我处置（权）”，即船东是否可以雇佣自己的人员为船只装货和卸货。传统上，在绝大多数欧洲港口，只有工会中具备资格的成员才能承担这一工作。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已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这一行业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大多数限制。左翼政党声称允许船只使用他们自己的人员会导致货物处理者的工作条件和培训的竞争降到底线(race to the bottom)，最终会危害港口的安全和效率。(66)相反，右翼政党则声称引入“自我处置”机制十分关键，因为它可以通过在载货物处理领域引入更大的竞争来降低运输成本。(67)作为中间化的政党，自由党大多数成员的立场处于社会党与人民党之间，相对来说更接近人民党的立场。
在关键的议会三读投票中，议员们对“共同文本”出现了严重分歧，新闻报道将投票描述为“刀锋”(knife-edge)上的选择。(68)最终左、右两大联盟发生分野（见表1），大多数社会党党员与其他左翼政党党员以及个别人民党党员和自由民主党党员结成联盟，一起投票反对共同文本，因为共同文本相对他们的理想政策来说更加偏右。尽管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偏向于自由化色彩更浓的指令，工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并没有遵从国家的偏好，而是与大多数社会党议员一起投票反对共同文本。工党欧洲议会议员理查德·科比特(Richard Corbett)认为“这项指令将会把市场竞争引入领航和货物处理领域，这会给我们本地人的工作带来威胁，给船只和货物带来危险”，“这对我们地区以及整个英国来说都将是坏消息”。(69)然而，在10名投赞成票的社会党党员中，有8名意大利人，这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港口改革中已经确立了船东处置自己货物的权利。(70)共同文本的立场将会促使“重新管制”的出现。因此正如意大利工会一样，意大利社会党议员支持共同文本。相反，大多数人民党议员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则倾向于“放松管制”色彩更浓的改革，因此投票赞成共同文本。最终，左翼联盟以20票微弱优势获胜，拒绝了共同文本。
欧洲议会的三读投票结果意味着尽管经过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还出现了遍布欧洲的码头工人罢工，但是这一指令仍以失败告终。该法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议会中的党团围绕“港口服务指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尤其是两大主要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的主要议员针锋相对，最终导致该法令的“沉没”。议会党团围绕“港口服务指令”的斗争可以简化为传统的左右之争。在领航和货物处理领域，争论围绕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政府管制，哪些由市场决定。支持前者的人主要关注工作条件、工作保证和安全，而倾向后者的人则更关注效率和竞争力。
四 小结
从欧洲议会诞生至今，伴随其权力日益增大以及欧盟制度体系的日益复杂化，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不断地由“共识政治”向“左—右分野的竞争政治”过渡。“左—右分野”已经成为欧洲议会中的主要竞争层面，而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竞争层面是这一主要竞争层面的补充，并与“左—右分野”的竞争层面相互关联。这一点对欧洲议会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在某些时候国家利益在欧洲议会中处于上风，但是欧洲议会“超国家机构”的特质越来越明显。从欧盟治理角度来看，欧洲议会中的政治运作与传统民主国家中的议会非常相似，都以“左—右”竞争为主要特色，以欧洲国家中的传统政党家族为主要行为者。(71)一方面，左翼党团与右翼党团的激烈竞争为选民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政治方案，有助于将选民的意志转化为欧盟层面的政策输出，有助于形成欧洲公民对欧盟民主治理的认同；另一方面，欧盟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进入欧洲议会。欧洲议会权力的增大使成员国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对议员展开激烈的游说活动。党团围绕“左—右分野”展开竞争，有利于整合和简化不同的主张，有效地制定政策、法律，从而使欧盟获得有效的治理。作为欧盟内部唯一一个通过直选产生的机构，欧洲议会无论是在维护欧盟各机构权力平衡方面，还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方面都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注释：
①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在“共同决策程序”中是共同立法者(co-legislator)。在该程序下通过的立法大约占整个欧盟立法的70%左右。参见Gail Mcelroy and Kenneth Benoit,"Party Group and Policy Positio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arty Politics,Vol.13,No.1,2007,p.6.
②Richard Corbett,Francis Jacobs and Michael Shackleton,The European Parliament (7th edition),London:John Harper Publishing,2007,p.2.
③Julie Garman and Louise Hildtch,"Behind the Scenes: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l Processes at Work in Conciliation",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5,No.2,1998,pp.271-284.
④参见欧洲议会网站：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public/default_en.htm,last accessed on 20 June 2009.
⑤David Judge and David Earnshaw,The European Parliament,Hampshire:Palgrave,2003,pp.69-72.
⑥Ibid.,pp.144-148.
⑦转引自Abdul Noury,Gerard Roland,Thomas Piletty and Thierry Verdier, "More Power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conomic Policy,Vol.17,No.35,2002,pp.281-319。
⑧Sara Hagemann,"Strength in Numbers? An Evaluation of the 2004-2009 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Working Paper,May 2009,available at http://www,epc.eu/. Last accessed on 25 June 2009.
⑨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0,No.2,2006,pp.494-511.
⑩George Tsebelis, Veto Player: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11)关于一体化的概念内涵，学术界有很多争论。从字面含义看，它是指各个独立的行为体通过某种方式形成一个新的行为体的过程。一般将国际一体化定义为“某一区域或全球范围的所有成员在一定区域内聚合为新的行为体的过程、趋势或状态和结果。”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欧洲一体化是成员国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是成员国国家主权在一定领域的部分让渡。某一领域内的一体化程度越高，这种让渡就越多。围绕一体化的斗争形成两个极端，一端是维护超国家机构，另一端是维护民族国家的完整主权。支持一体化者倾向于让渡更多的国家主权给超国家机构，反对一体化者则倾向于保留更多的国家主权。
(12)近年来，关于竞争层面和行为者理想行为点估计的大量政治科学研究不断涌现，研究采用了各种形式和方法。比如研究欧洲议会议员的记名式投票记录，参见Amie Kreppel and George Tsebelis,"Coalition Form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Vol.32,No.8,1999,pp.933-966；对政党纲领进行手动编码，参见Ian Budg,Hans-Dieter Klingemann and Andra Volkens,Mapping Policy Preferences Estimates for Parties,Electors,and Governments 1945-19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对于政党位置的专家意见调查，参见Michael J,Laver and W.Ben Hunt,Policy and Party Compet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以及对政治声明进行计算机编码，参见Matthew Gabel and Simon Hix,"Defining the EU Political Space: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uropean Elections Manifestos,1979-1999",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8,2002,pp.934-964.
(13)Gary Marks and Marco Steenbergen,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8,pp.879-892.
(14)Marco Steenbergen and Gary Marks,"Introduction:Models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European Union",in Gary Marks and Marco Steenbergen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2.
(15)Andrew Maravcsik, The Choice of Europe:Social Purposes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16)Amie Kreppel and George Tsebelis,"Coalition Form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p.933-966.
(17)Marco Steenbergen and Gary Marks,"Introduction:Models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European Union",pp.1-12.
(18)Simon Hix and Christopher Lord,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asingstoke:Macmillan,1997,pp.23-27.
(19)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Lanham,MD:Rovan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
(20)这种分法源自1789年法国的国民议会。为了有着相似政见的代表们组成核心小组，也为了把那些可能“口手并用”的强硬政客分开，大家围绕着半圆形的大厅坐下：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维持君主制）坐在发言席的右侧；激进主义者（要求彻底抛弃旧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共和制）坐在左侧；持中间立场的人（希望某些变革）坐在中间。自此，后人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称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参见［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第六版），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1)Norberto Bobbio,Left and Right: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Translated by Allan Camer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1.
(22)Ibid..
(23)Simon Hix, Abdul Nonry and Gerard Roland,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2-163.
(24)Gail Mcelroy and Kenneth Benoit, "Party Groups and Policy Positio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p.5-28.
(25)记名式投票(roll call vote)是欧洲议会中唯一记录在案的投票方式，除此之外，议员们会采取举手表决或者按电子投票器等方式进行投票，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具体的纪录。在欧洲议会中，只有特定的投票采取记名式投票方式。根据欧洲议会程序条例规则（2009年7月），党团或者至少40名欧洲议会议员可以要求采取记名式投票方式。据Simon Hix统计，欧洲议会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投票是记名式投票。尽管不少学者对记名式投票记录持保留意见，认为研究记名式投票可能无法全面了解欧洲议员们的投票行为。但是一般来讲，记名式投票会在讨论非常重要的立法文本时采用。Se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Report on the Brainstorming 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18 October 2005),2006,available athttp://www.epc.eu/,last accessed on 1 June 2008.
(26)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p.494-511.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记名式投票记录进行量化研究的方法十分盛行。如Tapio Raunio收集了第三届直选欧洲议会(1989-1994)中159个记名式投票纪录，量化模型分析表明党团成员投票的相似性反映了他们在“左—右分野”中的相应位置。Tapio Raunio,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Transnational Party Groups in the 1989-1994 European Parliament,London:Ashgate,1997.诺里(Abdul Noury)则通过第三届(1989-1994)与第四届直选欧洲议会(1994-1999)中全体大会的记名式投票记录来分析议员们的政策偏好。他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比较“党团意识形态”与“国籍”对议员投票行为的影响力。研究表明欧洲议会中的主要行为者是议会党团，而不是国家代表团，议员投票更多是遵从党团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的偏好。欧洲议会中的竞争层面大概有3个或者4个，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的“左—右分野”。欧洲议会中的主要冲突围绕传统的左—右分野展开，而非国家利益展开。第二个竞争层面是“支持—反对欧洲一体化竞争层面”。这两个竞争层面是高度稳定的，可以预测大约90%的投票结果。Abdul Noury,"Ideology,Nationality and Euro-Parliameritadans",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3,No.1,2002,pp.33-58.
(27)Simon Hix and Abdul Noury,"After Enlargement:Voting Patterns in the Sixth European Parliament",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VOl.36 ,No.2,2009,pp.159-174.
(28)Matthew Gahel and Simon Hix,"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uropean Elections Manifestos,1979-1999",pp.934-964.
(29)Simon Hix,Amie Kreppel and Abdul Noury,"The Party System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Collusive or Competitiv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1,No.2,2003,p.311.
(30)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497.
(31)Amie Kreppel and George Tsebelis,"Coalition Form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937.
(32)Richard Corbett,Francis Jacobs and Michael Shackleton,The European Parliament,p.218.
(33)《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将共同决策程序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农业、渔业、司法和内政事务、预算等在内的85个领域，并将共同决策程序更名为“普通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但是外交事务领域仍由政府间会议决定，欧洲议会的权限仍然十分有限。参见“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OJC.2008\C115\01.
(34)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p.162-163.
(35)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496.
(36)Gail Mcelroy and Kenneth Benoit,"Party Group and Policy Positio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5.
(37)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496.
(38)比如，在第六届直选议会中，服务指令(service directive)有大约1000条修正案。
(39)感谢欧洲议会Michael Shackleton先生帮助笔者厘清此观点。
(40)Simon Hix,"Parliamentary Behavior with Two Principals:Preferences,Parties,and Vot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3,2002,pp.688-698.
(41)Richard Whitaker,"Party Control in a Committee-Based Legislature?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Vol.7,No.4,2001,pp.63-88; Simon Duke,"The Role of European Parliament Committees in the EU Policy-Making Process",in Thomas Christiansen and Torbjorn Larsson eds.,The Role of Committees in the Policy-process of the European Union:Legislation,Implementation and Deliberation,Chs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7,p.175.
(42)Simon Hix,Amie Kreppel and Abdul Noury,"The Party System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Collusive or Competitive?",pp.309-331.
(43)Tapio Raunio,"Towards an EU Dominated by the Centre-righ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fter the 2004 Elections",Representation,Vol.41,No.4,2005,pp.247-258.
(44)David Judge and David Earnshaw,The European Parliament,p.149.
(45)Martin Westlake,A Modern Guide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London:Wellington House,1994,pp.187-188.
(46)Simon Hix,Amie Kreppel and Abdul Noury, "The Party System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Collusive or Competitive?",pp.309-331.
(47)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Power to the Parties:Cohes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1979-2001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2,2005,pp.209-304.
(48)Simon Hix and Abdul Noury,"After Enlargement:Voting Patterns in the Sixth European Parliament",pp.159-174.
(49)Richard Corbett,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Role in Closer EU Integration,Basingstoke:Macmillan,2001.
(50)Thorsten Faas,"To Defect or not to Defect? National,Institutional and Party Group Pressures on MEP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Party Group Cohes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an Jott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2,No.6,pp.841-866.
(51)Simon Hix,What's Wrong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ow to Fix I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52)Mark Aspinwall,"Preferring Europe Ideology and National Preference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3,No.1,pp.81-111.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只是一个政党偏好的基本趋势图，在曲线的周围还存在一些特例，最典型的如英国保守党在左—右分野中处于中右位置，但是其对欧洲一体化则基本持怀疑态度。
(53)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Manifesto for the 1999 European Elections,http://www.pes.org/content/view/278/140/lang,en/,last accessed on 18 January 2008.
(54)Thomas Jansen,"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into the European People' s Party",in David Rel and Christophet Lord eds.,Transnation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8,p.104.
(55)Honor Mahony,"Far-right Group formed in European Parliament",EUobserver,2007-01-09.
(56)李景治、张小劲等：《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57)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将欧盟的政治运作归结为“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就欧洲议会内部而言，首先，在党团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欧洲议员需要相互妥协，达成该党团的共同立场；其次，由于欧洲议会内部，没有任何一个党团占有绝大多数的优势，欧洲议会要想使立法得以通过使自身相对于理事会发挥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党团之间就必须结成联盟。这一过程同样需要不同党团的议员们不断地妥协以寻求共识。See Richard Corbett,Francis Jacobs and Michael Shackieton,The European Parliament,pp.9-10.
(58)Christian Egenhofer,Sebastian Kurpas and Louise van Schaik,"The Ever-changing Un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the European Union",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p.16.
(59)Lloyd's list,"Deadlock Feard in Port Directive Row",29 September 2003.
(60)大量港口工人聚集在欧洲议会大楼外进行示威游行，甚至出现了暴力伤亡事件。See European Parliament,"Top Stories from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2004-2009"；欧洲议会网站：http://www.earoparl.europa.eu/news/expert/thematic_note_page/008-46723-019-01-04-901-20090120TMN46722-19-01-2009-2009/default_en.htm,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09.
(61)有学者常常以“Takeover Bids Directive”中德国欧洲议会议员不论属于哪个议会党团都投反对票为例来说明国家利益对欧洲议会的支配，但是一方面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欧洲议会中非常少见，另外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比如在该法令中）在存在高度政治风险的情况下，来自一国或两国的议员可能会在充满争议的一次或两次投票中遵循国家的偏好而非党团的偏好。但是其他国家的议员还是遵循党团的偏好，背离党团偏好的议员在其他投票中也仍然遵循党团的偏好。See 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op.cit.,pp.200-115.
(62)尽管航运在欧盟成员国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各个成员国的港口服务现状大为不同。在有些国家，港口服务还处于垄断阶段。而在另外一个国家，港口服务市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自由化了。由于航运具有成本／收益比更加经济、效率更高、环境污染更少等优点，欧盟委员会提出“港口服务指令”提案，力图促使航运成为陆路运输的有效替代物，成为泛欧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令体现了欧盟机构期望在共同体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港口服务法规框架的努力。European Commission,"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Reinforcing Quality Service in Sea Ports:A Key For European Transport",COM/2001/0035 final.根据欧盟条约第80(2)条款（海洋和航空运输），“港口服务指令”提案必须经过“共同决策程序”(Co-decision procedure)才能通过。在这一程序下，议会有可能要经过三读程序。
(63)这些服务包括：下锚、拖船、领航、货物处理（上货、卸货、积载以及枢纽内装运）。European Commission,"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Reinforcing Quality Service in Sea Ports:A Key For European Transport".
(64)Lloyd's List,"Port Directive:Politicians in Pilotage Clash with Brussels",1 August 2002.
(65)Lloyd's list,"Plea to Extend Port Directive",14 May 2001; Lloyd's list,"Ports-Lobbyists Move on Seat of Power",7 April 2003.
(66)Lloyd' s list,"Brussels Ports Directive Scrapes Past Penultimate Hurdle",6 October 2003.
(67)Lloyd's list,"Ports-Lobbyists Move on Seat of Power",7 April 2003.
(68)Lloyd's list,"High Noon for Knife-edge Port Services Vote",20 November 2003.
(69)Richard Corbett,"European Parliament to reject Port Service Directive", 12 November 2003,http://www.richardcorbett.org.uk/blog/,last accessed on 20 June 2008.
(70)Lloyd's list,"Top Maritime Law Firms:Genoa at the Forefront of Reform",21 May 2003.
(71)Simon Hix,Abdul Noury and Gerard Rolan,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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