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下一站：城乡等值化——破解“竞争性”城市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性论文,一站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F291
一、社会资本与城乡关系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既是一部灿烂文明的发祥史，也是一部浩瀚的城市发展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城乡关系和矛盾史。已有的文献回顾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东方行政主导型。例如，秦国统一六国后实施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县调整，后增至四十余郡。每郡下辖20个左右的县。郡县最高行政长官作为皇权的代表而治理地方，其官邸所在地自然而然成为传统城市的雏形，由此形成从中央都城到地方郡县的城市网络。这些城市的起源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不是直接源于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转化，城市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是一种官本位体制的异化。二是西方城市社区型。这种类型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工与集聚，与商业活动的兴旺密不可分。“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马克思·韦伯在总结中世纪城市与资本主义兴起时，曾概括适合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西方城市应具备的五个特征：要塞、市场、有自己的法院或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团体的性质、至少部分的自治和自主。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
对全球而言，城市化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欧洲的城市化。它发端于英国，自1750年开始，历时近20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第二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城市化。由于世界工业中心的转移和欧洲移民的进入，美国城市化速度比欧洲城市化速度快了一倍，仅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次是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拉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无论是哪种模式，城市的兴起必然是农业社会逐步分化出市民社会；必然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厉以宁先生总结印度作为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曾指出：“英殖民者退出印度次大陆之后，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于印度。到20世纪末，印度独立半个世纪了，这一进程仍在各地进行着，尽管从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看，印度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①。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于1954年、1955年先后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两本著作，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该模式有3个假设条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分为2个部门，即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劳动力供给无限；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不变。这样，随着劳动力人口不断地增长，因土地资源有限、质量下降，使得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为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提供廉价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这些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根据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复杂的城乡关系看成了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即从传统部门(农村)向现代部门(城市)过渡只需要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的升级。
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往往忽略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无限、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不变的假设条件，特别是忽视了城乡关系以及存在于城乡关系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这种城市偏向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固化了城乡分割和城市偏向的现状。Friedman(2006)评价高速增长的城市化是breakneck，即“折断脖子”。人们往往忽视了城市的空间容量扩大与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基础设施、治安条件以及与周围农村发展等成比例的原理②。过度高速城市化使得部分国家由此出现了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现象，最终导致“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针对城乡关系，特别是社会资本在城市化的重要作用，早期经济学家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强调城乡一体：即运费决定了城乡产业的空间分布。亚当·斯密曾系统性地揭示了地理、贸易、制度、文化变迁对城乡关系的制约与影响的本质。斯密指出：“假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镇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③。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率先挑战城乡分割和偏重的倾向。其中代表性的有麦基(McGee，1989)的“Desakota”模型、道格拉斯(Douglass，1998a，1998b)的区域网络模型、塔科里(Tacoli，1998)的“城乡连续体”等理论。Bengs(2000)认为，城乡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主导阶段、乡村依附城市阶段和网络结构阶段。而欧洲城乡关系处在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城乡关系超出了单一交换的方式，显示出动态网络的特征。通过各种“流”实现一种“网络结构”，有形或无形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和技术等将城乡联系在一起，并给城乡都带来发展机会④。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通过日趋复杂的社会网络，通过各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相互流动，正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关键而且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方式的发展，运费已不再是决定城乡布局的条件。未来城市和乡村已经不再作为明显的独立地域单元而存在，它们以不同的网络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与邻近地区和国别联系起来，这种地域关系的复杂性和空间延伸不仅使传统中心地理论的城镇等级模型面临挑战，而且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考验。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班加罗尔，作为全世界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其城市化的进程和未来形态具有显著网络结构化特征，极大的有别于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其他城市。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还处在第一、二阶段。无论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城市化浪潮，从现代经济史的意义上说就是一场瓦解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持续、不间断的革命。其核心是城乡关系的解构与重组，实质则是社会资本位于某一区域中，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优势集聚。
因此，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角度，城乡关系可归纳为：一定地理空间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准和产业结构等物质资本决定了城市化每一次推进的初级形态。人口状况以及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等人力资本决定了城市化的持续速度和质量。存在于工业化路径、政府政策偏好和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资本，则通过政府和市民社会决定了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因此，讨论第三次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城乡关系的妥善处理，特别是社会资本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那些把城乡关系视为单纯的城乡人口转换或者产业升级的唯技术论者，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特殊矛盾
世界大多数国家面对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矛盾，具有普遍性。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性与特殊社会结构，在这种普遍性的基础上，还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这一独特的社会生态。简单说，农民因为土地和户籍的制度性安排被“固化”在了农村，无法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从而实现各种要素的理性流动。这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西方的城市化进程有共性，更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特殊性大于共性。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关键的时期，城市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也成为最热门的词汇。在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土地改革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缺钱”和“城市缺地”这两大基本国情特征，带来并由此产生的“竞争性”城市化、单向城乡一体化、进城农民非市民化等问题，关乎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改革的瓶颈。
(一)“竞争性”城市化
为完成本文研究，笔者在导师厉以宁先生的指导下，曾多次到山东省青州市做了田园调查⑤。一般认为，城市化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集聚作用是决定性的。就青州个案研究表明，社会资本集聚作为一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产权安排，在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资本要素的集聚，特别是与相邻区域的竞争，对城市化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甚至更有一般意义上的高效率。正如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所言，等次界定产权制度向资产界定产权制度的转变调动了人和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县城之间的竞争促进和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合约精神阐述的分成佃租制，即17%增值税的合约结构，每一个县城之间都等于公司之间的竞争。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⑥。表现在城乡关系中，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各地追求的“竞争性”城市化。
中国式“竞争性”城市化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政府主导”的因素大于“市场自然演变”的因素。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自然演进过程中，确立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辅助地位。同国家的经济建设一样，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走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演变过程⑦，详见表1。大致经历经了初期大发展、控制、停滞、遍地开花、大中小协同等阶段。
中国习惯于从政府的角度去“安排”、去“计划”城市化道路，由于县城之间的竞争和地方既得利益冲突，各级政府通过所谓的规划界定了人口迁移与就业、城市的职能定位、城市的规模甚至城市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对城市化本身的规律性以及城乡关系内在动力机制的探讨和尊重。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工潮”到2004年广东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的“民工荒”都反映了这一现象。二是中国的工业化明显超前于城市化，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则明显滞后于城市化。这一趋势一直到2003年以后才发生了变化⑧，详见表2。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未能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张，基尼系数反映社会公平出现失衡。1978年以前，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约在0.20～0.24之间，收入分配呈现出平均主义状况。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开始拉大。1990年扩大到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后达到0.417。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扩张，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政府主导和工业化这两个中国城市化特征决定了相邻区域的城市之间，占据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城市一旦具有先发优势，将会产生“盆地效应”，优先集聚社会资本，形成产业集聚为主体的大型社区，与周边地区形成不同程度的城市化梯次。而这种梯次与西方自然演进和市场化的中心区域城市形成机理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行政区域之间由于相对封闭和隔绝，地区封锁现象较为严重，网络结构难以形成，要素“流”流不动，同质化竞争盛行，行政区域之间辐射、互补和带动作用不强，区域经济社会孤岛化现象突出。“竞争性”城市化这种负的外部性，导致新的城市化落差。
(二)单向城乡一体化
伴随着中国以城市国有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各种生产要素快速向城市集中，一方面加剧和固化形成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价格剪刀差；同时还有居民储蓄存款进城、农民工进城、高校毕业生留城、中高级人才孔雀东南飞等等；另一方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金进村、人才进村则严重滞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典型单向城市化的特征。从1978年开始，32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17%上升到47%以上，提高了3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1977年的不足1.7亿人增长到2010年的接近6.4亿人，增加了4.7亿人。如果按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其中至多7000万人是原有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其余4亿人都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苏联和日本大致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耗时间最短、规模最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城市化，缓解了农村人口过剩、土地短缺的矛盾，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成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避免重蹈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也同样重要。一方面有前车之鉴。阿根廷等拉美国家，4.98亿总人口中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镇化高达75%以上，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是其经济水平却只有发达国家的1/4，失业和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其中，超过1/3的人口为贫困户，有相当一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2000万人流浪街头，出现了虚假城市化的“拉美病”。
表2 1952年至2008年中国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一览表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出现了具有共性的“大城市病”，也出现了中国独有的“农村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生产要素和信息的单向流动，长此以往农业生产难以为继；以城市化为名的圈地运动形成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农民缺乏长期的谋生技能和社会保障；部分乡镇摊大饼式的无序化发展，形成新的土地资源浪费。这些新出现的“农村病”，造成社会管理十分困难，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现在有1.5亿多的农民在外打工，在我国农村约1亿人口的留守群体中，“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分别高达2300万、4700万和2000万。“留守妇女”既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又要操持家务、耕种田地，这些农村“留守妇女”在任劳任怨的同时，身体和心理均承受着各种巨大的压力。在缺少父母关爱、有效的监护、关心和教育等情况下，“留守儿童”无助、犯罪现象不断增多。“留守老人”特别是单身老人，生了病以后特别感到无助。单身老人病死在床上，待人们发现时已成一堆白骨的事例，近年来也屡见不鲜⑨。从结构指标看，这是一种不协调、不公平的城市化，制约着社会结构的实质性转换，隐含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进城农民非市民化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是衡量城市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2010年9月21日，杨伟民在《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报告首发式上说：“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属于‘半城市化’，距离‘全城市化’还有很大距离”⑩。“新”市民不能与“老”市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具有同等政治权利，加剧了社会冲突。
产生这种虚假的城市化现象，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实质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即使实行土地财政，由于城市建设多年欠账，公共服务滞后，城市对新增人口所需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开支，以及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等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无独有偶，西方早期城市兴起时，由于城市的规模扩大，人口增长过快，某些城市也制定了准入条件和迁入限额，以限制人口大量涌入。例如，要取得市民资格，一些城市规定了较长的居住时间(波尔多为5年，里昂、马赛和佩里为10年)。有的城市(如波尔多)还规定必须有住房(11)。二是农民离乡不离土，现有工资性收入无力实现在城市安家置业。仅对成都12855名农民工和农民的调查中，超过60%“不愿放弃农村资产进入城镇”(12)。由于半城市化，农民工家庭无法放弃土地，也导致了土地抛荒和低效率利用，阻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妨碍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这也是单向城乡一体化的另一种恶果。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已经在城市中居住的人“日益不愿让新来者分享特权”(13)。
在中国的中西部，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无论是走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都绕不开耕地环境保护、城市承载能力、产业发展以及社区重构等棘手矛盾。较早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100万至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达到城市GDP的17%～19%，而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未能发现净规模收益(14)。这些小城市和小城镇除了规模经济性差，人均占地面积是大城市的几倍。如果单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将降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劣化发展质量。如果发展大城市，现有中西部大中城市的企业盈利水平和土地财政的承受能力无力负担大量进城人口的公共服务成本，更谈不上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反哺，难以实现以不牺牲环境和粮食生产为前提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式“巴伐利亚试验”：城乡等值化模式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揭示了当今人类对城市功能的基本认识和美好的期盼。实现城市化的梦想，正确选择城市化道路是关键。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某种模式或战略安排。一般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方针。就城乡关系而言，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城乡关系曾精辟地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15)。
德国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二战后，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贫富悬殊，大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就业、社会治安、生存环境等问题突出。为调节和缓解城乡矛盾，195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开始倡导城乡等值化试验。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类型，但是等值。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降低生活质量的目标。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平衡协调发展，明显减弱了德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状况。这一计划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开始实施后，逐步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1990年更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目前德国巴伐利亚州农村地区占全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空间。
22年前，由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提供援助，针对中国开始出现的与战后德国类似的单向城市化现象，德国巴伐利亚州选择中国北方农村发展水平中等偏下的南张楼村开展了中国式“巴伐利亚试验”。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村庄规划、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达到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环境条件、促进农村发展的目标。项目实施方案由德方和南张楼村共同研究商讨，由南张楼村出资、出工自主建设。虽然项目实施中，中方添加了德方所不愿看到的诸多中国元素，包括中方不愿建设停车场等现在看起来的落后想法，但总的来看项目实施基本成功。目前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纯收入近万元；兴建了近百个企业；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居民的生活方式明显改善，村民工作和生活在包括工业区、农田区、文教区、生活区等同类功能集中连片的社区里；村文教中心和集贸中心起到了较为明显的辐射作用。
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城乡等值化实验最为突出的特点有五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了生活方式转变。农忙务农、农闲务工、亦工亦农的生产方式，引导和开化了南张楼村村民的思想，具有了规模化分工协作、团队文化、规章法制等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这些体验极大地提高了南张楼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准市民意识。
二是社会资本的集聚根本性改变南张楼村经济社会的自然演进历程。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提供的较为完善的城乡关系理念，结合南张楼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带领全村农民的真抓实干，形成一张新型的网络社会结构。在这个网络结构中活跃着四个“流”。第一，先进城乡等值化理念“流”；第二，“四两拨千斤”(项目德方提供400万人民币)的资金“流”；第三，强调技工学习、逐步深造、出国研修的人才“流”；第四，各种交流、参观和互动激发的信息“流”。这些“流”集聚了南张楼村的社会资本，激发了相应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力量，形成了强制性路径变迁内生动力，造就了南张楼村由纯粹的农业村蜕变为城乡等值化的新社区。
三是民营经济是城乡等值化的内生动力。从调研来看，目前改变南张楼村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与动力还是开办企业，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这22年实验过程中，民营企业，特别是出国返乡的农民创建中小企业成为了社会资本均衡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前述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了生活方式转变的基础。对南张楼村村民来说，虽然南张楼村的确比别的村子富裕，离开村子进城打工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每年有几百外乡人来此打工，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已实现机械化耕种的土地，而恰恰是那100多个非农业的工厂，这与“巴伐利亚试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事实上，南张楼村大部分小工厂都是出国打工挣钱的村民返村后投资建立的，几乎没有农民选择把钱投在庄稼地里，这让德国人也很无奈，实验结果与德方赛德尔基金会所期望的以农村、农业为主体的村庄发展理念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从中国实践来看，人们渴望在极短的时间范围内改善生活，加之全国范围内的竞争性城市化进程，使得即使是一名普通的村民，对村里工业区的关注程度也远远高于大田区、教育区和公共设施区。因此，通过民营经济发展来集聚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解决社会资本的租值耗散，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
四是乡村精英是农村社会资本集聚节点和增长点。乡村精英由于在农村中的特殊地位，在个体、社区网络和更大网络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起到关键联结点及推动力作用。从南张楼村村党支部书记袁祥生个案来看，作为血缘、地缘网络的核心和中坚，正是因为他的努力，联系乡村封闭网络和外部开放网络，并不断拓展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接受德方理念，出国游学、创办企业等等，从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成长为知名的村级致富带头人和城乡等值化实验的具体实施者。一方面他不断集聚其个人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发挥他自身节点作用，通过组织村里率先觉悟的出国务工、参与土地整理、上学办厂的村民，有效地增加和提升整个南张楼村的社会资本存量。由此衍生了大批急需的农业合作社和中小企业的人才，为城乡等值化实验准备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
同时，随着社会资本的集聚，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对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乡村精英选举上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在乡村治理等制度层面，由于袁祥生式的乡村精英的存在，有力地推动了治理结构的完善，降低了实施城乡等值化实验的交易成本。从实践上来看，乡村精英是城乡等值化实验的决定性力量。
五是村庄的治理结构、社会管理等制度环境决定村庄发展模式。从南张楼村村民自治历程来看，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严重的非均衡化，22年中虽然意识和观念得到极大提升，但与乡村建设的未来仍然不相适应。当然，这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期所特有的历史性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更加重视乡村改革、土地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加强调从机制体制角度来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
南张楼城乡等值化实验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为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22年城乡等值化实验，为中国人解决三农问题、探索城市化道路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实验本身已经超越了一个4000人的普通村落梦想脱贫致富、追求幸福生活的初衷。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德国开展城乡等值化的起始条件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工业化程度、法制环境、政府角色、人口密度、教育素质、生活理念、文化背景等等。应该说，城乡等值化在全中国范围还是一种理念和梦想。目前在中国乡村发展实践中，更多强调的是行政主导的城乡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两种误区：
第一种误区是：城乡一体化就是农村城市化。将城乡一体化片面理解为空间上的一体化，盲目追求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的一体发展，不考虑城市与乡村在空间发展上的区别，盲目地造城建镇，脱离经济基础去变农村为城市。特别是将城市建设照搬照抄到新农村建设中去，追求外在形态、基础设施的一样化，而农民的生活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城乡一体化建设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忽视了城与乡的各自特点、地位、功能和作用，忽视了城与乡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不可替代的关系。
第二种误区是：城乡一体化就是新农村建设替代化。片面强调城市反哺农村，要求给予农村更多物质和资金上的支持，没有从城乡互动、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角度去认识和规划。将城乡一体化简单理解为解决农民吃水难、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难等具体工作。忽视了城乡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顶层设计。忽视了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整体和局部的辩证关系。
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仍处于乡村依附城市阶段。借鉴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城乡等值化经验教训，顺应世界城市化第三个阶段出现的网络结构趋势，有效解决市场不完善以及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问题(16)，避免城乡一体化出现农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化现象，防止“竞争性”城市化、单向城乡一体化、进城农民非市民化，城乡等值化实验可在中国被赋予新的内涵。
那就是新城乡等值化模式：利用社会资本构建的网络结构，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双向的人员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和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各种“流”，将城乡有机联系在一起，依托土地整理、村庄革新、信息技术、低碳生产等方式，逐渐消除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的差异，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型但等值的目的。这种城市化道路，有三个特点：
一是多元化。未来城市和乡村不再作为明显的独立地域单元相互割裂，而是以不同的网络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与邻近地区和国别联系起来，形成不同种类的新型社区。契合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能有效解决农业大区、人口大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尖锐矛盾。中国城乡融合之路，特别是村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会更多地表现出多样化特征。
二是过渡型。体现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通过土地流转的制度性安排，农民进城也能保全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等财产权，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同时，也为进一步的城市化预留了地域空间、生态环境以及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是自主性。有别于政府主导的大城市战略或中小城市战略，乡村可自下而上，根据自身的特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生活总体等值的基础上，个性化、生态化、智能化、低碳化地推动城市化进程。
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亦如此。追求绝对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期望通过发展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维系城乡关系更是一种不可取的思路。在实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导致的贫困。即在网络结构中，如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社会资本不能被有效地分配和集聚，无论积累多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会形成新的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公平，而这种社会资本不公平将会导致两种新的贫困化。一种是竞争性社区贫困化。区域之间由于“竞争性”城市化的负外部性，形成区域之间的经济巨大落差、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种是个体代际贫困化。如同生活在别墅里的乞丐，教育等社会资本形式公平，实质不公。而这样的乞丐还有可能通过代际效应和代际遗传，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由此，我们可以有这样五点基本认识：
一是新城乡等值化道路是中国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其未来是城乡社区化。它成功与否取决于网络结构的进化，取决于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和交通方式带来的人际交往、消费模式、低碳环保的变革，以及政策制定者的适应能力。
二是作为一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产权安排，社会资本要素的集聚，特别是与相邻区域的竞争，对某一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和高效率的。由于存在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社会资本非均衡背景下的“竞争性”城市化同时具有负的外部性，包括竞争性社区贫困化和个体代际贫困化。
三是即将处在人口红利十字路口的中国，如果个体和社区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而个体和社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由于城市承载能力不足，有可能导致公共财政灾难。
四是中国城市化道路，应避免单纯的城乡人口转换或者产业升级的唯技术论。不应排斥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方针的自然演进和多样化。
五是城乡关系可引申为：一定地理空间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准和产业结构等物质资本决定了城市化每一次推进的初级形态。人口状况以及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等人力资本决定了城市化的持续速度和质量。存在于工业化路径、政府政策偏好和数育、法制等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资本，则通过政府和市民社会的网络结构决定了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注释：
①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12页。
②叶超、陈明：《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启示》，《中国人口》，2008年第18卷第1期。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6～383页。
④Bengs：欧洲的城乡关系[A]，见：提高城乡联系与协调经济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C].国外城市规划网http://www.upo-planning.org/detail.asp?ArticleID=219，2004。
⑤田园调查先后召开了民营经济、城乡一体化、巴伐利亚实验、黄楼花卉业兴衰研讨等四个主题讨论会。走访了青州市经济开发区、黄楼花卉产业基地、建福齿轮等重点民营企业以及庙子镇等迁村并点试点区。并选择青州市500家民营企业作为样本(回收样本477份)。通过问卷调查，对青州全区域城市化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青州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量化剖析。
⑥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
⑦叶剑平、张有会：《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求是理论网，http://big5.qstheory.cn/ts/zxyd/byydtd/201003/t20100325_25161.htm。
⑧叶剑平、张有会：《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求是理论网，http://big5.qstheory.cn/ts/zxyd/byydtd/201003/t20100325_25161.htm。
⑨刘光宇：《城市化夹缝中的农村“386199”难题》http://news.dichan.sina.com.cn/bj/2010/09/10/211419.html。
⑩引自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9-21/2549411.shtml。
(11)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6页。
(12)王安：《诗意的成都》，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08/content 3459261.htm。
(13)波奇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20页。
(14)王小鲁：《中国需要面对半截城市化中的问题》，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24/01259154509.shtml。
(1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倪文彦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16)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租值耗散下的第三类非均衡，是由城乡关系非均衡导致的社会资本非均衡。其实质是由于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租值耗散，具有非均衡属性的社会资本更加板块化、常态化，形成第三类均衡。此类非均衡关注得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以何种方式集聚信任、规则和网络，通过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从而促进第二类非均衡。
标签：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德国城市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化进程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农民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