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研究专题
孙子战略散墨
吴如嵩
(军事科学院，北京 100091)
摘 要：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它是军事学术领域的重要部分。《孙子兵法》作为一部战略学著作，充分展示了孙子的战略观：预知胜负是战略家的神机，审时度势是战略家的慧眼，实行战略欺骗是战略家独具的特质，优化选择是对战略家决策的考验，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则是检验真假战略家的试金石。毛泽东作为一名大战略家，戎马一生，在战略指挥上充满了得意之笔。《孙子兵法》和我国古代许多战略家的思想需要我们学习和继承，而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则是我们尤其要珍惜的宝贵遗产，不可须臾忘记。
关键词： 孙子；《孙子兵法》；毛泽东；战略；战略家；决策
《孙子兵法》被誉为战略学著作，我在这里所写，不过是偶有所感，神情所寄，因而名之为“散墨”，如炉边茶话，无意于全面论述。
一、预知胜负是战略家的神机
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大都称颂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誉之为孙子最理想的战略追求。这没有错，我也一直这么认为。不同的是，我把孙子的“全胜观”称之为大战略。“大战略”是舶来品，相当于国家战略，包含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的战略。那么，孙子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正是高于“其次伐兵”的大战略。
用信息熵评估所获系统信息的有序度及其效用。[1]用评估指标值构成的判断矩阵来确定指标权重，能够尽可能消除各指标权重计算的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结果更能够与实际情况一致。采用熵权法确定评估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必须看到，不战而胜是“和”，交战而胜是“战”。“和”与“战”相反相成。我们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前者是“和”，后者是“战”，敢战才能谈和，谈和更须备战。二者缺一，都是机会主义。
虽然，尽管华工“初心”并不高尚，但他们到了欧洲后却让人们刮目相看。即使他们的待遇远比不上他们的付出，也完全刷新了不少欧洲人对中国老百姓的“愚昧”“懒惰”“狡诈”的刻板印象。据《历史的温度》（中信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这一奔赴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军团”，以出色的表现有力地支援了协约国取得胜利。
在战略问题上，孙子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回答了这个问题。《计篇》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计谋，有人说是计算，有人说是决策，似乎都对也都不太准确。其实，《计篇》的写作方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凤头、猪肚、豹尾”结构，结尾简短有力，文之结如果之结，这“果”就是“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现)矣”[2]10，就是预知胜负。
陆枫桥心头一酸，双泪长流，怕罗香看见，便转身往外走，边走边说：“今晚没月亮，正好可以放焰火。你要看吗？”
这“待之”一待就是六年(前512-前506年)。漫长的六年干什么去了？简单说也是两个字：备战，而内容却相当广泛。鉴于史料记载不详，姑且把时间往前延伸两年，从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元年算起，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战略预见，孙子曾在十三篇中从不同角度加以强调和论述。如他在“知胜有五”中就明确要求“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谋攻篇》)。又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形篇》)，等等。这都是孙子预知胜负的先胜观。
预知胜负固然要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但在实战中重要的是抓住要害，抓住关键而不是教条地对比双方的“五事七计”。
而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着力打造多档次、多品牌、多规格的产品体系，是茅台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高、中、低端产品的全覆盖，使之成为了与高端洋酒竞争的锐利武器。对于年轻人、外国人等消费群体，茅台则开发生肖纪念酒、珍品茅台酒等一系列符合消费者个性化消费潮流的新产品，在重大历史事件期间，更是推出了“奥运纪念酒”“开国盛世茅台酒”“上海世博会纪念酒”等，使茅台的产品更为丰富。
由图1可以看出，酶解液多糖以相对分子质量100 kDa以上为主，含量达63.32%；其次为分子量小于10 kDa的多糖，含量为19.96%；相对分子量30～100 kDa及10～30 kDa之间的多糖含量相当，分别为8.4%和8.32%。此外，不同分子量的超滤膜对灵芝子实体酶解液多糖的截留率差异显著，随着膜孔径的增大，多糖截留率降低。其中，10 kDa的超滤膜对多糖的截留率约为80.12%，而30 kDa和100 kDa的超滤膜对多糖的截留率分别为71.83%和63.32%。
最令人钦佩而又具有戏剧性的是关于赵括的母亲的一段史实。当时，她上书赵王，反对任命赵括为将，理由是赵奢为将时，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把所得的赏赐都分送给部属，“受命之日，不问家事”；而现在赵括当上了将军，把所得赏赐全都拿回家中珍藏，看到便利的房地产只要能搞到手就去购置。赵母根据赵括的这些言行，反对赵括为将。但是，赵王不听。这时，赵母向赵王毅然表示：“即如有不称，妾请无随坐。”意思是说，我现在有言在先，万一赵括不能胜任，请赵王不要让我连累坐罪，“赵王许之。”(《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五年》)
赵母的预见，蔺相如的预见，都没有大谈什么“五事七计”，但是，却都是正确的。
吴王亲率大军攻占舒城，铲除了心腹之患掩余、烛庸及其余党。大胜之后，吴王、伍员、伯嚭都一致主张乘胜大举攻楚。唯有孙子反对攻楚，据《史记》的《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记载：“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结果呢？吴军“乃归”，全线撤回到姑苏，暂时放弃了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
举长平之战这个例子，不是说战略预见不需要全面评估敌我双方条件，而是说明在敌我诸因素中必须善于抓住关键的要害因素。军事上有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又有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这里的“一着”和“细节”指的是那关系全局的“一着”或“细节”。
二、审时度势是战略家的慧眼
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是人们通常用来形容战略家的赞誉之词。其实，其所瞻所瞩、所谋所虑，都是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识时务者为俊杰。越国战略家范蠡说得好：“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国语·越语》)顺时而动，顺应客观发展规律，遵从世界发展变化的主旋律，就是“守时”，就是“随时”。
军事斗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保守秘密，隐蔽企图，关系胜败，关系国家存亡、人民安危。孙子对这个问题异常重视，而且提高到战略高度去考察。他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计篇》)，要做到“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篇》)，“难知如阴”(《军争篇》)，对自己的官兵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对间谍的任用更特别强调“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用间篇》)。至于到了临战状态，孙子更明确要求“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九地篇》)。总而言之，要绝对保密，绝对安全，必须毁迹藏形，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从齐国到吴国，无疑是顺时而动，乘时入世，走上了政治舞台，作成了《兵法十三篇》，建立了辉煌的功业，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
关于孙子离齐奔吴的原因，史书只告诉我们是因为齐国“四姓之乱”。当时的齐国早已失去了当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风采，厚赋重刑，危机四伏，而吴国则是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吴王阖闾革旧布新，招贤纳士，富国强兵，一派霸王气象。“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胸怀文韬武略的孙子最终选择了吴国。
孙子的军事才能史料十分缺乏，除了吴宫教战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之外，司马迁只告诉我们：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换言之，孙子只是出了力，有他一份功劳而已，究竟出了多大的谋，划了多大的策，均无记载。
3 拒绝蛋白质含量低于3%的饮料和辅食。 蛋白质在3%～15%是宝宝辅食适宜的蛋白质含量，低于3%的食品饮料，基本与白水无异，对摄入量本就有限的宝宝了来说，实属鸡肋，不选也罢。
但是，公元前512年孙子被任命为将之后有一桩大事可以看出孙子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是远远高出吴王和伍员、伯嚭之上的战略家，遗憾的是历史只留下六个字，姑且称之为“六字战略”。当时，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已经三个年头，这一年吴军又取得攻取舒城、击杀逃奔楚国的吴国公子掩余和烛庸的战果。掩余和烛庸是吴王僚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是两员战将。他二人逃楚之后，“楚子大封，而定其徒”(《左传·昭公三十年》)，楚王任命他二人负责镇守要地舒(今安徽舒城)。
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为什么赵母在预见问题上胜过赵王？考其原因就在于赵母懂得连贯起来的思索，而赵王只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毛泽东有一段论述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说的，十分值得我们重视。他说：“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1]177怎么“想”呢？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各种材料进行连贯起来的思索。
孙子凭什么能“一票否决”包括吴王在内的文武大臣的主张，没有详细记载，但是肯定经过一番激烈的庙堂争辩。今天，我们只能依据孙子的“六字战略”做一些相关的考证。
在这些公开的信札里面，偶有一些柔情似水的话语，使得吴健雄与胡适的情谊，平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人们也乐意看到两个才情出众、颜值颇高的男女之间发生点什么。
先说“民劳”。“民劳”即军民都很疲劳，军队作战疲劳，民众运输疲劳。
请看一组大事记录：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即位之前，吴国已发生过公元前525年的吴楚长岸之战、公元前519年的吴楚鸡父之战、公元前518年的吴灭巢与钟离之战，以及公元前515年的吴楚潜之战。潜即今安徽霍山，吴王僚派掩余、烛庸攻潜，这时发生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吴军慌忙撤兵。
阖闾即位之后，发兵攻徐，筑堤聚山水灌徐城，城破，徐亡。同年，吴王、伍员、伯嚭与孙子发动大规模的舒城战役，“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史记·吴太伯世家》)。
但是，1947年的解放战争中，蒋介石以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进犯陕甘宁解放区，我军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当时，毛主席指挥若定，直到胡宗南的部队进到延安城时，毛主席才泰然自若地从容离开，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
还要看到，吴国为了攻楚，修筑了一条南起扬州、北至淮安、联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这项大工程又不知道造成多少人“怠于道路，不得操事”。
关于“民劳”的题中之义，还应当包括孙子讲的“力屈财殚”“内外骚动”，一旦国库空虚，兵乏斗志，民怨四起，攻楚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
电话很快就通了，“喂，徐艺，跟你打听个事儿，早几天同学聚会，你好像说过胜利大厦的事……你告诉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徐艺我可跟你说，有什么事你可不能瞒着我，噢，是这样，我们刚接了个电话，是从胜利大厦打来的，说让我们开台转播车过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下面来看“未可”二字。不难设想，当时的白虎堂上关于这次战略决策的争论，孙子是何等慷慨激昂地陈词，力阻此时对楚国发动战略进攻。最终，孙子一票安天下，否决了吴王君臣原来的主张。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最后两个字“待之”。
通观《计篇》，它是“两花一果”，一朵“花”是内谋于庙堂，即“庙算”，“五事七计”；另一朵“花”是外谋于战场，即“造势”，“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前者是对客观条件分析，后者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了对这主客观的判断，于是才结出预知胜负之“果”。
由于非正规金融提供的利率较高，吸引了一部分农村富余资金，扩大了农村富余资金的投资渠道，提高了农村经济主体的投资收益。同时，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对农村信用社等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造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改善金融服务，从而有利于形成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政治方面整顿吏治，任贤使能，提倡勤劳、廉洁，与民休息。
当时的阖闾，“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他“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不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国语·楚语下》)。这样的国王，自然能率领民众奋发图强。
第二，军事方面。值得一提的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训练军队，《吕氏春秋·上德》讲：“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吴国还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吕氏春秋·简选》)。这种部队当时称之为“选锋”，《孙子兵法》所说的“兵无选锋则北(败)”(《地形篇》)，是冲锋陷阵的精锐之兵。二是攻打越国。公元前510年，即吴王阖闾五年，此为吴越第一次交兵。孙子清醒地认识到“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九地篇》)，也说过“越人之兵虽多”(《虚实篇》)，吴军一旦大举攻楚，越军必然乘机攻吴。孙子伐越的考虑，颇有些类似诸葛亮“思维北征，宜先入南”(《后出师表》)，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三是“疲楚误楚”，消耗楚军，迷惑楚军。孙子与伍员提出了把部队分为三军，采取车轮战法，在楚国边境忽南忽北，反复袭扰楚军，致使楚军疲于奔命，士气沮丧，“楚于是乎始病”(《左传·昭公三十年》)。
第三，外交上广交与国，联手制楚。公元前506年春，晋、鲁、宋、蔡、卫、陈、滕、薛、齐会盟于昭陵，商议攻楚。这年，吴王阖闾急于伐楚，这时孙子与伍员建议利用楚国与唐(今湖北随县一带)、蔡(今安徽凤台县一带)的矛盾，拉拢、争取唐、蔡，共同联手攻楚。
第四，离间得手。战前，孙子、伍员采取了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离间行动。据《韩非子·内储说下》载：“吴攻荆(楚)，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子期是楚平王之子，战争经验丰富；子常即囊瓦，不懂军事，且又刚愎自用。楚国换上子常为将，不用子期，先输一着。
第五，发展生产，加强战备。吴王阖闾即位以后，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加强战备，而这个过程直到大举攻楚之时也没有停止过。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的“筑城廊，实仓廪，治兵库”等重大举措，孙子也必然参与谋划，参与实施。
综上所述，孙子的“六字战略”无疑是吴国西破强楚的战争指导方针。后来，楚国大夫在总结教训时说道：“阖闾唯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左传·哀公元年》)。
三、实行战略欺骗是战略家独具的特质
孙子不仅在理论上讲“善战者求之于势”(《势篇》)，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作为战略指导者，除了制定规章并严格执行之外，对于他个人，既要有很高的智商(出谋划策)之外，更要有很高的情商。孙子讲：“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躁急则昏，静极则明，冲动无战略，这已为无数战例所证明。无论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必须三思而行，慎重决策。国家间如希特勒背信弃义，撕毁苏德条约，突然袭击苏联之类的战略欺骗，史例很多，这里不去讨论。我还是想从将帅个人智慧方面举例稍加分析。
刘邦同项羽之争，刘邦斗智，项羽斗力。在成皋相持对峙时，项羽用弩箭射中刘邦胸部，刘邦弯腰摸着脚说，射伤我的脚趾了。因为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但他还是强忍伤痛阅兵劳军，以安军心。
恰在此危急时刻，韩信来信请求封他为代齐王。刘邦先是大怒，恼怒韩信趁机要挟。但经张良、萧何识破利害，刘邦马上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意思是说，你韩信要什么代齐王，要当就当真齐王，于是命张良拿着印信封韩信为齐王。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中赵军大败的关键主要是将帅问题。战前丞相蔺相如认为，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五年》)，不同意赵王任命这位名将赵奢之子、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担任主将，赵王不听。
当时的韩信在刘、项之间，处于影响全局的地位，所谓“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楚王胜”(《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刘邦能不失时机地做到隐忍、制怒，争取了韩信，避免了韩信在刘、项之间首鼠两端。应该说，刘邦的理性、智慧和韧性是值得称道的。
孙子讲：“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静就是冷静、镇静。淝水之战中的谢安做到了“静”，尽管面对强敌大军压境，但他能泰然自若，从容下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空城计”中更是被戏剧渲染得大智大勇。他在西城之上抚琴琴音不乱，司马懿据此判断西城不是空城，必有重兵埋伏，于是退兵三十里。这当然是小说，是戏剧。事实上，诸葛亮即使在西城上莫说是抚琴，就是演奏交响乐，拥兵十五万的司马懿也不可能听得见。
连年作战，军队疲劳。为了支援战争，百姓也疲劳。孙子讲：“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作战篇》)孙子算了一笔账：“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一个士兵作战就要影响七家人不能耕种(“不得操事”)，百姓的负担是多么沉重。
抗战胜利后，1945年的国共重庆谈判，毛主席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更是大智大勇的千古美谈！
四、优化选择是对战略家决策的考验
《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有这样一段话：“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五条“有所”只有提高到战略高度去认识才知道它的价值，懂得它深富的内涵，这内涵的核心就是战略选择。
在中国兵学文化中常常看到关于“上中下三策”的讨论，孙子的“有所”理论就是告诉我们如何选对上策，摒弃下策。孙子的“有所”二字指的就是“选择”问题。比如，“君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在特定条件下，君命虽可受而不受。同此，途虽可由而不由，军虽可击而不击，城虽可攻而不攻，地虽可争而不争。
例如，公元前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战前，秘密诱降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当时司马懿远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得到孟达欲降蜀汉的消息后，为了争取时间，断然决定不向朝廷报告，“君命有所不受”，亲率大军昼夜兼程，突袭孟达。大军仿佛从天而降，孟达毫无准备，很快被杀，全军覆没。司马懿争得先机，棋高一着。诸葛亮叹息道：“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北伐中原的战略时机便失去了。
同样是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战争决策中，魏延主张出奇兵，亲率精兵五千，从褒城沿秦岭而南，出子午谷袭占长安。但诸葛亮否定魏延的主张，认为是危计，决定“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魏延传》)。
本文择选的林地为速生桉第二代林木采伐基地，但基于长时间种植速生桉的影响，相应种植区域的地力大幅度下降，土地板结以及退化问题严重，开始不断趋于贫瘠化发展，因此，为了对该区域土地以及环境进行有效的优化，需要积极探寻以及创新出实效性较高的改种种植方式，有助于提升农民经济效益提升。
为什么诸葛亮否决了魏延的方针呢？
战略企图这个东西，表面上说的不一定是自己要做的，其真实企图往往不是反映在表面的宣示上。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的“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一种宣传性的表面文章，是放空炮。诸葛亮北伐的真实目的是“以攻为守”，占据要地，防止尔后魏军乘势南下灭蜀。
又如“城有所不攻”。表面上看似乎好理解，比如解放战争中对天津要强攻，对北平则和平解放，此类例子甚多，这些战例固然是“城有所不攻”的题中之义。但是，古今中外有几个战略家能像毛泽东那样，不去攻城掠地，不去坚守城池，而是采取“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3]1247，并明确指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3]1248。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真是千古绝唱！为什么毛泽东能想到，能做到而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包括孙子在内通通都没有想到，更无法做到呢？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主席讲过，我们的战略战术就是告诉敌人，敌人也实行不了。为什么呢？例如说，不占城市而占乡村，人民军队可以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因为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鱼水情深，不仅可以生存而且还可以发展，国民党的军队能行吗？他们敢分散到农村去吗？人民群众只会对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为什么孙子也提不出，做不到呢？因为孙子尽管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相较于奴隶主阶级进步，但地主阶级与当兵的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毕竟是对立的阶级。所以，孙子说“散地则无战”(《九地篇》)，在自己家门口不宜同敌交战，因为他们会怕死怕伤，会开小差逃跑回家。
因此，本节课应该设计科学的题组，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新知，获得感悟，获得一种良好学习方式，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五、以弱胜强、反败为胜是检验真假战略家的试金石
战争中最大的难题是弱小之军战胜强大之军，尤其是弱小而又处于绝境之时最终反败为胜，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确有这样的战例。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孙子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强而避之”(《计篇》)；二是“少则能逃之”(《谋攻篇》)；三是示形佯动，分散敌人兵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其要害，争取一招制敌。如“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
孙子这些原则还需要在实战中大大深化，充分地发展。从历史上看，战局险象环生，失败的命运已在向其招手，最后竟能反败为胜，袁曹官渡之战可以称得上是典型战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当时眼看曹操就要全军崩溃，许多将领已向袁绍暗通款曲。缺粮严重，已斩了好几名走漏消息的将吏。正当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为私怨一气之下投降曹操，他献计说：“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三国志·魏书·武纪》注引《曹瞒传》)。
随着车辆运行速度的提高，车内负压增大，需要车窗有较高的密封性能以提高车辆舒适性。车窗在车辆高速运行时开启或关闭时，窗扇及运动机构需承受极大的气流冲击，因而要求车窗结构均有良好的运动稳定性及防脱性。
曹操是大军事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赞誉他“策得辄行，应变无穷”。当时，曹操毫不迟疑地亲率精兵五千，奇袭乌巢，然后挥军大战，全歼袁军七万多人。曹操的胜利固然是反败为胜的显例，但是许攸的投降与献计毕竟给曹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还要看到，偶然性是通过必然性发生的，不是碰运气，玩豪赌。曹操在与袁绍相持到最后阶段，双方力量都已几乎耗尽，谁胜谁负就在于谁能咬紧牙关做最后一搏。毛主席讲，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映在持久战阶段，大意是说：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主席这一论述可谓经典。因为事物由量变到质变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一旦突破，如同一旦乌巢奇袭得手，全局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规律，又被称为“荷花定律”，又好似中国俗语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那十里便是临界点，曹操奇袭乌巢便是“临界突破”。
从战史上看，我觉得毛泽东才真正是以弱胜强、反败为胜的大英雄。他说过，四渡赤水是他战争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所谓得意之笔，应是指战争态势险恶之时，以小博大，最终以奇谋神兵，化险为夷，甚至反败为胜的战争指挥艺术。我以为，除四渡赤水之外，三次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尤其是保卫延安)、抗美援朝、炮击金门等等，无一不是他的得意之笔、神来之笔、龙凤之笔、生花之笔！
如果说，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挽救了红军，那么，抗日战争，毛泽东挽救了旧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既挽救了朝鲜，也挽救了新中国。
城外的日军阵地上，高高地挂着一只探照灯，明亮的灯光不时划过江面，把江面上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夏国忠让划夫们尽量隐蔽前进，命令部队做好攻击准备，同时让身边的一名神枪手瞄准那只贼头贼脑的探照灯，在部队发起进攻的同时，灭掉它。
关于抗日战争，当时既有“亡国论”，也有“速胜论”，还有“持久战”，各种看法都有。“持久战”的观点占据上风，但是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蒋介石回答不了，国民党中也没有人能回答，当时社会上同样没有人能回答。可以说，当时能全面、准确、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毛泽东，正是他提出了指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的正确方针，这就是他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阐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特别是对于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提出了远远超出常人的一整套崭新的、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如说在战略上要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对于作战形式，他明确指出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一切有利场合实行歼灭战。诸如此类战争指导和指挥艺术，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满怀信心，令人钦佩悦服。对于当时处于最危险时候的中华民族无异于回天之药！
抗美援朝战争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弥天大勇！不难设想，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力主出兵，一旦美军得手，美国占领朝鲜，那么，未来中国的抗美战争远比抗日战争更残酷、更惨烈。美国再像日本那样，先是轻取东北，建立满洲国，然后直逼卢沟桥，最后在类似卢沟桥的某个地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们还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吗？中华民族复兴的汉唐美梦必将化为乌有，到那时，中国难逃殖民地的命运，甚至会亡国灭种。
总之，学习和研究战略问题，《孙子兵法》以及古代许多战略家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但是，我们务必要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才是我们尤其要珍惜的宝贵遗产，不可须臾忘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M]//毛泽东选集：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On Sun Tzu ’s Strategies
WU Ru-song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1,China )
Abstract ：Strategic issues are the matters studying the principle of military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ilitary academic domain.The Art of War is a piece of work of strategy,which fully reveals Sun Tzu’s strategic view:the predic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s the magical calculation of strategists;judging the situation is the insight of strategists;strategic deception i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egists;choice optimization is the test on strategists’ decision;the weak overcoming the strong and turning the tide are the touchstone of distinguishing a genuine or fake strategist.As a great strategist,Mao Zedong revealed his splendid strategic commanding during his military life.The Art of War and the thoughts of many ancient strategist of China are to be learned and inherited,and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strategic issues by Mao Zedong are the valuable heritage which should be especially cherished and unforgotten for a little while.
Key words ：Sun Tzu;The Art of War ;Mao Zedong;strategy;strategist;decision
收稿日期： 2018-12-16
作者简介：
吴如嵩(1940—)，男，贵州铜仁人，研究员，少将，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研究。E-mail:wu_rusong@sina.com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13486/j.cnki.1673-2618.2019.01.001
(责任编辑：许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