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30(2004)01-0010-05
1985年，是以其“文化热”而载入中国当代文化史文学史的。“文化热”一经出现，便迅疾席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时隔近20年之后，我们再来追溯其深广的世界与中国的背景，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文化热”是深受欧美业已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的影响而勃兴起来的。1985年，美国学者杰姆逊对北大的访问，使欧美流行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特征，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诸种诉求，它企图从整体上解构以往的人文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位、差异、分离、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1]。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则成了无数个偶然事件。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是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它们研究的出发点都不在于纯粹学术和知识的趣味，而更多的是对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敏感与回应，这种精神在文化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因此，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等，探讨政治、种族、妇女问题以及文化新潮等各种现象，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关注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体现着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一
在随后兴起的我国文化研究中，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在其初始阶段还只是占了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因为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还是诉诸于现代性。即出自对自己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对建构现代民族精神的强烈欲求的迫切愿望。但是当欧美文化研究从第一世界输入到第三世界，并大规模输入到我国时，便如骤雨般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我们看到，在很短时间内，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风靡了我国理论界，并且扩大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于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在1987年达到了颠峰，以至于文学史家将1985年视为“文化热”“方法热”年。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批评方法的介入，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视野，虽然批评家们蜂拥而至的对各种各样的“新方法”的接受和实验在开始时多少有些浮光掠影，但是，正如有人所言：“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实绩虽然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鼓舞人心，但拉开一点时间距离，它的历史意义便逐步显露出来。它拓展了文艺批评的思维空间，促进了批评家思维方式的变革。”[2]的确，文化学批评方法在中国大陆的兴起，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冲击，可以说是空前的，它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改变了以往固有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从整体上冲破了单一狭隘的创作和批评视阈，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具体表现为：第一，彻底打破了以往由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所形成的研究格局的僵化，使那些过去在阶级斗争尺度或政治标准内被贬抑、被冷落甚至被批判的作家作品在“文化”的视界内重新得到评价，甚至于很高的评价，并发现了他们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有了明显的转机和突破。第二，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在“文化”视野内，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变得丰富、生动、复杂起来，社会政治学范畴内的单一的文学史格局被彻底掀毁，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形态。如对3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成就进行了重新估价，使左翼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统治文学史的现象遭到质疑，也使左翼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步得到清理。1994年，在王一川等合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小说大师文库”的排名中，茅盾被排除在外，由金庸取而代之位居第四，这种排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究竟如何，尚且值得怀疑，但其对现代著名作家的这种定位显然是“文化”研究的结果。另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对“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对柳青及其作品的重新评价等，有人从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审美理想的来源方面，否定了赵树理创作的艺术价值和“赵树理方向”发展的时代进步性，认为“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包括内容上的“问题小说论”和艺术上的“民间文学正统论”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赵树理“在文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他“把文学当作一种为农村现实政治服务的特殊工具”；认为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和过多的阐释、提升，“显露了新中国整个文学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的精神的萎缩”[3]。这种研究态势，不仅还历史的面目，也更接近于作家本身的创作实际。第三，“文化”批评带来了整体批评观念的大变化，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变得空前活跃和开阔起来，尤其是“重写文学史”、重新看待民族历史、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等问题的提出，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拘泥于政治学范畴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使富于个性化的多元学术研究取代了那种只为政治服务的声音，出现了多种类型和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这些著作不再按照革命史的话语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对原来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种结论也重新进行审视。而且，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又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是把文学研究同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文化热”所带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冲动和忧患感、使命意识等也成为空前的景观。第四，“文化学”研究的宏大气魄及其开阔丰富的兼容性又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研究领域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新认识，它甚至可以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学术史、批评史划分为明显的阶段，这从1985年底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它同时对中国文学史、学术史、批评史等诸多学科的变革无疑意义深远。第五，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流通和消费过程的研究，极大地刺激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电影、书报杂志、电子媒体等)、通俗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许多文学现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而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仅就对鲁迅的研究而言，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在“文化学”研究的视野内，运用精神分析、形式批评、存在主义、叙述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阐释学等方法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中，就可以发现许多重大的推进和突破。像以往对《阿Q正传》的解读，多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强调的是小说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毒害的描写，由此去阐明它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意义。但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就发现了阿Q实际遭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和剥夺，身处生存与性的双重困境当中。他的性苦闷、性压抑、性变态、性意识的萌动和初醒，构成了他悲剧命运和人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大大深化了对阿Q性格世界和悲剧意义的认识。同样，用接受美学的方法分析近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及其创作接受的程度、重点、特点和规律，不仅可以考察中国多种类型的读者，还观照外国多种类型读者在不同时期对鲁迅的接受和评价，这就极大地克服了过去孤立片面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狭隘性，使鲁迅研究走向更加宏阔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境界。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信仰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旧观念的冲突必然带来一场文化观念的变革，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进行自我的寻找和反思。1985年的“文化热”应该是反思与寻找新思潮的一次深化。于是，如何认识、估价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求在文化反思中寻找更加适应改革开放与重新塑造民族灵魂的新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就成为了“文化热”中的热点。“寻根文学”就是在“文化热”背景下产生的一股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表面上看来，“寻根文学”极大地提升了文学的美学价值，但“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是高举着“文化寻根”的大旗，实现他们对现实文化批判的目的。从那时起，由于主体意识的强化，作家们开始把对自我、本我的探寻，对人的考察从文学的社会学视角转向了文化视角。它显示着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换，使本土文学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而与创作同步的文化视角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的确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对于文学的新的诠释，扫除了过去文学史研究中留下的许多空白区和诸多困惑点。像沈从文这样一颗长期孤独的灵魂及其不被关注的文学艺术世界，正是在大文化背景和视野的审视下，才被重新照亮，并且从边城走向世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沈从文热”当中，研究者们尝试将严格的政治界限与文化的意义和创作的价值区别开来，并努力架设起一座沈从文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由此开辟了沈从文研究的新领域。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有论者认为“他构筑的文学世界突出地体现了文学作为文化心理的象征性表现的特征。他对中国现代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并着重从文化心理的广阔层面上进行发掘，以显示自己的审美追求及价值取向，构成了沈从文文学生涯的整体走向”[4]。“沈从文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乡土文化’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重构他新的文化观的”[5]。很多研究者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挖掘出沈从文的艺术发现中带有的某些世界文学中共同性的主题，使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和文学价值逐步展示在世界文学的视野内。
今天回过头去看，文化批评虽然在共时的层面上贴近于批评对象，但是文化批评所具有的大文化的眼光、大历史的思路、大文学的阐释框架，仍然使它对文学的距离感在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的历时层面上生成，这显然是文化批评自身所具备的不容忽视的优势。
二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新方法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势必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隔膜和比较大的距离，因而造成了在接受、吸收和融合上的诸多困惑和难点。但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模式的最初建立和发展，也正是“五四”以来文学批评界敞开胸怀，积极吸纳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优长的结果。只不过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成为批评主流话语的是被简单化、狭隘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批评，造成我们长期用政治的视角去研究文学，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严重束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方法的革新。因此，如果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评价、认识新方法，它所产生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文化热”及新方法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缺陷，它不仅没有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搭起一座走向世界的桥梁，也没有彻底改变我们文学批评方法论资源贫困的现状。这是因为，“任何窗户都是有局限的，文化学可能也会挡住一些东西。它所挡住的东西可能跟政治学、阶级论挡住的差不多。……文学的文化解释的确是别开生面，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但解释到一定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文化学的批评在大行其道，一方面在诗歌创作里面却产生一种反文化的潮流。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文学重视普遍性的时候，用普遍性去解释文化现象的时候，艺术创作中仍然强调个性、个人化”[6]。比这种分析更为严峻的是，当文化批评“大行其道”无情取代文学(美学)批评的时候，已经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不易觉察的但却是深刻的负面影响。1996年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产生的一系列作品，就是一个实例，自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发表之后，艰难与分享主题的作品一时间联袂而至，有一部收入此类作品的小说集就以《分享艰难》命名。这些现实主义作品除少数几篇较好外，大都缺乏艺术上的加工和提炼，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之中，有的甚至形象模糊，缺乏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这类作品，不管是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还是不同作家的作品，看过之后给人的感觉是大同小异。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常常与那部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混淆在一起。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和《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这两个人物形象，何其相似，都具有私欲膨胀、为所欲为的性格特征，作者恰恰都忽略了这样的人物身上蕴藏的复杂的历史与人性的内容，做了过于简单化、模式化的处理。诚然，题材的重复当然无可非议，但艺术上的模式化倾向就会严重影响作家的创作质量。谢冕就严肃地指出，“要是因为我们热情失控，出现‘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那就是文学的后退”[7]。
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下去，就会发现，其实80年代以来在文化大潮影响下产生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已经带有明显的文化研究意义，说穿了就是一种文化批评，而具体落实到批评实践，文化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再将具象文本视作个体性的生命存在，深入其内部，去体验它的体验，感悟它的感悟；更不将它作为一个美学对象，关心它的语言、它的表达、它的结构，它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技巧。而是将文学的具象文本置入某个大文化命题的表述脉络中，以此来对它进行描述和定位；或者就是从中抽象出某个文化价值命题，然后在逻辑价值层面上自足地展开分析。于是，文学文本遭到了空前的冷落。这种基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批评在进入90年代以后，事实上已完全替代了文学批评。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文化批评又是以前政治学批评、社会历史学批评的放大与延伸，只不过是从过去研究的一个系统进入到观照文学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个更大的系统，但并没有真正进入文学研究的审美范畴和诗学范畴。这种文化批评大有取代文学研究中的审美判断的可能，并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如目前我们看到的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著作，细致而深入的文本分析、解读越来越少，即便是面对文本，也是一种另外层面上的文本政治分析。宏大的文化研究淹没了对文学本身的探视，给人的感觉是对作家作品缺乏血肉的感受，甚至产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已经不是作家，而是思想家、文化家或者其他什么家的感觉。90年代是一个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批评流行和泛滥的年代。在那样一个总体文化语境中，当批评家们纷纷从美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从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转到对文化文本的文化解读和商讨的时候，作家们的创作也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是作家个体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像被称作“晚生代”作家的述平、东西、刁斗、邱华栋等的极具个人化姿态的写作，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在90年代空前活跃，一方面却是作为文化文本生产者，其自主性的不断减弱；一方面是创作时文学心态的平静，一方面又是操作时文化心态的浮躁；一方面是追求文学体验的古典意蕴，一方面又渴望文化体验的现代灵感。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一些作家的作品成了一个文化怪胎。当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变成一种文化文本，当文学作品中“文化性”过多，“文学性”不足的时候，我们又怎能责备批评家们对文化批评的武器趋之若鹜呢?
文学批评与创作本来就是处于整个文学生态链上相邻的两环，二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创作为文学批评提供对象，而文学批评则有力地推动着文学创作向前发展。一个涌现了众多伟大批评家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文学创作上群星璀璨的时代；而一个文学创作繁荣的时代，也必将催生出它所期望的优秀批评家。当文学批评蜕变成了文化批评，作家为批评家有意无意地提供和输送文化文本就不足为怪了。反之，当一些批评家期望从“文化”回归“文学”的时候，很可能发现他们面对的文化性浓于文学性的文学本文已经无法启动批评家的审美判断机制了。于是，他们只有继续回到文化批评那里去操作。
笔者认为，对于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讲，宏观的文化批评必须和微观的艺术批评相结合，也就是说，文化批评阐释要尽可能同艺术价值本身的阐释结合起来。同时，不管运用哪种批评方法，都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由于任何一种批评模式都有其不完善之处，因此，要将多种方法综合、互补、互渗，以达到对文学史和文学现象及作家研究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考察。如对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作家，过于偏重于某一种方法恐怕都很难解释清楚；又如对20世纪50～60年代文学的研究，如果仅从审美判断出发，就很难发掘出它的艺术品位，但如果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给予解释，从政治文化的视野内重新清理，就会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那个年代特定的文学现象。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批评方法，关键是要对文本自身做系统的、仔细的解读。并要特别注意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审美判断的思考，因为，从文学本体来讲，它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而艺术作品是不能忽视对它的审美品性的关注的。要在“细读”的艺术批评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批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决不能忽视文学文本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直接面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批评家要用自己的悟性进行真切的生命体验，引导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萌芽、理论思路和学术体系。现成的外来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可以广泛吸收，但只能用来开阔我们的眼界，而不是遮挡我们的视线，代替我们的原创思维，“关键是要争取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专利权”[8]。
收稿日期：200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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