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国家到共产主义——恩格斯《英国状况》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基督教论文,英国论文,共产主义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4-0014-04
1842年秋，恩格斯来到英国，在这个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侨居两年。《英国状况》写于1843年秋至1844年春，是一组论述当时英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系列文章，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发表于1844年的《德法年鉴》；第二部分《18世纪》；第三部分《英国宪法》，因《德法年鉴》停刊，都连载于1844年的《前进报》上。后因恩格斯计划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及英国社会史的文章，就提前终止了《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写作。《英国状况》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状况》中对于宗教的论述，我们首先从恩格斯对宗教信仰态度的发展变化来阐释《英国状况》的写作背景，然后再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
一、从虔诚主义者到青年黑格尔派
恩格斯生于1820年，在青少年时代，受到严格而保守的宗教教育，但也接触到大量启蒙思想家的作品。1838年，18岁的恩格斯遵父命前往不来梅的一家商行实习。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进步思想，他很快接受了当时德国文学一个进步流派“青年德意志”的影响。次年，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工厂的罪恶，对基督教虔诚主义的伪善和宿命论(先定说)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前者摧残工人的肉体，后者扼杀人的精神。
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虽然对虔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并非对基督教全面否定，当时恩格斯对施莱尔马赫等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家依旧保有好感。不过，随着恩格斯对哲学研究以及神学批判的深入，特别是接触到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认识到了“人和一切属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1]施特劳斯让恩格斯意识到基督教信仰基础的历史性质，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施特劳斯让恩格斯开始接触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其无神论观点，这对恩格斯思想发展意义重大。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是黑格尔的学生，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在1835年出版了《耶稣传》，“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批判圣经”；而鲍威尔则在1839年之后，才从极力拥护基督教的立场转而激烈批判基督教。鲍威尔的思想转变受到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启发，而两者的差别在于，施特劳斯认为基督教在历史上有真实的起源，即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化出来并希腊化的产物；而鲍威尔则认为基督教产生的真正根源是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直接产物，即塞涅卡代表的斯多亚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得斐洛的神秘主义哲学，认为福音书没有历史的真实，都是个人的杜撰。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对两者不同观点进行过评论，不过抛开具体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最终对基督教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与其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同原始宗教、民族宗教相比，基督教是一种进步，它突破了所有表象的限制而达到了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存在(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的上帝)；但是同时它又严重阻碍了自我意识的前进，不能再进一步要求一种最大的普遍性，这就与自我意识作为理性力量要实现的最大普遍性发生了最尖锐的对立。
这样一来，在青年黑格尔派眼中，基督教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宗教，上帝的信仰真理与自我意识的理性真理之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套在为宗教服务的人类精神上的锁链缠绕着鲜花，人正像装饰得绚丽多彩的贡献祭用的牲畜一样，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了他的宗教力量，他身上带着的锁链本身欺骗了他，不让他知道这种服务的艰辛。”[2]基督教成为束缚人类精神继续前进的锁链上的装饰性花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因此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有坚持彻底的无神论，才能让人类精神进步发展，达到哲学(黑格尔哲学)的高度。当时，恩格斯完全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这套理论，1840年2月恩格斯发表的《时代的倒退征兆》即完全按照黑格尔的这套历史辩证法思路写作，认为历史是一种螺旋运动，旧的思想和宗教观念，如果企图阻碍发展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都将被“粉碎”。
这样，恩格斯变成了一位青年黑格尔式的无神论者，并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思想斗争。1841年，21岁的恩格斯来到柏林履行为期一年的兵役公职，同时还以一位旁听生的身份到柏林大学听哲学课程。1840年威廉四世即位，邀请谢林主持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成为御用哲学家。对于谢林在柏林大学宣扬的启示哲学，恩格斯从1841年底开始，连续写下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等一系列批判文章，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的观点，即“黑格尔帮”不再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界限”了，哲学与宗教不可调和，黑格尔哲学必将突破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当时恩格斯坚持的无神论是建立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无神论，还不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1841年6月费尔巴哈出版了在德国思想界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的本质》，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引起充分重视，他在《谢林与启示》中认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
总之，在恩格斯于1842年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意义上的无神论，主要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来对抗基督教神学，认为在历史的螺旋上升中，哲学与宗教无法调和，人类精神必将突破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最后形式，实现黑格尔哲学的高度。
二、对宗教本质的阐述以及宗教问题最终解决的途径
1842年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经济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恩格斯在英国深入考察了社会经济状况。以往恩格斯也意识到“利益”的重要性，但将其作为第二位，而将“原则”作为首要性的。但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这一观点立场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也影响到他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一部分中对宗教本质的阐述是：“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3]在这里，恩格斯将宗教视为人的一种异化，人“正把自己的本质当做一种异己的本质来朝拜，并加以神化。”[4]恩格斯对宗教的这种理解，明显受到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5]
当然，此时的恩格斯并非完全照搬费尔巴哈，而毫无创见。我们都知道，费尔巴哈在人为何发生这种宗教异化时，只能拿人本主义来搪塞，实际上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二部分中，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对此问题有比费尔巴哈更为深入的思考：“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颠倒完成了”。[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雏形，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观念的形成，与恩格斯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产生了异化，金钱成为了世界的统治者，人的宗教，即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基督教也发生了异化，“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的反映”；“人在宗教中丧失了他固有的本质，使自己的任性外化，现在，在宗教由于历史的进步而动摇之后，他才觉察到自己的空虚和不坚定。”[7]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抨击现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伪善；我们唯一迫切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同它进行斗争，使我们摆脱它，使世界摆脱它；但是，因为我们是随着哲学的发展认识这种伪善，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8]恩格斯这里讲的同基督教的斗争，主要还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同基督教的斗争，“读一读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的著作吧”。即把基督教作为历史发展中宗教的最后一个形式，这一形式必将被突破。“据说应当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或者应该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这是不可能的；产生宗教的可能性一点也没有；继基督教，继绝对的即抽象的宗教之后，继‘宗教本身’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继基督教之后，不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宗教。泛神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结论”。[9]
在黑格尔哲学这里，基督教是宗教的最高形式，但宗教被突破之后，或者说基督教国家被突破之后，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越了以往青年黑格尔派抽象而空洞的理论，结合他所接触到的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提出了继基督教国家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共产主义理论的演变，至关重要。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顶点。”[10]但是这种“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酷。——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11]
在这里恩格斯预言了在封建社会最后产生的基督教国家也必然灭亡，而基督教国家的灭亡则带来国家的衰亡，人类进行全新的一个时代，“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这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演进学说的雏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原初的发展形态。
恩格斯提出基督教国家必将灭亡，人类社会必将代之以共产主义社会，并非理论上的玄想，而是与当时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相关的。侨居在英国的恩格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态度截然不同。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5月的《伦敦来信三》中指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原则和更为实际，主要是因为他们公开反对各种教会，并且根本不愿意同宗教打交道。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他们一般都有一个会堂(会议厅)，人们每个星期日在那里听讲演，这些讲演往往是跟基督教论战和主张无神论的”[12]。但在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10月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指出：“然而，奇怪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不得不容忍那些真正基督徒所持的种种宗教偏见，而法国共产主义者，虽然属于以不信奉基督教著称的民族，反倒是基督徒。他们最新的一个公式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据说最早的基督徒生活其中的公社等等来证明这个公式。可是这一切只表明，这些善良的人们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他们如果是最好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若干段落会有利于注解共产主义，但是圣经教义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乎理性的措施截然对立的。”[13]
正像青年黑格尔派不能容忍将基督教与哲学进行调和一样，恩格斯也不能容忍将基督教国家与共产主义进行调和。因此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明确提出，基督教国家必然灭亡，代之以全新的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共产主义)。这一主张，虽然并非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日后的发展并非毫无作用。从上述恩格斯早年的观点，我们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恩格斯晚年为何对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宗教有一种天然的厌恶；以及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中从“最下层受苦受难的人”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兴趣所在。
三、对《英国状况》的评议
侨居于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恩格斯却在《英国状况》中郑重敲响了这一社会制度的丧钟：“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14]
在这里，“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实际上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自身也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但将基督教国家视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形式，无疑是有问题的。恩格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实际上是指信奉基督教某一教派观点为正统的国家，即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的将犹太教视为异端的德国，或者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批判的将天主教等视为异端的英国。恩格斯这种对基督教国家的看法，对于揭露这类国家的虚伪性无疑是深刻的，“英国，按照它的宪法，实质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国家和教会完全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但是这种教会和国家的合一只能存在于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之中，而且排斥其他一切教派；这些被排斥的教派就自然被宣布为异教徒，并遭到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迫害。”[15]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近代政教分离原则逐步落实，这种“基督教国家”也在发生变化，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也承认“历史的进步是阻挡不了的，1688年的立法和1828年的社会舆论之间的距离社会如此巨大，以至这一年连下院也察觉到它必须废除那些反对非国教徒的最苛刻的法律了。宣誓法以及市镇机关法的宗教条款被废除；一年以后随之而来的社会天主教徒获得了解放”。[16]显然，现实表明基督教国家不是国家的最后形式，青年黑格尔派的教条是行不通的，在基督教国家之后，至少还有恩格斯所谓的“不确定的基督教国家”，或者更明确地说，它的完成形式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形态，而后者可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共产主义。
毋庸讳言，基督教国家的灭亡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国际的灭亡，同时带来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过于乐观甚至幼稚的看法。同时期，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马克思在撰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发现：19世纪的美国是已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政治解放的国家，但那里宗教依然繁荣，“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怎样对待宗教？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17]因此马克思认为基督教国家的灭亡只是“政治解放”，而在政治解放之后有“人类解放”(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两者不能混淆。无疑在这个问题上，1843年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看法，关于宗教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现得更为成熟一些：“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由此可见，甚至在绝大多数人还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是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18]
在政教合一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以宗教革命为前提，但在政教分离的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是否还必须将宗教的批评作为一切批评的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值得反思的问题了。一般认为，宗教或者具体说基督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积极的革命作用，经典作家对新教改革都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到18世纪中叶以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就将宗教，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作为革命阻碍势力甚至革命的对象了①。但这一看法也时常出现反例，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在反殖民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否认的。正像韦伯指出的基督教加尔文派在资产阶级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甚至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指出，英国基督教“非国教派”，特别是卫斯理宗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实际上，恩格斯对宗教的认识绝非僵化，思想成熟时期的恩格斯，摆脱了将宗教视为具有无时间性的“本质”这种看法，从具体历史中去认识宗教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基督教在奴隶社会、罗马帝国、封建等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的作用。特别是恩格斯对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的看法尤其值得关注，“恩格斯打破了自启蒙运动的线性历史观，承认唯物主义和宗教之间的斗争并不必然地与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和倒退、自由与专制、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相对应。在这个案例(17世纪英国的清教运动)中，情况恰恰相反：革命的宗教(基督教加尔文宗清教徒)和专制主义的唯物主义(霍布斯及其支持者代表的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哲学)相对立。”[19]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说：“我们根本没有想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归根结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所为”[20]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对宗教进行黑格尔式的概念推演、逻辑否定。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是我们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经典作家原著的重要任务。
①David McLellan,Marxism and Religion:A Descrip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hristianity,Basingstoke:The Macmilian Press,1987,p50.米歇尔·罗伊也指出：“恩格斯深信，从法国革命之后，宗教不再能够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起作用了，当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如卡贝和魏特林声称‘基督教是共产主义’时，他感到很吃惊。”(米歇尔·罗伊著，陈文庆译：“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11年第3期，第6页。)
②参见E.P.汤姆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标签：基督教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耶稣传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