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暨《文学评论》组稿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语境论文,批评论文,学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拓展与国外各种批评思潮的不断引入，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与思维方法都有了显著的突破。西方文论界一个世纪以来的多重反复，都对中国当代文论近20年的流变形成了投射。我们不难发现，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等以注重文本内部结构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文论界产生轮番冲击的同时，一系列既趋近又有别于传统社会历史分析的文化批评方法也在影响着中国文论的“现生态”。“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文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概念、方法的运作，使得近年来的文化研究呈多层面展开的态势。对这一态势的形成及优劣，学术界众说纷纭，一些有识见的学者亦已着手进行学理上的清理。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效用、文学与文化沟通研究的必要、可能及限度、文化研究的操作模式及当前文化批评的发展状态等等，成为这些学者率先探讨的重点。在文化研究日益发展的情形下，《文学评论》编辑部、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了“‘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暨《文学评论》组稿会”（1998年2月25～27日）。30多位学者汇集羊城， 就上述涉及当前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观念、方法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争论，也达成一定的共识。
一、多元文化语境：文学文化沟联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对文学与文化进行沟联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思考成为发起此次会议的首要学术动机，与会学者首先分别就此阐发自己的观点。饶芃子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率先从诗学对话与文化交流两方面指出转型期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她认为，一方面，当前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多元文化语境角度对文学进行比照和阐释，这一研究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有利于我们去探讨文学如何反映和解决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为构建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意识的新型理论话语提供一种宏观的研究眼光，同时也为寻求一种更具有世界性的诗学话语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文化转型，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传播方式，它必然深刻影响作为整体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化的外求、互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因此，把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对形成多重对话与交流、扩展当前文学研究路径很有裨益。叶舒宪教授（海南大学文学院）在题为《“文化”概念的破学科效应》的发言中提出，学科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的设置是人类认识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要；学科间的互动、渗透、旧学科的瓦解和新的边缘性学科的重构体现着人类认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内在必然；可见学科本身不是目的，而应视为认识事物的手段；死守本职的学科或专业的固定地盘而不准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当然主要出于职业饭碗的考虑，却会陷入学科本位主义而难以自拔。他以法国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破除学科界限、确立总体史思路为例反衬文学研究领域内跨学科研究的蹒跚不前，并结合自身研究指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提法，主要是想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宽广视野来拓展我们文学研究者鼠目寸光的专业领地，从更具整合性的文化总体中获得重新审视文学现象的新契机；过去我们把文学单纯当作文学来研究，只强调其独立自足的特性一面，由此导致的偏执产生了认识文学的诸多盲点，人类学的观点与方法恰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短见与盲视。他强调认为，“文化”概念已经昭示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和前景，文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它的学科冲击力，敢于走出旧有的狭隘学科界限，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陈望衡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切入讨论，认为不论是创作还是评论，文学都应该具有文化的高度和宽度，要关注和挖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民族的发展命运问题；补足当前较为薄弱的这一面，就必然要在坚持文学的审美理性的同时强调和突出文学的道德理性，因为任何缺乏道德理性的民族都将面临生存发展的严重危机。陆扬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爬梳弗洛伊德与荣格学说所受中国古代典籍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入手，阐释了精神分析学说与中国文化互相求取、互为借鉴的关系。他以此为例，提示我们在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方法研究文学之际，应密切注意中西文化的影响史上，意义是怎样变形和重新确立以及施行跨文化影响的过程和特点。在人类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这一关注应不啻有文学本体意义。陈剑晖教授（海南师范学院）结合目前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分析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批评”日渐兴旺的几个原因，如“五四”文化运动对国人思想的启蒙与拓展，当代社会转型所带动的思维方式的多元展开，世界文化日益加剧的整合趋势等等。他认为，当代文化批评的现实形态包括：叶舒宪、萧兵为代表的以西方人类学、原型理论来建构新的文学批评形态；通过对“京派”、“海派”、“乡土文学”等地域文学研究透视文学的文化意蕴；陈思和等学者所开展的以民间性的知识分子话语为对象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为手段的历史与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催动下的新型文化批评，等等。他着重强调了文化批评的方法论意义：其一，它一方面从宏观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整体性地观照文学，另一方面又从微观上把文学批评分成一个个单元来作对应性透视，发现了以往未能发现的许多新质；其二，它还缩短了我们同世界文化的距离，架构了中西方文论对话的桥梁；其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营造一种相对宽容的语境，从而摆脱我们过去急功近利的批评追求。
研讨中，不少学者以较为谨慎的态度谈到对文学活动开展文化研究的有效性问题。程文超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首先清理了当前出版业及传媒部门施用“文化”这一概念时的不成熟心态。他认为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文化由于其特定的包容性而常常被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导入一种商业运作，“文化”仿佛一夜身价百倍，成为一个到处泛滥的“响词儿”：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甚至还出现了“三陪文化”、“修脚文化”，连垃圾也成了文化的一个有机组分。结果，“文化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一将“文化”泛化的倾向实质折射出的恰恰是文化主体的萎缩及文化心态的不成熟。这一倾向体现在文学研究中，就是不深入研究文本，而去空泛地谈论文化，显现出一些学人在文化姿态、文化态度及文化选择等问题上的草率。他认为应把文化态度与叙事分析结合起来，强调文化研究的学理性，这样，关于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等重要问题的探讨才能走向深入。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指出，当前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强调，主要是针对以往几十年间文学研究同政治学、社会研究过分靠近所引发的弊端而言的；因此，在提倡跨学科研究的今天，在素有文史哲融通的国学研究传统上深化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但也应该避免把文学史的文化学研究完全等同于文化史研究，不要使文学消解于文化的分析中，更不要先设定某个文化理论框架，而后再以文学现象去加以填充。文化阐释与审美分析的结合，应该成为对文学开展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杨小清副教授（惠州大学中文系）以《文学的文化视域及构成理解的通约原则》为题论说了文化研究的限度问题。他认为，“文化”这一概念由于自身的广、狭义之分及不同学者出发角度的区别，因此在被当前学术界施用的过程中具有了浓重的“弥漫性”特色；不少学者往往从一已文化观念出发去进行文化批评，但不同的文化批评之间如何达到彼此沟通而不是“自说自话”，已成为隐含了学术如何规范的一个重要命题。“文化”的弥漫性限制了学术规范的通约性。他建议从界定“文学的文化视域”入手来促进文化研究的通约程度，并指出这一文化视野包含了存在状态、价值理解和运用方法三个层次。
二、文艺文化学：文化阐析的模式构想与批评实践
在就文学与文化沟联研究以拓展文学研究新视域之有效性及限度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取得一定共识之际，与会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着重就这一研究的可行模式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讨。
蒋述卓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文化批评的探讨与实践，在研究中注意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倡导、“第三种批评”的提出、“文艺文化学”的建构等等，成为他继宗教艺术理论与古代文论研究之后的一系列学术新域。会上，他结合目前正在主持的“城市诗学”研究的体会，阐述了关于对文学进行文化阐析的系列主张。他指出，当今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的事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掘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以一种较为积极的眼光寻求城市生活中的诗意成份。以之为理论目标而建构的“城市诗学”，是涉及都市人类学等众多学科、试图打通文学研究、社区研究、城市研究的一个研究新领域。在这一关注城市人审美范式的综合研究中，城市文学、城市美学、城市文化研究的结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很难把“城市诗学”界定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之内，这恰恰映现出它的跨学科研究的文化意味。对城市人的现实生活、审美活动、艺术表现等进行文化诗学式的研究，以文化的、审美的眼光考察城市的独特时空、城市生活的戏剧色彩，不仅可以在理论上阐释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观念，而且还能为存有许多生存困惑的现代都市人提供生活方式选择与心理状态调节的指导。由此而观，“城市诗学”的建构将有助于一种新型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这一新型文化精神，就是城市形象、城市人格、城市文化的综合体现，它以人的诗意化生活为本位目标，因而具有活泼灵动、健康向上的形态特征。黄修己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发言中对“城市诗学”在文学研究与现实关怀两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前瞻，并结合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城市文学、乡村文学发展的历程指出：无论是城市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都必须扫除以农民式的或军事堡垒式的文化心态去看待城市的传统思维定势，只有这样，“城市诗学”的建构才有现实性，成熟的商业文明的建立才有可能。近年来，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提出要把开放的精神和拓展的视野带入到当代文艺学的研究中去，力求超越传统文学理论内在的区域性限制和学科界线，倡导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诗学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实现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寻找重建现代文艺学的基础和条件。以此为运思路向的“比较文艺学”，已被逐步拓展为包括“中外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文学理论与其他人文理论及宗教学说的比较研究”、“比较文艺学一般性理论的总体研究”四个方面的总体研究方向，因此在国内同专业中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个性。该博士点领衔人饶芃子教授结合学科建设的实践体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研究》的发言，就当今多元文化语境下不断拓展文艺学研究内涵问题发表了看法。她在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文艺学”的发展轨迹后指出，中国当代文艺学正面临两个根本性的困境，一是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文学理论业已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实际，难以有效地以对当前丰富多样的文学现象作出有效阐释；二是由于前苏联文艺学构成模式的影响，文艺学学科内部条块分割的现象依然严重：古代文论、当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文艺美学、文艺批评，似乎各不相干，实则限制了从交互共生的角度对文学、文学理论的总体打通研究。她由此提出，一方面要打破文艺学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的狭隘界限，实现学科内的共通性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打破文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分垒隔绝，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进行一种全新的诗学比较，构搭彼此“相遇”的桥梁，寻求实现“对话”的中介，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从而一方面寻找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定位，一方面发现本民族诗学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之处，真正促进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与世界性诗学的形成。她认为这种跨文化诗学研究，有可能创建出一种较具普遍意义的诗学新话语。
“文艺文化学”研究观念的提出，得到与会学者的较大共鸣。一些学者结合目前正在从事的课题研究，对这些研究观念所应具备的方法原则予以补充。罗成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论及“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时谈到，近两年来通过对诸如“鲁迅与魏晋风度”、“郭沫若与屈骚精神”、“郁达夫与名士风流”、“废名与禅”等系列个案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现代作家不仅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渗入影响，还根深蒂固地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因子。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至为密切，因此，把“道家与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一个题目，从人生哲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意蕴，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诸如此类的工作应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向面。接续这一话题，李运抟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从文化本性归属对文学分期的框定意义入手，阐述了自己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20世纪小说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包括两个文化时代，代表了两种文化态度：前一个时代是清末民初，以《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为代表，持改良主义的文化态度；后一个时代由“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是文化叛逆的时代，无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的小说家，都在共同反叛本土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吸纳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鲁迅的小说是这一时代的一面大旗。从建国迄今的后50年的小说也基本上包括两种文化态度：其一是十七年时期新型的大众文化，小说作品以歌颂普通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为主调；小说对这种新型的大众文化的认可与欢迎，交织着阶段、政权等意识并有崇拜领袖意志的表现；其二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多元时代”：“多元”昭示着不再独尊某一文化模式，而可以在多种模式间进行选择。中国20世纪小说文化态度的流变，即是对相关的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模式感受的流变，显示的是感受、认知、判断及接受与否的发展程式。在20世纪文学研究渐成显学的文化背景下，从这一角度切入开展研究，也许可以建立类似于“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诗学”的学术新视域。孙绍先副教授（海南大学文学院）在《性别人类学与文学》的发言中提出关于“性别诗学”的研究构想。他认为性别冲突与阶级冲突、民族冲突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三大冲突，因此同一切现有意识形态都有时代、阶级与民族的局限性一样，人类既有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成果也染上了性别的多重色彩。理解和评价文学，不能回避性别这一视角。以“女性美”为例，传统文学中女主人公的“天使之美”、“贞女之美”或“荡妇之美”，大多都被置人物化（视女性为财产）、弱化（视女性为宠物）与静化（无视女性美的阶段性）的处理模式与制约系统；这一处理使得女性美既不靠健康与活力为尺度而面向自然，也不以主动与能力为衡量标准而面向社会，而是使女性角色仅仅面向男人世界。这些传统思维惯性成为历史上无数由男子重色、女子爱美而导致的悲剧的主因，也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域圈。在以性别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分析女性文本时，研究者常常面对这样的困惑：当男女平等运动基本改变不平等得以滋生的社会基础时，女性美在女性角色中的核心地位为何没有根本改变？女性美及其附属的“温柔”、“娴静”、“同情心”等特征，究竟是女人的天性，还是女性被社会文化塑造成的？女性美该不该与男性美回归到相对应的同一层次上来？一系列诸如此类涉及文学形象学、主题学等的问题的根本求解，恐怕还要借助于文化还原，通过文化诗学暗示下的“性别诗学”来实现。
三、价值立场与文化姿态；当前文学批评的出路
理论重在建设，建设需要实践。从对文化研究模式的设想出发，很多学者自觉走向对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思考与出路的探讨。描述批评界的诸种文化姿态，倡导批评家在当下应当秉持的价值立场，从文学批评的独特品性与现实关怀的结合中挖掘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策略方法，成为此次会议附带出的又一热门话题。
广东省青年评论家张柠（广东省作家协会）首先对90年代以来文坛现状进行了学理性的概括，认为当前批评者的声音虽然活跃而杂乱，但此中展示出的“多元价值选择”表象隐藏着一种放弃价值判断的游戏心态。以批评的理论化与审美化形式出现的“拒绝”和以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参与”，成为批评界的两种基本生存姿态。他强调指出：有效开展当代批评的前提，就存在于采取一种不同于上述两种的另一种姿态，即关注现实的批判与分析的姿态。把持这一姿态，要求理论界对当前流行的一系列欧美新词术语进行清理与转换；如对目前批评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游戏规则”（维特根斯坦、利奥塔）、“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文学场”（布尔迪厄）等，就要认真考虑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适用限度。他还认为，80年代批评界同时担担当了关切文学外部一些非文学性领域和揭示当时人们审美理想这双重职能，回顾和肯定这种结合，对于当前的批评建设极有启示意义。程文超教授对当前批评与研讨中普遍存在的“自说自话”现象进行了反思，并由此认为批评界存在着两种悖反症状：一种是有些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以各种理由漠视对现实生活及大众生态的关注，所进行的研究有学理而无实际，缺乏时代的针对性气息；另一种正相反，以关注生存现状为名进行批判，却由于跟现实生活过于逼近，失去了学理层面的探讨。他以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对“现代性”的寻求为例，指出当代的文学批评家要在同生活保持距离的同时发现生存的智慧，以此展示自己的文化立场。王列耀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在以《发现与批判》为题的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在比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常用思维方式之后，以香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阐明“发现诗学”的原则与功能，认为在当前注重“批判”的学术语境中，对于“发现”的强调有其方法论意义。他举例说，正像香港作家也斯认为的，我们许多人生活在城市中，但却常常把自己的思想之“根”置于乡村而不是放在城市，对城市生活的盲目批判由此而生，而对城市的一些诗意特质、有价值的文化倾向的“发现”却被渐渐地遮蔽掉了。他由此提出，一种基于真性情的进入与体验之上的发现，事实上要比诸多预设的批判架势要有意义得多；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评判，无一不是深深植根于对于一些切合文学本体的基本理论命题的发现，因此批判与发现不应对立，而要融合。近几年来，《佛山文艺》陆续推出过“新市民小说”、“打工文学”，以贴近现实的办刊策略赢得市场，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较好地得以兼顾，在国内文学刊物界产生了良好影响。该刊主编刘宁结合办刊经验，从一个文学编辑的角度肯定了文学关注现实的多重意义，并认为文学创作与评论关注现实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他透露，《佛山文艺》近期将与《作品与争鸣》、《作家报》等联合发起“下岗再就业小说”征稿，5月起就将陆续刊登，以此形式为关注现实的文学倾向鸣锣开道。
对于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文学与现实”话题，许明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进行了深入剀切的学理概括。他首先肯定对这一老话题的新关注，透露出了知识界对于当前自身存在方式的自我批判；事实上，作家、评论家不仅要通过文字来关注当下的现实，还要思考未来的趋向，从而提当起一个思想家的重任。他进一步指出，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的退却，实际反映出知识分子社会道义与社会责任的弱化，知识界也由此丧失了它存在的最根本因由。他结合当前各人文学科在研究内涵与研究方式上发生的巨变强调，在社会文化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应时时明确应有的社会立场，在对社会文化的理解、诠释、评判与引导中凸现自己的思想者位用；对于知识界，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对当下主流生活的强烈关注与敏锐判辨，而不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单认同和无原则投入。因此，即使是最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作家、评论家也要突破旧有学科分工的知识与职能局限，敢于并善于以文学特有的方式进行干预；当代性的思考应该成为文学评论界确定自身价值本位的一个重要向度。在此向度下，诸如“中国当代文学运动特征与发展前景”等问题的持续探讨将在当代文化坐标上呈示出至为重要的意义。
从实践介入角度对精英知识分子精神的弘扬，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陈望衡教授由此谈及90年代文学批评主体性沦丧的问题，认为这一问题实际关涉到主体性的理解。他指出，强调文学的多元化无疑正确，但作家个体的多元性与时代整体的一元化、主体性并不构成根本的矛盾冲突；一个时代的主体性声音不因为任何个人意志而转移，时代主体意识与民族本体意识的坚持是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共性，了解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文坛不无启发。比如，在当前较为热烈的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讨论中，关于“失语证”的描述就同时代主体与民族本体相联系；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考察，我们才认为当代文学作品对民族本体的认识与发掘还处于十分薄弱、有待改观的境地。批评个体与时代主体的辩证矛盾关系，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从事研究时切实体悟的，因此在讨论中大家从各自不同角度探讨如何保持辩证平和的批评心态，把小我融入时代这个大我之中。费勇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指出，个体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融合，不可能通过个体对时代的表层关怀而实现，它至少有赖于这样三个心理条件：一是保持批评态度上的“平常心”，避免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习惯思维；二是突破学科规定上的种种律条，自主性地开展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三是能够真正把握时代精神的主流脉动，强化批评家的“思想者”姿态。这样，批评就有可能跳出传统的价值判断模式，进入追本溯源的本相揭示和因由探求，从而提供一种较有思想性的咨询信息。就此而言，批评既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又存在着广阔的空间。伍世昭副教授（惠州大学中文系）从诗歌这一最具纯粹性的文学体裁入手，阐发了对于个体与主体关系的见解。他认为90年代诗歌批评同诗歌创作同时丧失了对于艺术的虔诚与现实的关切，“庸俗化”由此乘虚而入，成为文论语境中“反诗性”最为引人注目的灰色景观；走格律化道路、坚持在“差异”中写作、直面生活关注现实等无疑是医治这些症结的良方，但诗坛最根本的出路不在诗歌自身，而在于对文化对抗立场的坚持之中。胡亚敏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则从文学批评这一本体性的角度发表了对作家个体与时代主体关系的理解。她认为，当前由文学批评向“文学帮闲”、“批评炒作”、“商业包装”滑入而形成的批评对现实的远离，其根因要归结于批评家审美品格的丧失，所以，文学批评的种种出路设计，都要面对重构审美品格这个话题。这一品格至少包括四个要素，即自由的心态、对形式的注重、情感与逻辑的统一、个性化声音中的人类共通感。由批评审美品格的追求出发对文学批评价值的把握，也许会成为未来批评建设的一个有生命力的方向。
四、岭南格调与南方写作：一种地域文化的考察
此次研讨会邀请的学者，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海南、广西、广东等诸多省份。岭南文化的特有格调与南方文坛的创作景观，遂自然面然地成为与会者的一个共同话题。陈剑晖教授以《文化背景下的南方写作》为题，对“南方写作”的概念及近年来的创作特征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南方这个概念，既是地域的，更是文化的，具有边缘性、非主流性、民间性的特点；南方写作则是在文化边缘意义上的写作，形成了与北方不同的鲜明地域色彩。在南方这样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是物欲膨胀下的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一些作家、学者对于纯文学领域的坚守和对精神性存在的不懈追寻，如韩少功近年的一系列随笔大力推崇商品社会中的无价的人；鲁枢元对文学生态环境的探索，表明了对精神家园的固守姿态；蒋子丹、林白、东西、张欣、郭小东等人的写作，则体现出对诗意精神的无比向往。这种追求与向往，与康梁开创的关注现实、追求思想的岭南文化传统有着渊源联系。在南方文学中，人物大多是崇尚人生价值的个人奋斗者或放达人生的民众，通过他们，作家旨在塑造一种有别于他方的新型城市人格。在总体文学形态方面，南方文坛具有多元共生的特征：有最土的民间文学与先锋文学结合下的《马桥词典》，有在现实主义基石上融进浪漫主义新质的《钥匙》，也有港台文化影响下的“小女人散文”，还有“社会性灵小说”、“新市民小说”等等。他呼吁批评界进一步注意南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展示出的众多特征。黄伟林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呼应了这一概括，指出包括文学在内的南方文艺所呈示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想象力有机结合的操作特色，丰富了当代文坛弘扬“主旋律”的理论内涵；而近年来南方文化、尤其是广东影视的迅速发展及都市文学文化的繁荣，同时还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当代注脚。他同时也分析了南方文学创作在总体思想深度与文化内涵上的薄弱之处，认为南方文学的深度拓展尚有待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对“南方文化”的理解也出现了一些争鸣，如罗成琰教授认为，现在学界对“南方”的理解有流于宽泛的地方，应该对其加以较为严格的理论界定；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它的范围应受到限定；同时，文化概念上的“南方”又不能完全混同于地域意义上的“南方”，因为一些身在南方的作家，如韩少功等，是从其他地域引入的；虽然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从文化渊源、文化归属看仍不能视作为“南方作家”。他建议将“南方文化”的内涵限定为传统的岭南文化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南方现实文化两个部分，而不能再加以任意延伸。王杰教授（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提示与会者：对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评价，仍然不能背弃文学之为文学的最根本的征质；对地域性的表现要与对时代主流思潮的把握形成一个整体，使人从地域文学中照样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南方文坛的活跃实际上已引起其他地区的注意。王保生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北方评论家在发言中都谈到，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文坛有着一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承传与现实优势，如岭南特色、经济发展所带动的观念转型、涉外交流的便利等等；广东文艺界应当很好地发挥这些优势，在当前文艺界重组的总体背景下占据自己应有的一席位置。
五、宏观视野与学术规范：《文学评论》的组稿思路
此次会议的另一主题是进行《文学评论》的组稿研讨。《文学评论》理论组的五位编辑南下广州，组织华南地区的部分作者通报该刊近期办刊思路，并就此同学者们进行了面对面的热烈研讨，使此次研讨会开成了继80年代在上海之后《文学评论》的第二次全国性组稿活动。
《文学评论》副主编许明研究员代表编辑部阐述了该刊近期的编辑思路。他首先指出，《文学评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最高级刊物，应当刊发那些反映文学研究各学科最前沿、又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学术文章，“自说自话”、视野狭窄的文章不应进入这一神圣的学术殿堂。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目前《文学评论》的来稿中大致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大量的重复研究，这主要是由很多作者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未对“论题史”加以清理所造成的；二是批评的“精品”匮乏，对学科发展的指导性影响弱小，不能解决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某一个层次的问题；三是脱离现实，就文学而论文学，不能关注当前的社会现状及文学发展的现状，因此思想贫乏，现实感较差。这些问题事实上也是当前整个文学研究界存在的共性问题，因此需要整个文学界共同努力去解决；四是文章刊发的系统性尚有不足，影响了一些论题向深部的进一步拓展。他通报了《文学评论》今明两年的一些编辑意图：一是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从前一阶段的现状描述引向下一阶段的理论反思与出路探求，由外围转向内核，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根本性的理论命题，为最终确立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再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关于古今文论概念通约、对比、转化可能性与操作性的挖掘，关于中西文论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的探讨，都将成为较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二是继续跟踪当代西方文论家的理论建树；这一方面，《文学评论》将不注重追求对这些文论家的微观观点的局部深入，而着意于把目力集中于对理论现状进行较有密集信息量的描述方面，这样做的目的即是要为中国当代的文论家们开拓一个宏观的视野，赋予其以世界性的研究眼光；三是要重点开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反思与研究。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对西方文论是如何接受的，对古代文论又是怎样继承的，本世纪文论对文学的影响轨迹是什么样子，文学理论与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本世纪发展到何种地步等等，这一系列带框架性的论题都要通过对一些既具体又有普遍性的个案研究来进行回答，这一回答可以从文化学、学术史、文学史、文化逻辑、叙事学等不同角度切入，可做的工作既艰巨又富有建设意义；四是对当代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带有导向性的文学倾向进行敏锐的理论反映和较具学理色彩的研究概括，以促进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对当前文学与社会人生问题的密切关注，抵制批评界存在的“文学帮闲”倾向；对中国当前主流社会生活的文化评价、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论考察将成为上述研究的一个切入面；中国当代的文学工作者要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一起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当下社会转型所派生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中我们既可以反观当前文学发展的深层理论需要又能在时代文化的维度上探测到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价值本位。曹天成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还以“求新”、“求深”、“求精”、“求细”概括了《文学评论》对广大作者在稿件的创见性、理论穿透力、行文简洁性及技术处理上的一些要求。
与会学者针对《文学评论》的组稿要求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文学评论》创刊40年来，在发稿质量、编排处理、联系作者方面已取得文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尤其是近几年，刊物在繁荣批评、引导创作、发展理论方面更有建树。编辑部提出来的近期编辑思路具有现实针对性，值得深入研究。饶芃子教授认为，这些论题抓“点”准确，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对深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将形成极大促进。一些学者也对《文学评论》的办刊思想提出建议，如罗成琰教授认为这一理论刊物应基本定位于精英文化层面，而不能因关注现实就向官方文化或大众文化过于靠扰，以至降低其学术品位；同时还要辩证看待学术规范问题，认为这一要求应以保持人文科学论文的思想性、个体灵性为前提，不必因过于注重所谓的“学术规范”而丧失了广大的读者。李远抟教授、广东省青年评论家谭运长（《佛山文艺》编辑部）在发言中谈到选稿时应对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加以适当区分，不要彼此混淆界线。蒋述卓教授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与会学者的意见。他认为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进行总结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反思”，即介入反思的途径和方法，更要时时铭记“为何反思”，即要明确这一反思之旨归所在，不要忘却我们的理论出发点；对西方文论的价值重估与古代文论的价值发现都要持有平和辩证的学术心态，不要昨日捧上天，今天就抑下地；传统需要接续，但要从文化精神上去创造性地加以接续，此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出发点就是“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样才可能以富有学理的积极态度有效地展开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
会议结束之际，饶芃子教授总结了此次会议在研讨意识方面形成的三个深入：一是与会学者对文化立场、诗学立场及文学批评立场的寻找意识。在对世界性的诗学立场的追求中，学者们执著于对民族精英精神、人文精神的寻找，反映出深化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二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当下现实的关怀意识。现实能够“激活”理论，文学理论只有与现实结合才能有“常青”之生命；三是学者们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反思意识。在反思的过程中，对当代文论吸纳传统与西方文论的正负面影响的“清理”和对中西文论的再次“整合”，将是极为关键的环节。
关于文化立场、现实关怀、诗学建构等一系列重要命题的表述、对话与争鸣，使此次以“文学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开得既有理论色彩，又具现实意义；而作者、编者与读者的直接交流更使会议呈现出活泼的学风与融洽的气氛。文学理论重在建设，本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与设想的研究，都将有待于学者们长期艰辛的学术努力才能得以解答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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