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说自己的故事——论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著论文,自己的论文,澳大利亚论文,传记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据考证，土著人在四万多年以前就在澳洲大陆定居，土著文化的形成始于约1600年以前。但自从1788年首批白人殖民者登上澳洲大陆之后，土著人无忧无虑的“梦想时代”便告结束。在随后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土著人被迫处于长期沉默和失语的状态，成为白人社会的边缘人，“他者”。在白人殖民以前，土著人有200多种口头语言而无书面语。他们依靠口头陈述把本部落的历史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但由于白人殖民者先是在殖民初期对土著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1940年以后又采取同化手段，致使土著人口锐减，土著历史被人为割断。时至今日，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仍极为恶劣，在基本生活设施和福利方面比白人落后至少20年。
与土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土著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这种现象从不同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可见一斑。在较权威的文学史中，如格林编纂的《澳大利亚文学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961）和克莱默主编的《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981），土著文学根本没有被提及。编纂者们津津乐道的是白人文学如何在澳洲发展壮大。只是到了1986年，在庆祝白人殖民200周年之际出版的由戈德温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986）中，土著文学才首次作为一个部分出现。戈德温用四页的篇幅介绍了用英语写作的土著作家凯思·沃克、杰克·戴维斯、凯文·吉尔伯特、科林·约翰逊和阿奇·韦勒等人。他注意到土著文学中的一个现象，即传记写作成为土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Ken Goodwin，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p.267.）
从严格意义上讲，土著文学（书面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好顺应了当时土著人要求享受与白人同等权利及归还被掠夺土地的政治运动的需要。土著文学的核心之一是挖掘土著文化的内涵，连接被殖民者刻意隐瞒而割裂的土著历史，重塑土著文化身份，因此它的崛起也与澳大利亚试图在后殖民社会中重新认识自己民族身份的浪潮密切相关。有评论家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土著文学）的成功崛起更是直接地启动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认识自我并重塑自身形象的历史进程”。（注：王腊宝：《从‘被描写’走向自我表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述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土著文学作品是戴维·尤纳庞（David Unaipon）的《本地传奇》（Native Legends，1929）。第一本由土著女性出版的作品是厄秀拉·麦克康奈尔（Ursula McConnel）的《芒肯人神话》（Myths of the Munkan，1957）。而首次引起白人主流社会关注的土著文学作品当推女诗人凯思·沃克（Kath Walker）于1964年出版的诗集《我们要走了》（We Are Going）。该诗集控诉了白人对土著人的压迫，“开辟了新的传播渠道，让主流社会听到了土著人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话”。（注：Penny Van Toom，“Indigenous texts and narratives”，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ed.Elizabeth Webb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9.）次年出版的科林·约翰逊（Colin Johnson）的小说《野猫掉下来》（Wild Cat Falling）是土著人的第一部小说。约翰逊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塑造了一个被孤立于整个社会之外的土著青年形象。
土著人要在小说、诗歌等领域被白人读者接受，需要按照白人经典文学的样式进行规范写作，但在传记领域则完全不同。土著传记秉承了土著人一贯拥有的口述历史传统，形成了与白人经典文学的对抗，从而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土著传记写作中，女作家当仁不让地占据了重要地位。从70年代末第一本由土著女性创作的传记的出版到现在，土著女性传记在思想性、政治性以及艺术性方面都经历了从幼稚到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并且对主流社会构成强大的冲击力。
从其发展轨迹来看，70年代是土著女性传记的萌芽期。伊冯·古拉贡（Yvonne Goolagong）的《伊冯：行动起来！》（Yvonne!On the Move，1973），玛格丽特·塔克（Margaret Tucker）的《如果大家都在乎》（If Everyone Cared，1977），莫尼卡·克莱尔（Monica Clare）的《卡罗布兰：一个土著女孩的故事》（Karobran：The Story of an Aboriginal Girl，1978），以及艾拉·西蒙（Ella Simon）的《通过我的眼睛》（Through My Eyes，1978），都是土著女性在传记领域的初次尝试。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土著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尚未成熟，加之出版这些传记的都是些小出版社，故而它们未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与土著女性的不断涌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著男性作家寥若晨星，涉足传记写作的更是少而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土著男性奇缺。罗伯塔·赛克斯（Roberta Sykes）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六七十年代）每四个土著男性中有一个将在30岁的时候死去，剩下三个中有两个将会被关进监狱”。（注：Anne Brewster，Reading Aboriginal Women's Autobiography，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96，p.9.）因此，土著女性不得不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她们不仅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也逐渐开始在家庭之外扮演重要角色。土著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进入80年代后，土著女性传记开始层出不穷且佳作辈出。谢莉·史密斯（Shirley Smith）在罗伯塔·赛克斯的帮助下出版的《谢莉大妈自传》（Mumshirl：An Autobiography，1981），玛妮·肯尼迪（Marnie Kennedy）的《生为混血儿》（Born a Half-Caste，1985），还有格林莉思·沃德（Glenyse Ward）的《流浪女孩》（Wandering Girl，1987）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但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土著传记当推赛莉·摩根（Sally Morgan）的《我的位置》（My Place，1987）和茹比·兰福德·吉尼比（Ruby Langford Ginibi）的《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1989）。《我的位置》被认为是土著传记文学的里程碑，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售出了近50万本，成为罕见的有关土著题材的畅销书，受到白人读者和评论家的热烈追捧。可以说，《我的位置》的出版使得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土著人产生了兴趣。可如果把《我的位置》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作一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摩根的传记更像是一部关于寻根的侦探小说，一部迎合白人读者口味的、以土著身份为卖点的传记，而吉尼比的传记则更具土著传记的一般特性，即力图使读者站在土著人（而不是白人）的角度来解读她的作品。吉尼比致力于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展现土著人的悲惨生活，以表明在白人社会里身为土著人的真正含义。
90年代出版的重要传记包括多丽思·平克顿（Doris Pilkington）的《怪想：畜牧工的女儿》（Caprice：A Stockman's Daughter，1991）和《沿着防兔子篱笆》（Follow the RabbitProof Fence，1996），爱丽思·南纳（Alice Nannup）的《鹈鹕笑的时候》（When the Pelican Laughed，1992），以及杰西·哈金斯（Jackie Huggins）的《丽塔姨》（Auntie Rita，1994）。此外还有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土著人权利活动家之一罗伯塔·赛克斯的《蛇梦》（Snake Dreaming）三部曲：《蛇摇篮》（Snake Cradle，1997）、《蛇舞》（Snake Dancing，1998）和《蛇圈》（Snake Circle，2000）。90年代的土著女性传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日臻成熟。如果说在90年代以前，为了弘扬土著文化传统、提高土著人的社会地位，土著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专注于讴歌和美化土著人生活的光明面的话，那么在90年代以后，她们开始更加客观地审视和反映土著生活。如赛克斯在《蛇舞》中不仅讲述自己如何被同胞所欺骗，还描述了土著政治组织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二
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土著女性传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从“被偷去的孩子”角度控诉种族压迫
从1940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结束一百多年的种族灭绝手法，转而实行同化政策，为的是彻底改变土著人的人种，使土著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白人的殖民统治，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土著人自动在澳洲大陆消失殆尽。出于此种考虑，政府成立了土著人保护委员会，名为保护土著人，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给予的保护就是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和拆散家庭”。（注：Ruby Langford Ginibi，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Ringwood：Penguin，1988，p.38，p.48.）土著人保护委员会负责把土著与白人所生的混血儿送到政府或教会开办的儿童福利院，让他们说白人的语言，接受白人的宗教，进而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到这些孩子长到十五六岁时就开始为白人干活以获取微薄的报酬。这些“被偷走的孩子”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属于土著人保护委员会。他们与部落和家人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我不再是土著，但永远不是白人。我现在是丢脸的坏东西，被称作混血儿。”（注：Hilda Jarman Muir，Very Big Journey：My Life as I Remember It，Canberra：Aboriginal Studies Press，2004，p.43，pp.47-49，p.45.）在土著人眼中，“土著人保护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歧视土著人”，（注：Ruby Langford Ginibi，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Ringwood：Penguin，1988，p.38，p.48.）是夺走孩子、造成骨肉分离的罪魁祸首。
在向民众宣传其同化政策的优越性时，白人政府装扮成救世主的模样，要把土著人从野蛮落后的原始社会拯救出来，让他们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在政府机构的宣传中土著孩子在福利院过着“乐不思蜀”的幸福生活。而许多土著女性作家在作品中都讲述了自己作为“被偷去的孩子”的悲惨遭遇。她们用亲身经历强烈控诉种族歧视和压迫，戳穿政府的谎言。希尔达·莫伊在其自传《漫漫旅程：我所记得的生活》中详尽地讲述了她在卡林福利院的生活。管教嬷嬷和她的上校丈夫极为暴戾，任何人说部落语言就会受到鞭挞。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只有一条毯子包裹全身。窗户上没有玻璃，室内除了桌凳外空无一物，夜间靠走廊的一盏风灯照明。每天晚上嬷嬷用两把挂锁把孩子们的宿舍锁上，以防他们逃跑。食物永远单调乏味，而且份量不足，致使孩子们时常处于饥俄状态。（注：Hilda Jarman Muir，Very Big Journey：My Life as I Remember It，Canberra：Aboriginal Studies Press，2004，p.43，pp.47-49，p.45.）对于政府宣称的在福利院能够让土著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说法，土著作家也大胆地说出了真相：“我们只能上到四年级，这样女孩就可以给白人公务员当佣人和帮手，男孩学着当畜牧工、杂工、花匠或苦力，为白人干些有用的活儿。他们给我们一半的教育，就好像我们一半是人，不白也不黑。混血儿受一半的教育。”（注：Hilda Jarman Muir，Very Big Journey：My Life as I Remember It，Canberra：Aboriginal Studies Press，2004，p.43，pp.47-49，p.45.）
土著男性作家，如科林·约翰逊和阿奇·韦勒等人，由于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反映种族压迫的同时常会流露出对生活的悲观绝望。相形之下，女性作家更注重从姐妹情谊和家庭中汲取力量，作品的基调也较为欢快。以“被偷走的孩子”遭遇为主题的传记反映种族压迫，更反映了在压迫面前土著人表现出的乐观主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多丽思·平克顿在《沿着防兔子篱笆》中就讲述了三个“被偷走的孩子”（她的母亲和两个阿姨）的故事。为了回家，女孩们逃离了教区的福利院，以防兔子篱笆为路标，历时两个月，行程两千公里，最后终于与父母团聚。而在《流浪女孩》中，沃德以白人家庭为舞台揭示了黑白两个种族间的对立。女主人公是一个十五六岁的混血儿，为白人市长做女佣。在白人眼中她不配拥有名字。主人在背后谈论她时用的是“黑佣”，要给她派活时就如同对待牲口一般吹口哨。主人喝茶用精美的瓷器，而给她的却是用来喂牲口的马口铁茶杯。土著女孩的单纯善良与主人的虚伪做作、教区土著孩子间的友情与主人的冷漠自私、女孩的辛勤劳作与主人的奢侈生活都一一形成鲜明对比。
二、以家庭为切入点凸现土著文化的凝聚力
在对待家庭的态度上，土著人与白人截然相反。白人男性把家庭看作是行使父权的地方，而白人女性把它看作是父权制剥削压迫妇女的场所，是女性想要逃离的监狱。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曾呼吁要杀死“屋里的天使”，以把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此不同的是，土著女性把家庭看作是抵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避风港。家务、烹饪、生儿育女、乃至闲聊这些看似婆婆妈妈的事情都是土著文化丰富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土著女性具有被殖民者和女性双重身份，在种族主义和性暴力面前总是首当其冲。家庭不光是反映土著女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土著文化集中表现的地方。土著文化所固有的凝聚力使其成为土著女性抵抗种族压迫的力量所在。摩根的《我的位置》以家庭为中心反映了土著女性为生存而被迫隐匿土著身份的痛苦与无奈。作者把外婆戴茜、舅公亚瑟、母亲格莱迪丝和自己的故事串连起来，反映了近百年来土著人（主要是女性）在他们自己土地上遭受的蹂躏。戴茜和格莱迪丝为避免土著人保护委员会夺走孩子，谎称来自印度。戴茜为主人做牛做马地干了一辈子却连足额的工资都拿不到，还被生父奸污并生下两个孩子。而格莱迪丝本人就是“被偷走的孩子”，长大后才与母亲团聚。长期的压迫使得她们，尤其是戴茜，完全丧失了言说的权利，对多年来的遭遇和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但在日常生活中戴茜和格莱迪丝却始终保持着土著人的生活习惯，如亲近大自然，喜爱各种动物，善待他人，等等。也正是这种对土著文化的依赖使得她们后来能够打破沉默讲述自己的遭遇，用亲身经历驳斥官方历史的虚伪性，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直到去世戴茜也没有把所有的秘密都公之于众，但这种做法未尝不是另一种对殖民统治的抵抗，因为在土著人看来，有些秘密应该永远埋藏在心底，不让殖民者获取。
《我的位置》的欠缺之处是在对土著身份的界定上，作者的态度颇为含糊，仿佛只要年轻又有才华，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土著人。土著身份被浪漫化，理想化，成为白人眼中某种神秘的象征，这也成为日后摩根受人责难的原因。相形之下，吉尼比的《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则显示出她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土著身份不再是一种时尚，而是意味着痛苦和折磨。吉尼比的生活经历不仅折射出土著人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和在白人社会中土著人的艰难处境，还隐含着黑白两种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她一直生活在土著人的中间，饮食起居也保留了土著人的传统。如同其部落祖先一样，她四处流浪。但不同的是，“梦想时代”的土著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吉尼比是作为白人社会的边缘人，在绝境中求生存。她一共生育了九个孩子，可由于情人的背弃，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了谋生，她干过重体力活，有时穷到连饭都吃不上。她也遭受了许多打击，如情人的不告而别，钟爱的女儿在车祸中丧生，几个儿子由于警察的偏见多次被送进监狱服刑，等等。但是对土著文化的依赖，特别是对蕴涵着丰富想象力的“灵性”（spirituality）的崇尚，使得她能够最终摆脱痛苦，依旧保持乐观幽默的禀性。
三、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
80年代以前，大部分土著女性只是停留在控诉种族压迫和歧视的层面上，把自己的遭遇简单地归咎于白人的残暴，而从未对如何改善土著人的处境进行反思。稍后的土著女性逐渐意识到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她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也就是说，她们必须奋起抗争以改善自身的边缘化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她们开始积极投身于土著人的政治运动，呼吁政府给予土著人和白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莫尼卡·克莱尔、吉尼比、罗伯塔·赛克斯、希尔达·莫伊等都是较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吉尼比在《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中就阐述了她在60年代是如何对土著人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然而这种对政治的兴趣由于遭到当时男友的阻挠而很快被扼杀，直到80年代她才重新唤起对政治的热情并很快成为土著人的代言人之一。赛克斯在《蛇舞》中更是详细地叙述了她如何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积极投身于为土著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同时也以罕见的坦诚讲述了其他人一直避而不谈的土著人的阴暗面（如欺骗、背叛）和土著政治团体内部的矛盾和争斗。
虽然反映土著人政治运动的传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从中可以看出土著传记作家已经认识到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女性传记把政治作为土著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大书特书。
三
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原殖民地国家仍然受到原殖民者（主要是英国）的霸权话语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英国殖民者的标准衡量原殖民地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活动。这种文化霸权把以民族文学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学看作是孤立于英国文学的衍生物，把它们降到边缘而从属的地位。（注：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1989/2002，p.7，p.32，p.35.）为了弘扬原殖民地的民族文化，加快非殖民化进程，就必须对这种文化霸权进行颠覆。“颠覆”是“帝国反击”，也是“改写”。这种针对帝国中心的“帝国反击”，首先是通过质疑欧洲和英国形而上学的基础，挑战把中心和边缘两极化的世界观，其次是通过对民族主义的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心，是自我确定的。（注：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1989/2002，p.7，p.32，p.35.）以“颠覆”为历史使命的后殖民文学要显示与英国殖民文学的区别就应该采用新的文学范式，把民族文学发扬光大。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殖民地，为摆脱英国的文化霸权影响，迫切需要发展壮大民族文学，挖掘崭新的、本土化的文学样式。土著女性传记正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新形式。它从土著人的角度对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文学进行颠覆和改写，因而对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解构并颠覆白人传记文学的叙事传统及策略
传记文学一直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早来到新大陆的囚犯开始，传记就成为他们挑战自我和这块陌生土地、宣泄个人情感的途径。透过传记作家的独特视角，人们可以了解创业的艰辛、土著人所遭受的苦难、澳大利亚人对自身处于欧洲文化边缘的自卑，以及他们对建立有别于宗主国的文化身份的渴望。苏珊娜·普里查德、多萝西·休伊特、杰西卡·安德生等都是出色的传记作家。传记写作为作家提供了探索“不确定的自我”的良机，因为“过去并非一成不变”，（注：Gillian Whitlock，“From biography to autobiography”，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ed.Elizabeth Webb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33.）仍值得深入研究。
土著女性传记在本质上是对白人传记文学叙事传统及策略的彻底解构和颠覆。随着殖民统治的终结，土著女性从原先的“他者”、“贱民”变为叙事的主体，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被观察者”变为“观察者”，充分显示了她们的主体意识，因此她们的作品在各个层面上都力图抵抗和颠覆白人传记文学的范式。土著女性常把她们的传记称之为“生命故事”（life-story），但在西方传统文学的样式分类中只有“传记”，而无“生命故事”的提法。因此，“生命故事”这一提法首先就揭示了土著女性传记与西方同类作品的本质区别。土著女性通过“生命故事”来表现她们在殖民地时期所遭受的苦难、她们的抗争以及对殖民统治的反思。这是对西方经典传记的重大颠覆。西方传记着重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局限于个体的成长以及融入社会的过程，而土著传记不仅突出个人遭遇，而且注重表现群体，常以个人为切入点反映一个土著部落的生活。土著女性作家写自己，也写家人，还写部落中的其他人。如《我的位置》就是由摩根的自传和关于她的外婆、母亲和舅公的传记组成。吉尼比的传记也包含了她的父母、同居男友、儿女和她自己的故事。这种群体性的特征是土著女性对白人传记文学的又一大颠覆。
此外，土著女性传记与白人传记文学在形式上也不同。白人作家沿用经典文学的模式，采用严格而规范的书面语进行写作，而土著女性作家则遵循本民族的口头陈述的传统，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喜用生动活泼的口语。她们把口头文学融入叙事策略之中，创造出有别于白人的叙事方式，以利于土著文化的传承和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土著女性与白人作家的写作目的同样存在着差异。白人作家认为传记写作是私人行为，为的是展示自己的成功。可土著女性作家认为传记写作是集体行为，写传记的目的是教育所有白人，让他们了解土著人，也让土著人（尤其是“被偷走的孩子”）了解自己。（注：Ruby Langford Ginibi & Elizabeth Guy，“Ruby Langford Ginibi in 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Guy”，Westerly，1997，winter，p.10.）
土著作家对白人传记文学的另一种抵抗是逐步摆脱白人编辑对创作的干预。在90年代以前出版的传记中，“白人统治”的阴影随处可见，其标志是白人编辑在土著传记的形成和出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政府的同化政策，土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甚少。普通的土著人大多只有小学文化。因此，土著女性作家在用英语写作时就面临极大的困难。囿于有限的文化程度，她们不得不采取口头讲述的方式，然后由白人编辑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正如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所说，她们无法表述自己，她们需要被表述。而充当土著女性的代言人的是白人编辑。这些白人编辑对土著文化并不了解，常把自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加以删除。结果是经过白人编辑修改的土著传记无法保持原汁原味，土著女性隐藏在传记的背后，依然沉默无语。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传记，如《卡罗布兰》和艾尔西·拉赛（Elsie Roughsey）的《一位土著母亲讲故事》（An Aboriginal Mother Tells of the Old and the New，1984），都经过白人编辑的大量修改。就连《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也未能幸免。值得庆幸的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土著女性作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白人编辑的作用大大减弱。土著女性即使需要编辑的帮助也不会选择白人，而是选择和她们有着同样文化背景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土著人。如吉尼比在创作《我的邦加龙亲人》（My Bundjalung People，1994）时就不再与白人合作，而是与自己的养女——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土著女子合作。这样的传记更具真实性，对白人文化的颠覆性也更强。由此也说明土著女性正逐步从被人表述的尴尬处境走出，向自我表现的方向迈进。
二、重新书写殖民地历史
斯皮瓦克在发展福柯有关“知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知识暴力”的观点，即代表权力的话语（通常是西方的）排斥另一种与之不相适应的话语（通常是殖民地的）。她把这种被替代的知识称为“被征服的知识”。斯皮瓦克认为，如果贱民没有历史或不能说话，那么女性贱民就会更加深陷于阴影之中。（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ed.Vincent B.Leitch，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2203.）换言之，对于土著女性而言，只有争得话语权并重写殖民地历史，她们才有走出殖民统治的阴影，回归土著文化身份，以抗拒“知识暴力”的侵害。
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土著人在官方历史以及文学作品中被完全忽略：“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白人的。没有任何有关土著人和他们的经历的记载”。（注：Sally Morgan，My Place，West Australia：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1987，p.161，p.233.）在白人文学作品里土著人的形象被恶意歪曲。他们的刻板形象往往是愚昧不堪却又爱占小便宜的反面人物。“……迄今为止白人一直在记录，但他们并不准确。据我所知，这种错误信息对我们不利。”（注：Ruby Langford Ginibi，My Bundjalung People，St.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12，p.1，p.122.）作为女性贱民，土著女性如同广袤的澳洲大陆一样被非人化，长期以来被剥夺了话语权。她们处于白人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是及其廉价的劳动力，只配用动物词汇来称呼，而当殖民者想发泄性欲时，她们就成了性奴。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已经从政治领域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转向对话语权的争夺。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了自我表述的机会和可能。因此，对土著女性而言，改写殖民地历史的关键是她们能否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弗兰兹·法侬认为，“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和表现的世界。”（注：转引自任一鸣：《“流放”与“寻根”——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但对土著人而言，他们只有口头语言而无书面语，因此他们无法像一些后殖民理论家所倡导的那样，为推进非殖民化进程而恢复使用殖民化以前的语言（pre-colonial language）来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土著女性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殖民者的语言——“主子英语”——来表达所遭受的苦难。从表面看，土著传记都采用“主子叙事”，即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照搬“主子英语”来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土著女性作家对英语采取的是先“废除”（abrogation），再“挪用”（appropriation）的抵抗策略。废除英语作为殖民者语言的特权，然后巧妙地对英语进行改良，使其夹杂大量土著词汇，从而可以更确切地表达土著人的喜怒哀乐。她们用改良过的英语讲述土著人的历史，成功地从文本内部对殖民者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进行解构，从而赢得了话语权。这种“废除”和“挪用”并举的手法在仍使用英语的后殖民社会极为普遍。
话语权为撰写土著人自己的历史作好了铺垫，但仅仅依靠它并不能颠覆殖民者编纂的官方历史。要实现这一目的，土著女性就必须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或找到自己所属的部落，揭开被官方历史刻意隐匿的真相，把被割断的土著历史连接起来。吉尼比在《我的邦加龙亲人》的一开头就提出寻根是为了回到真正归属的地方，如土著人保留地或出生地，为的是建立与家族和过去的联系，因为那是真理的真正所在。（注：Ruby Langford Ginibi，My Bundjalung People，St.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12，p.1，p.122.）寻根还能帮助土著人回归原有的文化身份，明确自己在现实社会的位置。如果不去寻根，“我们或许可以生存，但不是作为完整的人。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注：Sally Morgan，My Place，West Australia：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1987，p.161，p.233.）白人的殖民统治使土著人饱尝无根的痛苦：“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很难理解古老的部落方式，因为他们被禁止接触传统文化和教诲，以至于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挣扎。”（注：Ruby Langford Ginibi，My Bundjalung People，St.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12，p.1，p.122.）寻根不仅帮助土著女性改写了殖民地历史，而且使她们在后殖民社会重新拥有了文化身份，因而意义极为深远。
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在过去的20年里层出不穷，方兴未艾，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为土著人与白人沟通的主要渠道，也为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增添了新的亮点。“后殖民世界是一个从毁灭性文化冲突变成在平等基础上接受差异的世界”，（注：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1989/2002，p.7，p.32，p.35.）故而许多土著女性作家都认为传记写作既是让白人了解土著人的困境，也是让年轻一代土著人了解过去，并不是为了挑起新一轮的种族矛盾。她们都希望在未来黑人和白人能和睦相处。（注：Marnie Kennedy，Born a Half-Caste，Canberra：Aboriginal Studies Press，1990，Preface.）土著女性传记不仅在颠覆殖民地官方历史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彰显了原殖民地的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人们全面了解澳大利亚的后殖民文学提供了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