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与上古音研究——兼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后汉论文,三国梵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梵汉对音材料最早见于后汉三国，所以这里说的上古音只能指后汉三国而言。首先对其作系统研究的是俞敏先生，美国的柯蔚南（W. S.Coblin）也做过材料的整理工作。严格地说，后汉三国的语音系统不属于上古音范畴，只是中古前期，是上古音到中古音的过渡时期，弄清它的面貌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上古音的认识。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也只是“汉末三国郑玄和王肃的本子，宗周鼎那样的西周铜器用韵并不按韵谱押。”（俞敏1985）从汉代的诗文用韵看，两汉音系与先秦音系比较接近，其差异主要是：
①先秦脂质真、微物文两汉合为脂质真三部；
②先秦侯鱼两部西汉合为鱼部；
③先秦之部“牛丘龟”等字两汉归幽部；
④西汉鱼部的麻韵字转入东汉歌部，西汉歌部的支韵字转入东汉支部；
⑤西汉蒸部的东韵字转入东汉冬部，西汉阳部庚韵字转入东汉耕部。
王力《汉语语音史》不承认①②两项的合并，则差异更小。这种变化也得到声训、音义资料的支持。
下面我们结合时贤的研究，看看译音资料对上古音系的发明及质疑。要说明的是，这里只谈有争议的问题，希望梵汉对音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线索；对上古音中的一些有定论的问题，如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以及上文提到的诗文押韵反映出来的现象，虽然对音中有明确的认同表现， 本文一般不涉及， 有兴趣的可参考俞敏先生（1979）文。笔者才疏学浅，祈盼方家教正。
一、入声韵尾的清浊与阴声韵尾的有无
高本汉在研究上古音时，阴声韵、入声韵都构拟了形式上的辅音尾，入声是清塞音尾，阴声是浊塞音尾，但歌、鱼、侯三部的部分字除外；后来董同和进一步将鱼侯两部拟上浊音尾，陆志韦、李方桂又将歌部拟上浊音尾，这样古音系统就全是闭音节了。丁邦新（1994）通过研究两汉以前诗文的异调相押现象后认为，阴声韵收浊音尾符合音理，而且也能得到语言实践的支持。周祖谟在《魏晋音与齐梁音》一文中也说：“上古时代阴声韵与入声韵相承，应该是有韵尾辅音的，有的韵部有—g尾（如之幽鱼侯），有的韵部有—d尾（如脂微祭），后来—g 尾失落变为—i或—u，—d尾失落变为—i，由闭切音变为开切音。”对这种构拟，王力先生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没有开音节的语言是无法想象的，而且汉语的辅音尾是唯闭音、唯闭音很难分辨清浊，所以他将阴声拟作开音节，入声收清辅音尾，很多人支持这一看法。下面看看这两点在对音中的反映。
先看入声的收尾辅音。对音中的情形是（P.指巴利文，括号内的人名指该音译词出现在该人的译经中）：
maudgalyāyana（P.moggalana）目揵连，samadhi三昧（安世高）， siddhasiddha 悉达膝， avolo 廅楼， akshobhya 阿閦，abhisainbuddha 阿惟三佛（支娄迦谶），
posadha 布萨（昙谛），badaghi婆特尼（竺律炎），mahoraga摩休勒，suppabuddha须波佛（竺大力、康孟详）
以上目maud（＞mog）、昧madh、悉膝sid，廅av，閦kshobh，萨sadh，特dag，佛bud这些入声字对的都是浊塞音。也有对清音的例子：
gupta掘多，kasyapa迦叶（安世高），thupa塔， campaka 占匐，upāsaka优婆塞，āmalaka阿摩勒，nayuta那术多，bhadra—kalpa 婆罗劫（支娄迦谶）掘gup，叶syap，塔thup，匐pak，塞sak，术yut，劫kalp等都对清音。即便如此，主流仍是对浊音，俞敏先生（1979）据此论定入声收浊音尾。后汉收浊音，古音就不能收清音，不然，就得承认清—浊—清这样的特别演变史。
说入声收浊塞音尾，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①—g尾易脱落，弱化变成喉擦音，而—k比较顽强，不易丢。这样易解释上古阴入通押尤其是幽宵侯三部的阴入通押现象，也可以说明对音中出现的以收舌根音入声字对梵文h的现象，如莫对—h（mah）；
②—d易变弱成—1，可以解释中古收舌头尾的入声字在对音中的特殊表现，这类字在后汉译音中可对—t，—d（dh），—j，—l，—r， —s（梵文s、r常互换，l、r音色相近，见Whitney§164），如：
rakshasa罗刹（安世高），ayutada阿喻达，avivartika 阿惟越致，sāgaramata沙竭末，ajātasatru阿闍世，udumbara 优昙钵，kosala骄萨罗（支娄迦谶），magadha摩揭提（康孟详），pushya 弗沙（支谦）刹kshas，达tad，越var，竭gar，世sat，钵bar，萨sal，揭gadh， 弗push等都是臻、山两摄的入声字，只有将其韵尾拟为d， 这种变异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只有d变l最容易，就象闽南话收舌头尾字的后面加上a后缀就变成浊音一样。 在古代其它的译音材料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唐五代藏汉对音对—d，—l，—r，和阗文书对—r，高丽译音一律用—l；uighur（维吾尔）《魏书》称袁纥、乌纥，隋唐译韦纥、 回鹘（参储1998）。
再看看阴声韵的收尾音问题。从对音看，它只出现在与—n 尾相配的脂微歌三部上：歌部对—l，脂部对—r，微部也有对—r的， 据此，俞敏先生认为这三部有辅音尾—l、—r，汉藏比较也可以支持这种构拟（俞敏1989）。这三部带辅音尾，可以解释对音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尤其是歌鱼、侯幽的界限不清，均是由于歌部—l尾脱落引起的：
上古 歌al鱼a侯o幽u
后汉 歌a鱼o侯u幽u到三国以后，对音中这种混淆情况基本不再出现（储1998）。
单纯从后汉的梵汉对音资料来看，入声收浊音尾、阴声收擦音（—l实是边音）的主张是科学的，解释也是完整的。 但有人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历史演变看，后汉入声收浊，阴声收擦，由于浊音易变擦音，则上古就有可能阴、入均收浊音，这就无法解释为何同样是收浊音尾，后来一部分仍保留浊尾，一部分却失去浊尾。这就牵涉到对上古音系的认识以及构拟体系、构拟理据的问题，比较复杂。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恐怕它有更古的来源，中古的祭泰夬废四韵在上古就属入声韵。上文说过，后汉去古未远，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先秦阴声韵完全有可能收—l、—r尾。
二、去声与—s韵尾的关系
上古音音系里有无去声，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公案。从押韵与谐声来说， 重其合， 则可谓无去声； 重其分， 则当有去声。 1954 年，Haudricourt在研究古汉越语的汉语借字时， 发现汉语的去声相当于越语的“问声”和“跌声”。而此前马伯乐已证明汉越语的这两个声调源于韵尾—h，而—h又是从—s变来的， 所以他提出上古汉语去声调源于韵尾—s（丁邦新1981，罗杰瑞1995：50—1）。
Haudricourt的这个观点， 由于把汉语的声调起源与韵部的韵尾演变这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从韵尾演变角度看，中古去声韵字与入声韵字在上古关系密切。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里，中古属去声韵的字对—s所在皆有， 除去世人认为有问题的对音，这种现象仍很普遍，但它只出现在月、物、质三部上。蒲立本（1973）通过研究僧伽婆罗的梵汉对音系统，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他进而认为这种去声的—s尾在六世纪的南方方言里还存在， 在四世纪初的北方方言里才出现弱化的迹象（—s ＞—i ），最后认定Haudricourt的结论是可信的。
我们认为，韵母的演变虽然与声调的产生有关系，但这应该是较古的现象，因为从《诗经》以后的诗文押韵看，平上去入基本上是各自独押的：平自韵平，上自韵上，去自韵去，入自韵入。声调是以调值的高低为其主要特征，韵部是以元音与辅音的不同组合为特征，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将其揉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怀疑。
—s不能产生去声调，但去声韵部却与—s韵尾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俞敏先生（1948，1979，1980，1991）。先生早年研究古汉语新词派生模式时，发现了盍叶质物没五部间的通转现象，认为—b型动词可派生出—s型动词、名词（多为中古去声字），旁证就是梵汉对音和汉藏比较，其演变路线是：
它们的原始韵尾是—bs，逆同化成—ds，到先秦分化成—d、—s两类，到《切韵》时期，—s类变成—i，属去声字，—d类维持不变， 属入声字。
从对音看，上文已说过收舌头尾入声字对音比较混乱，但对—s，—r的主要集中在中古至祭泰夬废霁六韵。可见这类字可能来源于—s韵尾，s浊化就是y（梵文元音中间的s浊化变y，—s变—i、—y 也是藏文重要的音变现象），如：
nas奈（vārānasī波罗奈）＞nay
dar
（sudarsana须祗耨）＞das＞day
vās卫（suddhāvāsa首陀卫）＞vay
vas会（avasvara阿会亘修）＞vay这就是—s尾入声字变成中古去声字的真象， 它表明这些中古去声字（上古属入声）在上古可能有—d或—s类韵尾，也表明与其相配的阴声韵可能有辅音尾。所以俞敏先生（1979）将这几部的上古音构拟为：
歌al泰ad，as 元an
脂i，ir 至id，ed，is 真in，en
（微）队ud，us谆un
我们还可以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中阴入通押为这一现象找到佐证（丁邦新1994）：西汉以前阴入通押，入声以收—g 尾为多，而自东汉以后，则以收—d尾占绝对多数。魏晋时期去入通押86 次（祭月54，祭质2，脂质22，皆质1，泰曷6，泰月1），而平上声与入声不通押；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而去入通押达79次，其中74例是收舌尾的，部分去声字主要是霁祭韵字与入声字押韵。
三、同韵部则同元音说质疑
构拟古音，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同韵部的字一定同元音，甚至有人主张—n尾前不拟后元音，—ng尾前不拟前元音。对此俞敏先生（1979 ）提出质疑，他认为从押韵字归纳韵类，是汉人的独创，但它有很大的局限。如果把古代诗人作诗视同明清人作试帖诗押官韵，这就走向了极端。明清以后民间文艺押十三辙，一般是一辙到底，字少的就要合辙，如中东辙就包括《中原音韵》的东钟、庚清两韵，主元音有a、i、u 三个。宋代诗词押韵通语系统入声只有四部，用一个韵部一个主元音是无法解释的，更不用说诗文押韵还常常受到作者方言因素的干扰。可见，诗文押韵不一定主元音必相同，而只要相近。近来，郑张尚芳、白一平（Baxter，William Hubbard）两位在各自的古音体系里，歌月元、 微物文、侵谈等韵部都构拟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元音。
梵汉对音能证明某些韵部不止一个主元音（俞敏1979）：
因in天hin填den 深sim涉jiv金kum
三sum
合gup庵om 閦kshobh还可以见到：
门man（sumanā须门） 文man/mun （
释迦文）邠pun/pin（punnamantāni邠漫陀尼，anāthapindika阿难邠坻）频ban （bandhumā频头）昙暂dum（udumbara优昙钵，乌暂婆利）旬jan（yojana踰旬）。
可以看出，真（文）部主元音是i、e，闭口九韵虽然古人用者绝少，但对音表明可分三部：侵[,甲]是i，侵[,乙]是u、o，谈部是a，汉藏比较也能证明这种分部。先秦韵文押韵冬侵合韵还可以看出侵部有两个主元音的痕迹。
古今方言里我们都能找到这种现象的珠丝马迹（俞敏1979，鲁国尧1997）：
唐末人说：“作（做）么生”，南宋变成“怎生”，“舅母”合音变成“妗”，“怎”、“妗”的主元音有可能是u或o。
今通泰、赣方言谈覃韵的主元音比较特殊：
谈韵 覃韵
舌齿牙喉舌齿牙喉
泰州ε
u
uu
如皋 e
u
uu
余干 a
o
oo
临川 a
o
ao
这表明谈、覃在古代可能有两个主元音。
另外，侵韵在今本《韵镜》中标为合口，《磨光韵镜》云：“闭口呼，一本作开，非矣。”反映的也可能是这个事实，唐代玄奘、义净、不空的梵汉对音材料中，侵韵确有零星对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