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内地与澳门的关系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内地论文,关系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葡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葡国政府上下普遍担心会失去澳门。在时人看来，中国收回澳门比收回香港更少阻力，这是因为：首先，尽管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中英间有关香港地位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但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毕竟是现实，英国正是以此作为占领香港的依据，这也是中国领导人考虑香港问题时必须面对的。但中葡之间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来，将近3个半世纪， 从未就澳门地位签订过任何条约或协议。直到1897年，才有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允许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1928年4月该条约期满， 中葡两国另订《友好通商条约》以取代旧约。中葡新约对澳门地位问题只字未提。这里并不排除中葡双方在谈判中曾有某种私下的默契或协议，但从法理上讲，葡萄牙占领澳门已无任何依据。其次，香港当时已是国际著名的转口贸易港，针对香港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多国和多方的利益，引起国际间的震动。但澳门面积窄小，人口不多，当时只是一个人称“苏打埠”的消费城市，其经济价值和国际地位远不及香港。最后，澳门的防务力量薄弱。抗战胜利后，驻广东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曾扬言，一个师可以占领香港，一个营可以占领澳门。人民解放军当时若挟胜利之势进军澳门，相信非为难事，也不会遇到象样的抵抗。
在当时葡国政府内部，不乏比较能正视现实而又有长远目光的人士。50年后披露的原葡萄牙驻华公使冯宝嘉于1949年10月致葡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报告指出，“澳门殖民地无论法律地位如何，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条件都不如香港。香港是个岛屿，航运发达，而澳门则是个与中国大陆相连之半岛，中间只隔一道关闸。不管从海上还是陆地，也不管从军事还是经济角度，澳门都无可防守。中国不仅可以武力占领澳门，还可以切断海路与陆路，进行封锁。”而“澳门现有的武力，主要是起心理作用，用来维持内部治安，可以迎击非正规的武装，但不能跟军队作战。”报告认为，虽然“至今尚无明显迹象马上威胁到我们的主权，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新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马上收复澳门，作为中共加强民族主义的策略”。报告建议葡国与澳门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如“全力避免国民党军队逃避到澳门，以免共产党指控我们包庇或协助敌人”，以及“公开抗议国民党人逾越中立线，侵犯我们的领土或领水”等。从葡国在澳门的利益出发，冯宝嘉在报告中还建议，尽管欧洲不急于承认新中国，但葡萄牙面对特殊情况，应早日与华关系正常化。越早承认新中国越好。（注：转引自吴志良：《生存之道》，澳门1998年版，第253页。）
从马加良斯的回忆来看，当时葡国政府即使承认了新中国，所采取的也只可能是英国的模式，即一方面承认新中国，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台湾继续保有席位。但葡萄牙政府最终连这样的折衷姿态都未能作出。人们也完全可以想到，在当时世界已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局势下，象葡萄牙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内又没有政治民主的西欧小国，不可能在与新中国关系上率先作出突破世界已有格局的举动。
然而此时的葡国政府却未能审时度势，作出明智的选择。据曾任葡国驻广州领事马加良斯的回忆，在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问题上，葡国政府“太过犹豫”。他回忆道：“一次部长会议中还讨论过这一事项，并原则上同意承认。可是，会议决定与其他西欧国家及英联邦的立场协议一致，等候下次英联邦会议有结果后再执行既定的政策。然而，英联邦会议对承认事意见不一，促使葡萄牙政府决定等候更好的时机来进行此一不可避免的承认。英国承认（新中国）在北京得到的冷淡反应更推迟了政策的执行。接着，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介入冲突， 使得这件事没有了期。”（注：转引自吴志良：《生存之道》，澳门1998年版，第254页。）
二 澳门当局的态度
葡国政府拒不承认新中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这也决定了澳门当局对新中国的政策。然而，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澳门与新中国为邻，澳门当局管治下的人民的绝大多数热爱自己的祖国，澳门的日常生活依靠中国提供食品和用水。这就促使澳门当局在处理一些与新中国有关的问题上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的强大影响下， 1950年前后，一批爱国社团相继在澳门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澳门工人联合总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澳门妇女联合会、澳门街坊联合总会等。1950年3月一份反映澳门同胞利益， 为澳门华人说话的爱国进步刊物《新园地周刊》创办。澳葡当局容忍这些爱国社团和进步刊物的成立与出版，固然与抗战结束后收回澳门运动中它的承诺有关，但也是其某些务实政策的反映。
然而，澳葡当局坚持殖民主义的立场并没有改变。50年代间在澳门与内地关系方面曾有两起较大的事件发生。
一起是发生于粤澳边境的武装冲突事件，即关闸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乘中方百废待兴，无暇他顾之际，葡方在关闸以北约30米处偷设一岗亭。这是澳葡向外扩张时惯用的手法，即投石问路试探动向，然后再逐步扩大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中方曾向葡方提出交涉，但葡方未将岗亭撤回。1952年7月25日， 驻守岗亭的葡国士兵将铁丝网往中方边境移动，一名士兵更是越过了中立线。一名中国边防军士兵当即上前查看，葡国士兵突然向中国士兵开枪。中国士兵扔出手榴弹予以回击，激烈的枪战爆发。双方随后各自调集援兵，并炮击对方。冲突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天，双方互有伤亡。7月28日， 广东省有关方面向澳葡当局发出通知，指葡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葡方因此要负全部责任。8月2日，广东方面又宣布加强边境防卫和检查，停止向澳门供应粮食和果菜。澳门一向依靠广东向其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广东禁令一出，澳门立即粮价上涨，人心浮动。
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澳葡当局不得不通过澳门著名人士何贤等与广东方面沟通，寻求和解。在何贤等人的调停下，澳葡官员与广东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谈判。广东方面在谈判中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葡方对事件公开登报道歉；二，葡方将关闸以北的哨位后移；三，葡方赔偿中方在冲突中的一切损失。8月23日， 澳葡经济局长罗保带着澳督的“道歉书”前往拱北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除公开道歉外，澳葡当局答应了广东方面的全部条件，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广东方面亦在25日恢复了关闸的正常交通运输。关闸事件宣告结束。
如果说，在关闸事件中，澳葡当局还可以把责任往少数军人身上推，那么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中，其坚持殖民主义的立场便暴露无遗了。
1955年，澳葡当局宣布将举行纪念澳门开埠400 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同年7月，葡国政府又宣布澳门为海外省， 并颁布了“澳门省章程”。这些举动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时值香港总督葛量洪在京作私人访问，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葛氏时，态度强硬地表明了反对态度。葛量洪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将中方的立场向葡国政府和澳门当局作了通报。后澳葡当局以“缺乏经费”为由宣布取消了所有庆祝活动。但《人民日报》仍然发表了措词强硬的“评论员文章”，以警告葡萄牙政府和澳葡当局。
三 新中国对澳门问题的原则立场
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港澳问题便凸现出来。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广东后将如何对待近在咫尺的被“帝国主义”盘跨的香港与澳门，世人为之注目。
近年来，一些资料陆续被披露，世人获知，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最高层领导对港澳问题已有明确的决策。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1949年初，毛泽东在向斯大林派来的特使介绍情况时曾说过：“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两地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80 页。）
根据中央决策，当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广东全境即将解放之时，中共华南分局外事办公室制订了可实际操作的“对港澳的方针和政策”，其主要内容为：
1.暂时维持现状，对领土主权不做任何表示。
2.采取一切正确的有效办法避免军事冲突，并防止边界纠纷。但在边界上必须严加警戒，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
3.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和对方进行贸易。
4.在深圳地区设外事机构，以掌握政策和及时收集情报。
5.迅速制订和公布对外贸易和通汇的各种条例，发表阐明我对外贸易和保证外侨的谈话。（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对港澳问题思考更加成熟，政策更加完善。 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一些内部场合又多次加以阐述。 1951年，周恩来在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曾指出：“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向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现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注：转引自《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的战略思想》，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 日。）1954年8月，周恩来又指出，“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时机尚未成熟，我们不要去谈。”（注：转引自《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的战略思想》， 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1957年4月，周恩来再次指出， 中国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础。可以通过它吸引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注：转引自《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的战略思想》， 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
在上述讲话中，周恩来讲的都是香港，但人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从来都是把港澳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因此，其基本精神同样适合于澳门。后来通常所说的中国中方对港澳的“充分利用，长期打算”的基本政策，正是根据这些讲话概括出来的。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利用适当的机会向世界宣布了它对解决港澳问题的立场。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重订。……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原状。 例如香港、 九龙、 澳门问题。 ”（注：《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这是新中国政府在港澳问题上的首次公开表态。
“充分利用，长期打算”这一基本政策是内地与港澳关系的基石。尽管葡萄牙政府不承认新中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方也根本不承认澳门的“殖民地”地位。然而中方始终在关注着澳门社会的稳定和澳门同胞的生活。澳门地域狭小，又缺乏资源。从原材料到粮油食品以及鲜活食品，都需要从邻近地区输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即批准以优惠价格向澳门供应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等。周恩来曾对供应港澳问题作过多次指示，他要求，“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注：转引自邓开颂、陆晓敏：《粤港关系史》，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72页。）
由于澳门邻近广东，两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又相同。因此，对澳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广东承担甚多。澳门市民日常所需的鲜活食品（猪、牛、鸡、鸭、鹅、蔬菜、塘鱼和水果等）的八成以上，以及相当份额的大米和其它食品都是来自广东。广东省的多个县市、出口部门、农场等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广东省政府对供应澳门的工作十分重视，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经常对此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督导。1958年后，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农村造成极大的破坏，加上又遇到自然灾害，广东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对供应港澳产生抵触情绪。当时正在北京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此专门打电话给广东省委，指示对港澳副食品出口要保证，即使上调少完成一些也要保证供应。广东省长陈郁也指示说，对港澳出口的生猪、塘鱼、三鸟、腊味等，广东是拿得出来的。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而是工作做得不到家。他要求外贸部门要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对港澳供应是很重要的政策问题，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省外贸局长甚至表示，只要我们少吃一点点，这个就不得了，拿来出口就不是小数字。（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广东对港澳的供应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从未中断。
内地多个省份以优惠价格保证对澳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对稳定澳门物价满足居民消费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香港的一项研究显示：1961—1973年间，如果香港不从中国进口食品，改由其它市场供应的话，本港居民要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则生活开支至少须增加15%，这一研究成果在原则上同样适用于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