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成本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民主论文,现状论文,成本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09)06-0042-06
民主既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议题。正如民主理论学家达尔指出的那样：“自古希腊人明确地阐发民主思想和制度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为民主理论和实践的相关内容增添了巨大的容量。”[1]序言1无论是作为价值理念形态的民主，还是国家政体实践形态的民主，都为民主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常谈常新的研究课题。实际上，任何理论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现实的观照。正是在对现实的观照中，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反差使研究问题浮出水面；而理性的思考，则在总结历史的比较分析和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探索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民主成本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全面分析和系统把握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民主成本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积极吸纳先进研究成果，并客观分析其中存在的缺憾，本着将社会主义民主做真做实的积极态度来不断探讨我国民主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国内关于民主成本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概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民主成本问题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具体说来，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1、探讨了民主成本的客观存在性问题。对于民主成本的客观存在性问题，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展开了不同维度的探讨。一方面，一些学者从总体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民主成本的客观存在性。比如，马文运指出民主既然是为了实现政治管理而做出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也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2]丁成荣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社会产品，和人类其他社会产品一样，它的生产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3]高元庆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公共事务。民主同其他公共事务一样，政府、组织、公民及社会是需要为其支付成本的。”[4]虞崇胜教授等人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过程，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维护等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实际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成本。[5]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民主运行环节的具体微观角度探讨了民主成本的客观存在性。陈静、杨爱华专门对投票选举成本进行了分析，指出村民对候选人的信息进行收集需要时间和物质的投入，因此投票成本表现出的实际经济成本便可以自然地分为两部分：第一是物质的投入，这是直接的经济成本；第二是时间的投入间接地给村民带来损失，构成了村民投票的机会成本。[6]而对于民主决策存在的成本问题，学者们的探讨则更为深刻。张爱军、赵波认为，民主决策过程由于受各类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成本，“考虑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建议如何形成涉及到规模成本问题，考虑某一政策问题被如何提上议事日程的过程涉及到时间成本问题，考虑某一建议如何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被选中涉及到机会成本问题，考虑政策制定的过程对各类建议的深入把握涉及到信息成本问题”[7]，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民主决策中存在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这一客观事实了。[8]
2、探讨了民主成本的类型问题。马文运将民主成本分为保障成本、认同成本、能力成本、规范成本、防护成本五类。[2]金太军教授将民主成本分为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两大类。[9]李春明教授将民主成本分为保障成本、认同成本、规范成本、机会成本四类。[10]丁成荣认为首先可将民主成本分为制度成本，而制度成本具体还可分成建立成本、设计成本、维护成本、运行成本等几个方面；他还认为除了制度成本外，民主成本还应包括公民个体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3]黄佶则认为民主的成本应该包括建立和完善民主机制的成本、选举民意代表的成本、民主决策的成本、监督政府机构运作的成本、在经济上应该补偿民意代表的成本等等。[11]史卫民，潘小娟等人专门针对基层民主选举成本类型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组织成本、控制成本、信息成本、沟通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12]357
3、探讨了对待民主成本的态度问题。有人指出，“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民主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想不付成本是不可能的。”[13]艾莉莉指出“政治的运作是需要成本的。但是在政治实践中，一些人通常认为民主政治的运作成本要高于专制政治的运作成本，其实这是一大误解。……粗看起来，民主政治的运作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14]金太军教授在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后也指出：“现阶段村委会选举的收益远大于成本……村委会选举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成本是获得更大收益的必要代价。因为没有一定的投入，很难保证选举的质量，也就难以获得应有的预期收益。”[9]蔡定剑教授则认为“要明确民主的成本首先要明确这个民主所达到的效果，要用效果和成本比较才可能知道成本是否值得。……民主制度避免了过去封建社会的个人专制，解决了权力的正当、合法的平稳过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用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所以“不能光用民主的成本来衡量，如果这个民主是值得，如果它的价值很高，就不要过多的去谈钱的问题。”[15]还有人指出，只要付出的成本是合理化的，有成本的付出并不可怕。我们不要因为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不要像某些人那样稍微看到民主中的瑕疵，就刻意将其放大，肆意诋毁。[16]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雷鼎鸣指出：“对民主分析时，必须考虑到它的成本与效益”，“我们支持民主制时并不等于可完全漠视它的成本。我相信更正确的态度是想方设法减低民主的负面因素，从而改善民主制度的成本效益。”[17]唐钧教授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要得到好东西，不付出代价可能是不行的。眼下，正在走向现代民主的中国社会也正在为此而付出成本和代价。”[18]
4、初步探讨了民主成本的状况及其成因问题。房宁教授认为基层民主制度中的竞争性选举存在“高额成本，社会负担沉重”的问题，指出“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并非政权机关和官员的选举，但依然要花费大量的组织费用。一次全国性的村民委员会选举，需要投入干部大致130-170万人，需要培训管理人员至少600万人，有时甚至达到1200万人以上。按照每位选民平均0，5元的标准，由政府财政支出的选举经费至少要3亿元，加上各村为选举支出的管理经费，选举管理经费总额应接近10亿元。”[19]189-190孙景峰、郝燕飞专门针对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投入状况及成因展开了分析。他们指出：首先是由于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中成本意识和成本理念的缺失，从而导致了成本投入主体“在投入成本时较少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使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投入与产出比例不协调，直接导致执政党在客观上缺乏降低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的内在动力”。其次，由于权力寻租而导致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的不良转移问题。第三，由于党内民主制度的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着不切实际、评估价值取向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弊端。[20]李俊在对四川基层民主实践状况进行调研后撰文指出，即使是“一个村支部书记公选也要花费5000元左右。从整个四川的调查发现，由于各种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都需要一定的人数比例，因此，很多的选举活动或评议活动为了保证参选率或到会率，一般都要给到场者5到10元不等的经济补助。加上人力资源的浪费，民主所伴生的有形和无形成本就显得更为巨大。”[21]
5、初步探讨了对民主成本进行测量评估和有效控制的问题。金太军教授认为，“成本与效益分析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方法。严格地说，它要求对涉指对象的成本与效益进行量化的分析与评估。但中国村委会选举的政治成本和收益本身就难以计量，而其经济成本和收益更多的是间接的、定性的和模糊的，缺乏可供量化的相关数据。”因此，他认为在目前还不可能对“村委会选举作精确的成本与效益分析”[9]。王长江教授在探讨执政成本问题时，也谈到了如何衡量党内民主的成本问题。他指出党内民主成本可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两类，有形成本(如人财物方面的成本)容易量化和控制，而无形成本(如具有无形而隐蔽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等政治成本)很难量化，因此，“不能像经济领域计算成本那样，来评估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评估有自己的特点。至少有以下特点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把握：一是评估内容的广泛性。二是评估形式的多样性。三是评估主体的多元性。”[22]莫勇波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绩效存在难以量化的客观困难，但是对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绩效评估并非不可能，关键是看能否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涵盖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绩效的框架和指标体系。[23]对此，任中平、聂应德也认为衡量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绩效评价体系应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等四个方面。[24]另外，学者们还初步探讨了对民主成本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比如，马文运认为政治体制转型中要特别注意民主成本的控制问题，他指出民主成本的投入在遵循渐进有序的总原则之下，还要遵循先易后难、先低后高的具体原则。[2]高元庆提出了“控制民主成本的对策主要包括树立民主成本意识，推进宪政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建立民主成本的分析、评价、监督与责任机制，发展民间组织。”[4]
二、对国内关于民主成本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之简评
近年来国内学者不断加深和拓展着对民主成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客观来看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对民主成本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论了民主成本问题，但对于民主成本是什么，却又语焉不详。一些人借助经济学、会计学等学科中的成本概念，仅仅把那些为民主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发展而耗费的看得见、可计量、物化形态的人财物界定为民主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将那些为民主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发展而耗费的资源都笼统地界定为民主成本。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有失概念界定的科学性，结果往往是把民主成本这一具有特殊内在规定性的概念弄得似是而非。概念作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作为人类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形式，其有内涵和外延两个组成部分。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必须体现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深刻性，而对概念外延的界定则必须具有周延性。如若一个概念的内涵界定做不到高度的抽象、概括和深刻，外延界定做不到周延，那么这个概念就可能根本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对于民主成本概念的界定，我们自然也应如此去努力。也就是说，既要注意民主成本概念在内涵界定上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深刻性，也要注意其在外延界定上的周延性，将内涵和外延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弄清民主成本“是什么”！
2、对民主成本的类型划分缺乏相对统一性和系统性。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将民主的成本划分为物质成本和非物质成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可计量成本和不可计量成本、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设计成本、建立成本、运行成本、保障成本、认同成本、规范成本、维护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责任成本、教育成本、显性成本、隐形成本等等，可谓“百家争鸣”。这些划分貌似比较完善，但实际上却存在或交叉或重复的问题，有着不少疏漏和含混矛盾的地方。
3、对于民主成本现状及其成因问题，学者们进行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对于民主成本现状及其成因的研究，既要注重定性化、宏观性的概括，更要注重定量化、微观性的具体分析。然而，在目前不少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原因(或是由于学科背景，或是由于偏好使然，或是由于思想顾虑)，对民主成本进行思辨性、宏观性、定性化的研究多，而对其进行实证性、微观性、定量化的研究少。这样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往往会造成我们不能真正搞清楚“民主成本到底表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等问题。
4、没有构建起对民主成本进行衡量的科学指标体系。研究民主的成本问题，是基于对其成本与效益(或绩效)的比较，从而判断出其成本与效益(或绩效)的比值，进而衡量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投入是否合理。而衡量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投入是否合理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其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但在目前，几乎没有人对此指标体系进行尝试性构建。毕竟“一个制度的好坏不可能仅靠抽象的理论来衡量”，而应根据它“是否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来判断”。[25]123
5、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探讨不够深入，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目的认识不明确。自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阐发其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以来，无论是西方的民主理论学家，还是中国的民主理论学者都在殚精竭虑地探寻人类美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任何优良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和运行都需要人类为之付出代价、为之支付成本。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然，我国学者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足，对民主成本的探讨往往不想做、不愿做、不敢做，自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不够深入了。另外，国内学者除了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探讨不够深入外，还存在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目的认识不明确。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不是片面、狭隘地强调民主建设成本投入量要最小化，认为只有成本投入小的民主制度才是最好的。实际上，对民主成本进行研究的目的，既在于考量其投入成本的量，又在于考量其投入成本的质，更在于考量其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的比值。也就是说，只有将民主的成本和民主的绩效结合起来考察，才能说明其投入成本是否合理。这正如布来顿指出的：“民主制不仅有其好处，而且有其成本：它的好处与它的成本是一体的，只看到前者而忽视后者会导致严重的错误”。[26]222
三、启示：研究民主成本问题的价值和意义
200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登记和选举成本全球调查报告》指出：“民主选举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选举投入的资金及其使用方式。选举是一个非常耗费资源的过程。”[27]实际上，不仅民主选举这一环节是如此耗费资源，实际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也是资源耗费巨大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探讨，更不是一种轻率的情绪表达，而应该是一个如何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实践问题。在当代中国探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既要关注其“应然”，更要关注其“实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然”问题，关注发展民主的成本问题，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关注民主成本问题，研究民主成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和学术意义。
1、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本着理性而科学的精神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认清和把握有关民主成本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民主成本问题，是为了真正搞清民主成本的概念及其类型划分，深刻认识民主成本状况及其成因，积极构建对民主成本进行科学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探寻实现民主建设成本趋于合理化的技术路径。其次，通过对民主成本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对民主成本客观存在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民主发展观。目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上必须防止或者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计成本不作成本-收益比较，只主张在全社会范围内发展轰轰烈烈的、一夜速成的“跨越式”民主观；二是过于计较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主张民主应该缓行的等待型民主观。最后，对民主成本问题的研究，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既有的民主理论研究内容，也可望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理论参考。实践越发展，理论也会越发展。就我国理论界对民主理论的研究而言，由最初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引介和阐释，到现在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务实探索，都体现了国人对民主的理想及其实现的不懈追求。但是由于对民主概念、民主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至今尚未最终确定，或者说目前的民主理论尚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们对民主理论的研究要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既要看到民主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也要认识到研究的不足。将民主成本纳入当今的民主理论研究视野，期待以民主成本问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主理论，进而以科学的民主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
2、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分析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状况及其成因，积极构建衡量民主政治建设成本的科学指标，不断探索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本合理化的有效途径，这既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性认识程度，也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为选择能力。“经营及维系民主所涉及的成本是昂贵的。虽然人们大致仍然愿意继续付出，但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必须严肃检讨这些成本的时刻了。这样的检讨并不是要否定民主的价值，而是试图探究民主过程中的必须被审慎思考的不合理之处。”[28]302研究民主成本问题，不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情绪，而是为了正确认识民主政治建设成本存在的客观性及表现形态，树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观念，进而理性思考将社会主义民主做真做实的有效之策。民主作为人类实现善政与善治的制度安排，是长期演化的产物，其中的复杂性、艰难性甚至残酷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正如萨托利指出的：“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29]序言6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民主是一个不完美的制度，而且还因为民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民主的风险、缺陷、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要理解民主的限度和可能性。破除“民主迷思”，思考“在什么意义、什么层面上，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民主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运用民主”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30]实际上，我们研究民主的成本问题，就是为了研究如何通过改进和创新民主技术来有效控制民主成本，研究如何提高民主绩效的问题，进而研究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真实有效地运转起来。
3、对民主成本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开展民主成本问题研究，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对民主价值的学术研究和对民主实践的学术探讨有机结合起来。多年来，国内学界对民主问题进行了不少深入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结果竟导致了对民主价值的学术研究热闹非凡，而对以民主成本、民主技术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实践问题的学术探讨则是冷冷清清。喻中教授认为学者们之所以重视民主价值的研究，而相对轻视民主技术的研究，原因在于：抽象化的民主价值近似于“民主之道”，而具体而琐碎的民主技术则相当于“民主之器”。在传统观念中，由于“道器”之分暗含着高下之别，这就诱惑着一些人专注于道而疏远于器。……讨论民主的价值，比较宏观、比较超脱，可以自由挥洒，相对容易展开，而要发展实用性的民主技术，则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相对困难一些。[31]立足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怀着将社会主义民主做真做实的心态，开展民主成本问题研究，将对民主价值的学术研究和对民主实践的学术探讨有机结合起来，这是现代民主理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具备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开展民主成本问题研究，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术界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进而促进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政治学问题的研究，往往主要采用政治学本身固有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而对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借用得不够。当然，这与我们本身的学科教育课程设置相关。开展民主成本问题研究，将促使我们对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与利用，以便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