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收入分配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站在改革30周年的今天往回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前半段是“小米慢慢炖”，后半段是“快刀斩乱麻”。这一历程的分水岭出现在1996年，那一年，以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再就业为核心事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突然加速，并且在短短几年间，基本完成了市场化就业体制的构建。
1996年既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1996年之前，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而在那之后，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劳动力市场第一个阶段的调整保证了工资的相对较低增长，而第二个阶段的调整加快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改革也使得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所走过的历程显示出了这样一些道理：首先，在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其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就业的非正规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这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是严峻的威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适时地调整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略，适应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是对中国人智慧的一场新的考验。
这篇文章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30年历程进行评价，我们将把1996年作为劳动力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这是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也将在第三部分中讨论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之后，本文将说明，中国必须调整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略，以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以缓解，并以此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转折：从平稳过渡到激进改革
让我们从一幅充满魅力的图开始。图1显示了职工① 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前者反映了在单位工作的职工所获得的平均工资收入，而后者则表示了城镇所有人口各种来源的收入的平均水平。图形以1997年为界，展现了一个巨大的V字。为什么在1997年前，职工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呈现出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为什么1997年之后这一比率又迅速上升？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什么联系？
图1 职工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居民人均收入之比（1978～2004）
如果我们把图1中的比值利用一些简单的等式进一步分解的话，秘密就逐渐解开了。
平均工资/城镇人均收入＝（工资总额/职工人数）/（收入总额/城镇总人数）＝（工资总额/收入总额）×（城镇总人数/职工人数）＝（工资总额/收入总额）×[（从业人员数/职工人数）＋（失业人数/职工人数）＋（其他城镇人口数/职工人数）]
上面的分解显示出，图1的背后反映了两大结构性的变化：一是，收入结构的变化，即工资总额占收入总额的比重，这是最后一个式子的第一部分②；二是，就业结构的变化，即不同人口在就业状态上的分化，这是最后一个式子的第二部分。在接下来我们将要展现的是，工资总额占收入总额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几个反映就业结构的指标则一直在上升，但是，就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使得后一个力量在1997年之后超过了前者，形成了图1的V字型。
图1中的V字型喻义丰富。1996年开始的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既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渐进调整，它保证了工资相对较低的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在第二个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这一阶段的调整加快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也使得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从计划就业体制开始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是进行生产的基本单位，为了将剩余转移到重工业的建设中，同时保证生产计划的有序性，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干预，形成了计划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征：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了得到用于发展重工业的剩余，国家压低了职工的工资。由于工资由劳动部门来制定，就业由劳动部门来安排，因此，行业间、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即使客观存在，也未能借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消除。同时，由于偏向重工业的发展方向导致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而计划者又试图借助于行政力量来消除失业，于是造成中国的企业雇用了过多的劳动力。在1986年推行劳动合同制之后，直到1996年之前，增量的劳动力更多地借助于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了，但存量劳动力所处的就业体制并没有在根本上被市场化。因此，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还相对缓慢，收入结构的调整成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主要表现。
图2反映了图1的比率分解得到的最后一个等式中括号外的一项，即工资总额占收入总额的比重，它的变化反映了收入结构的变化。从图2中可以看出，职工工资总额和城镇居民总收入之比在1978～2004年间平稳地不断下降，也就是说，除了受雇用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业的非正规化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都会导致工资占收入比重越来越小。
图2 职工工资总额/城镇居民总收入（1978～2004）
如果收入结构的调整一直是平稳进行的，我们怎么会看到图1中所显现的巨大V字图形呢？图3表示了等式分解最后一项括号中的3个比率。显然，从总体上来说，这3个表示就业结构的比率处于上升的趋势中，因此可以推断，1997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速度超过了收入结构调整的速度，使得图1的曲线出现了拐折③。那么，3个就业结构的比率变化主要是来自什么因素？3个比率的变化反映的又是怎样的事实呢？
图3 劳动力的结构变化（1978～2004）
将3个比率的分子相加表示的是城镇总人口，这一数字在1996年前后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动④。因此，必然是1996年之后职工数量相对更为显著地下降了，而这恰恰是由于1996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大规模下岗分流。
1996年7月，发端于上海，以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分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为标志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改革措施在1997～1998年被迅速推广到了全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被要求离开原有的就业岗位（虽然许多工人在改革前已经不再上班），并被安排进入再就业中心，职工领取下岗工资，这一工资低于在岗工资，而高于失业保险金。同时，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险关系也没有与原单位脱钩，也因此能够获得比失业工人相对更好的医疗保障。
图4 城镇登记失业率（1978～2004）
这一改革使得在城市，人们之间的就业状态开始分化。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下岗分流直接减少了国有企业的职工数量，被分流的下岗职工中一部分重新再就业，一部分失业，一部分则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在再就业的人员中，一部分人的就业被“非正规化”，再加上新增就业人员中本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于非正规的就业，于是造成从业人员与职工人数的比率迅速上升（参见图3）。
图3当中，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其中，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的上升与登记失业率在1997年之后的上升，特别是2001年之后的迅速上升有关（参见图4），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参见图5），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⑤。
图5 总人口劳动参与率（1978～2004）⑥
三、劳动力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增量扩张到存量盘活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从本质上得益于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在计划就业体制下雇用了过多的劳动力。在1996年之前，增量的劳动力更多地借助于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但存量劳动力所处的就业体制并没有在根本上被市场化。因此，在第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存量劳动力被经济增长过程所吸纳，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但由于就业体制没有市场化，职工总人数没有大规模增加⑦。于是，生产的增长被存量劳动力所平均分享，人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并不算大（参见图6）。
图6 二、三产业人均实际产值增长率和实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1979～2004）
在1997年之后，存量劳动力所处的就业体制也被快速地市场化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通过下岗分流走向了劳动力市场，企业超量雇用劳动力的问题逐渐成为历史。在进入新世纪后，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劳动就业自主权，现在，企业只要支付足够的补偿费（在国有企业常常以所谓“买断工龄”的方式），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而解雇员工。在这一新的体制下，企业的职工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再加上富余员工已经被分流，于是，二、三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实际产值）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同时，由于生产增长带来的好处被更少的职工分享，职工的平均工资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参见图6）。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两个阶段里，职工人均工资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也显示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图6我们可以看出，1996年之前，人均产值和实际工资基本上同步增长，而且人均产值增长（点画线）略快于平均工资增长（虚线）。1997年之后，两者都增长得更快了，而且工资增长率有大幅度上升。这说明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转变：1996年之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人均工资和人均产值的增长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数量的扩张；而1997年之后，人均产值的增长显著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数量的扩张转变为经济效率的提高，是一种“存量盘活”的增长。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图6只是显示性的，1996年以后的工资上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不是持续性的现象，是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改革导致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在考虑劳动力市场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低工资增长这一因素。在存量劳动力数量大于企业生产所需的实际劳动力数量时，维持较低水平的工资增长，就保证了生产成本维持较低水平的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发挥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没有过快地增长，也保证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需要可以吸纳企业里的富余劳动力⑧。因此，我们必须说明的是维持低工资增长的制度安排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有什么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快速地促进经济增长。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选择了通过“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强国兴邦这一发展道路。在中国这样一片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却极为稀缺的土地上，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却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格格不入。因此，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人为地扭曲商品和要素价格，强制性地将剩余转移到重工业资本形成中去，就成为了中国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
为了得到工业部门的剩余，国家压低了职工的工资，将剩余用于重工业的建设。这些做法为新中国形成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在国有企业中，职工领取低工资，作为补偿，获得了国家低价提供的医疗、养老保障，同时换取了终身雇用的承诺。在计划安排的低工资制度下，劳动力失去了努力工作的激励，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并不能获得高收入，于是，人力资本等要素回报被压低了⑨，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必然的。同时，国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将所有劳动力安排进入企业，这样国有企业雇用了过量的员工，许多工人实际上处于就业不足的隐性失业状态。同样的，计划生产的有序性要求企业的雇用行为是长期的、固定的，这就使得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一个分割的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仅仅是城乡之间的分割，还包括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甚至所有制之间的分割⑩。
在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不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管理者由上级政府任命，因此，他的目标是满足政府的社会目标，从而获得收入、荣誉或者个人的升迁机会。这种扭曲的激励使得国有企业承载着过多的原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即使在改革之后，由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依旧由政府来任命，因此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一方面需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另一方面需要时刻满足政府的扩大就业和压低工资等社会目标。低工资增长对于政府来说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并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企业的利润目标和政府的高就业、低工资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过多的就业数量和过低的工资（陆铭，2004）。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得到政府主管部门更多给予自己的物质激励的时候，就更加愿意去追求政府的目标了，这时，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就会被加剧。
在国有企业内部，也不存在着保护职工权益的组织。虽然名义上工会是工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合法斗争的机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工会是党和政府设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企业的工会主席甚至还被当作企业的管理者进行激励。因此，在国有企业中，职工也缺乏代表他们进行工资谈判的组织，导致职工的议价能力大大削弱。但是客观上来说，职工的弱势却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第一阶段保持工资较低增长，第二阶段就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基本条件，同时，这也为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埋下了隐患。
中国的地方间竞争也是维持较低工资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中国的地方间竞争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Qian and Weingast,1997），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也是通过相对绩效来进行排名（张晏，2005），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与他在任期间当地的GDP增长呈正相关（Li and Zhou,2005）。这种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竞争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片面关心地方GDP的增长，而不够关心职工的权益和收入分配状况。
上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和政治治理结构都为劳动力富余背景下的较低工资增长创造了条件，保证了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得到发挥。
四、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收入差距：从共同富裕到结构分化
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为了改善劳动资源的配置和对劳动者的激励，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对于个体来说，首先是导致了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中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参见图7）。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波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收入差距下降是由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参见图8）造成的。但是，如果仔细回味的话，两个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图7 中国的基尼系数（1980～2002）
数据来源：Ravallion和Chen，2004。
第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主要表现为职业和收入结构的渐进调整。图6显示，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和人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因此，在劳动力存量结构调整没有剧烈进行之前，经济增长的好处是惠泽大多数人的。同时，市场化改革使得在计划经济下被扭曲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已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教育的回报率在不断提高（Zhang et al.,2005；李雪松、詹姆斯·赫克曼，2004；李实、丁赛，2003）。因此，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第一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被扭曲的人力资本报酬得到矫正有关。如果总结一下的话，第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是人们的“共同富裕”，但是，有一部分人富裕得更快。
图8 中国城乡人均年收入之比（1981～2001）
数据来源：Ravallion和Chen（2004）。
在1996年之后的第二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就业结构的调整剧烈，人们的就业状态迅速分化，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失业率迅速上升。如果我们察看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话就发现，即使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1997年之后的失业率也在不断攀高（图4）。实际上，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广为学者们所诟病。这一指标存在着3个问题：第一，它是一个登记失业率的指标，这和国际上更为通行的调查失业率不同；第二，这一指标只包括了城镇户口的居民，而忽视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失业率；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失业率指标在2000～2001年就业体制并轨之前，没有包括“下岗”这种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而事实上，当时下岗人数是超过失业人数的。因此，这一指标必定大大低估了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换句话来说，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上升速度要远远快于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速度。图6显示，1997年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换句话说，由于就业存量的结构性调整，在国有部门出现的增长主要被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那部分人获得了，而被分流的富余职工除一部分再就业之外，另一部分则转为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城市内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一部分下岗职工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Meng,Gregory & Wang,2005）。如果同样总结一下的话，第二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是人们的“结构分化”，国有部门改革的收益主要被那些留在国有部门的人获得了，而分流出去的富余职工则分化为再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各种状态。收入差距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11）。
当前的中国也处在经济全球化的风口浪尖上，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使得中国经济不断地释放出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所蕴含的潜能。但是，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成为劳动力市场改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副产品，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似乎仍然在继续。在这当中，有3个方面的潜在趋势可能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值得引起关注。
1.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知识空前联合，而劳动者处于弱势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处于一个越来越全球化和开放的环境中，因此，资本和知识的定价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范围，而不是国内范围定价。而在中国，依旧有着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这些劳动力的定价却是在国内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定价。至今，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工会力量薄弱、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制度背景下，劳动者的权益仍然缺乏完善的保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和知识空前地联合在了一起（12），而劳动者却处于相对的弱势。当劳动要素存在着很强的异质性，同时，低技能的劳动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本和知识的拥有者却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高回报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几乎是必然。在中国，如果中国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制度构架不发生变化，那么，在短期内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很难得以缓解。我们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更多地使城市部门得益，这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在开放过程中被扩大（陆铭、陈钊，2004；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Lu and Chen,2006; Wan et al.,2006）。有关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与我们的理论判断也是一致的，经济开放的过程更多地使沿海地区受益，全球化（包括FDI和对外贸易）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接近20％，而且这一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加大（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Wan et al.,2007）。
2.市场化进程中价格机制越来越重要，非价格机制不可忽视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价格机制在决定人们收入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逐渐上升。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却仍然存在，一些非价格机制——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甚至于就业单位的性质——对于劳动力的收入决定也存在着正的影响（13）。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收入（Knight and Yueh,2002）和失业者再就业机会（桂勇等，2002，2004）（14），也有助于农村居民增加非农就业机会（Zhang and Li,2003）和减少贫困（张爽、陆铭、章元，2007）。党员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也对收入有贡献，而且，在劳动力市场改革过程中，党员身份带来的工资升水越来越大（Appleton et al.,2005），党员身份在非国有企业的回报似乎更高（Knight and Yueh,2002）（15）。如果我们将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视为积极作用的话，社会和政治资本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就是值得注意的。社会和政治资本这些非价格机制不仅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家庭背景使得不同人的受教育机会出现不均等（李春玲，2003），会在长期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增强社会流动性。有研究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很高（丁宁、王有贵，2005），但正在出现下降趋势（王海港，2005）。
3.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下，经济的空间集聚不足
在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向沿海地区的集聚是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金煜等，2006；陆铭、陈钊，2006）。但是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工业的集聚并不会无限地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只要劳动力流动是充分的，那么，当集聚过程中的正外部性发挥更大作用时，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扩大的，而当经济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效应占主导作用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得到缓解（许召元，2006）。在现实中，中国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城镇居民利益的动机下，外来的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居民不同的体制环境，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被人为地抬高，导致劳动力流动规模被人为地压低，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陈钊、陆铭，2006），工业的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的差异是偏低的（Au and Henderson,2002; Fujita et al.,2004）。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和工资上涨压力，有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已经迎来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转折点”（蔡昉，2007；Knight,2007）。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工资上涨压力，这也是在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出现的，如果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提高，劳动力流动成本更低，那么，劳动力流动规模就可以进一步提高，经济集聚的程度也将相应提高（陈钊、陆铭，2006），与这一状态相比，目前所达到的“转折点”是一个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劳动力情况下过早出现的转折点，同时，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整合的情况而言，内地为解决劳动力就业所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也有过度之嫌。
五、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重构“铁三角”的战略意义
按照本文的分析，如果将劳动力市场改革以1996年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开始大规模下岗分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市场竞争，有效地遏制了工资的过快增长，扩大了劳动力要素的使用，发挥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第二阶段，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竞争，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就业状态的分化却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非价格机制的作用，以及劳动力所处的弱势成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制度背景。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危害投资增长，并进一步危害到经济增长本身（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Wan et al.,2006）。在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工业化阶段，由于制造业的产品有很强的可贸易性，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依赖出口来拉动。相比之下，后工业化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来自于当地服务需求增长，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本地需求，特别是服务需求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画一个三角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在中国正处于图9第一个三角形的状态，即劳动力市场改革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在同时恶化了收入分配，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如果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时，有力地缩小收入差距，那么，劳动力市场改革无论从直接或者间接效应来看，都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最终目标。这就是我们所期待出现的经济增长新的阶段，虽然恶化收入分配的制度背景会交织在一起对我们的目标形成挑战，但是重构这个“铁三角”关系，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目标。
图9 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铁三角”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充满着中国式的智慧，它也继续地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验说明，在一个存在着大量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上，渐进地进行增量调整对于促进经济效率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经验还说明，在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代价，而且，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可能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威胁。我们所期待的是，中国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采取新的发展战略，重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铁三角”，使得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改善，也有利于收入分配更为平等，从而持续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此，推动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就业，并通过二次分配调整人们的收入差距将是这个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注释：
①职工包括了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的所有职工。图1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本文其他图表中所用的数据未经注明都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根据宏观经济学恒等式，个人收入=工资和薪金+所有者收入+个人的租金收入+利息净额+转移支付+红利-社会保障金缴纳，因此，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反映了被雇用者的劳动所得的比重下降。
③虽然失业人数与职工人数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是下降的，但这个比率在数值上非常小，因此所起的作用非常小。
④1995、1996、1997年年末的城镇总人口数分别为3.5174亿、3.5950亿和3.6989亿。
⑤蔡昉、王美艳（2004）也认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表明了一部分沮丧的工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⑥1990年数据上突然上升是因为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调整所造成的从业人员数量上升导致的。
⑦1980年底中国职工总人数为1.04亿人，到1996年底为1.48亿人。按此计算，年复合平均职工人数增长率只有2.23％。
⑧蔡昉（1999）的研究发现，工资水平每降低1％，就可以促进就业增长1.1％。
⑨邢春冰（2005）发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教育的回报是不显著的。邢春冰（2006）发现，1991和1993年数据分析显示，国有部门低分位回归中的教育回报比较高，而在私营经济1993、1997年的分析中，高分位回归中的教育回报高于低分位回归。
⑩陈弋等（2005）利用1995年的调查数据证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内资企业和外商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工资差异，并且强调了造成这种差异的“纯所有制差异效应”，这表明，直到199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仍然非常显著。
（11）Meng,Gregory和Wang（2005）的研究发现，1986～2000年间，无论以实际收入、总的实际支出还是以实际净支出来度量，中国城市的基尼系数都在不断地上升。尽管上升幅度似乎没有在1996年之后变得更快，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96年之前的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扭曲的人力资本回报被矫正有关，而1996年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有更直接的关系。
（12）袁志刚教授一直在使用“全球资本联合”这样一个说法。
（13）Dong（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住人力资本因素之后，仍然有很大一块收入差异未被解释，她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可能和企业性质更有关系，垄断性国企的收入更高。
（14）桂勇等（2004）还发现，强关系对于失业者的再就业始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不像其他研究所预期的那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更多发挥信息作用的弱关系的作用将越来越强。
（15）也有学者认为，党员身份代表了某种难以观察的能力，而不是政治资本。当用双胞胎数据进行差分的方法控制住不可观察的能力之后，党员对收入就没有显著影响了（Li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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