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大卫·183述评库尔茨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_新自由主义论文

新自由主义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评大卫#183;科茨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大卫论文,经济危机论文,兴衰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发生了重大结构性转变，这在学界已是共识，然而如何界定这一新形式却莫衷一是。为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产生的根源，并寻求解决之道，美国左翼政治经济学家大卫·科茨（David M.Kotz）从SSA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其于2015年出版的新作《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中，提出新自由主义是理解1980年之后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分析框架。在科茨看来，“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理论体系和政策方法，也是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资本劳动关系和资本内部关系的有机统一体。”①

      科茨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已渗透进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和“二战”后盛行的调节型资本主义（regulating capitalism）如出一辙。先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发生改变，并且被另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所取代，这是前一个SSA的各项制度元素枯竭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产物。在科茨看来，一旦某种资本主义形式不再能推动更高额的利润和经济扩张，就会导致经济危机；最终，维持前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阶级和集团联盟就会解体，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后，一种新的SSA将会出现。科茨将1980年之后出现的这一新的SSA命名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

      本文从新自由主义SSA的基本特征、其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内在关系，以及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等维度介绍科茨关于新自由主义SSA理论的思想，并从资本积累和金融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本文认为，科茨的理论强调了新自由主义SSA的具体表现，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为进一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重大结构性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考察在重建SSA的动态过程如何实现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的SSA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和主要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科茨从经济学主流理论的转变以及全球经济、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劳资关系、资资关系所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出发，通过与调节型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剖析了这一新的SSA。

      第一，科茨提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将不受管制的市场制度视为最优制度，并且将政府干预视为对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的威胁。“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思想，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根本性缺陷，无法自动确保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很快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建立在人类社会极度利己主义的概念上。市场关系被理解为以个人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制度。国家则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敌人、私人产权的威胁者，并且是依赖私人辛苦工作的寄生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供给经济学、投资挤出理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等面貌出现。这种经济学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能够自动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不必要的并且会损害经济绩效。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出现，本身无法解释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重大变化，但它为这一变化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第二，科茨表示，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时代逐步移除了商品、服务、资本以及货币跨国界流动的障碍。1973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内核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经过短暂的混乱后，一种新的制度于80年代初出现，它主要具备如下两个特征：一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政府允许国际货币市场在决定货币价值上起主要作用，但同时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采取措施干预最终结果。二是它强调商品、服务、资本和货币在各国自由流动。相比于调节型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变得更加开放。根据科茨的研究，世界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自8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

      第三，70年代以来，政府角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政府日益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改变了调节型资本主义时期所塑造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科茨将上述变化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一是摒弃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二是对基础产业部门放松管制；三是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四是削弱对消费品安全、工作安全以及环境的管制；五是降低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六是私有化以及将公共物品和服务转由私人承包；七是削减甚至废除社会福利项目；八是对企业和富人减税。

      第四，新自由主义时代劳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科茨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了概括：一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家和工会之间和平的集体议价关系遭到严重侵蚀。工资和工作条件从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变成由市场力量决定。资本家很大程度已经从与工会议价中全身而退，并日益追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二是集体议价遭受侵蚀带来了劳资关系的第二个变化——雇佣工作临时化。在美国，越来越大量的工作开始成为了兼职性或者临时性工作。1997年，各种形式的临时性工作在总就业中占比近1/3。科茨表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极具有讽刺意味：“灵活”只对资本家有效，这意味着资本家可以自由确定就业条件；对雇佣工人而言，“灵活”则意味着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并且必须接受资本家提供的任何条件。

      第五，科茨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公司部门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一是“相互尊重的竞争模式”转变为曾在19世纪末存在于美国经济当中的“破坏性竞争模式”。价格战再现于世界级大公司的操作之中，即便是巨型企业，也要承受暂时性的亏损，甚至有被排挤出局的可能。二是在公司CEO的遴选机制方面，调节型资本主义时期的内部推荐变为从公司外部挑选CEO。三是市场规则渗透到大公司内部。公司内的各部门演变为彼此竞争的利润中心，只有胜出者才能继续生存并扩大，而那些利润率比较低的部门就会被精简或廉价出售。四是金融机构日益参与到高风险投机性活动之中，并创造了一系列复杂的金融工具，通过买卖金融资产攫取利润。

      科茨认为，正是通过上述制度变化，市场关系和市场力量的极大扩张，成为内嵌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见表1）。新自由主义理念颂扬无拘无束的市场关系，贬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资本主义从调节模式到自由市场至上模式的转变辩护，并且极力鼓吹它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与个人自由。为了推动利润攫取和稳定资本积累，SSA必须要稳定劳资关系。这要么通过双方协商，要么通过资本对雇佣工人的全面控制来实现。“二战”后的调节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建立在资本对雇佣工人全面控制的基础上。这种全面控制表现为自70年代以来实际工资保持停滞、工会力量被削弱、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公司CEO收入飙升。

      

      新自由主义直接或间接强化了资本对雇佣工人的全面控制。全球化使得资本能够流向任何劳动力廉价之地。摒弃总需求政策和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措施弱化了雇佣工人的议价能力。基础产业放松管制导致其实际工资大幅下滑。公共部门服务外包给工会力量薄弱且低工资的私人企业，相应减少了工会力量强势的公共部门所具有的高工资工作。大公司之间不受限制的竞争，使工人很难获得工会的工资水平，并迫使他们退出工会。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控制与市场关系和市场力量的全面扩张相互关联。随着资本主义从“调节型”转向以市场力量和市场扩张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对雇佣工人的控制增强。

      二、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还是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发端于美国和英国，旋即蔓延至东欧、中欧、西欧大陆的部分国家，以及因背负大量外债而受控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在科茨看来，新自由主义重建过程可能会因为具体国家的特定情况而存在差异，同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而呈现出不平衡扩张的轨迹。不过，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重建已嵌入全球经济的运行轨迹，并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镌刻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铭牌。②斯威齐曾提出，“从1974～1975年经济萧条以来的资本主义近期历史，呈现出三种重要趋势：（1）经济增速放缓；（2）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的全球扩散；（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③可问题是，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转变究竟是全球化、金融化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呢？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金融市场活动日益增加，金融资产价值飙升，金融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上升，一些学者试图用金融化以概括资本主义在80年代以来的重大结构性转变。比如，爱泼斯坦曾将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当事人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的不断上升”。④垄断资本学派将资本主义金融化定义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和服务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拉帕维查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行为方式的具体变化，提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积累的三个趋势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型——金融化”。⑤

      科茨认为，金融化是很重要的，“但是用这一术语来概括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出现的重大变化存在如下两点局限”⑥：一是从时间顺序来讲，金融化姗姗来迟。根据外汇交易相对于国际贸易的增加，金融化始于70年代。然而，金融增加值在公司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从1948年到1981年只是稳步增长到7.8%。当金融去监管法案于1980年通过之后，上述比重才开始显著增加，2006年，这一比重上升至13.8%。此外，以金融公司利润衡量，从1948年到1970年，金融公司利润持续增长，占总利润的比重也从10%增加至20%。但是，金融公司利润在1970年至1989年间并没有显著增加，90年代之后金融利润才开始猛增，并在新千年初占到总利润的40%左右。科茨认为，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去监管法案，是金融化过程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金融化应被视为新自由主义重建的产物”。二是金融化不能为理解新自由主义时代制度变迁提供一个充分的理论框架。在科茨看来，金融化无法解释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角色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无法解释劳资关系的重大变革。新自由主义的整个制度结构驱使金融机构能够不断攫取利润中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并且因此孕育了危机的胚芽。因此，科茨表示，金融化尽管很重要，但是并不足以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金融化应该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

      全球化这一术语是在90年代崭露头角，并迅速成为风靡世界的学术热词。全球化被用以概括世界市场的增长、国际金融的扩张，以及自70年代以来与世界市场扩张相关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活动，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国际关系以及文化理论等领域。大卫·哈维和本·法因都曾从批判的角度考察过“全球化”这一术语的具体内涵。在哈维看来，随着全球资本独裁地位的确立，建立在时空压缩基础之上的后现代化且碎片化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不过他随后立即表示，“全球化是理解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具霸权地位的概念之一，但是‘全球化’这一术语果真描述了一些新东西吗？”⑦本·法因在哈维的基础上，对全球化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梳理，他提出，“‘全球化’这一术语……是从过度强调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后退……全球化的出现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施加的影响的反抗。”⑧进入新千年后，全球化这一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也日渐流行起来，尽管这一术语的确切内涵尚未做出明确界定；与此同时，仍有部分激进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全球化的具体内涵以及这一现象本身。

      在科茨看来，资本主义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愈益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暂时中断了全球化的步伐；但是“二战”之后，全球化再次稳步推进，并在黄金年代加速前进。据此，科茨提出，“与出现在新自由主义之后的金融化相反，全球化早于新自由主义，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进一步加深”。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不过，科茨认为，全球化无法解释资本主义自80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全球化有助于增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控制程度，但是全球化本身不能解释投机性金融部门的增加所导致的金融化过程，也无法解释当代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在科茨看来，全球化同金融化一样是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自80年代以来的重大结构性转变。

      三、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科茨认为，新自由主义最为恰当地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也为解释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这一漫长且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经济的三大变化共同解释了新自由主义SSA如何推动长期经济扩张。首先，利润和工资差距拉大，以及家庭部门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这在新千年已经达到了历史性高位。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正是新自由主义SSA的产物。其次，资产泡沫孕育了新千年极为严重的房地产泡沫，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贫富差距加大以及金融部门转变的结果。再次，银行去管制化、不受限制的竞争，以及市场规则在公司内部的渗透，导致金融部门从事投机和冒险活动。日益增加的利润刺激了经济增长。在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情形下，投机性金融部门通过向家庭部门提供贷款以刺激消费，延缓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雇佣工人日益削弱的议价能力，加之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即使在失业率相对较低时通货膨胀也能得到控制。科茨认为，上述三大变化共同解释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的长期缓慢扩张，也导致新自由主义时代如下三个不可持续的趋势，而这些趋势是导致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

      第一，家庭部门债务和金融部门负债攀升。家庭部门债务的日益增加，在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背景下有助于刺激消费，并延缓总需求不足问题的爆发。就美国而言，进入新千年后，由于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下滑，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阶层除了借债度日别无他法。金融机构则通过向中低收入阶层贷款牟取高额利润。鉴于向中低阶层贷款能够带来高额利润，所以金融机构互相借贷来为这一金融活动融资，从而抬高了杠杆率。只要由投资所带来的利润率超过融资所支付的利息率，金融机构就处于盈利状态。只要债务人能够获得足够的收益以偿还债务，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的高水平负债就不是问题。对于家庭部门而言，一旦债务超过其收入，违约就会出现，比如当住房的市场价值低于其抵押债务时，家庭部门的理性做法必然是违约。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一旦总利润率低于其支付的利息率时将会遭遇净损失，同时在净利润为负的情形下，杠杆率将会起反作用，加剧其损失程度，金融机构因此面临破产之境。

      第二，有毒性金融工具在整个金融部门蔓延。科茨强调，从“二战”后到80年代，监管体制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将其活动限制在传统金融服务领域。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存贷差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投资银行和其他证券机构则从事相比于商业银行更具风险性的活动，但是，投资银行主要是使用自有资金而非由商业银行持有且由政府提供担保的货币以从事这类高风险活动。保险公司出售传统的险种，并持有准备金以应对预期支付。然而金融去管制化逐步移除了对金融机构的这类限制，使得它们能够超越其传统界限而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所谓的“金融创新”横空出世，诸如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可调利率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债务抵押证券，以及信用违约互换等复杂性金融工具在整个金融部门蔓延。然而，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债务违约紧随而至，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在金融和家庭部门显示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并且由于家庭债务的积累主要受房地产泡沫推动，随着房价下滑，家庭部门无法继续借债，这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三，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日益严重。根据美联储发布的制造业以及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科茨比较了1948～1973年与1979～2007年经济周期波峰时期的产能利用率状况。在调节型资本主义时期，产能利用率逐步上升，从1960年的80.1%上升至1973年的87.7%；然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产能利用率从1990年的81.7%下降至2007年的78.6%。科茨认为，“同调节型资本主义时期相比，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相对温和，同需求相比，工业企业积累了过多产能。”⑨

      新自由主义时期，每一轮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高潮都是由资产泡沫推动。然而，由资产泡沫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以投机为目的且放松管制的金融部门对利润不受限制的追求，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最终，不断贬值的资产泡沫注定带来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股票市场泡沫在2000年的崩溃，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下行的压力，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出现，为其提供了暂时的解决办法。然而当房地产泡沫在2007年破灭时，由于消费和投资需求锐减，导致了实体部门增长下滑；同时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金融资产价格的崩溃引发了金融内爆。

      SSA理论表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它标志着可以带来利润增长和稳定积累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政府干预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但是并不能恢复经济增长。科茨考察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三次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提出只有重建新的SSA，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美国通过财政紧缩政策试图复兴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普通民众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以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解决办法。

      资本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重大结构性转变，最早对上述现象展开研究的垄断资本学派用“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新时期”以概括这一变化。⑩拉帕维查斯据此提出了金融化资本主义理论。（11）阿锐基在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将金融化与生产停滞同霸权的历史变迁轨迹结合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变化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之秋的来临。（12）本文认为，科茨从SSA的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了新自由主义SSA的具体表现，进一步修正和丰富了这一理论。同时，科茨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和全球化内在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界进一步思考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概言之，科茨的研究为进一步考察在重建SSA的动态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新的长波分析理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理论将长波视为资本积累过程与推动积累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并将这一系列制度命名为SSA。（13）70年代末，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时期赢利能力恢复与经济增长低迷之间反差的出现，科茨和沃尔夫森等人对SSA的传统定义做出了修正，以将SSA理论应用于分析新自由主义。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的理论内核。（14）根据科茨和沃尔夫森的研究，资本的核心利益在于赚取利润，因此构成SSA的各项制度的首要功能在于确保赢利能力，其次则是协调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正是在此基础上，科茨从全球经济、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劳资关系、资资关系所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出发，将20世纪以来美国的SSA划分为调节型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相互交替的积累体制，并在其新作中详尽考察了新自由主义SSA的具体表现，进一步修正并且丰富了SSA理论。

      科茨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比较分析尽管略显单薄，但是为政治经济学界考察三者的内在关系开辟了争论的空间。拉帕维查斯最早对金融利润做出系统性分析。他从利润接受者的社会职业和阶级特征的角度，强调金融利润具有由异质性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多重形式，认为利息、股息以及资本利得等收益共同构成了金融利润，并且详细考察了这类收益产生过程的金融特征，以界定金融利润的本质和来源。（15）科茨用金融公司利润衡量金融利润，提出金融化应被视为新自由主义重建的产物，并且判定金融化姗姗来迟，认为金融化不能为理解新自由主义时代制度变迁提供一个充分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资本主义重大结构性转变的微观基础，削弱了其对金融化现象的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科茨的研究无疑为学者们进一步深入考察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奠定了基础，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有值得借鉴之处。

      ①Kotz,M.David.,"Understanding Post-1980 Capitalism:A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pproach",Special Lecture at World Keynes Conference "Attacking the Citadel:Making Economics Fit for the Purpose," Izmir University of Economics,Izmir,Turkey,June 28,2013.

      ②Kotz,David M.,and Terrence McDonough,"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and David M.Kotz,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93-120.

      ③Sweezy,Paul M,"More（Or Less）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vol.49,no 4（1997）,pp.3-4.

      ④Epstein,Gerald,ed,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5,p.3.

      ⑤拉帕维查斯认为，金融化具有如下三个趋势：（1）非金融公司已经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基础上日益金融化；（2）银行业务的重心集中在公开市场上的金融交易而非借贷活动，同时银行将业务重心转向家庭部门和个人，要么向他们提供贷款，要么是收集他们的储蓄；（3）个人和家庭部门日益依赖于正式的金融系统以购买重要的物品和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健康和交通，家庭和工人的储蓄也不断通过正式金融系统流动起来。参见Lapavitsas,Costas,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London:Verso,2013,pp.3-4.

      ⑥Kotz,David M.,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33.

      ⑦Harvey,David,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p.66.Harvey,David,Spaces of Hop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p.13.

      ⑧Fine,Ben,"Examining the Ideas of Glob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Critically:What Role for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9,no.2（2004）,p.213.

      ⑨Kotz,David M.,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42.

      ⑩Foster,J.B.and Fred Magdoff,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9,p.77.孟捷、张雪琴：《垄断金融资本与资本积累二重性——垄断资本学派金融化理论述评》，工作论文，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2015。

      （11）张雪琴：《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与剥夺性积累——评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化理论》，《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7期。

      （12）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113页。

      （13）Kotz,David M.,"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9,no.4（1987）,p.16.

      （14）McDonough,T.,"The State of the Art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in T.McDonough,et al（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is:Social Structural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Century,CUP,2010,p.34.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15）张雪琴：《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与剥夺性积累——评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化理论》，《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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