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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3)02-0036-05
70年代末，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在国外就开始出现。这些研究既比较毛泽东邓小平个人品质和风格上的异同，又特别比较他们领导中国建设的不同思路和作法，其涉及的方面和提出的观点是比较多的。他们的许多所谓的“客观观点”虽然我们并不能接受，但其开展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和一些认识，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毛泽东邓小平个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认识。为此，本文主要对国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相关问题做一概述，并特别指出这种“比较研究”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一、研究概况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虽已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和命题，但那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关于邓小平的思想或理论的一个专门的说法。那时研究邓小平的思想或理论，都是作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来看待的[l](P180)。邓小平也清楚地表达过这个思想。其实，如俄国远东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В·Я·波尔加科夫曾经指出的那样，把邓小平与毛泽东作比较，好像是国外研究邓小平或中国领导人经济政策的文章的“必用方法”。他认为这种比较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进程本身提示要这样做。
（一）国外先于国内开展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
1978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与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是国外研究邓小平的奠基之作。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及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等，虽然只是部分地涉及和初步地研究了邓小平的思想，但其中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最早的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
1981年，日本斐阁书社出版了小林弘二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一书，作者在结束语“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了“两个时代”，而且这“两个时代”是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对“两个时代”出现的背景做了这样的比较分析：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目标已经相反，在邓小平看来，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必须用“解放思想”去代替“左”倾错误，并要使意识形态具有灵活性，从而通过“物质文明带来精神文明”。在作者看来，这与一贯强调思想意识优先和“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不同。而且，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大胆运用市场机制和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总之，作者认为，邓小平关于解决新问题不能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寻找答案的观点是正确的。应当说，在80年代初就能有这样深刻的判断，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比较研究。
（二）国外的比较研究与时俱进、成果显著
毛泽东研究热在国外告一段落后，一部分学者转入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建设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比较研究领域。国外为了“能够在整体上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做出新阐述”，对90年代出现的新材料、新成果继续加以分析，使得这种比较已延续到第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中，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客观上存在的可比性又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美国学者李诚在《江泽民的继承人：中国第四代领导层的崛起》一文中就认为，江泽民权力交接方式与毛邓一、二代很不相同。这一代将不可能像老一辈那样，靠战争结成的友谊来维系关系。这代人的凝聚力不会像以往几代领导人形成核心，但他们会以更自由、更宽泛的方式管理国家[2]。
日本学术界比较早地进行了比较研究的“调整”。在对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时期，日本学术界有一种从中国现代史向革命史、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思想史演化倾向，而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使日本的这种倾向受到顿挫，那些有着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便以此为契机，摸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新路径。
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哈丁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战略和环境问题上所处的重要地位，迫切要求美国或作为美国社会整体，尽可能地得到有关中国最客观、最全面、最准确的知识。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应该在未来付出更大的精力，去面对更为广泛的美国公众。实际上，这种变化预示着“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和“调整”。国外学者把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视察与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南方视察进行比较，认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国际国内形势都在经历一些较大变化，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有分歧，两个人都在考虑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且都试图运用他们的个人魅力去施加影响等。美国学者沈大伟从邓小平的权力基础和领导方式的角度，把邓小平南方视察作为一个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和毛一样，邓认为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自己的威望，于是通过参观深圳和珠海特区这样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对改革议程表的主动权[4](P475-476)。
总之，从国外毛邓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初步做这样的判断：
第一，近十多年来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关于中共党史、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大部头著作有所减少，一般性、实效性强的论著相对增多；而且研究成果的总体数量也稍逊于80年代，但这并不表明国外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研究失去了兴趣，而是表明研究程度的加深和研究范围的扩展。
第二，中国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政治考验，经济又持续增长，社会全面进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国外学者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把研究指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上，着手中共历史以及政策策略的研究，并转向经济和政治的微观探索和个案分析上。他们发现，从历史入手，对理解中共的现行政策是“大有裨益”的[4]。而这又不得不借助于比较研究的方法。
二、比较的重点和特点
国外毛邓比较研究十分注重细致的和微观的问题和方法，其比较研究涉及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个性和理论上的异同。
（一）侧重于毛泽东邓小平个人关系的比较
1988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天儿慧的《中国改革第一线》一书。作者认为，毛邓在具有强烈个性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特征。然而，如果从领导方式看，他们之间又相差悬殊。从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战略性特征方面看，毛擅长自由地利用空间，改变现状；而邓擅长搞平衡，擅长利用时间的变化，使情况转向有利于自己方面，其特点与围棋的“布局”似有共同之处。
1988年，日本三一书房又出版了大泽升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作者用两个图表比较了毛泽东邓小平在理论上、特别是个性上的不同。但他在比较中，使用了“邓小平思想”的概念。而且说毛泽东是帝王型、浪漫主义者（梦想共产主义和革命纯粹性），邓小平是参谋型、实用主义者（重视现实的国家建设超过重视思想）。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本杰明·杨在《邓小平政治评传》中认为，幸福的儿童时代形成了邓开朗、自信的性格。留法期间，邓生活在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体之中，因此，较自然地加入了中共。毛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则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样势必导致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坚信不疑，而邓可能更灵活。在苏联逗留期间，邓对理论学习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更喜欢研究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早年的种种迹象表明，邓是一个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
总之，他们都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个性上是不同的，而正是这种个性特征，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领导方式。
（二）在比较中寻求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邓比较研究在国外再次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其中施拉姆写的《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未来》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件事却一点也没变，那就是为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国外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只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毛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而邓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其政策的中心。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是延续性的，邓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工业基础。并且，邓及其同伴与毛一样，其奉行的方针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尽管邓与毛时代在许多方面不太一样，但后毛时代出现的制度并不是一种新制度，而只是一种经过改造和修整过的毛时代的制度。因此，邓对毛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季塔连柯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中，也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毛邓的共同点是都强调国家的积极调节作用，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强调保证社会稳定，强调作为国内局势稳定保证因素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特殊作用；他们都把社会主义作为惟一选择，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束缚、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繁荣昌盛国家的制度。但两个人在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上，特别是对建设新社会的途径和期限的理解上有差异[5]。
总之，比较研究是从求同研究中发现事物之间矛盾的共性，从求异研究中发现事物之间矛盾的个性，从而科学地揭示比较双方的内在本质联系。进一步说，比较研究还要求在对双方进行精确研究的基础上，使他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联系研究清楚，从而给人们以历史必然性的启迪，而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描述与之相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三、比较的价值与启示
对毛泽东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工作和任务，因为它直接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和选择问题。客观地说，国外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能接受，但他们比较研究所形成的一些认识和方法却值得我们认真地借鉴。因此，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又要从中看到我们在比较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一）在反对绝对化倾向中看到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客观地讲，国内外比较研究的目的和取向是不同的。要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就需要我们既看到两者的差别，又看到两者的联系；既要比较相异的一面，又要比较相同的一面。这是比较研究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然而，国外学者有的比较强调两者的“异”，而忽视两者的“同”，带有或“扬邓抑毛”或“扬毛抑邓”的色彩，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В·Я·波尔加科夫在1994《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一文，对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评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中国现时的邓小平研究，尽管很缜密、很认真，但还是有些趋向于公式化和图式化，即试图把邓尊为圣人，把他一个人描绘成近十五年来国家生活中所有政治决策的思想鼓舞者（目前不常提“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导致了自觉或不自觉地牵强附会，人为地将邓的论述“理论化”。这样做是很令人遗憾的，因为邓确实为中国的崛起，为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行，做了很多工作。也可以说，他确实很伟大，根本不需要把别人的功绩或不存在的长处加到他头上。他还把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问世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说成是完全有意的安排，旨在表明，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至少在表面上同毛泽东处于同等地位，而实际上邓超过了前任，比前任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他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大大超过了先生。
国外学术研究从积极方面来说，比如他们重视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渊源的比较研究，注意从比较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注重心理比较分析研究；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提出了所谓的“权力斗争”说，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因素论，臆测、臆断的主观主义的任意性分析等。
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如黑格尔所说同异辩证思想。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和槐树，或寺院和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另一方面又如马克思讲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想。他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6](P23)这就是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绝不是把猴体等同于人体。强调两者的“同”，忽视两者的“异”，这就有可能导致将“猴”人化的倾向。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当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代表党的理论这一点，就不能简单同外国相比。它作为政治理论形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这一点，也不能与一般的学术思想相提并论。
（二）建立科学的比较研究范式刻不容缓
一般说，国外学者的研究，比较着重于范式。离开了某种范式，也就难以进入学术主流，而这个学术主流，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大影响或占有重要位置的理论观点。不入主流，就有“失范”的危险。范式就是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往往是从“原型”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征，通过科学抽象，在思维中设计出一种从理论预测上能产生相似特性的“模样”，再以社会实践检验其真伪，或修正其不足，使“模型”与“原型”更加近似。因此，理论模型方法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即首先要坚持形象化，惟其如此，才可以使研究者从抽象的思维中得到启发，才容易被他人理解和接受；其次要运用合理假设，淘汰对研究对象无本质歪曲和可忽略不计的因素。合理假设是近似又是简化的，说近似是取消了那些非本质因素；说简化，是在复杂对象中寻找简单单元及其相互联系，并且使之连接到复杂对象的模型中。这便是西方认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口号式的内容，而我们对西方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系统评价是件非常困难之事的感慨原因。其研究论据充足，逻辑严谨，难以反驳概源于范式。
（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学术自由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费正清在反驳美国亚洲学者委员会佩克的指责时说，自己是自由主义研究者，与其说是政府代言人，莫如说是对政府的一贯批判者。相比之下，《胡绳全书》二卷“引言”这段话道可能道出了我们研究中的症结所在。“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可以说，国外的一些分析角度很难说不是一管之窥，甚至有很多夸张、扭曲之处，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背后的“因子”却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把知识分子直接理解为一种抵抗邪恶的人格，很耐人寻味。他说：如果一个人，其职业并非与知识有关，或者极端地说是个文盲，如果他能够在一个邪恶的事件面前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反对邪恶，这个人就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
（四）对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客观、公正取决于中国而不是西方
苏东剧变的一段时期内，国外学者在谈毛泽东邓小平时，一般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对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日本学者在对当代中国问题进行研究时，就采取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之所以能出现这种变化，也是与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探索和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关系。日本学者认为，像过去那样，无条件地赞美中国，把中国当做理想之国加以描述的研究，大概不会再出现。
美国也是如此，其表现如“美国病态”的反动，无批判地完全赞美文化大革命；80年代新保守主义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路线的期望等。这说明，美国的中国研究尚未完全确立不受形势左右的问题。1992年4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邓的复活》文章，说当政治分析家开始以过去式谈论邓的时候，他们再一次低估了这个小个子。其实，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有很多人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政治风波”，希望找到它们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然而，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很快认识到，他们的这种研究，“欠缺用宏观的眼光来关照和解释其结构和变化”，“成果的准备和最后出版却远远落后于中国飞速发展的变化”，传递给美国公众的观点是“被大打了折扣”的。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就有关中国能否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估计上，其中国问题专家们就“未能将中国许多情况恰当地报告给美国公众”。如奥克森伯格在《新闻周刊》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能看透在发生一系列事态的中国的底流中流淌着的本质部分。”
日本学者国分良成在《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一书中，对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做了这样的评价：随着毛去世和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已开始失去运动的坚定不移目标和意图。他们一方面批判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同时基本上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方面发表的东西。尽管他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包含有重要意义，但却仅限于批判原有的研究，并没有提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观点”[7]。
如果说国外对中国的研究过去关注的是政治影响的话，那么现在更加关注经济方面的影响。其实矫正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认识甚至错误观念就容易消弭。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说：“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8](P204)这样，实践上的成功就势必使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步入坦途，从而用科学性、客观性来代替片面性、主观性的认识。
应当说，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方面，正是由于国内外学者都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及个案分析方法等，才使他们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奠定了不断深化研究的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学者批判精神的发扬（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理论分析框架（范式、模型）的建立，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必定在中国结出与其地位相称的丰硕成果。
［收稿日期］2002-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