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平等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为2007年6月22-23 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1949-1991)”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此论文在写作过程中，Thomas P.Bernstein教授、李华钰教授和我的朋友Jim Mclendon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2-0072-07
中国人对于“性别平等”一词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初，“性别平等”就伴随着“女权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最初被用作“女性解放”的同义词，曾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妇女争取平等运动中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主张及领导的妇女运动中，词汇的翻译与使用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用“男女平等”来代替“性别平等”，用“妇女解放”来代替“女性解放”。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中普遍使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一话语的变化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不可低估。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影响极为明显。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仿效与借鉴，以“就业权”上的男女平等最为突出，效果最为显著，以至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与生活。
对性别平等、和谐发展是男女追求的共同目标。中国人对于“性别平等”一词并不陌生，20世纪50年代中国男女平等的研究，早期较多集中于西方研究者。[1]德国学者Mechthild Leutner认为，在很多西方的论著中，对中国妇女的论述主要受到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观点的影响。一种情况是将社会主义解放和妇女解放等同看待，肯定解放成果，认为是在向着更好的境况发展；另一种情况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从反面加以否定的论述，比如常谈到专制主义的存在等。这反映在妇女观上也出现了两种论点：即女性丧失论和社会主义阻碍(妇女)解放论。[2](P7-10)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学者对中国妇女状况的评价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传统中国的许多方面仍在当代中国继续。
中国学者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男女平等的研究是近年才开始的，目前的研究文章十分有限，主要集中于农村妇女的研究以及婚姻法公布对妇女的影响，等等。相比对于中国政治、政党、经济等研究，研究成果要少得多。①
一、男女平等：来自苏联的影响
就像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以苏联为楷模一样，战争结束以后，如何动员妇女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对于妇女解放的影响，如何向世界宣传中国实现了男女平等，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同样是中国政府学习、效仿苏联的重要方面。
1949年创刊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妇女刊物《新中国妇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通过宣传苏联妇女来动员中国妇女方面所做的努力。《新中国妇女》从创刊到1955年，一直以大的篇幅着力描绘、介绍苏联妇女的生活，重点宣传苏联妇女与男子一样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并与男子一样在社会受到普遍尊重。从1956年开始，《新中国妇女》改名为《中国妇女》，其介绍苏联的文章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逐渐越来越少。
由于《新中国妇女》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主办的，妇联是中国政府发动妇女、组织妇女的重要机构，其组织特点又是从上至下、层层级级、像蜘蛛网一样密布至全国每一个偏僻乡村，其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宣传苏联妇女方面，《新中国妇女》有这样一些特点：
1.宣传斯大林的妇女观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宣传苏联，首先要宣传苏联领导人的妇女观，《新中国妇女》创刊后也试图在这样做。
在《新中国妇女》的创刊号中，首先刊登了斯大林“论劳动妇女”的文章。斯大林提出：“劳动妇女，是被压迫群众中的最受压迫者，从来未曾也不可能徘徊在解放运动的大路之外。”“劳动妇女，妇女工人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后备军。这一后备军代表着整个人口的半数。妇女后备军拥护工人阶级抑或反对它，关系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个命运，关系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从资产阶级影响下彻底解放妇女工人和农民，为在无产阶级旗帜下，进行政治教育与组织妇女工人和农民进行坚决的斗争。”[3](P6-7)
这里斯大林提出了三点看法：其一，劳动妇女是被压迫群众中的最受压迫者；其二，妇女工人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后备军；其三，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从资产阶级影响下彻底解放妇女工人和农民。
在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新中国妇女》专门刊登了其论妇女的3篇文章以示纪念。其中除“论劳动妇女”已在1949年的创刊号上登载过，其余两篇文章，一是“迎接第一届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五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在反驳有人认为妇女教育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时，斯大林提出：“我国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妇女约占半数，而且主要是受蹂躏、觉悟程度低、愚昧无知的女工和农妇。”因此他认为至少有三点理由要教育妇女：一是女工与男工并肩工作，不能让愚昧无知的妇女毁灭了建设事业；二是女工、农妇与男工、农夫同是自由的公民，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愚昧无知，就会削弱和损害我们的苏维埃和合作社；三是女工和农妇又是母亲，是未来一代的教养者，她们是拥护苏维埃还是同情神父、富农和资产阶级，关乎下一代的成长。[4](P6-12)
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斯大林将教育妇女的前提，明确定位于劳动妇女是愚昧无知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居高临下、大男子主义的歧视性语言，是妇女们所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但在1953年，在那个将领袖讲话奉为神明的年代，在代表政府发号施令的国家级刊物上刊载出来，却成为千百万中国妇女必须认真学习并对照检讨自己的经典。
另一篇是斯大林论“集体农庄对妇女解放的作用与意义”，主要提到集体农庄的女庄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农庄的巨大力量。[4](P6-12)
《新中国妇女》刊登过的斯大林论妇女的文章，都是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并没有一篇是专论性文章。1953年刊登的3篇讲话，应该是斯大林论妇女的代表作，经过《新中国妇女》编辑部精心挑选出来的。由此可见，斯大林专门论妇女的讲话极少，对比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数量与观点上都有较大的差距。
2.苏联的妇女是我们的榜样
与宣传苏联领导人妇女观同时，《新中国妇女》更以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中国妇女，在当今世界上的妇女中，要数苏联妇女顶幸福，因为她们已彻底解放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就废除了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取消了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妇女们做工作、受教育、得到休假和报酬。苏联现在正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苏联妇女的幸福是她们积极响应苏共和政府号召，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结果。
从1950年到1955年，《新中国妇女》以大量的篇幅和版面，并开辟专栏，宣传苏联妇女，全方位介绍苏联妇女的生活。“苏联的妇女是我们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既是专栏标题，又成为日益深入人心的口号。[5](P32-33)
有意思的是，无论宣传苏联妇女任何方面的解放，都会有相应的中国妇女也同样获得解放的例子，以证明中国正在追随着苏联的脚步，中国妇女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也说明，中国在宣传苏联妇女时，一是选择性非常强，一是竭力保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自尊。
例如，《新中国妇女》在1949年刊载了苏联《消息报》社论称：苏联党中央委员会指示，提拔妇女担任领导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的任务。“苏维埃妇女是共产主义建设底积极、自觉、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她们充分享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政治上的及经济上的平等。”并举例说：“在我们这儿，将近50万妇女当选为地方苏维埃代表，有1700个妇女当选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有277个妇女当选为全苏最高苏维埃的代表。”[6](P7-8)而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
1949年，杂志以很小的版面，刊登了中国人民政协女代表人数、职业的分布。[7](P39)在1953年的人民代表普选中，妇女参加投票占到登记参选妇女人数的34.01％；在选出来的基层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共有986522人，占代表总人数的17.31％；北京市选出的市人大代表中，女代表106人，占代表总数的18.8％。[8](P4-5)以此来证明，解放了的中国妇女也拥有选举权和参政权。
苏联工厂里的女工，和男工一样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生产。在1952年的7月号上，宣传苏联纺织女工玛丽亚·罗日涅娃，[9](P33)同时也树立了中国纺纱女工的榜样郝建秀。[9](P20)
苏联农村妇女在建设集体农场中出了很多力，有20万妇女是集体农场的主席和队长，有些成了优良的拖拉机手。在1952年的1月号上，宣传苏联女拖拉机手成为社会主义劳动模范、获得斯大林奖章的同时，[10](P25)中国女拖拉机手梁军、董力生也成为农村妇女的榜样。[10](P22)
苏联有优秀的女飞行员，在1952年的4月号上，宣传驾驶飞机的帕丝柯时，[11](P24-25)中国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自己的女飞行员，但也同时刊登新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女空军地勤人员的文章和照片。[11](P14-18)
苏联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大批劳动妇女仍处于扫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仍是少数。1954年第10号封面，选用了莫斯科大学地理系中国留学生李文绚和她的苏联同学伊月塔·比琳娜共同看中国地图的照片，并配以图片说明：“两位年轻的女学生看来是多么愉快呀！ 1954年，中国高等教育部派遣了2400多留苏学生，其中602名是女生。”[12]以此证明中国女生同样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苏联有良好的育儿教育机构和体制，以解决参加工作妇女的家务之忧，还培养出了十分优秀的保育专家戈琳娜。[13]中国妇女为了解决带孩子问题，农村成立了抱娃娃组，[14]工厂里也在采用多种方式，解决女工的抚养孩子问题。[14](P22-23)
除了以苏联模范妇女作宣传之外，大量刊载苏联参观印象记，是让普通中国妇女了解苏联的重要途径；[15](P22-23)在工农妇女常识课本中，宣传苏联妇女的幸福和解放，成为课本的主要内容；[16](P52)甚至1955年第一次在刊物上谈避孕问题，[17](P27)讨论、介绍裙子的缝制方法，[17](P26)也都是在模仿苏联。
总之，中国妇女所有的成功，都被解释为是学习苏联妇女的结果。而苏联的榜样，也被成功地植入到中国妇女的心中。在国家的宣传倡导下，中国人生活中的俄罗斯影响，达到令整个中国为之倾倒、追随的程度。
在20世纪50年代，能到苏联去留学或访问，被视为是无上荣耀的事情。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去苏联的妇女来说，模仿苏联妇女的穿着，成为当时的时髦。1950年和1951年两期杂志的封面，劳动妇女的衣服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18]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却在当时的中国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革命妇女的标志。
除列宁装外，当时很受女孩子们欢迎的还有“布拉吉”(俄文译音，意为连衣裙)，在知识妇女、特别是留苏回来的妇女中，很多人模仿苏联妇女烫发、穿布拉吉。中国传统的旗袍，却被冷落起来。1956年，已改名为《中国妇女》的杂志在第4号载文“一件花旗袍引起的风波”，就是对当时时尚的反应。[18](P18)而中国妇女完全丢弃女性装束，在衣着上与男人看齐，应该是反对苏修以后逐渐开始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达到极限。
二、对20世纪50年代男女平等的认识
由于中苏两国历史与文化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宣传苏联妇女的同时，针对中国社会特点而推进的男女平等政策，是伴随着妇女扫盲、颁布和宣传《婚姻法》、广泛动员城镇妇女就业、农村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而展开的。
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政府自上而下号召并负责安置了大批妇女劳动力到社会生产的岗位上。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够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得到”的口号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短时期内大量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进入社会领域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的强制措施，促使广大妇女在就业方面第一次拥有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在20世纪50年代普遍贫困的中国社会，男女平等就业与男女同工同酬，对中国的传统家庭及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政府“广就业，低收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使妇女的工资与同行业男性基本持平或略低。
妇女参加工作，逐渐改变了丈夫对妻子的角色期待，丈夫开始参与过去只是由妻子完成的事，如洗衣服、买菜、照顾孩子等家务，妻子也开始对家中的大额支出有支配权。
妇女走出家庭，使选择自由婚姻的余地增加。20世纪50年代自由婚姻风气的盛行，除了与新《婚姻法》的颁布有关，更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妇女在家庭中的处境也大大改善。有些不愿让妻子出去工作的丈夫，被认为是封建旧思想严重的人，要受到亲戚邻里的批评与社会舆论的谴责。
妇女广泛参加工作，为妇女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平等权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争取现实生活中的男女平等提供了经济基础。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距明显缩小，在就业、受教育、家庭地位等方面尤为显著。
基于男女平等就业和男女同工同酬而产生的“男女平等”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影响到每一个家庭。这种为全社会所接受、并受体制保障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面对妇女下岗失业，不仅妇女的心理无法承受，大多数男性也无法理解。
20世纪50年代中国特有的男女平等现象，曾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是“非性化”，认为女人承担着和男人一样的工作，使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被忽略。[20]值得思索的是，中国50年代的男女平等政策与做法基本照搬苏联，但对“非性化”的批评似乎并不包括苏联。追寻原因，其一，苏联妇女从来都以极为女性化的着装示人，因此苏联妇女尽管进入了所有男人的领域工作，却并不被认为丧失了女性特质。其二，批评者似乎混淆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女性着男装，与20世纪50年代女性学习苏联穿列宁装、布拉吉的时代区别。其三，“非性化”的概括确实反映男女同等就业的现实，但又过于表面化，没有看到女性首先作为人，享有同男性同等的就业权利，给中国社会和妇女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男女平等政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其过程又是由国家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进的，它可以有效地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消除性别差异，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男女平等问题，不能对传统性别角色作彻底改造。同时，由于这种性别差异的缩小是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就决定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起作用。贫困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可能，贫困又将成为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的障碍。
当计划经济体制一旦被市场经济所替代，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男女平等政策，立刻受到冲击而动摇。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妇女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着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就业危机。特别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和东北重工业基地，越来越多的下岗女工找到妇联哭诉，要求为其讨回失去的工作。多数女性，特别是年龄大的女性，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锅饭”仍然依恋。
经济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苏联模式，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们在处理男女平等与经济效益问题时常常感到棘手。求男女平等，就要保证妇女的充分就业；讲经济效益，往往会砸掉一些女工的饭碗。这种平等与效益难得两全的境况，常常使他们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地步。[21](P4-5)
三、性别平等：中国与西方的不同阐释
很明显的是，“性别平等”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过程。
辛亥革命以后，与求民主、争人权思想相一致，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争取女权的运动活跃起来。应该说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对性别平等、女性解放的认识，与西方的解释和认知并无多大差别。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确立了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的目标，将妇女解放运动融于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使争取妇女权融入争取民族权与争取国家主权的目标。不仅是词汇的翻译与使用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在内容、纲领等方面都出现了较大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概括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思想，作为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政策性、指导性理论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不同解释，对社会意识与妇女自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女权主义以反对并打破男权社会为理论核心，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以反对封建压迫为理论核心；西方女权主义的对立面是男权，强调的是性别差异造成的权利不平等，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对立面是封建压迫与束缚，强调的是阶级差异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西方女权主义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反对在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将女性边缘化，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强调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得到，反对男女有差别；西方女权主义以人权为基础，强调妇女个人的权利，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强调妇女整体利益和妇女整体的解放。[22](P62-65)
由于有多方面的不同，强调个体权利、反对男权的西方女权主义很难为集体意识极强，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已部分消除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中国社会所接受；而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又由于其缺乏女性的主体自觉，加之其产生与存在伴随着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制，而带有先天不足的局限，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更无法对大量涌现的妇女新问题做出解释。
面对截然不同的理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不是妇女自己争取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女权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也可以通向妇女解放，这就需要了解身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中国妇女是怎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看它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实际的好处和弊病。这里首先区分了中国妇女解放与西方妇女解放的不同之路，这一观点已为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者所认同。[23](P242-255)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地融化到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整体之中。中国革命初期的一整套意识形态都来自苏联，其中包含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的意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24](P16-23)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是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性别平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又有哪些不同？是否仍保留有中国自身的特色？中国政府的性别平等政策哪些是直接借鉴社会主义革命样板的苏联，这些借鉴与模仿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以及妇女生活的？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题目。
四、结语
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张旗鼓学习苏联、实现妇女全面就业的过程，虽然仅仅只有1949年至1956年的几年时间，但对于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一切都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是否实现了男女平等有很多不同看法，对妇女全面就业如何评价也存在着争论；尽管斯大林时代鼓励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和毛泽东一系列妇女解放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双方在历史、文化背景上更是有着极大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使“妇女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工作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的意识，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的很长时间，甚至直至今天，仍然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占有主导的位置。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也对此不感兴趣，但却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的“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习以为常，不仅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是如此，他们的儿孙辈也将其看作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既不是苏联的模式，也不是需要争取的权利。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的冲击与反思是强烈的，在苏联模式影响、西方女权主义和中国式妇女解放共存并相互影响的今天，中国妇女开始更多关注：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妇女回家是进步还是倒退？什么是女性的性别角色？改革为妇女就业与发展提供了多少新的机遇？如何面对改革中的男女不平等？等等，而不再是单纯模仿哪一个国家或哪一种模式。
苏联模式与影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讨论的话题，但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无疑成为全面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妇女以及重新审视性别平等的重要方面。
注释：
①参见董妙龄：《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妇女参政》，《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李巧宁：《1950年代中国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6期；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唐海迪：《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研究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张志永：《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婚姻制度的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9卷第5期；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Guo Yuhua:"Psychological Collectivization: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Jicun Village,Northern Shanxi,as in the Memory of the Women")，《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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