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善变论文,报刊论文,看其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5－0044－06
一、毁誉参半的评价源于他的“善变”
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评价他应该不难，但由于评价者的立足点不同，以及距离远近及感情厚薄等等原因，对同一人物有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梁启超常被人指责为“阴谋家”，或以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而随侍身边的弟子对梁的体会则是“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注：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晚年与梁过从甚密的胡适也认为：“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注：胡适：《胡适的日记》第八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阴谋家”的印象多半来自其“反复无常”。可见，人们对梁启超毁誉参半主要是因为他的“善变”、“屡变”。怒之者谓其“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谭人凤《石叟牌词》）；而为之辩解者也不乏其人，弟子辈的说法是，“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注：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直认梁启超以公义的能变为其最高美德。那么，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屡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政治上，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思想上，早年梁启超尊孔，东渡日本后他变为反对保教，再变为保教，回国后更是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十月革命后，他曾对社会主义思潮颇为关心，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在中国传播时，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学术上，他在学海堂求学时专攻古文经学；后于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时，转攻今文经学；30岁以后，持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学术，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晚年，
他又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有所怀疑，相信“心力”、“天命”的支配力量。这就是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
梁启超的“善变”与其广泛的兴趣不无关系。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奋淋漓，……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梁启超在政治上虽然屡退屡进，但愈败愈勇，从没有放弃过政治方面的斗争。学术上，从早年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律学、教育学研究到晚年的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佛学史研究，梁启超涉猎面广，跳跃性大。而这都是以趣味做根底。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学术上能感觉到趣味，那么他就会像着了魔似的，废寝忘食，锲而不舍，不知老之将至矣。但是，兴趣越广泛移情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他会一任兴之所至，乘兴而来，兴尽即迁，不计较政治之荣辱，也不问学术之成败。这也是造成梁启超政治上毁誉参半，学术上精芜并存的内在性格原因。
从客观环境上来说，梁启超处在激烈动荡的年代，不变是奇怪的。每一个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人都会有多次变化，何况是心忧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都有过两次以上的变化。梁启超所处的年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极端严重，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国家的危亡，时代的苦难，不断驱使人们寻求思想上的新武器和新方向。处在急遽变革中的现实，自然也给梁启超思想上很多刺激，使他经常处于矛盾、动摇之中。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另外，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实现理想，有时他也不惜屈从于现实，一方面他参政欲极高，一方面他又重感情、爱幻想，于是才会在政坛上屡进屡退。所以梁启超政治上的变动常常掺杂着投机成分。正因为如此，他的善变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二、善变在报刊活动中的表现
而梁启超的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又自然而然体现在他主编的报刊上，渗透到其言论中。梁启超的“善变”是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1895年开始办报，1922年停止办报。他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的报刊有十七种，撰述的文字有一千四百万字，他的办报活动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他的新闻思想对当时报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注：《新闻界人物（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梁启超57年的生命中就有一半时间是在办报纸，而且在1922年停止办报到1929年他去世这七年中，梁启超也从未停止过给报刊撰稿。可以说，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屡变”亦不例外，也是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清议报》时期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不到三个月，就在旅日侨商的资助下创办了《清议报》，该报的政治主张是“拥帝反后”，鼓吹改良（注：吴廷俊：《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有时甚至是反动）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尤其反映了该报主编梁启超“流质易变”（康有为评语），“见理不定”（梁启超自白），善于接受新思想，又极易动摇的善变特点。（注：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开阔了眼界，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蒸蒸日上，他学会日语后，又经常阅读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报刊、书籍，接受了很多资产阶级的“新学”；他还不断与革命派孙中山等有所接触。所以，就在这几年，梁启超在不少问题上，常常与康有为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他当时在《清议报》上刊登一些“排斥满清”的文字，康有为发现后，即命“撕毁重印”。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要求“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此时孙中山梁启超频繁来往，双方拟合并为一个组织，并由梁启超起草了敦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信。在信上签名的，有十三位康党的重要成员，是谓十三太保。康有为见信后怒不可遏，各地门徒也一片哗然。康有为利用师道尊严的封建道德，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派弟子叶觉迈赴日，命梁启超立即将《清议报》交出，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又令“十三太保”的重要成员欧榘甲赴美国旧金山任《文兴报》主笔。这样，十三人集团自然解体，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合作的希望也破灭了。1899年11月，梁启超被迫奉师命赴檀香山，临行前，他仍向孙中山表示合作到底，并请孙中山将他介绍给当地华侨。此时檀香山华侨有趋向革命者的，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于是“悔过自新”了，从革命又一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时，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注：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二）《新民丛报》时期
1900年勤王事件（注：即“义师清君侧”的武装“勤王”运动，史书又称“庚子之役”，意图解光绪之幽闭，助其复位。（《梁启超传》李平、杨柏岭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66页）。失败后，许多对清王朝抱有幻想的人纷纷觉醒。梁启超由于在这件事上用力最大，所以事败后所受的打击也非常大。在这种形势下，梁启超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1902年梁启超将《清议报》停刊，创办《新民丛报》。1902年初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针对康有为、严复等人鼓吹“保种、保教、保国”和耗费华侨捐款大修孔庙等复古倒退行为，指出教不必保。对于大修孔庙，他认为徒费金钱不如开办更多学校培育人材，以为救国之用。他还公开致函康有为，希望阐明己见，以免人们尚以为康梁一体。在学术和政治思想上，戊戌变法形成的康梁学派，到此已分道扬镳。
整个1902年间，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的控制，思想进步，又从改良一变为提倡革命排满，持破坏主义的激烈言论。《新民丛报》创办第一年发表的梁启超的文章，作了许多“危险激烈之言”，迎合了时代的革命潮流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兴味，颇有倾向革命之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当时就被人们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惊世骇俗、发聋振聩，在当时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游历和考察，同年12月他回到日本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至是完全放弃”。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沉痛忏悔。他宣布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丛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却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在读者中的威信也江河日下。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 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丛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众叛亲离，最后终于被广大群众所抛弃，至1907年悄然停刊。
（三）报刊活动的先后失败与“善变”
《清议报》的不彻底、《新民丛报》的停刊与梁启超的“善变”有很大的关系。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停刊的10年中，超启超的政治思想变化无端，从维新变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尤其以1903年为界，梁启超由革命到保皇更是根本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文字中。从戊戌变法失败，到1903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李泽厚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32页。）梁启超本来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他的落伍是从1903年旅美回来言论大变后。那么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回来以后，为什么要放弃革命排满主张呢？
庚子、辛丑事件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反动性，严重的民族危机更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留日学生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爱国团体或革命组织。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品相继问世。广西还爆发了反清的武装斗争。顽固派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梁启超。对这不曾料到的后果，梁启超感到十分恐怖，认为革命只能带来混乱，而引起列强的“瓜分”。1903年的美国之行，使他目睹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压迫和华人深受歧视的黑暗现实，感到“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新大陆游记》）。实行共和政体“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他虽然对传统的旧思想进行过批判和冲击，但他没有勇气，也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叛逆者。还应该看到，梁启超虽然是杰出的启蒙宣传家，却不是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他不象康有为那样具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因此容易接受新思想，也容易动摇。康有为是思想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保皇党领袖，梁启超却缺乏与康有为彻底决裂的勇气和胆略，因而不免受康氏之累。即使在1902年他那光辉的最佳时期，他虽参加革命党人举行的“支那亡国纪念会”，却不敢公开签名；在《新民丛报》发表革命排满言论，也不敢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名字，只好假借“扪虱谈虎录”栏发表。他的积极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
到1903年岁末，《新民丛报》便有了转折性的变化，言“政治革命”而不谈反满的“种族革命”；对于政体，主张改良，对于国体，主张维持现状等等。但是，现实的斗争，又使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三月，致徐勤书说：“弟深信中国万不能不革命，今怀其志，转益深也。”“中国实舍革命无别法，唯今勿言耳。”然而，总的趋势是还原。一个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其发展过程也是曲折的。梁启超的这一变化使他最终竟荒谬地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卷，第319页。）梁启超从这个时候起，就有点跟不上历史潮流了。
梁启超长期从事报刊工作，当他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大力鼓吹“西学”时，人们对他的文章、文字、文风，是有口皆碑的。1903年梁启超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实行共和的条件，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一步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为了攻击对方，他甚至不惜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丧失了报刊工作必须具备的一个起码条件——言论、报道的真实性。以至于《新民丛报》终于办不下去，直至1907年倒闭。
梁启超的善变对其办报的影响，在这两份报纸之后还有鲜明的体现。1912年，民国建立，积极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归国后，俨然以“革命功臣”自居，加入共和党进行政治活动。此时，梁启超的办报劲头还很大：“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也”（《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同年12月，他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报》，出版后风行一时，销量达到一万五千份，为当时全国报刊之冠。但是，在1913年国会选举中，梁启超的共和党失败了，梁启超也没有心思办报了。《庸言报》办了一年，梁启超进入袁世凯政府做官。而1915年梁启超主持《大中华》杂志时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则是一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公开打出了反对袁世凯的旗帜。梁启超的善变在他的报刊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与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良方没找到，反而离时代前进的步子越来越远（注：吴廷俊：《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三、善变中的不变
对于梁启超的“善变”，与梁相交无多的郑振铎的理解最为人知晓：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功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注：郑振铎：《梁任公先生》，1929年2月《小说月报》20卷2号，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早在1907年梁友孙宝瑄已说过相近辩词：“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复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复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而也不待孙氏为之分辨，梁启超本人1903年便已发表“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名言。李任夫二十年代所听到的梁氏自辩，与郑振铎的判断是不谋而合：“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注：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7月版。）所以郑氏说，“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未变动的，他所变动不过方法而已”。“爱国”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与目的。而在政敌一方，也还有像陈少白这样知之较深者，看出“救国才是他的宗旨”，虽然认为梁氏跟随康有为作保皇党，那方法是错误的。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他在主持《大中华》期间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首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主要靠《时事新报》作为进步党“唯一之言论机关”，《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由梁启超指挥。筹安会起，梁启超利用它“首登密电，揭其阴谋”，被袁政府“禁销内地”。（注：《新闻界人物（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梁启超在整个护国战争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因此，章太炎才不得不说：“共和再造赖斯人。”梁启超从政的后期，反对袁世凯，推动护国运动；其后又反对张勋复辟，不惜师弟反目；这些变化，都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是有其进步之处的。
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始终没有变，（注：李平，杨柏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本世纪初，正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文化激烈斗争的时期。前者是先进的，后者是反动的。把梁启超放到这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尖锐批判了“不适于新世界”的孔教弊端，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影响了几代青年知识分子。
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变化无端，从维新变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无论梁启超思想如何变，他的意图都是为了改革封建专制统治。他在文章中鼓吹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他利用报纸的舆论工具所进行的理论宣传活动，如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等对民主潮流的高涨无疑起了推动作用。因此，梁启超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自诩为“革命功臣”，是有几分道理的。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梁启超一改过去死战革命党、搞垮袁世凯的既定方针，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新的八字方针。梁启超一变为联袁拥袁，这时的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借他的力量推行资产阶级宪政。后来离开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大搞专制独裁统治。而袁世凯一意孤行，意图复辟帝制，民主政治的理想可能会付于一旦，梁启超忍无可忍，最终才走上反袁讨袁的道路。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革命”似乎已经成了解决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唯一政治途径。于是，昔日曾代表激进思想的改良派，今日已经成了落后的象征。此时的梁启超落伍了，再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然而，不管梁启超如何落伍，他作为一个爱国报人的抱负是值得我们景仰的。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所作的《饮冰室自由书》中说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志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7～28页。）观梁启超最引人争议的几次“善变”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尽管功过相间，却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宗旨和动力，不失为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的探索者。而且，他的启蒙宣传对当时和后来都有重大价值和借鉴意义。梁漱溟在1943年1月写的《纪念梁启超先生》就提到：“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这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注：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
收稿日期：20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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