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百货公司论文,上海论文,商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K2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2—0093—11
上海的百货公司位于公共租界主要交通干道的南京路。公共租界是英国人开创的，所以在那里最早形成以英国人为主体的具有法律、裁判、警察、军事等机能的全权统治的政治系统，而且，其全权统治的政治系统是公共租界存在的重要根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租界的工商业，那里有“华洋杂居”的上海租界的另一个现实特征，即与政治活动相对照，作为中国人经济活动之一的商业活动的比重极高，并成为其重要的不可欠缺的因素。① 如果从公共租界的历史来看，在工商业的资本投入总额中，中国人投资达到了非常大的份额。特别是在商业方面，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国人投资凌驾于以英国为首的诸外国之上。理所当然，传统的中国人创建的中小规模商业也占压倒的多数。② 中国语所称的“百货公司”(百货店或百货公司，以下统称“百货公司”)那样大规模的零售业是19世纪后半期由英国人首创的，但在1910～1930年代的发展中，完成“上海百货公司”的不是别人，恰好是中国人。
那么，上海的百货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10～1930年代，公共租界有好几个百货公司。1917年，先有先施百货公司(The Sincere & Co.Ltd.)，翌年永安百货公司(The Wing On Co.[ Shanghai] Ltd.)在南京路浙江路交叉口一侧开业。这两个百货公司的开设，使南京路客流量显著上升，将其急遽地改变成上海最大的商业和娱乐之街。因此，先施和永安在南京路的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926年，新新(The Sun Sun Co.Ltd.)百货公司开业，1936年大新(The Da Sun Co.Ltd.)百货公司也加入了。这些被称为“四大公司”的百货公司，除了销售“环球百货”即高级舶来品外，还开设很多娱乐游戏设施、旅馆等，如此的一体化经营充分发挥了广场、庙会的机能，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多彩的综合性的都市型生活、娱乐中心的巨大设施，③ 并为考查民国时代上海商业和都市商业文化提供了某些重要论点。
本文考察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百货公司行业。公共租界的商业即使在进入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后也没有改变“华洋杂居”的基本格局。当然，这里说的“华洋杂居”乃是“华”占压倒多数的世界。本文最大的关注点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和上海的都市商业文化与日本军事、政治行动及其他活动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有关上海百货公司行业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以企业经营史的视点来进行，④ 而从都市史和都市文化史角度的研究，不得不承认，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是不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不仅作为大型零售店担负了商品流通的新使命，也作为上海人及上海居住者的都市文化、生活、娱乐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性格。这在考察战时上海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本文在留意此点的同时，首先阐明上海百货公司行业在1930年代前作为都市型、多机能型设施诸多特性的具体状态，其次来验证它们在战时是如何演变的。
一 1910～1930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业
(一)西洋资本的“早期四大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的一般特征是由股份公司组织，具有规模大、资金多、经营范围广等大型综合商店的要素。在上海，19世纪后半期首先是由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开业，其次是以华侨世界为背景的中国资本于1910年代从香港、广州进入上海，最终在上海进行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来考察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在南京路外滩附近，从清末开始有福利、汇司、泰兴、惠罗等4家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称“早期四大百货公司”。清末，由于这些百货公司的影响，许多中外商店进入南京路。20世纪初，南京路东端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商业街。
在南京路，面向上海大众开设了供应各种各样商品的商店。首先开设的是西洋人经营的小型百货公司。1847年，英国人Edward Hall在南京路、四川路东南角开店，销售西洋食品，加工服装、家具等，也为西洋居留民输入各种商品。1858年前后，有位名叫Haltz的人物加入经营的行列，店名叫“Hall & Haltz”，中国名“福利公司”。这是上海最早的百货公司。1892年，改组有限公司，除日用百货外，从世界各地输入品牌商品进行销售，成为“环球百货公司(销售高级舶来品牌商品的百货公司)”的嚆矢。⑤
汇司百货公司(Weeks & Co.Ltd.)由英国人George E.York于1875年创设在宁波路、浙江路口，最初经营绢丝物、服饰业，1895年转手给Thomas E.Trueman(1910年工部局董事)，场地也移往南京路、江西路口。1901年，业务扩大到经营家具，日用杂货等。
泰兴百货公司(Lane,Grawford & Co.Ltd.)创设于1895年，是在香港登记的股份公司。位于南京路外滩，销售毛织衣，服饰用品、食品杂货、酒类、家具、船具、女性服装、帽子等，当时有“去了‘泰兴’，世界上任何商品都能买得到”的说法。⑥
最后登场的惠罗百货公司(Whiteawag Laidlaw & Co.Ltd.)，1882年创设于印度加尔各答，是一个在南美、南洋的大都市设有支店的世界规模的公司。1907年，在南京路、四川路口东北角开业，具有独自的网络，销售世界各地的产品。最初的顾客主要是西洋人，1920年代以后，由于上海的中国人消费意识和购买力并不比西洋人低，其人口也遥遥领先，引起惠罗公司的注目，于是将顾客层扩大到中国人上层，由此获得“早期四大公司”中业绩排名第一的宝座。⑦
这些西洋百货公司创立以来一贯采取向西洋居留民销售高级品的营业方针。以后虽然也将部分销路扩大到中国人上层，但是，面临清末以来上海中国人社会急遽扩展的消费能力，以及作为其社会中心的都市中间层的出现及其数量增长的事实，归根到底，他们不能准确地抓住中国人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的特质，不能充分认识上海新时代的到来即大众社会化进展的事实，因而在经营方法上为墨守传统，在开拓新资本蓄积的思路上也落后于人。正是这些原因，成为他们不得不将业界领袖的地位让位给新进入上海的华侨资本的最大理由。⑧
(二)中国人(华侨)资本的“四大百货公司”
这里是关于1910～1930年代，即日中战争前比较顺利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资本的百货公司的研究。具体研究下列内容：最早进入南京路的先施百货公司特征、从四个百货公司大楼的构造来分析百货公司的特质、南京路百货公司筹划的集客能力及其顺利发展的理由、都市文化形成的作用。
1、作为先驱的先施百货公司
与浙江路交叉的南京路西端靠近跑马场的地方，清末以来是茶楼集中地。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对华侨资本实行优惠政策，从1917年起，这一地域相继开设先施、永安等华侨资本的大型百货公司，南京路因此更加繁华起来。
最初进入南京路的是先施百货公司。广东省香山(中山)县出身的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在悉尼成功地经营水果批发生意，在香港及广州开设百货公司获得根基后决断进入上海。店名“先施”取自巴黎“邦·马尔谢”⑨ 这个世界上最早的百货公司表示经营信条的语言“Sincere”的中文译音。
先施百货公司从英国商人雷士德(Henry Lester)那里租借南京路、浙江路口的30年土地经营权，建造百货公司大楼，于1917年10月开业。商场面积1万余平分米，销售商品1万余种类，员工300余人。其新的经营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打出“经营舶来品牌商品”的招牌，商品陈列整齐，而且都是高级商品，非日常必需品不上架。打破了传统的专门店如南货店、绢织物店、银楼、鞋帽店、食品店、酒菜馆的专门性与限界性。商品的种类不仅多，其多数还是中外的优良品。进入百货公司大楼的顾客最初仅打算买衣料品、日用品的，却不料进入了吃、喝、玩、乐什么都齐备的场所，这是上海从来没有过的商店形式。商品的丰富与购物的便利，这是快乐生活的胜利。⑩
第二，明码标价，发行发票。在商店里公示商品的价格能废止顾客在赊账和价格方面与店员讨价还价的行为。发行发票，能减少百货公司与顾客的冲突，具有增强顾客对商品和百货公司信赖度的效果。(11)
上述经营方法，对高级商品采取正当又妥当价格，成为对无论什么样的顾客都实行无差别价格销售体制的先驱，因而取得了清末以来正在急遽增长的上海的中国人富裕层以及新的社会势力都市中间层、工人阶级上层等社会层的广泛好评。(12) 此外，还实行给予店员周休(星期日)、最早雇佣女店员、销售为数不少的国内各地优良商品和先施附属工厂生产的商品。(13)
这些新的商业实践，作为以上海消费构造变化和消费能力增强的顾客层增长及多样化为背景的措施是有前景的，因而也是极其有效的。例如，从采用女店员来瞄准男性顾客这一招徕手法来看，即使在那个时代新顾客妇女、主妇层不断增加的状况下，这一措施也应该从根本意义的方面被看好吧。(14) 还有，先施的经营者在用语言宣传“舶来品牌商品”的同时，也将品质好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国产品和自家工厂制造的商品与舶来品一起陈列，这种出于对可供不同层次顾客进行多样化选择的深切关心，是非常懂得大众社会心理的做法。(15) 面向中国人的大型百货公司在上海的出现是以大众社会形成和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百货公司亦通过自身功能进一步扩大大众社会，并使其不断发展。(16) 先施百货公司的经营方法是全新的，因而成为南京路商业改革的先驱。
继先施百货公司之后，1918年，永安百货公司插入南京路，开设在先施的正对面。1926年，先施的西邻又诞生了新新百货公司，南京路与浙江路交叉点的周边地区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区域。1936年，大新百货公司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设立，这一地域代表上海的“摩登”。
2、上海的百货公司大楼
说起南京路百货公司，无论如何也必须提及百货公司大楼的特质。无论是东洋的建筑还是西洋的建筑，百货公司的高层大楼外观都是近代都市的象征和地标。那些如织的景观和轮廓线构成都市历史和文化的一环。另一方面，百货公司大楼的内部构造如实地表达了经营者的企划，它是讲述那个都市文化和人们生活故事的地方。因此，考察南京路百货公司大楼是非常值得的。(17)
先从先施看起吧。先施大楼外观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古典式风格，与西洋相比毫不逊色。7层建筑，特别是在南京路浙江路方向入口处上方设计高塔，设置谐音的时钟。“摩星塔”是先施用来对抗永安百货公司高塔“倚云阁”而建造的先施标志性装饰。时钟的上方装置刻有“先施”文字的大型霓虹灯广告。大楼的南面、东面是模仿广东、香港的骑楼(二楼突出在人行道上方)式样。(18) 百货公司内部豪华，最早在上海引入暖气设备。1至3层是朝南京路方面的宽阔商场，设有24个商场部门，各层有巨大的楼梯相连接。大楼的西北部是仓库用房，北侧的天津路方面是先施化妆品发行所、东亚理发厅、浴德池浴室、先施保险公司等。先施从香港、广东时代起就自行制造、销售肥皂和化妆品。浴德池据说是1919年为与西安华清池竞争而建造的。1930年代初一度停业，1936年重开，营业面积达1200平方，跨越1～3层有6个部门，能同时接待230名客人，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大型浴场。(19) 4层和5层有餐厅和旅馆，上上下下可用电梯。前者名“东亚又一楼”，后者名“东亚旅馆”。旅馆客房里配备高级家具、电话、电风扇、卫生、暖气设备，并有汽车和马车迎送客人的服务。在百货公司内开设旅馆是上海大百货公司的共同特征。即使在其前身的香港和广东的百货公司里也能看到。(20) 当时上海新式旅馆有“三东一品之称。1928年以前仅有这4家。(21) 大东旅社是永安百货公司附属旅馆。高级旅馆是“上、中流人们的休闲旅馆”，客人中除少数旅行者外，大多是政客、高官、商家、绅士及富裕家庭的子弟们，“住宿的目的是寻求快悦的游戏”。(22) 6、7层是先施乐园，除茶室、餐厅、台球以外，还有好几个剧场，经常上演滑稽、歌舞、京剧、魔术表演等，也有放电影的，被称为是十里洋场的“销金窟”。此外，还有屋顶花园，配置美丽的花草盆栽，也是夏夜的纳凉场所。(23)
郭乐、郭泉兄弟于1918年9月在上海创办永安百货公司，场地是先施对面的英国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所有地，租借契约为25年。建筑面积为30992平方米，商场配置与先施相似，但场地更加宽阔。1～4层是商场，分成44个部门。最初销售的商品80％以上是英国毛织物、法国化妆品、美国电化制品、瑞士钟表等进口品牌商品。陈列柜也采用进口大玻璃，这在上海开了先例。在一层朝南京路的地方装饰了10个大型橱窗服饰模特儿，不断引起过路客的购物欲。6层和屋顶设置了大东旅社、大东跳舞场、大东茶室、天韵楼游乐场等住宿、娱乐设施。天韵楼是早于先施乐园以前的上海最早的百货公司娱乐场。永安在大楼里还设有不动产部、保险部、银业部(24) 等。此后，他们还买下了邻接的楼外楼茶馆，于1933年建造高92米、19层的新永安大楼，扩大了商场。这个在南京路上仅次于国际饭店的高层建筑，4层是旱冰场，7层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七重天酒楼。新永安冷暖空调完备、附有快速电梯的高层大楼博得市民的人望。入夜后，南京路上最闪闪发亮的霓虹灯塔闪烁着红色的英语文字(Wing On)、绿色的中国文字(永安)，其光辉映出了南京路的摩登。新古典主义的永安大楼与美国风格的近现代主义建筑的新大楼勾画出南京路独特的轮廓。
1920年代，上海经济重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1926年1月，作为华侨的原先施百货公司司理刘锡基得到同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和广东银行李煜棠的援助，在先施西邻的原会审公堂原址上创设了新新百货公司。新新大楼是7层的现代主义建筑，商场配置也越发合理。例如罐头、酒、烟草、文具、化妆品、金物、南货(南方的特产品，海产品、火腿、干笋)、西药、手帕、袜子、服饰等日用品都设置在一层，把在南京路游玩的行人引进店内。此外，新新也是上海商场中最早装置冷气空调的。(25) 设有餐厅、茶馆、旅社等与购物相关的娱乐、住宿的手法也是一样的。新新的最大特点是在6层设有用玻璃隔断成小空间的演播室，进行无线广播节目的播送。在世界最早开始无线广播的几年中，这里被称为“玻璃的广播电台”，由于参观的市民很多，媒体宣传效果得到了非常有效的发挥，促进了商品的销售。(26)
1936年1月，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登场的大新百货公司10层建筑大楼由中国人设计，是中西混合构造的典雅、壮大的式样。开设地下商场、设置供顾客使用的商场自动扶梯、冷暖空调等，都是在上海领先的。商场的正面用美国OTIS公司制造的连接1层与3层的自动扶梯，这是上海最早引进的，乘坐大新自动扶梯成为当时上海人快乐的摩登，其宣传效果是极其明显的。(27) 大新大楼从地下至4层是商场，5层是大新酒家和跳舞厅，6层以上，即10层巨大建筑的一半以上是娱乐场，配置有“天台十六景”之称的为数众多的如杂技场、茶馆等游乐设施和机构，也有京剧、话剧、滑稽、魔术表演、中国武术、电影等，其对顾客的吸引力是非常超群的。(28)
3、百货公司培育的街
南京路的百货公司，虽然以购物为中心，但是将旅馆、娱乐、游乐场集中在一起的商业、住宿、娱乐设施完全营造了新水准的都市生活空间，提供了上海特有的新商业样板。创业者们虽然沿袭了悉尼和香港、广东的经验，但这是在充分把握了与其不同的上海社会特性，特别是中国人社会的特性后得出的独创性结论。这些百货公司作为大型零售业与南京路传统专门店、西洋资本小型百货公司以及同行业者之间展开激励竞争，娱乐场与邻近的楼外楼、天外天、新世界、大世界等竞争，旅馆与远东、一品香等专业旅馆、同业百货公司的兼营旅馆，以及从1920年代末以“饭店”为名的大型豪华宾馆展开竞争。(29) 经营史研究者已屡次指出围绕百货公司商品销售、招徕客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与此相比，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作为都市型复合设施的四大百货公司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紧挨着，使南京路浙江路交叉点一带成为上海商业、都市机能及都市文化方面非常重要的区域，也形成在招徕客人和商品销售上具有压倒性的有利条件。百货公司不能只建立就完事，而应由其数量相乘的效果来招徕更多顾客，主导性地创出人和物的流动，从而以商店街和都市文化的形成来使南京路的百货公司散发出自身的光辉。其结果是包括四大百货公司和丽华百货公司(1926年创立)在内的五个百货公司的1936年营业额为2674万元，远远超过全市约700家中小规模零售店总销售金额的2000万元。(30) Wellington K.K.Chan指出，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这是1910年代后半期进入南京路的先施、永安引导南京路街道全体繁荣的决定性要因。这也是一种启示。(31)
清末以来，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都市文化首先是由欧洲人、买办、中国的高官和富裕商人承担的。但是，经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工商业急速发展和消费生活质和量的上升，都市文化的中坚力量除了前三者外，添加了都市中间层、工人阶级上层，还包括主妇层、学生层等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中坚力量全体范围的急速扩大促进了价值的多样化。这个新变化主要发生在上海的中国人社会。华侨资本的百货公司意识到这一变化，在这个新社会阶层发展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挖掘顾客的工作。例如，先施百货公司的商品架上并不仅仅是舶来的品牌商品，也陈列廉价的舶来品和优良的国产品，一面保持商场的高级感，一面使新的社会阶层能买到便宜商品。还有，每年的季节打折活动，无论哪家百货公司至少举行4次，开店周年纪念也进行一次大甩卖。这些活动瞄准的目标是正在日益壮大的以都市扩大和工商业急速发展为根基的新社会阶层。为此，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追求高层次和娱乐性，向金钱和时间都很富裕的社会阶层提供电影和观剧、魔术表演和马戏观赏、喝茶和吃饭、浴室和按摩、跳舞厅和旅馆等相关服务，一切都筹划完备。可以认为，南京路百货公司用商业文化的功能迫使上海的中国人社会加速大众社会化。
二 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业
这里是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百货公司的研究。考察的对象是战时百货公司的经营及与百货公司有关系的商业文化等问题。
(一)“孤岛”时期的百货公司
日中战争前，上海的大中型百货公司增加到6家，全都设立在南京路。以销售舶来品为中心的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及1926年创业的丽华百货公司等5家。(32) 此外是1933年以国货运动为背景而创立的专门销售国产品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由于它是上海的中国人企业共同设立的，尽管规模中等，但因得时势而善战。除了中国国货以外的5个百货公司全是华侨资本，进入上海的途径也类似，从澳大利亚→香港、广州→上海而展开的。(33) 不同的创业者们都是广东中山县出身，既有婚姻亲戚关系也有共同经营的经验。店员方面也在创业时以非常高的比例采用广东人，因而有“纯度极高的广东帮”之称。资本来源、企业发展过程、商场配置、采购、销售方法等也极其相似。除丽华以外，附属设施如娱乐场、酒楼、旅馆等也一样，在香港政厅的企业登记也有相同点。(34)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侵攻闸北，轰炸市区。受黄浦江上日本战舰炮击的影响，出入南京路的人也减少了。由于事变的混乱，决定关闭店面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支付给店员2个月的工资，让他们回乡待机，商店停业1个月。8月23日，飞机炸弹落到先施百货公司，先施大楼东南侧的部分建筑遭破坏，永安大楼大半以上的窗玻璃破裂。酿成两家百货公司店员和南京路行人250人死亡、570余人负伤的大惨剧。永安店员仅死亡的就有15人，先施、永安的财产损失合计达到764000元。此后数个月中，附属旅馆、酒楼、娱乐场、跳舞厅等也大幅度地缩小了营业，营业额减少一半。(35) 百货公司的日中战争从此开始。
日中两军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没有进入战场，但它们被日军包围而成为“孤岛”。11月11日，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包括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完全陷落日军之手。从那时至1941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多被称为“孤岛”时期。“孤岛”时期的商业因处于非常特殊的环境而异常发展。“孤岛”因为从上海已陷落地区、正在战斗的周边地区和内陆地区难民大量涌入而致人口激增。同时，不仅是人流止不住，大量金品、资产等也随人流进入，出现了被称为“游资”的集中现象。其结果是给予“孤岛”地区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有利条件。(36) 11月以后，上海市场也因为回复而转入“繁荣”的局面。
承接“孤岛”的经济发展，南京路各百货公司延长了营业时间，营业额和利润大幅度地增加，各百货公司好几个附属企业也各自地顺利发展，享受了空前的繁荣(参照表1)。根据表2，可以看出永安、大新营业总额的纯益比率，从1938年起有急速的改善，1939～1942年从20％前后达到了近30％。在永安的商场，一个店员日平均接待顾客数达到了50～60人。虽然加班成为常事，店员的录用也越来越多了，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后发的大新百货公司虽然因为流动资金不足而用房屋地产作担保借得280万元，但由于“繁荣”，在短时期内是合算的。“孤岛”时期的经济发展使大型百货公司进入了“黄金时代”。(37)
表1 四大百货公司营业额、利润(1937～1946)单位：法币万元
年 永安百货公司 先施百货公司 新新百货公司 大新百货公司 物价指数
营业额利润营业额利润营业额利润营业额利润
1937
842.482.1673.9 5.1335.3 -4.6 379.5 7.2 100.0
1938 1044.8
156.2835.8 42.3529.3 40.6 577.377.7 120.2
1939 1821.6
314.1
1457.3 75.5815.0 11.3 886.8
175.8 195.6
1940 3468.5
457.0
2774.8 92.7
1580.8 36.91755.9
402.7 426.4
1941 6895.9 1724.5
5516.7220.7
3866.5154.73925.8 1150.9 926.9
1942 6738.3
1765.7
5086.81090.0 2911.1
1943 26537.4 2494.5
17931.1
1374.812109.4
1944 106038.1 4512.6
69715.2 10998.984940.5
1945
106188 4801.4118134.0
85790.2
3760.0
8212687.8
1946 2057043.0
1464859.0 850625.0
注：资料来源于上海百货公司等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6，122～123，153～154页。(1)先施先司各年的营业额按永安各年营业额的80％计算。(2)新新公司各年利润引自《上海之金融市场》第63～75页。(3)1937年先施、大新公司利润少的原因是先施受香港国民银行倒产的影响，大新受与三大公司竞争的影响。大新1941年利润相对高的原因不明。(4)物价指数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表2 有关永安、大新百货公司营业额与纯益比率单位：％
年份永安 大新
1937 9.7 1.89
193814.9 13.45
193917.2 19.93
194013.2 22.93
1941 25 29.32
194226.2 21.43
1943 9.4 7.67
1944 4.3 15.78
1945 4.5 4.38
平均13.8 10.2
注：资料来源于上海百货公司等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
不能单纯地将百货公司的繁荣归结于“孤岛”人口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回顾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后百货公司的困难及其克服困难的历史，重要的事实是百货公司行业为扩大顾客层而采取的高明对策。举一个例子，永安于1939年5月创刊名为《永安月刊》的杂志。其后经亚洲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时期刊行了约10年。虽然是以面向顾客的知识、教养和广告为支柱的综合性杂志，但主要读者是妇女和主妇层。以家庭、育儿、健康、医药、美容、服饰、外国纪行、电影的话题为中心，每一个记事都与永安销售的商品有某种联系。它们不采用直线宣传的体裁，而是以知识、教养的水准将对商品的欲望进一步理论化，进而合理地将读者与提供商品的永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就该杂志作为策划的特征。大众社会的顾客层从近代教育中深入地获得科学知识，商品也因而具有放置在知识延长线上的倾向。那些汇合在头脑里的水准和形态通过广告媒体来完成，有效地提升顾客对商品的关心及将其固定在头脑中。从《永安月刊》可以看出百货公司是在尝试扩大和固定化顾客的过程中继续存在的。当然，该杂志从创刊开始的一年间，每月都附送包括康克令钢笔、花鸟鱼、照相馆、滑冰场的优惠券和永安特制金包黑带肥皂兑换券在内的两个品种，这点也是重要的。(38)
(二)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百货公司
随着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对百货公司也相继产生了大影响，(39) 特别是1942年2月25日，大新百货公司门前发现定时炸弹，周边地区被强行封锁、戒严24天，南京路因事件牵连经常实行交通管制，给百货公司的营业带来很大的影响。(40)
“孤岛”时期的繁荣过去了，租界内的工商业相继明显地暴露出不利影响。其最大的影响是原以英国、美国名义经营的中国资本工厂、商店等被日军以所谓“敌产”的理由实施“军管”。3月26日，兴亚院宣布向南京路的百货公司派遣“会计监督官”。(41)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百货公司在香港政厅的企业登记也被认为是“敌产”。其结果以永安为例，如向永安派出4名“监督官”，在商品采购、销售、库存、商品价格等方面实行严格的检查。公司内的现金经过点检后也全部被强逼存入横浜正金银行。每天的营业额必须向“监督官”报告，由“监督官”据此来决定采购额。采购的商品也必须经严格检查后才能销售。日军这些不是作为商业活动的检查，而是接近于物资管制的措施，使永安的整体经营陷入了没有效益的小运转状况。
在此以前，1937年10月9日，永安在接到英国政府取消保护的通知(42) 后，预测战局走向而试图向美国政府作企业登记。1939年7月，好不容易得到许可后，永安大楼枉起了星条旗。但是郭乐家族的安心是短暂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切努力化为泡影。(43) 此后，郭家顽强地展开保全财产的行动。郭顺和郭琳爽在取代永住美国的郭乐地位后将当时上海永安联号进行清算，向汪精卫政府提出取消在美国的登记，改向汪政府登记的请求。3月，郭顺作为汪政府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监事参加了“对日协力”的行动。就结局而言，1943年1月所谓的《日华共同宣言》签订和2月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上海后，同年4月，永安在自己裁量权相对较高的汪政府实业部的登记被确认，6月，永安作为汪政府保护伞下的企业，名义上恢复了郭家的管理。因此，日本的“军管理”仅一年多而已。由于郭琳爽事后主张将被日本人夺取的资金存入台湾银行，(44) 使“军管理”的损失不少。尽管日本军部的影响以后还残留在百货公司内，但是，结束“军管理”、排除“会计监督官”的意义是极大的。
观察一下这一时期百货公司的营业状况吧。1942年9月1日，汪精卫政权宣布实行“限价”政策后，市场上频频发生囤积现象。各百货公司为了极力抑制损失，以限制销售数、抑制销售等方法作为对应。同时，采取节假日休店的临时抑制对策。但是，库存在经营减少后马上面临困难。利润率急速走低，“孤岛”时代的繁荣眨眼间过去了。尽管如此，各百货公司的各种对应还是奏效的，因商场上没有商品供应而被迫停止营业的事态勉勉强强地被回避了。当然，在非常场合，发生损失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45) 根据表2，从永安、大新的营业额与纯益比率来看，1943年是1位数，1944～1945年约为4.5％前后，可见其低下。尽管如此，战时9年间的平均率，永安是13.8％，大新是10.28％，如果对照百货公司行业的整体条件来看，上述比率是相当高的。尽管富裕层、都市中间层、劳动者阶级上层等社会购买力在这一时期有所减退，但可以判断，它们依然具有极强韧的性格。
亚洲太平洋战争后，百货公司的经济活动具有投机活动的特色。由于物资不足造成的工业生产减退、货币价值下落和物价高腾给百货公司经营很大的打击。1943年11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再度开始交易，因外国企业股已停止交易，中国企业股成为投机的对象。
百货公司股的永安、新新、中国国货、丽安、新华、上海、光华、红棉股相继上场，活跃地进行交易。一部分百货公司在股价高腾、需用资金时出让股份，相反，当股价下落、资金富裕时又将股份购入。这样的操作达到了谋取调剂资金、减少利息支付的目的，有机会的话也会获取暴利。永安百货公司也在股、金、美元、不动产等所有股票的种类上活跃地开展投机活动。(46)
太平洋战争以后的百货公司行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表现在数量上的大增加。百货公司同业公会的会员数增加到20多个，新会员中除了两家以外全部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创办和加盟的。新增加的百货公司，反映在经济、流通等方面的事情，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据《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可将其分为四种类别。第一类，是由大百货公司分化独立的，丽安、光华两家是代表。它们是中国国货百货公司的中、高级职员分别开设的。友信百货公司是丽华分店，仅是店名不同而已。第二类，因物价高腾、销路不畅的工厂为扩大销路而开设的店铺，主要销售工厂制品，以三星棉铁厂、大东袜厂等为代表。第三类，借零售为名隐匿商品，从事投机活动，协大新公司、联贸百货公司、大沪百货公司等为其代表，它们没有零售业的实态。第四类，以本业为基地兼营百货业，以泰昌木器公司、凤凰时装公司等为代表。(47) 第一和第二类作为百货公司行业是比较正规的。
其中，作为普通百货公司在战时发展的典型是丽安百货公司。丽安创设于1943年1月，由中国兴亚热水瓶厂、大业毛织厂、天宝染织厂、大丰织绸厂、同福绸庄、协兴绸庄、云章绸庄等十几家中小企业联合发起的股份公司。虽然是小型百货公司，但副经理、主任级干部及会计都是从中国国货公司的中坚职员中提拔的，很多店员也从中国国货公司中引进。开业时法币200万元的资金随着物价上升到年底变成了800万元。由于当时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土地，丽安在南京、杭州设立销售店铺，上海作为批发业中心的业务取得了实绩。约一年后的1944年4月，购入泰山路(现淮海中路)土地，明星为电影院开幕剪彩。对广告、宣传的筹算也无微不至，营业发展顺利。后来，关闭南京、杭州的店铺，将全力倾注在上海。(48)
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临物资不足和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在日本“军管理”的夹缝中，上海的百货公司从商品管理、投机活动方面入手采取所有办法来力图维持企业。不但自己的本业从来没有崩溃过，而且从业界整体来看，总体规模和力量有渐渐增强的倾向。不仅是丽安的事例，老店中的四大百货公司通过一系列力争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活动，增大了自己力量和可能性，并且迈出了为战后的经营活动做准备和体制重组的一步。
(三)战时的附属设施
以下探讨至今还是百货公司另一个支柱的附属设施。
首先是旅馆。上海的旅馆业大小不下300余家，其规模有天地之别，营业内容也有所不同。从大的分类来看，有上、中流社会的休闲旅馆、各地洋行职员住宿的旅馆、面向江苏、浙江乘船和汽车来的各地商人的内河帮旅馆等3种住宿设施。面向上、中流社会的旅馆客人多数是政客、商人、富家子弟们，其住宿的目的是游玩。东亚、新新、大东等属此类。(49) 相比之下，这些旅馆受景气影响变动比较小，经营稳定。1928年以后，上海旅馆建设蜂拥而至，新的旅馆不叫“旅馆”、“旅社”，都称“饭店”。在高层大楼上配备西洋风格的豪华设备，其数量也激增。“饭店”是花钱享乐的地方，里面能进行鸦片、赌博、嫖娼等玩乐活动。这些宾馆价格高，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所能承担的。(50) 但是到1930年代后半时期，受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不法设备和不正当娱乐成为取缔的对象，这对旅行客人来说是愉快的。到了战时，由于苏州河以北市民和内地难民的大量涌入，租界的旅馆无论大小都出现连日客满的状况，但是战事完结后，随着物价高腾，回乡者增多，中下级旅馆濒临危机。百货公司附属旅馆在40年代虽说不是一流的，但是客人层依然是富裕层，受景气和局势的影响也很小。(51)
其次是跳舞厅。跳舞是从外国输入的娱乐，发祥地是外白渡桥附近的礼查饭店和国际饭店附近的卡尔登舞厅，星期六、日举行舞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称为狐步舞的四分之四拍小幅舞步在美国风行，这个容易学的交谊舞在世界同时流行。当初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跳舞，1922年，一品香旅社模仿西洋人举行新式聚会，很多中国高官、贵人参加，以后跳舞遍及全上海，新的跳舞厅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有名也有实绩的是大沪、大东、辣斐、大华、立德尔、国际饭店等。这些舞厅规模大，以上流阶级为对象，1元3跳(1元买3枚联票，能与舞厅的舞女跳上3曲)，从午夜跳到天明结束。大东跳舞厅是永安附属的人气舞场，也是百货公司附属大规模舞场中唯一最长久的。进入战时，租界从晚上8时就很早地开始戒严，只是周末才允许通宵。但是，小规模舞场和隐蔽的偷偷摸摸进行的场所每夜通宵营业。特别是三流、五流的舞厅经营“餐舞(从中午12时开始营业)”，从中午12时营业到次日凌晨4时。由于舞场营业时间长，舞女的劳动条件也随之恶化。上海舞厅不管形势的涨落，在战时也是繁盛的。(52)
附属设施发生大变化的是娱乐场。民国初期，娱乐场是社会公认的高尚娱乐场所。谁都会到那里去游玩。尤其是夏夜，到“屋顶花园”去喝一杯茶以消磨时间，或与友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还有，在乘凉时一边听京剧、越剧、一边观赏杂技，这是乐心的游玩。随着新世界、大世界的登场，先施乐园、永安天韵楼，以及新新游艺场、大新游艺场等纷纷开设。百货公司对游艺场全盛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到1940年代后半期，上海的娱乐场人气已成为昔日的景象，对此有兴趣的上流阶层对象消失了，对娱乐的宽裕也已微不足道。此外，当时上海的流氓风气特别强烈，这也是高尚难以维持的原因。1947年，娱乐场仅留存大世界、永安天韵楼、先施乐园。最年轻的大新游艺场虽然还在，但处于休业状态。新世界等早在1930年就已将南部的一半改成旅馆，北部的一半改成商场。新新游艺场也成了新都饭店。小世界在日本战败后迅速变为销售美国商品的商场，其他的娱乐场也全部关闭了。(53) 不过，永安和先施的游乐场在日本战败后破格地恢复营业力也是超群的(参照表3)。
表3 永安百货公司附属事业营业额(1945～1946)单位：法币千元
1945年1946年A 1946年B
对前年增加比
合 计1871323513361 6387933.4
大东旅社
55159 1350238 2454984.4
天韵楼28124 950338 1727896.1
七重天1035491212785 2205062.1
注：大东旅社包括旅社、跳舞厅、酒楼、茶室等4个部门。“1946年营业额B”考虑了物价上涨的因素。据《上海永安公司附属事业账册》，及上海百货公司等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结束语
股份公司的组织发达对百货公司的发展是必要的。上海的大百货公司是由香港、广东的华侨大资本开始的。1910年代后半期以后，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改变了传统商业街南京路的面貌。他们不仅是销售商品的商人，更是南京路商业的变革者、南京路新景观的创立者、近代上海都市商业文化的领袖。至少也是那些人们中的重要一员。因此，在研究百货公司的时候，分析其经营史恐怕是不可缺少的大事。浴场、跳舞厅、旅馆、娱乐场等都有说明一切的理由。
特别是华侨大资本把握了经营南京路百货公司的历史好时机，即在清末上海以华人社会财富积蓄和消费能力增强为基础的大众社会化进程中正式开始商品的销售。造一座大楼也好，设一处电梯、冷暖空调也好，那些都是百货公司的新文化，成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他们一边提供文化一边销售商品。或者将文化商品化，或者将游玩也商品化。如果旅馆少就马上建造。他们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将无论什么都能商品化的真正商人。而且，他们非常了解、熟悉货币的操作，在那里有许多有趣的事。因此，无论怎样也吸引了顾客。购物与游玩、娱乐、住宿等相结合的百货公司就这样产生了。用一句话来说，它们就是上海都市型的多机能设施。1936年五大百货公司销售总额约占上海零售业总体的56％。到30年代，南京路百货公司与上海人的生活早就密切而不可分离了。
日中战争虽然的确给南京路百货公司的人和物以很多的打击，但同时，也给了百货公司的“黄金时代”。“孤岛”时期的繁荣，解除了1930年代后半期经济危机给百货公司的负担，更给予度过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即使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永安和大新虽然比率有所下降，但还是有盈利。其他百货公司虽然不能确认，但从丽安的发展中能够推测当时大型零售业活动或维持状况的情况。
为维持百货公司的经营，经常有经营者倾力于投机活动的事。如何评价暂且不论，但是这种投机性的努力并不是经营得以维持的唯一理由。清末以来不断增长的上海富裕层、买办、都市中间层、工人阶级上层、主妇、学生等广泛的社会阶层与百货公司作为商品的提供者以及都市文化、商业文化的提供者形成并扩大的紧密联系，是百货公司得以维持经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断绝，上海在政治、军事，或是经济上的维持是没有可能性的。上海业已成为极其巨大的消费都市，要想抑制这些社会阶层比较成熟的消费欲望也是相当困难的。日本的“军管理”等手段在百货公司行业中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挫折，也与上海的中国人社会的这种特性有关系。而且，积极地主导、着实地创造并形成此社会阶层的，不是别人，正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然后，其在孜孜不倦的经营中，已预见了战后的连接工作，这正是南京路百货公司的日中战争。
[译者简介]译者陈祖恩，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例如，跑马场在1909年最早对一般中国人开放，马票收入激增。1920年的收入从开放前的2万余两白银激增到400余万两白银。据上海税务司统计，外国资本企业的股份最少有40％为中国人所有。(汤伟康、杜黎：《租界100年》，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54页。)
②在路面电车开通前的1906年，南京路上有洋杂货、南杂货、洋布、丝绸、衣服店、银楼、茶、食品等30多种行业的184家店铺。1914年以后，随着南京路的繁盛，南市老城隍庙周边的老铺大规模地向南京路迁移。1928年店铺数达到277家，1947年增加到340家(上海市各区志系列丛书《上海市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③从广场、庙会的空间机能和都市型的多机能性等方面来研究百货公司的特性是近年来日本百货公司研究的一个特征(例如上野千鹤子：《作为舞台的百货店》，《增补〈私〉探しゲ-ム》，ちくま文库，1992年)。但是，笔者认为比它们更适用的是上海百货公司。
④相关研究主要有：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Wellington K.K.Chan; 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1917-1937.Sherman Cochraned; inves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1900-1945.East Asian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99; Personal Style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1900-1941.最初刊登于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1.70 no.2,1996.后收入Kerrie L.Macpherson ed; Asian department stores,University of Hawaii,1998; 岛一郎：《近代上海百货店业的展开》，《经济学论丛》(同志社大学)第47卷第1号，1995年11月；连玲玲：《中国家族企业之研究——上海永安公司为例1918～1949》，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还有黎志刚采访新新百货店创设者之一李煜棠之子李承基的口述记录《李承基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⑤1930年代初，在静安寺路建造公司大楼，营业面积增加十几倍，名副其实地成为环球百货公司。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军队接收。
⑥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2～223页。
⑦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3页。Wellington K.K.Chan; Personal Style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1.70 no.2,1996.p.142指出：西洋资本的“早期四大百货公司”对中国零售业的发展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影响。
⑧前引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p25.先施的马应彪和永安的郭乐兄弟在香港和广州的经验中，十分确信潜在的消费者的存在，由于具有提供畅销商品方法的心得，以其最大的潜在力决心进入上海。
⑨鹿岛茂《デパ-トを发明した夫妇》，讲谈社现代新书，1991年。本书论述世界最初的百货公司“邦·马尔谢”的创始者布西哥夫妇的生涯。
⑩马应彪从悉尼的百货店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学到了商品陈列、定价系统、干部和店员的教育训练等3点。(前引Personal Style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p.159)
(11)四大百货公司从创业时就导入收银机，除此以外，收银机还在老德记药房、惠罗百货公司使用(前引《上海黄浦区志》，第148页)。
(12)这样的销售法对店员进行为顾客服务的教育是重要的。有关此点，根据前引Personal Style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1.70 no.2，p.146，在香港的商店，马应彪在广东省中山县选拔25名年青男女，在教授初步的商业知识的同时，也进行适合接待顾客的日常礼仪的教育，如进行“顾客永远是正确的”、准时开始工作、打扮朴素整洁等训练。关于永安公司，刘天任：《本公司二十五周年之经过》(1932年，永安公司企业档，上海市档案馆Q225-2-78)、浩明：《职员之修养》(《永安月刊》，第1～3期，1939年5月～7月)、王皎我：《百货公司与教育》(《永安月刊》第2期，1939年6月)等有详细的叙述。
(13)“环球商品”作为舶来品，意味着高级品。先施、永安虽然有用作宣传的引人注意目的词句，但实际上，由于牢牢地把握了大众多样化购买层的心理，在销售“环球商品”的同时也销售国产品和中级的舶来品。
(14)根据前引Personal Style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p.147，香港的情况是，百货公司的女性容易被购物客作为目标挨近。在商品柜台，将漂亮的女性作为“花瓶”来招徕男顾客的做法是有根据的(娄承浩、薛顺生编著《老上海经典建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5)姜豪：《上海先施公司》，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页。
(16)换季时的“大减价”和周年纪念的“大甩卖”是百货公司连接中层阶级以下人们的重要活动(前引《老上海经典建筑》，第62页)。它也是专门店采用的方法。
(17)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编写办公室编《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1906年，在木造二层结构住宅占压倒多数的南京路建造中国最早的设置电梯的6层建筑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5层的仅有惠罗，1904年建造。1914～1921年中国人开设的大楼达到了此前的2倍。南京路的新建筑主要是中国资本所有的。
(18)骑楼是香港、广东的建筑样式，先施经营者将故乡的式样带入上海，至今的金陵路还是骑楼建筑相连的街。
(19)金子光晴在《有趣的上海欢乐境》中写道：“百货公司的楼下是跳舞厅，还附有大浴室，作为欢乐的百货公司，真是彻底了。”(《中央公论》，1937年10月号，第201页)。
(20)先施的马应彪和永安郭乐兄弟的百货公司经营的样板虽然是在悉尼被称作“零售业的帝国”的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但其没有经营旅馆(前引Personal Style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Business History Reuiew,vo1.70no.2,p.p.149)。可以说旅馆经营是马和郭的独创，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是从衣料、女式帽子的销售成长为百货公司的企业，其历史详见Lesley Hordern; Children of one Family,Retford Press,1985.
(21)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编译馆1948年版，下编第4页。东亚饭店现在旧先施公司的上海时装公司大楼里营业，旧永安公司的大东旅馆已被改装成商场。
(22)《经济研究》第2卷第4号，1940年12月，第149页。
(23)前引《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第81～82页。
(24)银业部的客人大多是广东人，因此在广东人多的虹口地区设置支店。
(25)上海历史博物馆编《走在历史记忆中—南京路1840～195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26)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05～106页。前引《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7页。上海最早的中国播送局不定期地广播新闻、音乐、戏曲及广告。呼号是XGX，或XHHI。
(27)前引《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8～229页。
(28)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顺便提一下，其后上海导入自动扶梯的华联商场(原永安公司)是在1988年改造时，比大新落后了52年(前引《上海市黄浦区志》，第148页)。
(29)(34)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03页，第115～116页。
(30)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31)前引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p.13
(32)丽华经营南京路中华、静安寺路友信两个子公司，没有娱乐场、旅馆等附属设施。
(33)公共租界与澳大利亚、香港一样，都是英国法律下的社会，传统的广东人也很多，容易与马应彪和郭乐亲近(前引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p.28)。
(35)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6～117页。
(36)前引《老上海经典建筑》第61～62页。《永安月刊》第5号(1939年9月)刊登题为《年祭》纪事，追悼永安牺牲者。
(37)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东方书店1995年版，213页。此书提出了“孤岛”繁荣条件的4方面。
(38)优惠券被废止的事情尚不清楚。
(39)买入进口商品的汽船在上海码头有遭遇不能停靠的情况，这对以销售舶来品为主的南京路百货公司是很大的损失(郭琳爽致沪北宪兵队长的请愿书，永安企业档案，上海档案馆，Q225～2～第78，81页)。
(40)前引《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161页。
(41)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8页。
(42)永安公司企业档案，Q225～2～第78、81页。
(43)Parks.M.Coble; Chinese Capitalism in Japan' s New Order:The Occupied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147.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上海永安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44)Chinese Capitalism in Japan' s New Order,pp.147-148.
(45)(46)(47)(48)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0～121页。
(49)(51)《经济研究》2卷4号，1940年12月，第148～149页，第149～150页。
(50)前引《上海市大观》下，第4～5页。中级旅馆用“旅馆”的旧称，下级旅馆几乎都称“客栈”。
(52)(53)前引《上海市大观》下，第56页，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