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政治中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中与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在多极化进程与大国关系调整总体保持稳定的背景下，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正凸现出来，并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安全问题在国际安全议程中凸显
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崩溃后，发展中国家长期被掩盖和压制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其固有的民族（种族）、宗教、领土（边界）、资源等纠纷和矛盾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频繁发生，规模和烈度一度呈上升势头。从非洲大湖地区的种族（族群）仇杀到印巴克什米尔武装冲突，从波黑战争到近来再度升级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领土争端，几乎所有动乱和重大冲突均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所在地区。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两大进程加快发展，发展中国家上述安全问题不仅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一）国内问题国际化倾向加剧，影响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政治发生转型、经济发展陷入危机或其他社会问题等，引起国内动荡甚至冲突，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日渐加深，这些动荡和冲突外溢危及地区和国际稳定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危险性也在明显增高。如：印尼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经济陷入困境，导致苏哈托政权垮台，由此引发国内大规模动乱，东帝汶借机实现独立，进而使东南亚局势复杂化，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国际力量和联合国力量先后介入东帝汶事务；穆沙拉夫在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紧张；中东国家目前普遍面临的领导人更替问题日显紧迫，这将给本已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再添新变数。外来势力尤其是在积极谋求和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力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设定的“民主国家共同体”等发展轨道，借“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人道主义”、“打击恐怖主义”等各种名目干预其内部事务，不仅激化了地区矛盾，引起新的灾难，破坏地区稳定，而且使之迅速国际化，对地区和国际局势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二）某些国家中存在较为强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激进势力、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四种势力，它们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的威胁增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势力在国际政治中相互勾结、相互效仿，已经呈现明显的暴力化、政治化、国际化倾向并有加剧之势，此类问题的爆炸性和对国际安全的冲击力将显著增大。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和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即为此类势力的典型代表。菲律宾伊斯兰激进势力阿布·赛亚游击队一连串的爆炸、枪杀和绑架等恐怖活动也引发“亚洲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担心”。
（三）“新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人口高速增长、社会发展受阻、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制毒贩毒、有组织跨国犯罪、难民大批迁移、疾病尤其艾滋病传染等“新安全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日渐突出，它与传统的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也将更难对付。就人口而言，目前每年新增人口的96%均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注：The Big Crunch,Jeffrey Kluger,Times,April-May 2000,P.48。）。而艾滋病感染者仅非洲迄今就有2300万人，每天约有5000人被感染，美国已将艾滋病视为“一个安全威胁”。（注：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2000。）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加紧就“新安全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新的政策框架。
（四）现行国际维和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在发展中地区进行安全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渐上升。2000年5月伊始，塞拉利昂局势急剧恶化，联合国维和部队500多人被前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扣为人质，并造成维和士兵伤亡。这再次暴露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联合国与各主要大国究竟如何协调、力量如何配置等，表明国际现行维和机制已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否则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注：Dennis C.Jett,The UN's Peacekeeping Failures Are Built Inand Intractable,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3,2000。Barbara Crosstte,Holbrooke Tells UN:Fix Peace Rol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3,2000。）此外，目前国际裁军和军控问题仍主要局限于大国政治范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常规军备竞赛仍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地区，并有加剧之势。这预示在中东、南亚、高加索、东北亚、非洲等许多爆发冲突可能性较大、危险程度较高的地区实施某种形式的安全管理，包括建立地区互信、大国协调机制、地区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建立无核区等已显得越来越迫在眉睫。否则，一旦上述地区出现同样的局势，国际社会将再次陷入窘境。
二、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力量
当前，围绕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已进入关键阶段，发展中国家既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也迎来某种机遇。
（一）发展中国家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首倡者和重要推动者，鉴于它们面临的发展问题日益恶化，其要求建立新秩序的呼声将进一步提高，推动力度将有所增强。1974年，特别联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和积极努力下通过《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首次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为此目标而不懈努力。1998年5月，15个发展中国家在开罗召开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呼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和多边贸易体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应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2000年3-4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6届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权是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发展权，并首先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权扫清障碍；而且促使会议最后通过了一系列反映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决议。4月，77国集团132个发展中国家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反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月，各国议会联盟大会在安曼召开，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强烈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缩小贫富国家间的差距，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和进步。6月，里约集团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首脑会议，签署了《卡塔赫纳声明》及《支持建立有序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声明》，呼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消除贫困；15国集团在开罗召开第十届首脑会议，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重点讨论加强内部合作、消除贫困、扩大南北对话、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等问题。预定于9月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议长会议及其产生的文件将对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深远影响，发展中国家将利用该场所进行更加积极的努力和斗争。
（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据IMF统计，1991-1997年发展中国家年均GDP增长率均高于发达国家。IMF2000年4月报告预计，今明两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将分别达到5.4%、5.3%，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2%、3.9%)和主要工业国家(3.3%、2.7%)，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WTO总干事穆尔曾强调指出，全球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但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债务负担加重、教育、科技及知识经济发展落后等问题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的威胁却越来越大。仅债务而言，目前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就已达2.5万亿美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0年4月18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给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益处，但大多数人却享受不到这种好处，依然在经受贫困和疾病的煎熬，这是“可耻的和不可接受的”。复兴意识增强的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不能容忍被拒之于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事关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大事之外，它们将自强联合，致力于争取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努力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严厉指出应该对其利益给予应有的优惠和照顾，尤其在市场准入、劳工标准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必须实行更加公平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打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旗号，牢牢控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导权，力图按照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意志，加紧塑造世界，建立它们自己的所谓“国际新秩序”。“民主和平”、“人权高于主权”、“现存国际准则过时”等论调的提出，以及科索沃战争和东帝汶公决独立的实践，只是西方发达国家努力谋求新秩序之争主导权的开端。因此，如何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现行国际准则和国际体系运行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其如何改造、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加以解决、如何在建立新秩序进程中更好地反映和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问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重大分歧所在。
三、大国为谋求在新秩序中的有利位置加紧争夺发展中国家
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快发展，各大国为谋求在新秩序中的有利位置，纷纷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以巩固国际地位，扩大外交回旋空间，增强国际影响力。国际政治舞台客观上已出现对发展中国家加紧争夺的局面，且依据对自身利益影响大小而区别对待，决定亲疏。
（一）极力维护单极霸权的美国加紧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控制和整合。美国仍保有对西半球的传统控制，继续积极推进以巴、以叙和谈，加强中东事务主导权，排挤欧（法）、俄等势力，除此之外，全面加紧对中亚、非洲、南亚、东南亚的渗透和影响，谋求建立和巩固在上述地区的主导权。对中亚，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就提出比较完整的外交、军事、经济新战略，力图遏制和削弱俄在此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使中亚脱俄入美。2000年4月，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抢在俄当选总统普京之前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向它们提供1600万美元的援助。在非洲，美从1995年底就开始重新审视非洲的战略价值和美在非战略利益，着手制定对非新政策；1997年6月，克林顿提出“美—非新伙伴关系计划”，欲同非洲国家建立面向21世纪的密切的“新型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访问非洲六国，实现美在职总统对黑非洲较大范围的首访，正式拉开同英、法争夺非洲的序幕；当前这一进攻态势并未发生明显改变。2000年3月克林顿对印、巴、孟三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开始全面调整南亚政策，加强对南亚的影响。另外，1999年以来，美还加紧重返东南亚，恢复与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各种形式的军事合作关系。最为突出的是，美已开始积极调整对朝鲜、利比亚、伊朗、古巴等所谓“无赖国家”的政策，并对其改称为“令人关注的国家”。美这一战略部署的首要目的是继续维护其全球霸权，其次是为在未来单极霸权难以为继、多极格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做准备。
（二）欧、俄、日等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首届欧非首脑会议2000年4月召开，欧盟15国和非洲52国发表《开罗宣言》和《行动计划》，强调将全面加强合作与对话，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加强对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和控制。在近来发生的津巴布韦（现为英联邦成员国）老战士占领农场事件和塞拉利昂（不久前还是英联邦成员国）人质危机中，英国都作出了反应。英国尽管总体上对塞拉利昂危机反应仍算谨慎，但作为一种表示，仍然派出了2800人的部队和一支航空母舰编队。普京当选后，俄积极展开“进攻性外交”，向海湾重新派出军舰以及为阿以和谈派出特使，恢复和加强对独联体、中东等地区的影响。他将于7月访朝，进一步加强俄朝关系，10月访印，谋求建立俄印“战略伙伴关系”。日在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岛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积极活动，征求它们的意见，欲在八国集团冲绳首脑会议上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看法，显然有拉拢发展中国家、抬升自身政治大国地位之考虑。
四、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增大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具有“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维护稳定”的良好形象。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注重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良好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由于同属发展中国家、历史遭遇相近、面临问题相似，因而具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近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关系，不仅在多边场合密切协作，而且注重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2000年4月12-27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首次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南非，并在亚历山大会晤埃及总统（除以色列外，其余均为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世纪之交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访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秘鲁三国。10月还将在北京召开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访问北京。一时间，中国对外关系舞台上再次刮起一股势头强劲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旋风”。上述趋势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增多，无疑为中国进一步密切与它们的关系，巩固外交立足点，扩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最终提高国际地位和争取更好的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的国际环境，提供了良好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一些新的重大挑战。
（一）美、日、俄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对我国周边直接构成战略压力。一方面，美国改善同朝鲜的关系，恢复和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调整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国的政策，具有明显的遏制、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强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同印度、朝鲜等国恢复和加强关系，以及日本不断扩大和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也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战略影响。
（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美、欧等西方国家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方，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可以提供大笔援助和经贸合作为诱饵，从而占有相对的优势。同时，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各种历史关系，并且至今依然保有某种联系形式，如：拉美长期是美国控制的“后院”（现有美洲国家组织等联系形式）；中东和非洲曾为英、法等国的委托统治地、托管地或殖民地（现有英联邦等联系形式）。它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语言、宗教、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不少共同点。
（三）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加剧。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强势，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的强烈冲击，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明显加深，问题趋于复杂。仅从经济方面看就可大致划为四类：前苏联共和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崛起中的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国家；政治方面更是复杂多样。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内部的分化远大于国家间的分化。
（四）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领导人换代问题。新一代“少壮派”领导人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亲西方倾向严重，政策实用主义色彩趋浓；对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第三条道路”、“人道主义干预”等理论和思想，与中国看法多有不同；在对华政策上也具有明显不同于其老一代领导人的想法。
（五）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困难，社会危机重重，政治体制不够成熟，政局多变，加上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等势头强劲的世界潮流的负面影响，政治和经济前途均充满不确定性。这给中国同它们发展长期、稳定、健康的关系带来了不小的障碍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