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湖论文,江南论文,清代论文,乡村论文,水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3—0038—18
一 区域背景
江南地区的核心是环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荡汊港等水体形态密集分布于内。其水源主要来自西部茅山、天目山的溪流,经苕溪(分东苕、西苕)、荆溪等大流汇入太湖,再经由“三江”下泄入海。明清时期的“三江”地区一般是指吴淞江、刘河、望虞河等。明人早就指出,“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①。清代人普遍认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与太仓的土地虽不及一省之多,但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堪称国家的根本;而且在地势上,这些地方是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利修治显得十分重要②。由于江南地区水流“纡迴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常常在“塞”③。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在这样地理条件的局限下,江南产生的治水技术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苏南地区,因处于太湖水系的下游,为基本的排水地带,历史上一直是以吴淞江为中心的;在浙西,则基本属于太湖水系的上游,是水源地带,水利事业的兴废长期以湖州府的漤港为中心。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这里的水利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吴淞江为主导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它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域,这也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及后来人们对江南水利的基本认识,并且经常强调这一带的过剩水量如何排泄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里的水利史是以洪涝灾害史为主流的。
因此,在以往水利史的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太湖水系上游与下游的洪涝灾害,特别是下游以吴淞江为中心的排水于道治理问题,研究成果较多④。然而,与涝相对的旱,在江南历史上也经常发生,以高阜地带最为明显,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水灾。明代后期的江南大旱灾与清代特大旱灾的屡次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里的水利社会。以清代而言,江南发生过的特大旱灾,至少有14次,即发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十年(1671年)、十八年(1679年)、三十二年(1693年)、四六年(1707年)、五三年(1714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元年(1723年)、二年(1724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咸丰六年(1856年),都表明旱灾在江南的严重性⑤。譬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夏秋之交的大旱,使河流四涸,井底干枯,许多地方连日常饮水都感到困难,更无暇车救农田了,人们开始外出求水。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季由于旱期太长,地上都长了毛,河港全枯,行路不必再循桥坝,各随走向⑥。这样的旱情,实在令人惊怖。
与松江府、苏州府相毗连的浙西嘉兴府,河港分布也相当复杂。明清两代,该府统辖了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清代改称石门)、桐乡七个县⑦,都号称水乡泽国。以水地面积与平地比较来说,水就占了十分之五、六,而且环江带湖地区,纵有浦,横有塘,其支流随地域不同则有港、泾、荡、浜、瀼、淹、溇等称谓⑧。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地方官王凤生的水道概述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里的水文环境:
嘉郡,泽国也……众水发源天目,上承杭、湖两郡之委,以下达吴淞之江、黄歇之浦,其间群流交贯,吐纳潮汐,瀦为泽,迤为川,析为港汊,尤难更仆数。……府境之水,其大者有三,一曰漕渠(即运河),一曰长水塘,一曰海盐塘。……以上各水,皆郡之来源,至于汉塘,东至平湖县境五十余里为市西河,受陶泾水(即界泾),东经县治入当湖,又东三十里,或由广陈出朱泾,或由新仓出姚家廊下,或由洁芳桥、吕公桥出溪塘、新塘,至龙头,均归东泖;又由普济桥东出金丝婕桥,至金山,又自城西出孟家桥,至嘉善,又自东湖出东塔桥,合陶泾水,东流入乍浦独山,统归泖湖,由黄浦以入海⑩。
嘉兴府在明代实行分县改革后,南部地势较高的县内,大抵旱多潦少(11)。平湖旧隶海盐,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分析其东北境之当湖镇而立县(12),称平湖,意思是与湖相平。它既与西边的海盐、海宁有着相似的地理背景和水利条件,又与东边的松江府接壤,与淀泖水系相沟通,也属浙西要隘之一;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旱情多于水患,与真正低洼水乡的社会生活,还有较多的不同,须时时关注水利方面的建设,蓄存水源。乾隆年间的地方文人这样描述平湖:“面山环海,左枕三泖,右控具区,洵西浙之藩篱,东瀛之门户也。城郭之中,街衢纷错,舟楫通行,……东湖一区,实为众水之所潴蓄。(13)”基本上将平湖县的环境特质予以清晰地展示出来了。
平湖县城设于当湖镇,但作为湖泊的当湖,在城的东南部,也称东湖,周40里,分九派,东西南北无所不达,堪称嘉兴府南部诸县的噤喉。就西南地势来说,海盐视平湖稍高,迤逦而西,至海宁,地势更高,直至石门、仁和,绵亘五六百里,都是“仰藉此水,以资灌溉”(14)。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嘉兴府通判身份摄平湖县事的王凤生(15),对这里的地理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说:
东南濒大海,以乍浦九山为其绾毂,北汇三泖,西界嘉兴,南界海盐,西北界嘉善,东北界江南金山县,川原沃衍,泖水一日两潮,均沾利泽。虽东南隅稍形窿阜,而渠港流通,亦能曲达(16)。
但总体而论,平湖县是“原隰不齐”,大概是“原十之七,隰十之三”,容易发生亢旱的地区集中于东十九都、二十都、十四都等,因此必须关注水利建设,多建堰闸(17)。至于平湖境内的水乡地区,多赖潮汐以资灌溉。无论是高阜地带,还是低洼地区,都需要保持河港的通畅,既利于引水通潮,也便于适时的排泄水流,因此特别忌惮泥沙淤塞、堰坝过于重隔(18)。
距离平湖县境东北约30里的地方,是著名的三泖,地属松江府华亭县。那里本来称作“谷泖”的水体,往南经过泖桥,再向东南到达平湖县境内的广陈镇,由广陈往西就到著名的当湖了。当湖东南就是捍海塘。谷泖又分细为长泖、东泖。由泖港蜿蜒至横泖,是为东泖,出东泖为泖桥(19)。
由于三泖在松江、嘉兴一带至为重要,清代浙西有不少官绅对此作过详细的解析。海宁人、生员吴骞就曾考察过三泖的位置与水流,他指出:“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桥,趋当湖,一支西南入海盐,复经海宁、石门、仁和,汇于塘栖,南达省会之北新关,流入太湖。”又说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谓当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尤其确证”(19)。此后,王凤生对其繁复的源流变化与沿革,曾予详细考证。他说,三泖者,一曰圆泖,近泖桥处较为宽大,故又称长泖,从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别称长泖,其源就来自平湖的当湖。通过古今对比,他认为:“当以北至山泾、南至斜塘、中有泖塔者为圆泖,踰悬星泾而北,南至泖桥者为大泖,其由泖桥南至当湖者为长泖。”具体位置,根据当时新修的《松江府志》,他指出:“长泖在今金山、平湖之间,虽淤废成田,阔如支渠,而其名尚存;大泖在今娄、金之间,已为田为荡,绝无形迹;圆泖在今娄、青之间,周不过二十里,即近山泾之泖。(21)”
王凤生在任平湖县令时,吏治勤敏,深受百姓爱戴。他的考订,显然明确了三泖的沿革与位置,而且也揭示了其间的环境变迁。
毋庸置疑,地方水利一直是江南环境史与社会生活史的核心内容。作为研究清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权威学者,森田明曾深刻地指出,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是无法单独实施的,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22)。本文的考察,即以浙西乡村的一个水利设施横桥堰作为解析的个案,拟对地方水利社会史进行重新建构,并就政府如何介入一个乡村小水利设施的全过程,予以特别关注。
二关于横桥堰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赵善任秀州知州,建海盐堰81处,后来属于平湖县的有39处。当时已经有人指出,由于历年久远,民逐私利,这些堰多被任意改建,以致蓄泄不时,旱潦无备(23)。
至于横桥堰,本是一个普通的水利设施,由于地理形势的紧要,居然在清代历朝经常引起官绅们的高度关注。它建于何时,圯于何时,早已无从稽考。据说,本来是一个泄水的地方,而非来水处所(24)。它位于平湖县城东北45里,东承三泖之流,原来并无堰坝设施;桥本身也荒圮日久,附近居民就筑起堰坝,阻塞了河道(25)。清前期的人这样论道:
横桥,实因横泖而名也。初有横桥而无堰,何以名横桥堰?从后之人名之也。闸亦后建,何以不名闸?闸毁复堰,不知闸而名之也(26)。
毫无疑问,上述对于横桥及其建堰的历史,已经相当模糊,有史可据的,应当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而且其在水利上的独特意义,也开始被确认。
海宁人吴骞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曾说:
予夙闻平湖有虹桥堰者,在当湖东北四十五里,曰后厍港之侧,逼近松江府华亭县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贯虹桥,西注当湖,支虽九派,而西南与盐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图经》有谷泖之称,不知何时虹桥倾圮。村民初设舟为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必迷失其故踪。此水不通,则自平湖以西诸邑皆不免涸辙之忧(27)。
这个虹桥,就是横桥(28)。当时人普遍认为,横桥堰是东南数县水道的关键,但在平湖县新旧地方志中记载极少(29)。相对而言,道光三年(1823年)平湖县令汪仲洋的报告(汪氏用的也是“虹桥”一词),要明确得多。他指出:
虹桥堰并非水口总汇,而溪塘大河上下包纳,岸阔流深,此塞彼通,或可听诸自然,顾开通桥堰,其利虽仅得其半,而不开通虹桥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溪塘大河、虹桥堰相为表里,其导引泖水之内入也,犹人有食气二嗓,饥饱得分物有由入,其泄河水之外出也,犹人有大小二肠,清浊分途,物有由出,一通一塞,犹为偏重,气脉俱绝,不亦僵乎?是不独平湖之病也,由平湖而南则海盐,由海盐而西南则海宁,直西而石门、桐乡,由平湖而西则嘉兴、秀水,由平湖而西北则嘉善,俱病(30)。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平湖县的当湖之水自救一县不暇,更焉能波及他邑。以故,海盐、海宁诸县尤显困顿,每遇六、七月间,无论支流泾汊,都化为断港绝潢,数十万顷田畴弥望槁壤,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当湖联通三泖,颇有诸县噤喉之谓。当湖东北45里的横桥,很早倾圮,村民最初设舟济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致使泖水来路不通(31)。
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莅任平湖知县,适逢大旱。他力排众议,果断地下令开决横桥堰,使得泖水顺畅到来,直达苕溪,泽被邻境(32)。五十二年(1787年),盐商方瑞登等奉盐道卢崧的命令,进一步将其改建成三洞环桥,桥的东部建有石闸1座,募夫2名,专司启闭之事(33)。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王恒为此特地撰写了一篇碑记,以述开堰经过及其效验:
乙巳四月,余来承乏,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六月既望,坊之耆老环籲请开。余驰诣览观,揆形度势,有必不可断遏者,亟为决放,严禁阻挠,水得大来,田无孔暵,在一邑之内,既获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苏州,西渐省会,不第同郡各邑之均为沾溉,泖之利益大矣哉(34)。
辈分比吴骞小很多的嘉兴人姚驾鳌,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的时候,他尚未弱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时期,姚驾鳌从友人李肖舟处看到了吴骞给陈焯的信,知道横桥堰地方可以将泖河水引入内河,引贯西南,以资灌溉。姚氏本来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样引水济旱,但恪于众议而未成功。这时,海盐的吴榕园也倡议开堰,就一起联合了海宁、海盐等地16人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35),七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派人勘办,八月初五引水至王店,渐通海宁硖石(36)。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他感叹道,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3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至于遇到大水如何措置,姚氏提出四条策议,以供当道参考(38):
首先,因嘉兴府西南地区遇旱即涸、遇水即溢,而河畔桑地每年遭受农民的扩垦,加挑稻杆剥入河滩,使临河桑地帮阔,数年间就可增加4、5尺,结果“地日广,河日狭”,严重的地方还不能通船,所以政府要严责坊保监督流浚河道,不许地方民众私占;
其次,各地鱼簖有阻遏河流之害,必须尽快“请县拔簖,以通流水,使南北通流”;
第三,大水成灾,过去多因开河失误所致,应当由官方事先晓谕乡村,以免怨咨蜂起;
第四,太湖、淀山湖、脰湖、三泖等都是浙西乡村泄水的重要去处,曾因盗艘出没,居民筑堰塞断水口,使旱不能进、潦不能出,需要趁农暇时下令附近居民改土堰为栅栏(39),堰外再加闸板,“无事则下闸截堵,有事则启闸流通”。
姚驾鳌的策议,可以反映有清一代江南乡村水利方面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其后,当地居民在横桥堰西面3里的斜桥又筑堰一道。这道堰坝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旱期间,由嘉兴知府宗源瀚通令开决,挖掘深通(40)。这一年新建的斜桥,由平湖知县邢守道捐钱建造(41),宗源瀚写了一篇建桥记,以表彰其功。斜桥堰的开通,使河水及时溉及农田,并波及邻境,“旱不为灾”(42)。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他强调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人泖处加强水利工作;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⑤。
嘉兴人姚文枏是浙西名宦,也是徐用福的姻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指出了浙西环境的恶化、水利举措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议论也较深刻:
最为害者,土涨后乡人私筑土堰,有十余条之多,以便行路,阻遏来水。嘉善境内,亦有之。余亲历各境,中年人犹指所变桑田不少也。近复渐增渐多,是非水性之不 利,实人事之不修。若不极力疏通,日后河道势必全塞,浙西之生计将绝(44)。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即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宗氏的立论依据与开堰原因,是历朝地方官绅的实地勘察经验,以及绅士的各种言论。宗氏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六月二十日以前的旱情,几乎造成灾荒,他提倡应该利用农暇,抓紧水利的修复工作。况且横桥、斜桥一带,河泥壅塞,已占河面三分之二,再不疏通,将会产生旱无以纳、潦无以泄的惨象。宗氏又说:
道光年间,乍浦同知王凤生,留心郡国利病,奉檄遍勘水道,著有《浙西水利备考》,即言平湖通泖各河道,宜疏复深通,剷削涨河,撤去堰坎,清厘旧址,以免久而淤塞。而汪仲洋通禀中亦议清查私垦,开掘沙涂,严禁填占,且于宽深、丈尺、土方、工用,皆有估计,其说甚详。
为此,应该参照历史的经验兴举水利。十月初八日,宗源瀚向上级的报告中,还特别指明,斜桥堰地区已经由平湖县令邢守道全力兴复水利,加固斜桥;而横桥堰的开堰缘由等情况,需要呈明上级后才能展开具体的工作。宗氏特别表扬了邢守道勤于政事、为地方公共工程极尽心力的精神,十分难得(45)。
地方公事,除了地方官员的努力兴导外,绅士们的言行及积极参与十分关键。在清代平湖县有关横桥堰公共工程的屡次兴废过程中,这些官绅,显然颇具乡望色彩。而且许多事例也表明,没有他们,横桥堰的重开工作无一可能成功,自然也不会有水利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效验。
这些,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看得十分清楚,也多次向他的上级反映这些事实。不过,他首先强调的是政府的态度及其在地方公事中的积极性等问题。宗氏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肯。为了保证水利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展开,禁止任何违犯政府举措行为的发生,宗源瀚还以嘉兴知府的名义,向府内各城乡地区发布了一则通告:
钦加三品衔、候补道、浙江嘉兴府正堂、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宗为出示晓谕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藩宪恽札开据,该属绅士徐用福、姚文枏等呈称,厍港等处工程,现已会同印委祀土开工,所有各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各簖,垦乞扎府出示晓谕,一律拆拔,呈请察核等情到司,据此查疏浚厍港各处工程,该绅等择日开办,所有邻近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之鱼簖,自应一概拆除,永远禁止,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查明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出示晓谕,勒令一律拆除,永远禁止,如有抗违,即行拿究,一面转饬平湖县妥为弹压,照料查禁,均毋违延,切切。等因。奉此查泖浦塘、厍港等处工程前经本府会同县委禀奉藩宪详准,拨款开浚,其大徐塘等处归姚绅捐办开通,现已先后开工,所有各该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之鱼簖,自应一律拆除,永远禁止,以通水道,除饬平湖县将开浚各工妥为弹压照料并随时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乡民渔户人等知悉,凡所有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一律拆除,不准再有筑设,如敢抗违及阻挠情事,定即拿究不贷,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光绪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46)。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氏所允准的“俟农隙之际,察看兴办”,并未得到实行(47)。也许与杨昌浚因牵涉刑案而去职有关(48)。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份,浙江布政使恽祖翼(49),对嘉兴府规复水利、加强河道疏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凡是有碍农田水利的,应该予以排除,宗源瀚领导的嘉兴府水利规复工作,意义重大,“从此,遇旱则嘉属之七县、杭属之海宁、钱塘均受灌溉;遇潦则并仁和、钱塘、归安、德清等县亦同畅泄,地方受益,实非浅鲜。”因此,他出面向浙江巡抚刘树棠呈请,要求按照嘉兴府的计划,由省里垫付公款银17500两,以后“按丝输捐,分年归补”;对徐用福尽心地方公益,姚文枏捐资工费银2800多两的义举,应向中央申请嘉奖(50)。很快,巡抚刘树棠就作了批示,并在七月十四日向中央禀报,获得通过;而关于表彰徐、姚二人功绩的奏请,也同时在二十八日得到允准(51):这是清代大规模整治浙西嘉兴府平湖县等地区水利的最后一次,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间,有关清代平湖县横桥堰的兴废与相关各朝水利事业的隆替,已经地方文人之手,结集而成《浙西横桥堰水利记》。海盐县人徐用福受委托(52),撰成序文一篇,将横桥堰的历史大概予以详细说明:
乾隆丁未吴槎客(骞)先生致平湖司训陈君,书达邑宰王公(恒),开堰筑桥设闸。己酉,复致宪幕张君,书请琅公发款,派员督率大开。两君皆先生莫逆交,一言而得二十余年乐利,遇也,亦天也。嘉庆己卯、庚 辰,嘉兴生耆请府县启闸,其时桥与闸已废。道光三年,盐令汪公(仲洋)稟估未办。咸丰丙辰,海宁进士陈君锡麒与同志亲访其地,图开未成。同治癸酉,署嘉守宗公(源瀚)勘稟大府,先由平湖令邢公(守道)捐廉数百,开斜桥堰,而虹桥港奉批于农隙举办,时迁则已。光绪壬辰,夏旱,余请于上,委郡守宗公履勘,士人以无关宣泄,尼之,而雨适至,历数十年屡图不成,不遇也,亦天也。以十余县水利,数万金工役,临渴掘井,必无成理。应于海宁、嘉属合筹巨款,力请于上,专委大员,绅出佐理,开复旧规,建桥设闸,以时启闭,则涝可消、旱可纳,且于旱尤宜。先不可使河水之速泻,后可纳泖水之频来。浙西绝大水利,万民有食,成赋无亏。今朝廷方励精图治,特简大臣讲求农学。惟讲农学必求水利,舍是虽别有善策,恐无能为役。爰集府县志所载,及前人记牍汇刻一编,如“南湖考本”,俾后之人有所征焉(53)。
因有切身的感受,徐用福的记录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特别是几次兴复横桥堰的原委,由他道来,更见精核。
三环境变化
在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利设施若非长期细心维护,淤废是必然的结果。
光绪年间,徐用福对浙西水利及其环境作了如是评析:
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余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黄浦消纳。当夏秋之交,海潮盛则泖水亦盛,漫溢内河,俗称北水。此天生不涸之源,以滋养嘉禾也。善、平当尾之口,呼吸灵通;禾郡当尾之右,潜伏消长。故善、平、嘉、秀必大旱而后属意于此。独海宁、海盐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黄梅无雨,南风泻泄,万车齐戽而河先涸,故即小旱而宁、盐两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盖地之高下不同,即缓急之情不同也。泖之来源,自青阳汇之龙头,入嘉属通道不一,而溪口厍港最要,取其直西也。惟流逆沙涌,不时加疏通,尾闾阻塞,天时不顺,地利不求,使万顷田畴坐听枯槁。
徐用福还认为,较近的典型事例,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七月间,长期出现的干旱,“农人戽水救苗,河尽涸”;不过那时幸运的是,松江泖水忽然增长倒灌,随戽随满,苗寻不死,岁薄有秋(54)。
环境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细心的人们都会发现,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雍正年间,海盐庠生冯人佺在他的水利条议中,就已提到,海盐“城河淤塞,历有年所,自管家桥而东为尤甚;南门、北门虽有河形,舟楫不通,地脉阻塞,所关匪细”(55)。乾隆年间的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平湖县地区“乃以民居稠密,日侵月占,而水道窄、河流淤矣。”显得不无忧虑(56)。嘉善人黄凯钧的《遣睡杂言》,则提及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浙夏季大旱时,松江与嘉兴两府地区虽称水乡,都因河流日浅,对农田造成严重影响。当时较积极的做法,是要利用潮汐上涨时候,及时地进灌田苗(57)。
灾害的不断产生,使地方官绅不得不重新审视水利环境。咸丰六年(1856年),江南再次出现大旱(58),海宁进士陈锡麒与一些关心地方公益的绅士,亲身考察横桥堰等地的水利环境,既作了详细的记录,又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陈氏自撰的《访横桥堰日记》写道:
自平湖东湖至杨白堤,沿溪塘大河,直趋东北,约三十余里,抵青阳汇口,西入小港,即新埭镇。出青阳汇而南约六七里,入厍港而西,河面宽者约四五丈,窄者二三丈不等。复四五里,抵横桥故址。惟见桥石横斜,两岸土滩皆昔时河身。桥东旧亦有港,今亦淤塞,潮大时间亦可通。西去里许,抵杨庙。庙南向仅容数武,有王公“横桥碑记”嵌右墙,完好。庙西有大汇漾,漾西沙沱约涨数亩,皆蒲草,沙脚漾口,土人就筑小堰,阑水种菱,广十数亩,蓄水不行。西南一港,又有叠堰;数十步外,望有木桥,即斜江堰也。其南马浦塘,其北不及半里,复有一堰,询系道光初年始填此堰,名高闸基堰,旧时必亦闸基(59)。
他还说,杨庙前面的河道本来呈十字形,东面正好是厍港,港水由港口西来,过指挥坟前,直趋横桥;锺带庙北的余镇塘水,本来也是水流通畅,现在河道里重叠设堰,“蓄水如池”,致使北来之水绝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村民始以渡水不便,截流作堰,后复于堰下凿穴启闭,节节递受,节节关防,潮来则开,潮去则塞,不费人力,吐纳如意。彼私其利而欲夺之,其不视为害也几何”。横港水口最淤浅的地方,只能容小艇通过,岸边蒲草交丛,“数年后必无水道”。从厍港南人马浦塘一路,水势仍然较为畅通,“乡民往来以木罂或小船作渡,牵牛者往往浮鼻而过”。而且,欲引北流水源,要从开决高闸基诸堰始,首先要开通源会桥港,但是夏秋间附近都在插种田亩,无空余的积土之区;如果先开马浦塘,估计工长900丈,河面宽5、6丈,挑深5尺,宽3丈,底宽5尺,约土7000余方,需费钱4000串。嘉兴府釐局可以抽垫2000串,从地方绅士那里再筹借2000串。结果,准备开工时适逢大雨,潮漫内河,不及施工而止。
再比方说,新带镇南约3里之西岸一港,称鱼池堰,“旧时对岸亦泖水来港,直射鱼池堰港,以达厍港,今来港淤塞,狭隘不及数尺,无水可通。由鱼池堰西南至厍港之流,又节节作坝,是厍港来水断一路矣”。嘉善、平湖分界处横港桥堰,是当地人新开的,尚未疏浚;平湖祗园坊有大徐堰,河坝地多鱼池,也不利于开挖;平湖、嘉善分界处的祇园寺堰,开通后,水流由双石桥向西,至嘉善胥五区的大云寺,可以直抵嘉兴官塘河。咸丰六年(1856年)初,河道已经水浅,到黄梅时节又逢天旱,乡农纷纷到衙门告荒。晚至七月初八,天才降雨,泖水终于通达内河。这一次陪同陈锡麒考察地方水利环境的,还有绅士朱海曙、蒋寅昉、徐月樵、陈研农、潘小渔等,他们在六月二十一日由嘉兴到嘉善,再至平湖,一路上还有嘉兴府司狱尹小庭相助帮办。七月二十日,他们提出一些开堰浚河的策议,都没有成功,只好返回海宁(61)。
显然,他们的努力,在咸丰年间社会变乱时期,没有产生任何成效。到同治年间,当一些地方官绅再次提出重修水利时,横桥等堰兴复的时已经成熟,那时主要的诱因仍在于旱灾严重。
长期在浙江为官的宗源瀚(62),在嘉兴府任上时讲述了清代的一些特大旱情,时间上主要在乾隆朝以后。他给上级政府的汇报中这样说道: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两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年)、己酉(五十四年)、嘉庆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丰丙辰(六年),无不大旱(62)。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夏,整个嘉兴府地区已经两月不雨,“田间桔槔声沸昼夜,支河尽涸,漕渠断流”。在许多地方官员天天祈祷上苍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建议重开横桥堰,导引泖水前来救旱,不但可以解决嘉兴府属7县的灌溉问题,而且附近府县也能获益。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在闰六月间与平湖知县刑守道,冒着酷暑,亲勘横桥、斜桥等地情况,并带动当地官绅重开横桥堰。对这一过程,宗氏记载较详:
横桥,直西数里之斜桥,有堰,犹之横桥也。泖水挟泥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凡冒暑两易舴艋,仍徒行,始达堰所。附近生耆踵至,出示乾隆丙午开横桥堰碑文,遂定计于七月朔日兴工,备锸,甫施,潮已直趋而过。初三至初五数日间,郡河水骤涨尺余,向之东流者,至是皆西流。堰既除,复造木桥,以通往来。捐资者平湖县知县邢守道,督工者职员俞文镜、廪贡生王家梓也(63)。
至于此堰为何如此深受重视,清代人有许多解释。据清人的考察,乾隆朝前,海潮仅至泖浦塘,未及平湖的当湖,所以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王恒在东湖滨建有“问潮亭”,嘉庆年间潮水仍可及当湖(64)。因此,处于当湖与泖浦之间的横桥堰,成为沟通两者的关键。而宗源瀚的解析,则更为深刻:
嘉善枫泾虽通泖,然由枫泾过西塘,则直达吴江,入苏境;平湖之曹家港,溪塘大河,亦通泖,然偏于县东,地势隆阜,不似西流之迅速,是以乾隆、嘉庆以来,为平湖旁邑救旱,皆于横桥一带施工,泖滨之人不私其利,且欣然为董,厥成可知平湖人士之贤。夫泖口淤塞,占河面大半,旱无以纳,即潦无以泄,一遇淫涨,禾西诸县水之趋泖者,为壅沙所遏,平湖且先膺其害,比奉大府檄谋疏浚,图百世之利,是尤平湖人士所宜,距跃俟之者也(65)。
但是,水利工程常因事易时移,多形荒废,特别明显的是淤塞的反复及民间侵占渔利的行为。
从乾隆年间开始,对水利的规复,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都屡有盛举,然而“沙涂日积,侵占日多”之状仍时时出现。一遇水、旱之灾,地方绅耆只好再度联名上请,要求尽快疏导。光绪十五年(1889年)水灾,十八年(1892年)以后又多次遭受的夏旱之灾,都与水利事业不能良好维继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时,侍读衔内阁中书、海盐人徐用福就曾与地方绅士多次提出要按前代事例,兴复水利,疏浚河港,重开堰坝,都未成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海宁、海盐等地再次大旱,徐氏将前朝开横桥堰的旧例寄给郡绅、姻亲姚文枏,通过他再转呈上级,终于获得成功。河港的疏浚工作,在道光年间已估挑土钱48000余千,此次工程预计更为艰巨,只能择要疏通,具体工作也就委托徐用福操作。徐氏不敢怠慢,亲自“放舟东泖,周察水道”,了解环境。他发现,当时东泖全河早已久塞,浦潮从龙头至朱仙汇,自东北而南,环包20里,潮来灌入,各口向西南行,属嘉兴之襟喉、浙西下游之关键。而浦水通嘉兴府境的,有魏塘与汉塘,汉塘靠南,对嘉兴府西南部尤显重要:
汉塘之要口有四:一南条,由鸾子汇折西至朱仙汇,南入平湖东湖,流海盐北境,西南入嘉之锺埭,歧港不一,分达汉塘;一中条,由溪口进厍港,过马浦塘北口,经斜港出斜泾口,合朱仙汇来水,西入善、平界桥,即今开之祗园堰,直至大云寺,西南入香花桥,至钟埭,均达汉塘;一北条,由汪德口经俞镇塘,出北周堰、曹家堰,入南北罗泾,过双石桥,亦至大云寺,达汉塘;一后条,水由青阳汇进口,分流青云桥之南栅港,会于北条,其正流西接枫泾、洙泾、张泾,汇北来之水,势已平缓,不达汉塘,故大通桥之水南北分流也(66)。
这四个要口中,又以中条、北条为重。中条已请开浚,北条还隔塞不通。根据当地民众的指引,需要找出故道,疏浚开宽北条。此次工程,从十二月兴工,至次年四月完工;费用达24300缗,由省里先行垫拨,具体从海宁州、嘉兴府属7县的丝捐中按年分期拨款归还。同时还获中央钦定,每隔10年要大修一次。
在这次大规模的水利重建活动中,除徐氏本人出力较多外,姚文枏一人就捐资独开了大徐塘(在朱仙汇以西、南条进入嘉兴府境的首要河道);此外,知府宗源瀚曾实地参与堪丈工作,候补知县汪肇敏与候补同知刘颂年一起负责估工,平湖县令左元鼎参与帮办,候补知县张善友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新任平湖县令史悠禄、平湖县丞徐德彰也同襄是役,海宁朱逢辰、平湖陆瑞榕等都出资帮助(67)。可见,这样的水利规复,显然是牵动地方各阶层的大事。
与横桥堰相似的,是嘉兴县东南19里的麒麟堰,也称坝,水通汉塘,南北长36里(68)。堰由附近居民建筑,也是时塞时通(69)。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胡继儒等既请开虹桥闸(既横桥堰),复请开此麒麟堰,使北水来南,不致迟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松江府南面濒海的金山县也有河塘名麒麟堰,与海潮相接,恐潮势太猛,附近义民申请在塘内筑起土堰,在塘边还准备了土块、木樁、牛粪囤圈等物作为阻闭之用,每天开塘放潮两次,有利无害。金山在平湖东北,遇旱即开堰,其利还波及嘉善(70)。
四 乡村水利与社会
水利的兴废,通常都发生于乡村地区,其间产生的利弊又勾连整个地域社会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而每次水旱大灾的发生,不但揭露了水利方面的荒怠情况,其严重性又总是反复引起官绅阶层的高度关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桐乡人张履祥给崇德县的朋友曹射侯的信中,指出了当时水旱灾害不断给崇德、桐乡、海宁等地所造成的危害。张履祥亲眼目睹了地处水乡泽国的江南在大旱时田禾尽槁、运河之水逆流而西的恐怖情形,从嘉兴府城到皂林镇的百姓,都冒着酷旱,昼夜不断地“车救”农田,而车不到的地方,只好望天兴叹,庄稼“弥望皆枯”。这些地方都属江南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灾害时期同样也出现了百姓流亡、“桑柘伐”、“室庐毁”与“父子夫妇离”等惨象,而且“逃赋役者莫敢归,丐于途者靡所适”(71)。这不能不让人感受到灾害的严重和地方政治的荒怠。所以很多士绅百姓都疾呼要全面维护江南地区的水利。
康熙初期,嘉兴知府袁国梓这样论道:“古人治地,必先治水,水利之得失,关乎财赋,财赋之盈缩,关乎国家,而民命因之矣。三吴多水之区,财赋甲天下,浙西诸郡,嘉兴势属下游,故水利视他方为急。”他不但强调了嘉兴地区水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嘉兴与苏州的水利地位有着同等意义,“禾居上游,苏为委尾”,除了需要不时治理青龙、白茅、安亭、白蚬诸港,令其深阔、便于排除多余的水量外,嘉兴府高阜的乡村地区,特别是平湖全县、嘉善县的南境、石门县的千乘乡、秀水县的零西乡,恒苦旱灾,圩岸、坝闸、塘浦、港汊的维护与海塘的建设一样至关重要(72)。
康熙十年(1671年),秀水知县李见龙指出:江南低洼水乡地带,水源丰富,就嘉兴而言,从西面来的官塘,自王江泾起,设有闻店桥、六里桥、金桥、百步桥,到府城西面设有栅堰桥,这些地方恰恰是诸水冲啮之处,“立桥为门”,以便泄水;而在官塘上下:
每区有圩,有港,皆从东出,潴为大洋,受水之归,而水傍田亩,各筑圩岸,旱则车水使入,涝则车水使出,蓄泄以时,人工丕作,以是禾中最洼下之田亩,收数锺,称为沃壤(73)。
所以,水利蓄泄之法,需要相度地势,疏通各种水港,使水之来去都有道路。对于水利的养护,李见龙作为地方父母官,显然较为尽职。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水溢塘圯,他亲自督修重筑,帮阔堤岸,使后世长期受益(74)。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75)。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下令开决横桥堰。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76)。
堰虽已开,但建桥济渡不能遽成,只能暂时设船摆渡;经营盐业的人们提出建牐,但工多费巨。后决定在设渡地方,每年捐36000钱,作为修桥基金,当地人顾禹清、芮广忠等都参与了捐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兴工,计划建三个洞,石版平桥,中洞广1丈4尺,两次洞各阔1丈,朝潮夕汐都可望疏畅通流。桥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告成,共费30万钱。县令王恒为此还在他撰写的碑记中予以强调,目的是要告知后人“堰不可筑,桥必时修”(77)。
这次大规模开堰前,吴骞曾致书王恒,建议开堰,以通水道(78)。显然,吴骞的建议是起了作用的。
在开堰兴工的第三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吴骞给时任平湖县训导的陈焯写了一长信(79),忆及乾隆五十年浙西大旱时“赤地千里,杭嘉各属之民几为涸鲋”的惨象。在吴骞看来,平湖境内的虹桥堰(即横桥堰)离三泖最近,一旦开决,海盐、海宁等地都可引水灌溉。他准备前往平湖,向当地政府提出开堰建议。可是“赤日燔如,忧惶构疾,跬步不能前,彷徨者弥月”。有一天他忽然见到干涸的附近支流也可棹舴艋之舟,但天并未下过雨,哪来的水。通过询问,他才知横桥堰已被平湖知县王恒下令开启,这令他感怀不已。但吴骞仍然感到惋惜的是,堰应该早一些开启,那么“近邑田塍或尚有薄秋之望”。在信中,他跟陈焯这样说道:
昔足下在敝州,适逢亢旱,每日徒步斋坛,为民请命,焦肤茧足所不辞,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训兹土,闻虹桥堰去治仅一舍,宜亲履其地,审度形势,与王侯及邑绅之贤者,悉心筹划,广庀石材,修其牐口,更集晓事父老咨询,尅水痕石柱以为准,至第几痕,则水可至某邑,第几痕则可至某邑,即为一记,刊石牐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冲决以沮挠,胥吏不能执奇货以要索。岂非百世之永赖哉。……今足下仕平湖,能与王侯修牐以救浙西,诸郡功不在昔贤(如西门豹治邺)下矣。他日举最入都,圣天子问东南水利,即以此为嘉猷嘉谟之首,其谁曰不然(80)。
在吴骞心目中,陈焯应该是支持王恒开堰的少数者之一,为地方水利事业之重建起过很大作用。所以吴骞又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至于信中所云旱期祷雨,修治水利,刻“水痕石”等措施,在当时官民看来,都属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而“水痕石”之议,向来被太湖低洼地区所重视,实际上也就是“水则碑”(81),不过一般用于勘测大水期间受灾的范围与灾害之等级;但在常旱之区,却成为人们引水覆盖范围的一种指示。乡村高阜地带(包括沿海地区),勘定河流的畅通或堙塞,潮汐上涨的幅度及范围,水流的增减情况就可以通过“水痕石”一目了然。在太湖平原的东部地区(苏州、松江等地),这种刻水痕于石柱,作为水势涨落标记的做法,早为时人所关注(82)。
道光初年,海盐知县汪仲洋忆及乾隆年间的这次开决横桥堰(83),指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间,平湖人将水闸改作堰坝,遏绝了泖水,五十年间大旱,平湖地方田苗枯槁,急忙开堰导水,该年由此仍有收成,“余波北至苏湖,西渐省会”。县令王恒的《重建横桥碑记》,言语似涉夸大。当时开堰后的水道总口,仍然显得浅隘,所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发生旱情。浙江地方动用了盐务闲款,派人重勘了民间所占水道的情况,并一概予以疏浚,当年因此没有出现灾荒,而且达20年无旱涝之患,利用泖水西沾浙西诸邑的功效相当显著。在汪仲洋看来,吴骞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所撰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言及开堰引水之功,显然要可信得多(84)。
吴骞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间,曾极力主张要开横桥堰,其两位挚友陈焯(时任平湖训导)与张增(时任乌程主簿),都具相当的政治资源,为吴骞开堰意愿的表达,提供了许多帮助。陈焯还将他的书信亲自转交平湖知县王恒。实际上,当时开堰筑桥虽然成功,但显得较为匆忙,而且平湖地方百姓所捐开堰银两,不过三百多两,“未暇为久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大旱,显示了那次开堰工程的局限。这时张增已在浙省显宦琅玕处为幕僚,吴骞借机写信请求琅玕重修横桥水利,终于成功,“于是万姓踊跃,欢声动地,鸠工诛石,克日告成事。桥之规制,视旧既加扩,并勘明民间所侵占水道,而尽疏浚之,于是水大至,川渎皆盈,而朝潮夕汐,往来顺轨”。重修后的横桥,高4丈、广1丈4尺、长4丈8尺,南北护有10余丈石堤;桥设三个涵洞,大船都能通过;桥东数十步的地方,又建有两个石碪,各高数丈,以作防御大汛潮势之备。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天,吴骞还亲自前来察看,涨潮的水痕都在桥上刻有标记,高达5、6尺,规制宏壮(85)。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逢大旱,当年因地方绅士们的呈请,平湖地方再次开堰。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夏秋之交,已有两月不雨,海宁、海盐两邑地高,河水早已干涸,河泥龟裂,田禾一望焚如。农人已停水10余日,纷纷向政府告灾,官府也无从措手。硖石地方百姓委托顾葛民,要求想办法开堰济旱;顾氏请其师曹桐石出面。七月二十五日,曹桐石与潘书城、陈萝溪及海盐的吴榕园乘板轿到王店,又雇一渔舟直奔平湖,当时塘河水少不能容舟,3、4渔民就拖舟前行,至二十七日才抵平湖,请求县令刘肇绅开堰,获得成功。开堰之前,还详细参究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案例,开堰费用由刘氏筹措。开堰工作,刘氏因万珍(时任县丞),万氏恰好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辅佐嘉兴知府开堰,熟悉情形。二十八日,当曹桐石等到横桥时,发现堰址所已填平成大道;所谓横桥,也仅存基址。开堰后,八月初一日曹氏等人返棹回海宁,仍从嘉兴故道,发现水势大涨,一路上农人都在踏水车,欢声动地。到初十日,硖石水流浩瀚,米船也从长安镇运来。十三日,塘栖镇至杭州的舟船也通了,是年乡试,举子们徒步到省,试毕后即乘大艑返程。是年,秋收虽歉薄,但犹有2、3分收成。王纯感叹到,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86)。
王纯后来又忆及东泖、当湖等地水利环境,从原本通畅的水流变为沙梗隔噎,揭示了历史变迁及其对水利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人事在水利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政待人而举”(8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十三日未刻就开始施工,将闸口及坝基全部疏通。十六日未刻,水流很快上通到王店地方。次日,姚驾鳌于雇船从长水出发,转抵平湖的当湖,踏堪水势。东北方、近松江府娄县的新带(埭)镇一带,水势相当湍急。开通后的横桥基,中桥洞阔1丈4尺,两边小桥洞各阔1丈,桥东不及一里的地方有坝基一道,本来有闸基,经疏通后,水流大至,贯达四境。而且,西南面因海潮顶托上涨的河水,也可顺利到达。由此可见开堰的实际功效。姚氏强调:“自兹以往,倘遇旱干之年,即可依例呈请启闸。(88)”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其理由,除了前段时间刚好与杭州知府、嘉兴知府一起勘察过横桥堰的水利情况,对前人开堰之功效多所引征外,还着重说明开堰的益处与道光二年(1822年)夏秋缺雨时节泖水北来的诸多意义,特别是这一年,海盐县南部地区遭受旱灾严重与开堰不够彻底颇有关系,否则,不要说海盐,就是海宁硖石镇的袁花至通园诸乡,也将同沾开堰之利。为了进一步表明开堰对平湖县不会造成洪涝之患,汪氏向上级的报告中,详细解释了横桥(即“虹桥”)一带的地理环境:
卑职日前亲由虹桥堰直东到溪港口。溪港者,虹桥之厍港与溪塘大河合流处也,随流折北行约二十里,至平湖与江苏交界处,地名龙头绳,度两岸宽二十丈,舟人云此即泖也。再东北行九十里逐渐开阔,由洙泾而达黄浦矣。相度两岸,民间多是筑圬,侵占大约如山阴之镜湖,分开田亩,中余汊港而已。夫水之停蓄不湍者,为泖;泖非有潮,借潮水之推盈乃逆上耳。询之土人,夏秋极大潮汛,约涨七八尺,冬春涨仅二三尺,系平水暗涨,回流非有奔腾冲突之势,且现在虹桥水口淤沙平铺斜出,泖涨大汛则冒过,小汛则拦阻,拦阻者可惜,冒过者本无碍也。平湖志云“潮到当湖出状元”,有利无害,亦可概见。
汪仲洋指出,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入泖处加强水利工作。平湖的这个要口,就在横桥堰。从这里往北到新埭镇,水港及闸基等处,淤沙严重,芦苇丛杂,堆土筑圬的较多。这些都须及时处理,并严禁势豪及百姓侵占;再从横桥堰水口东北处截去一角,以便泖水北来,不必横折而入,俾水势畅通;旧闸基所在河面不宽,适当拓展,龙头绳内最好建立一座大闸,设立水则,均衡各县水势:涝时于泖水涨落启闸放水,若泖涨高于河水则闭闸;旱时于泖涨满时启闸受水,若泖涨低于河水则闭闸蓄水。龙头一带岸阔水深,民田鳞比,不便别开引河,建闸也需妥善。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分摊到县的,基本上都需导引泖水灌溉,像杭州府的海宁及嘉兴府的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共8个州县;以泄水而论,有杭州府的仁和、钱塘,湖州府的归安、德清,都可酌量摊派。每个县中,享受不到这种水利恩惠的,相关图圩可以免派。所以,经办人员必须由公正干练的绅士充当协助。汪仲洋还提到,在浙西地区疏浚水利工程的同时,江苏省应同时设法将吴淞江近泖河下游一带尽力开通,便可“永无旱涝之警”;因这方面的工作对江苏利多,相关经费最好由江苏筹划办理。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其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89)。
根据当时的考察,修复虹桥堰的规模大概是:河面统宽12丈4尺;外港水深2丈;内河水面深1丈7尺;其桥改建五洞,每洞1丈,做梭墩4座,水底至面2丈7尺,下用滚坝;进深1丈4尺。这样一个工程,应需工料及相关费用需要如下:
坝樁496根,每根8钱(内外坝二埭,各宽1丈2尺),计银396两8钱;
毛竹箯144丈,每丈4钱5分,计银64两8钱;
松板52丈,每丈2两,计银104两;
芦柴12万斤,计银264两;
闸底统共樁木3500根,每根5钱,计银1750两;
钉闸底樁496根,每根2钱6分,计银128两9钱6分;
筏缆,计银75两;
底连石350丈,每丈4两,计银1400两;
条石560丈,每2两2钱,计银1232两;
龙觔石40条,每条6两,计银240两;
滚坝盖樁石280块,每块1两,计银280两;
槛石10块,每块4两2钱,计银42两;
闸柱石20条,每条30两,计银600两;
桥面牵扛石40块(厚1尺、阔1尺,块8寸,长6尺),每块13两,计银520两;
天盘石20丈,每丈6两,计银120两;
盖石16丈,每丈4两,计银64两;
起步石36丈,每丈3两,计银108两;
拦头石2块(长2丈2尺),每丈16两,计银32两;
垫肚石,计银360两;
日夜车水工,计银300两;
架木、戗木、筏索、蔴皮,计银200两;
石灰汁米樁灰灌浆,计银200两;
大小马挑檀木滚木钱器杂料,计银260两;
挑土筑坝抬石錾凿安砌匠工,计银3000两(90)。
总计需要支出库纹银12851两5钱6分。这对乡村地区的一个小水利设施而言,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他详细讲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间的经历:
本年六月至闫六月,五十日不雨,日事祈祝祷,得雨不畅,无济于事。有人言及泖水济旱,其利及于数县。卑府博稽志乘,萃集众说,知其征验,遂于闰六月二十五日亲诣平湖,督同邢令,于二十六日先至通松江三泖之龙头地方,察看形势,复折至虹桥,知其地名厍港,为泖水西行必由之路,向有溪洋名目,河宽一二十丈,自乾隆以后日渐侵削,为两岸河泥壅塞,士民食利,植芦苇以实之,遂成荡田。乾隆丙午所建之桥,桥坍石卧,已远在泥田之中,约略丈量,南岸淤塞三丈余,北岸淤塞六丈余,近日河面只有三丈数尺,横桥虽已无堰,而直西三里之斜桥地方,土人筑堰一道,取便行路,犹之横桥堰也。泖水挟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两易舴艋,仍步行至堰。堰身长约九丈,高约六七尺,面传地保及绅董职员俞文镜、廪贡王家梓,告以开堰通水之故,许为另造坚实木桥,土人亦习闻其说,并无阻挠。乾隆时,开堰建桥之碑记,亦至今尚存,在岸旁土地庙墙堵中也。
就在祀土、开工之际,闰六月二十七日碰到大雨,此后两天集夫开掘河道,刚掘开2、3丈,潮水来了,开挖工作暂时停止。七月初缺水时节,平湖至海宁硖石北关一带,水势尚可,皆赖那次开堰后引来泖水的微小功效。就嘉兴府地区而言,联通泖水的,还有嘉善的枫泾,不止平湖一县;平湖境内通泖的,还有偏东之曹家港,与溪塘大河,也不止横桥一路。至于前朝官绅纳水济旱,独重横桥一港,是与这一带的水系地理环境有关。横桥偏西一带能最先迎纳泖水的西流,而且形势迅利,不必经由东湖而直达嘉兴;西南则海盐、海宁,直西则嘉兴、秀水、石门、桐乡。所以,宗氏讲古人泖水河流滋溉七县,西渐杭州,都不是夸大之词;并且特别强调官绅在地方公益中的联合活动与积极作用(91)。
具体事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二十七日,海宁举监曹宗闽、吴寿照、曹宗载、蒋星槐、顾澜、顾湘、张翼飞、潘学诗、陈广业、徐兴可与海盐举监吴春、吴宁、张步蟾、陈钤一起,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开堰,获得成功;嘉庆二十五(1820年)年七月初六日,海宁职举贡监查端本、顾萼辉、许文安、祝宁昌、许简庭向海宁州鹿嗣宗呈请开平湖横桥闸,以通泖水,缓解旱情,认为“于本州水利农田有益,于附近田庐并无妨碍”,而且有去年的成功案例可据;同年七月初八日,嘉兴生耆胡继儒、沈大存、胡梅村、陈与三向嘉兴府呈请,要求开横桥堰,使泖水流贯嘉兴县西南境内之田,这对平湖农田也有好处;同月同日,这些绅士得到了嘉兴县的批复,同意开麒麟坝,使北水南来,但是若逢大雨,此坝仍须复原;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初六日,海宁职监王亮熙、苏花农、郭一清、苏信庵、梁人表、徐镐、王採熙、苏香溪、张大迈向海宁州呈请开横桥堰,也获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二十三日,海宁绅士陈锡麒、朱元炅、潘纶、蒋光煦、陈持敬、蒋光焴、俞汉、徐元蓥也向海宁知州孙钦若呈请,经嘉兴府移令平湖县开横桥堰。所有开堰的背景,无一例外都是逢到地方大旱(92)。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日,宗源瀚将横桥堰的兴复工作向杨昌浚作了汇报。八月初二日,杨的批复这样写道:“凡地方之事,官用一分心,民受一分益,诚能悉心讲求,必有实济。”嘉兴地方对浙西沟通泖水的工作,开堰济旱的实效,杨完全予以肯定;对平湖县令邢守道的辛苦工作,杨也深表嘉许(9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间,布政使衔记名道姚文枏、候选知府吴伯钦、侍读衔内阁中书徐用福、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简用道前广东潮州府知府朱丙寿与附贡生朱逢辰,联名向浙江省呈请,并附上前任巡抚杨昌浚的批示,要求大浚平湖等地的重要水道,开堰决流;经费方面,可以按照江苏开河的成案,按亩劝捐,“出之于业,散之于工,收之于农”,官、绅合力举行疏浚工程(94)。
同年十一月,嘉兴知府宗源瀚即收到了浙江布政使的批示,准备筹款开工,疏浚平湖等地河道。具体工作,委托候补同知刘颂年,邀请徐用福、姚文枏前往平湖县,会同查勘。此后,宗源瀚向上级汇报了工作的难度,指出:每遇水旱,绅民屡求开浚,事过辄已。道光三年,海盐令汪仲洋“勘估图说”,横桥并闸之河面宽12丈,今仅存3丈数尺,淤塞多年,欲一旦恢复旧规,仍照原丈尺,则民占地亩固不易清,而出土太多,亦无从堆放,工程既大,经费又巨,办理殊非易事。由于经费拮据,作了“节省办理”,也不需要向民间摊征;如果摊征,嘉兴府属各县会议讨论只是靡费时日,不利工作的及时展开。宗氏特别指出,从溪塘口到斜泾口,自东而西约有10里,工长1925丈,且各河段淤塞情况轻重不一;如果港底并不全部开浚,仅从横桥西开至斜泾口,共计工1720丈。另外,厍港开通之后,所有邻近各堰,暨光绪十六年曾勒石永禁、现复私设各鱼簖的,应请一概拆除,永禁占种。与道光三年考察结果不同的是,泖浦塘朱仙汇西岸的大徐塘,淤塞也很严重,进内300余丈的老堰,不利于贯通水流,必须拆除;北面的小港蔴园港,淤塞虽然不重,近港口半里有一个长约6丈的堰坝也要拆掉,都建木桥。这部分费用,主要由士绅筹集捐办。横桥等工程庞大,士绅也无力兼顾的,由官、绅会商分办,同时必须注意“弹压地方事宜”,以防在工作中民间出现抵触行为。这样的规划,从横桥到斜泾口,长1712丈,开深港底8尺许,估需钱1210O余千;溪口南北两角并溪漾各截去积土数十丈,估需钱750千文;分注新埭南栅桥至俞振塘,计1200多丈,深宽各需开浚5尺;俞振塘私堰改建木桥5、6处,及筑坝戽水等工,估需钱8千余串;此外还有新泾港、香花桥各口浅深难察,酌需钱23000串。这些经费,按照士绅的呈请,本来应该随银或随漕摊捐弥补,现因费用有限,就由浙江省拨款支垫。以上具体工作,由徐用福招集民夫即日展开,委候补知县张善友帮同照料,平湖县令负责弹压。此外,大徐塘所有拆堰、造桥、挑淤工作,姚文枏自愿捐办(95)。可见,从地方勘察、工作调配、人力募集、经费筹措到工程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都极度依赖士绅的襄助。
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地方政府又开决了嘉善、平湖两县交界的祗园堰(在祇园寺旁),并添建相关木桥,前后共领用库钱
五 结语
如何做好农田水利的防护,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江南地区,其重点一直都是松江上游的泖水地区:“唐宋以来,言水利者,无不以疏通松江泖口为第一义。”所谓“泖通内河,潦则泄泻,旱则内灌”。水利的良好维持,为国家稳定地提供钱漕大有助益,所以又有“赋出于田,田必赖水以滋养”的言论(97)。“欲兴农务,先治水利。”水利的重要性,看来毋庸赘言。浙西以天目山的为中心水网散布系统,长期资灌着杭嘉湖地区,其间常有“年远土淤,不能潴蓄,反荡流而滋水患”的不良状况(98)。
虽然,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但是干旱时期河湖水的及时回灌农田,在低丘平原地带依然重要。仅以咸丰六年(1856年)的大旱而言,其具体表现大致是自五月至六月不雨,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此后城乡秋蝗蔽天,食稼伤禾,以致米价腾贵(99)。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是内陆地区的河湖灌溉,还是沿海地带的引入潮汐回灌,都会发生较多的困难,一些河道上长期用于蓄泄水流的重要堰坝,就格外引人关注。河道的疏浚,是关系数百万水田、数百万生灵的重务,“讲求实事,扫除官工积习,第一在择人”(100)。
清人顾广誉认为,以往论议嘉兴地区水利的,“但云相度地势,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来也有门,去也有路,以是为第一义”,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清初至乾隆年间,“人事所得尽者,只此耳”。在此后,“旱暵则恃泖湖以为之纳,水潦则恃泖湖以为之泄”,嘉兴水利之要就首在通泖(101)。许多人还深知:“牐以时蓄泄之启闭,桥以通水陆之往来,而沙涨则出口隘小,旱不利纳,涝不利消,且久久必梗塞矣。”但关键的,还需要“俟有大力者慨然念民命攸关,捐金数千,修整桥闸,开浚沙路,给工食,择坊内人之信实者管守之。”这对地方政府而言,实在能“上以省朝廷蠲缓之帑,下以充闾阎租税之供”,为一桩大“快事”(102)。类似的事例,自乾隆年间重振横桥堰地区水利以来,屡有可述者。
横桥堰在清代屡开屡塞,兴废无常的基本原因,以海盐知县汪仲洋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解释最中肯綮:每次开堰不久,“近堰小民只图一己目前之利,不知全局久远之谋,就其田边堆筑土圬,俟泖水灌入,则沙土内壅”;海潮一日两度,不到一年,沙土出现平淤,低的地方就种植芦苇,高的栽种禾稻,两岸逐渐相对侵占,以致河流仅通一线;不过一二年,就连这仅剩的涓涓细流也将泯然无存(103)。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变乱之期,规复河道、“夺其己私之利而公之”,就更加困难了。咸丰六年大旱时期的情形,堪称代表。那时的横桥港河身,被侵占渔利的已达十分之七;河道的水源,多被滞沙壅阻,民间私筑的土坝重重;地方百姓有心怀利私的,多有阻挠之态,政府无从实地考察明白;所以在募夫集役,准备兴工疏浚时,民众多有“顽然罔应”者;再者,有需浚之河,却无积土之地。无论是平湖,还是周边的海宁等地,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海宁进士陈锡麒特别强调,对那些有“挠阻而欲私其利者”,必须绳之以法。在社会动荡时节,这一点显得相当紧迫(104)。
当然,横桥堰的事例,在江南地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体现了江南水利环境与社会史中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侧面。堰坝设施在乡村的长期存在,较多的是用于蓄存水流,提防旱情的出现。这在浙西地区比较明显。然而,堰坝废圮的出现,在历史时期就已很频繁。譬如,三国吴时即在吴兴筑青塘,晋时谢安又在吴兴筑谢塘。唐代后期在荆溪上源即今广通镇地方修筑了五堰,对茅山入太湖的水流起到了节制作用(105)。五堰原是用于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两堰直趋太平的芜湖。对于太湖上游水利的宣泄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明人赞为“五堰之利,或由东坝以通苏、常,或由西垻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106)。后因商人经宣、歙往返贩运木排东入两浙,多为五堰阻隔,大为不便,就废去了五堰,其水流尽入于常州境内的荆溪,汇至太湖,增加了水患的发生(107)。再如海盐,环山滨海,水无停蓄,仅藉官塘一带导灌乡村田亩,“每十日不雨,车戽一动,则其水立涸,农田龟坼”,堰闸的设置似乎比其他地区还要紧要;可惜的是,后人担心阻滞舟船交通,为图一时便利,不但废去堰闸设施,也将每年二月份筑堰、九月开通的积极做法予以废弛,结果“一遇亢旱,动辄告灾”(108)。
也正因为如此,在展开地方公共工程时,跨政区的联合可以为社会资源的合理而有效的调配,也为水利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清代江南的水利活动主导,往往是那些地方绅士,从勘察水利到政府出面整顿,不同阶层和力量的地位和关系显得清晰起来,而社会力量的整合及利益的再分配便随之产生。透过地方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深层次的内容:国家与地方关系在乡村水利史的复杂体现,民间对于社会公共工程的态度与反应,地方政府跨地域的行政、经济合作情况,以及官、绅之间内在密切关系的程度等。大型的公共工程,本来就需要调动地域社会的全体力量,进行整合调配,其间国家动力支配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横桥堰的事例,更加清楚地体现了清代后期跨地域的州县之间的众多联合行为。但在今天,地方保护的严重性仍然存在,使得许多共同利益遭致损害,对整个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稳定十分不利。
[收稿日期]2006—12—19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2006BLS002)。
注释:
① [明]沈:《东南水利议》,载[明]张国维撰:《吴中水利全书》卷22《议》。
②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水利”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8页。
③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总论”条,第87—89页。
④ 择要而言,如[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亞书房,1974年)是有关清代水利史较为系统的考察;张芳:《明代太湖地区的治水》(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1985年第1辑,第95—105页),专注于明代江南的治水举措及影响;[日]川胜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6—548页),对明代水利政策历时性特征和江南治水阶段,作了纵观性的描画;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的阶段及其特点》(载《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另《明清时期江南的水利建设》一文(载范金民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940—967页)对江南的农田水利、塘浦、海塘等情况,有全面的考察;而对塘浦圩田史的考察,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更是简明精核;彭雨新、张建民著《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的水利有较全面的概括;而与水利有关的社会负担与经费分配等内容,[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7册)与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都有细致的考述;另外,里甲制度本身就是在士绅的重要构成者之一乡居地主们的统率下,常年进行浚筑圩岸的活动,维持水利事业的发展,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还是如此,濱島敦俊:《姚文灏登場の背景——魏校〈莊渠遺書〉に拠る試論》(载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編:《佐藤博士還曆记念·中国水利史論集》,国書刊行会,昭和五十六年,第249—265页)证明了这一点;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从十分宏阔的视野,考察了水利事业与基本经济区的内在密切联系,等等。
⑤ 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五章“明末江南地区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与《旱魃为虐:清代江南的灾害与社会》(载李文海、夏明方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1—239页)。
⑥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之2,“大旱”条,(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⑦ 关于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地理与行政区划变革的考察,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60—64页。
⑧ [清]黄辅辰编著,马宗申校释:《营田辑要校释》内编上之下《水利》,(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
⑨ 王凤生曾任平湖知县、嘉兴知府、乍浦同知,著有《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等。《清史稿》卷384《王凤生传》。
(10) [清]王凤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备考》“嘉兴府水道总说”。
(11)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载[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以下所引史料,若无特别注明,皆引自是书。
(12) 《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
(13)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
(14)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15) 光绪《平湖县志》卷12《宦绩·文秩》。
(16)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7)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18)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9) [清]王惟梅:《嘉府典故纂要》卷6《平湖县》。
(20)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1) 《浙西水利备考》“淀泖源流图说”。
(22) [日]森田明,郑樑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5页。
(2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4)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25)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6)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27)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8)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29)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3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31)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32) 王恒,贵州遵义人,乾隆乙酉举人,乾隆五十年任平湖知县;五十三年,广东乐昌人、监生欧焕棠署县事,不久王恒也于同年复任;此后至五十五年,来任县事的为湖南长沙人、吏员刘云。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卷12《宦绩·文秩》。
(33) 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卷12《宦绩·文秩》。
(34)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35) 刘肇绅,嘉庆二十二年任平湖知县,次年即由王凤生复任;这一年又经历万珍(江西义安人)短暂的署县事,王氏再复任,最终仍由刘氏出任知县,直到道光元年。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36)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7)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3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9) 与堰坝一样,水栅也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利设施,所谓“甃石筑土为壩,列木通水为栅”,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防盗;而湖州地区重要的溇港水利,一般都设有较为坚固的闸门,附近居民经常在溇港上筑堤填坝,以防盗贼。不过,防盗功能的设置,实际上对于水利防护机能的发挥是有阻碍的。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六章“明清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与第八章“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中的相关考察。
(40)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41) 邢守道,同治八年任平湖知县,十三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4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44)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45)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46) [清]宗源瀚:《为出示晓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8) 杨昌浚,同治五年二月任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抚,九年八月,实授此职。光绪初,因余杭县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而被革职。光绪四年以后,陆续被起用他职。不著纂人,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1《新办大臣传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4—4835页:“杨昌浚”条。
(49) 恽祖翼,同治三年举人,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后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尽心水利,于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卒后,浙人请立祠祀之。《清史稿》卷448《恽祖翼传》。
(50) [清]恽祖翼:《详抚院稿》(光绪二十五年六月)。
(51) [清]刘树棠:《片折稿》(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52) 徐氏是浙西海盐县的名人,其兄用仪(1826—1900),由副贡生入赀主事,签掣刑部,后任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在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间负责纂成《海盐县志》22卷。用福本人,则是咸丰八年副榜贡生,曾任地方训导一职,专心讲求经世济民,尤尽心于地方公益。光绪十八至二十四年间,因泖河水道淤塞,嘉兴府连续四次遭受夏季大旱,稼禾歉收,尤以海盐、海宁地区为严重。用福多次出面,请嘉兴知府转禀抚院,要求疏浚泖河,终以工费繁巨而止。不久,又请嘉兴姻亲姚文枏向藩台力陈此事,终于成功。用福不顾七旬高龄,往返巡督,在平湖县东北诸水与泖水相接处,共疏浚河道2100多丈,开土74300多方,自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开工,次年四月毕事。此举使嘉兴府七县均受其益,用福也因此得到朝廷的再度嘉奖。《清史稿》卷466《徐用仪传》、《清史列传》卷62《已纂未进大臣传一》“徐用仪”条;另参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6页所撰徐氏传。
(5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4)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5)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水利》。
(56)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乾隆十年刻本。
(5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58) 关于此次大旱灾及其社会反应之个案解剖,拙作《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59)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0)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1) 宗源瀚,江苏上元人,曾历官浙江衢州、湖州、严州、嘉兴四府知府,在严州任凡五年,湖州任上共两次。其中初任湖州府事,据宗氏自述是在同治九年、十年间,时因前任杨荣绪在湖州从事太湖溇港水利成绩卓著入京受奖,由宗氏代理湖州事务。及杨氏回任,宗氏仍返严州任上。光绪三年,宗氏再次到湖州任事。宗氏著《颐情馆闻过集》光绪三年自叙与《清史稿》卷479《杨荣绪传》。《清史稿》卷452《宗源瀚传》言宗氏“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时间上显然不当。
(62)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63)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4)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65)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6)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7)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8) 光绪《嘉兴府志》卷12《山川一》。
(69)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0)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71)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6《书三·与曹射侯》。曹射侯,嘉兴府崇德县(即石门)人。
(72) 康熙《嘉兴府志》卷9《水利》,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73) 光绪《嘉兴县志》卷15《水利》,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74)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76)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77)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78) 据[清]蒋元龙:《春雨斋集》所记:吴骞,字槎客,号免牀,虽长期隐居,然而终其一身于地方义举赴之惟恐不及。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9《人物志·文苑》,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79) 陈焯,乾隆五十二年署平湖训导,次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80) [清]吴骞:《论平湖虹桥堰书》(乾隆五十二年),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116《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81) 水则是江南地区用以水利防护的一种方式,应用较为普遍。一般用石块刻就,分横道水则与直道水则两种。前者主要横刻七则,不同的则位代表不同的水位,也反映相应灾情。后者分为上、下二横,每横又分六个直道,每道代表一个月份,以明灾害时月。这种方法宋代即有,明清时应用更为广泛。另参《吴江县水则碑记》,载[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3《水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2) [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稽旱潦议》。
(83) 汪仲洋,道光元年任海盐知县。光绪《海盐县志》卷14《名宦录》。
(84)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8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嘉庆十四年)。
(86)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87)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8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89)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9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附录“查勘平湖虹桥堰水利情形并估单”。
(91)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9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4)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5) [清]宗源瀚:《为照会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96)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7)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8)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99)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光绪《续修常照合志稿》卷47《祥异志》;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志》;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光绪《嘉善县志》卷34《杂志上·祥眚》;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祥异》。
(100)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101)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102)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10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104)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105) [明]韩邦宪:《广通坝考》。转引自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页注引。
(106)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水利》、卷6《五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183—184页;嘉靖《南畿志》卷3《总志三·志水利》。
(107)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来源”条,第92—94页。
(108)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堰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