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及其哲学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形而上学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 （1999）08—0030—03
世纪之交，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必须承认当代哲学自语言学转向后所形成的后形而上学的思维背景，（context）， 并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参与国际性的哲学对话。
主体哲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兴起，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主体哲学所肩负起的社会历史任务还没有完结，因此，也许提出传统意义的主体哲学在中国的终结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社会发展背景所形成的这个哲学思维上的时间差，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当代中国哲学的思维。中国的哲学家们只有自觉地突破它自身的局限，才能在转变思维方式的意义上介入后现代的哲学话语，从而把中国当代哲学推向前进。
主体哲学或者说笛卡尔—康德式的意识哲学把主体或者说自我放在中心地位，集中从主体、“自我”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即主客关系来思考，这样，主体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式思维，即把主客体二分作为本体论的前提。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哲学思维范式是与几千年来的柏拉图的超验主体图式一脉相承的（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把这讲得十分清楚）。因此，消解柏拉图哲学以来的逻各斯中心和超验主体，同时也是对主体中心理性的克服。理性中心、上帝中心以及近代哲学的主体中心都是逻各斯中心。因此，类似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等人则宣称伯拉图式的“哲学终结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消解传统哲学的超验主体及其主体中心理性，克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否定，不仅在于对主体中心理性或者说主体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克服，而且在于他们所说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主体中心理性是与“恐怖”同伍的，以福科的语言来说，超验主体隐含着一种权力话语。我们在看到主体中心理性对于人的主体性高扬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的社会负面意义。因此，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不仅是一种哲学批判，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批判。
实际上，对于主客二分式的主体中心理性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从韦伯对目的理性的充分阐述中体会出来。在韦伯看来，与在哲学上主体中心理性的出现的同质性文化现象的是，西方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纯粹伦理行为方向到纯粹功利主义行为方向转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目的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伦理生活从中世纪的神圣化到近代的世俗化与目的合理性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而这种目的合理性的进步，则是在一种有利于不相信价值，纯粹目的合理性而排除与价值合理性相联系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目的合理性就是一种功利成就取向理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是形成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的全面（从劳务市场、物品市场、资本市场到可计算的行政管理组织）的功利成就取向的社会机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的合理化。正是这种功利成就取向理性（目的理性），导致人性的扭曲、异化，人的物化，而霍克海姆和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他们正是对准目的理性（他们称为工具理性）进行社会批判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消解主体中心理性，在西方哲学那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是主体中心理性导致实利主义，导致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分裂。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对准工具理性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解释学和现象学、语言哲学则在批判主体中心理性，寻求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理论模式，把握主体与环境、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的本体性。语言游戏与生活世界的概念表明，人类存在并非是（单）主体中心性的，而是交互主体性的。这本身提示了一种新的哲学方向，然而，语言哲学和现象学本身及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并没有建立一门交往哲学。
因而，现代哲学本身由于主体中心理性的消解而面临困境。在德里达、福科、利奥塔等人那里，他们继承尼采的哲学倾向，把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变成反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随着主体中心理性的消解，没有类似于上帝死亡后空缺所留下的位置。因此，后现代哲学本身不仅形成了新的视野，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偏见。在他们那里（还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异质多元、相对主义、背景主义（语境主义）对抗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主义，从而否定相对语境内含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指出：“继超验主体崩溃之后，分析就被引导到语言的无个性特征的发生上，这一发生将世界从它自身之中释放出来，并且又将世界重新吞噬掉，它超越于任何实在历史和任何内在世界的实践之上，贯穿一切，穿越自我”。这种类型的分析“承认在把大量的遗失了的事物释放出来的时候，自我及自我认知的消解，已为一个空洞的综合物所置换。”（哈贝马斯：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Philosophical Essays,1992,Polity Press,p.209—210）后现代的激进的语境主义认为， 一切有效性要求都来自于特殊的话语中，强调理性是“这个世界的事物”（福科），因而把与真理相关的历史科学的内涵完全勾消。然而实际上，“这些内在于特殊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却被卷入到盲目出现的话语总体中，并被弃置于施展权力的话语之中”（同上，P210）因此，现代后形而上学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及随之继起的对情境理性（situating reason）的强调，导致了新的偏见和新的蒙昧，遮蔽了现代社会生活内在所需的普遍合理性。内在于特殊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同样需要在理性、真理与正义的标准下，进行批判与修正，需要参照交互主体性的认知关系和社会规范关系。否则，在超验主体消失后的现代语境中，存在的空间就要“被卷进方向不明的语言的漩涡之中”，（同上）而导致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
因此，必须重构现代哲学话语。哈贝马斯认为，后形而上学思维对主客二分式思维的否定，以及对目的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生活中的合理性已经耗尽了它的潜能。现代性是一项没有完成的计划，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内在潜能。现代社会生活中语言交往所内蕴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哈贝马斯看来，内蕴于语言交往结构中的交往合理性，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关键点上敞开着但并没有为人所采取的一条思维路向。恰是哈贝马斯汲取了语言哲学、现象学及其解释学等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起交往哲学，或者说，交往行为理论。从主体中心哲学到交往哲学，从主体中心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现代哲学面临着深度的方法论的转换。
正是通过交往合理性，我们可以重构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主义、认知主义，以及道义论的伦理学和价值论，而不陷入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对于古代哲学的思乡病（如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所为）中。交往合理性以语言交往为其中心概念，同时语言交往是以相互理解为目标的，而语言交往是在话语规则、行为规则的共享以及语境共享的前提上进行的，这就蕴含了语言交往以交互主体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为前提，因此，交往合理性内蕴着道义论的伦理学，而背景的交互主体性共享，根源于社会世界的规范性，即一定的社会世界的规则使我们可以把一定类型的行为称为合法的行为，而把不合规范的行为及不可理解的话语排除在外。同时，文化传统作为内在因素的社会世界，本身既是交互主体行动的背景，同时又是交互活动（interaction）所生成。在这个意义上， 正是交互主体的现实活动，把形上学的先验的本体意义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处。从另一方面看，正是交往合理性，使我们可以在消解形而上学和主体中心理性之后，把普遍主义、认知主义重新置于新的合理性基础之上。
总之，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的后形而上学的思维背景下，既面临着新的困境，同时又敞开着新的希望。
现在再返回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转变的问题。我认为，尽管主体哲学以及其功用理性价值对于当代中国还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尽管我们也许还可以在现代思维背景下借助传统哲学的概念来重构中国式的形上学体系。但是必须承认：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同样是处于现代思维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中国传统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观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摧毁“卡里斯玛”式的世俗权力中心和精神文化信仰之后，已经再也不可能担负起解释世界和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文化使命（当然不排除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可能，但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的形上天道观的消解）。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本体论的确立，同样也宣告了超验的形上本体论思维的破产。二、我们必须从西方哲学思维的演变感受到它的合理性对于我们也应当同样有效。或者说，因为我们国家也正处在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上，在哲学思维上扬弃主体中心思维，这既是精神领域里的变革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合理性所在。实际上，交往哲学既维护了主体哲学所强调的主体尊严的至上性，同时又克服了主体哲学在（单）主体中心的意义对于世界（他人、社会、自然）的征服、掠夺的内蕴，而强调交互主体的通性及其共在。在交往哲学明显地把其理论优势及其价值前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固守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固疾的主体中心理性（主体哲学）来孤芳自赏，而必须把现代哲学的重构中心放在交往哲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