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0)02-0001-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实现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到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发展
社会主义学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单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来看，其间经历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516-1848年）；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1848-1903年）；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发展成为当代理论（1903-1992年）的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们正处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并被他们称之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由列宁开创，毛泽东予以继承，邓小平最终予以基本完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第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理论表现。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能分割的，但两者又有着重大的区别。从总体上看，其区别是：
经典社会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年代，它是对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必然结论；它预计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并以此为基点而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问题及基本原则；它的直接任务是教育、训练无产阶级，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如何革命，如何夺取政权是其理论的重点。
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在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基本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又是对社会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进行科学分析而得出的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论；它以东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则；由于它面临的直接任务，不仅是无产阶级如何革命的问题，而且更长期、更困难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其理论的重点。
在具体内容上，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区别是：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在工业中心城市进行起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应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主义属于产品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扣除以后实行按劳分配；国家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自行消亡”；社会主义不仅消灭了剥削阶级，而且还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等等。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从东方国家农民占人口多数这一实际出发，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力军，开辟了将革命由城市推向农村和由农村包围城市的两种革命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正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应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于当今世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因此国家不能消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剥削现象和两极分化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应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系列重大差别，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科学社会主义从经典理论发展到当代理论，走过了近90年的艰难历程，其间经历了三次极其重要而有益的探索，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一次探索是由列宁领导进行的。列宁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十月革命后，他多次强调实践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在经过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系列教训之后，列宁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①并于1921年春天转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对此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②这就表明，列宁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看法和作法。
列宁根据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度里，不能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还必须建立合作社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反复强调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主张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将来在多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保存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的问题；改变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存在及其地位和作用，强调没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没有工农经济联盟的基础，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活跃；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运行主体的条件下，使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列宁的上述理论，是探索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成果，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突破。特别要指出的是，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这一理论开辟了通向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列宁逝世不久，从20年代末期起，“新经济政策”便逐步停止执行，在战时状态和恢复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进行应有变革，反而逐步强化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又以“苏联成功经验”的形式传递到欧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便在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展开，推动着人们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二次大的探索是由毛泽东领导进行的。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便敏锐地认识到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并以苏为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③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反对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曾一度主张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可适当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④；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等等。
毛泽东的上述理论和观点，是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拓宽了通向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可惜，由于传统模式的束缚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理论和观点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更谈不上坚持和发展。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虽有一定的创造性成果，但却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旧框框，追求的是以“一大、二公、三纯”为特征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使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最终发展到当代理论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成和确立，从而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经典理论到当代理论的历史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三次重大的突破性发展，所做的在本质上是一件事，即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要求，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完善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列宁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和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等，解决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以及处在过渡时期的俄国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等等。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由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革命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等等。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初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留下了遗憾，他虽然明确地认识到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并力图克服它，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最终并没有打破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束缚，并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束缚，将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邓小平身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它以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夙愿，完成了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到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发展。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主义理论是由列宁开创，毛泽东予以继续，邓小平予以基本完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它的第一个完整、系统而成熟的理论表现。
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迄今人类社会最科学、最严整、最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它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找到了进行伟大社会变革、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为无产阶级实现伟大社会变革提供了基本的战略和策略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科学指南。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陷入无尽的灾难之中。众多的仁人志士奋起抗争，流血牺牲，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都没有获得成功。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作为观察社会和解决国家命运的工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沿着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结束了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岁月，走上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却必须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必须予以创造性的运用，与时俱进地得出新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⑤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生活在20世纪初的列宁很难预料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更不可能为我们今天制定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实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并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有这样，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工作才能充分反映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我国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阔步前进。我们走出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深渊，恢复和发展了处在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改善了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顶住了苏联东欧剧变后资本主义世界掀起的反社会主义的飓风恶浪和国内的政治风波，战胜了西化、分化的图谋和所谓的“制裁”，出色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特大的自然灾害，表现了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共度时艰、奋勇向前的英雄气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我们着力改善民生，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使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实施“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使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等等。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着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唯一能够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一面光辉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不仅造福于13亿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
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关系严重失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长时期面临困难的局面。然而，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最终走出低潮的谷底，并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它的巨大成功，显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从而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鼓吹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的破产，并重新唤起全世界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使他们在世界资本主义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腥风血雨中能够明辨方向，继续坚持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典范，它巨大的榜样作用，正在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人迅速地走出教条主义的窠臼，并推动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世界历史进程。在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日益式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主流，并明确载于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还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获得巨大的改善，13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这对逐步改变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第二、引领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在体制改革的道路上无法前进，最终发生了苏联东欧的剧变。苏联东欧的剧变，标志着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历史上的终结，同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不改革便是死路一条；改革目标不明确，改革不彻底，不能抓紧抓好经济体制转换这个中心环节，社会主义也无法生存下去。这一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是变革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关键和主要之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积极扬弃。它是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变，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变革涉及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变革形式。但从总的情况看，变革的主要之点，却是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而实现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同产品的直接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同商品的社会交换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转变。经济体制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引起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深刻变革，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变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它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体制性危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在发展中逐步实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深刻的体制危机而无法向前发展的历史关头，提供了一个可以成功走出严重体制性危机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它的个性中还包含着一定的共性因素，存在着有关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性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与发展方面提供宝贵的借鉴。这是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第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
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只有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然而，这是一条使广大劳动群众备受压迫和剥削的道路，是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掠夺和盘剥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道路，是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代价的道路。苏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20世纪中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然而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的历史最终证明，它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是不很成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既是在一定时期促进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又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1978年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实践，向世人展示了另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基本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是：第一，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二，现代化的战略和策略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而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第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墨守成规、维护传统体制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是没有出路的；第五，改革必须采取渐进发展为主的战略，同时要适时地进行必要的突破性变革；第六，改革必须为大多数人谋福祉，从总体上增进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利益，使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七，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本国人力资源丰富和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第八，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完善政府管理；第九，进行文化体制改革，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先进文化，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第十，重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第十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稳定保发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第十二，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总体上要把效率与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顺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国原本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且地区发展又极其不平衡的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又不丰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传统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的现代化打下扎实的基础，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和封闭的国际环境，致使国家的发展长期受阻，其境况与占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这无疑既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力挑战，同时又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一个巨大的鼓舞：既然中国能够特立独行地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不走代价沉重的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像中国一样做到这一点。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773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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