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发端于西欧，尔后波及全球，成为世界各国发展一个方向。现代化已经使全球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既有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又有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进步与丰富。但现代化进程在各国并不平衡，尤其是在后起现代化国家中更面临着一系列严重挑战，如贫富悬殊、环境恶化、拜金主义、精神空虚、犯罪率上升乃至社会政治动荡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还集中体现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性。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不仅面临着全球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而且受到来自本国内部不同程度的现代化要求的压力。本文所讨论的，乃是总体上处于经济上较为贫困落后、文化上与工业文明具有较大距离的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
多重社会跨越：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宏观背景
当前中国社会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多重转型同时并存，社会发展的梯级差距不断拉大，导致民族地区要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基本同步地完成多重的社会跨越，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宏观背景的一个突出特点。
以民族地区为基点，她要与国内发达地区同步协调发展；同时，整个国家又要在一百年左右时间内基本完成现代化任务。这等于说民族地区至少要同时完成两个社会跨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整个中国向现代化的跨越来看，制约因素很多，这里仅仅从一个方面说明：“现代化问题与“全球化”密不可分。有人在分析全球化的表现时曾列举出：（1）交通全球化；（2）信息全球化；（3）知识技术全球化；（4）市场经济全球化；（5）解决社会问题全球化，等等。显然，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各种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过程，其基本动因乃是世界市场的财富流动、集聚和重新分配，由此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组合、依赖关系，并不断冲击既存的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文化理念，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全球化过程。换一句说，由于这种利益组合、依赖关系，世界日益变成一个承担不同分工的功能上相互补充和依赖的整体。这可以用法国著名学者杜尔凯姆关于社会聚合方式的概念加以说明。他发现，人类社会个体之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聚合方式。一种是彼此相似的同质个体之间的机械团结；一种则是彼此异质的个体由于功能上的相互补充和依赖而形成的有机团结。全球化进程的扩大和深入，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整个世界越来越具有异质互补特征而联结在一起。整个中国要完成的现代化跨越实质上就是，中国是作为整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世界”发挥其愈益重要的作用。
从民族地区要完成的第二个社会跨越看，较之第一个跨越在文化的深层则更具有同质个体社会的某些特征。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必须占有一片特定的自然空间，同时还要以各种方式同其他民族共存，即占据某一固定的生存生境，在这一生境上生长起来的文化则具有其独有的特性。文化具有的特性中，有两个方面对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的制约不能不加以考虑：一是文化具有单一的归属性；二是文化具有完整性。这就使得任何一种文化均有其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轨迹，不必靠他种文化的帮助而更新，甚至反而对他种文化产生一种拒斥性。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的事实无不说明了这点，任何一项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因子与制度如果无法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找到支持、配合因素则不能成活，至少无法充分发挥其良性效能。而当前许多扶贫项目的失败亦无不昭示了这一点。再比如，中东石油国可以拥有巨大财富，但这些资金却被存到外国银行里，而凸现出其民族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貌合神离”的特点。也许完成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同步协调发展的跨越更为困难。从改革的实际历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并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这种差距会继续加剧。另外，改革的一个思路实际上就是以利益为社会驱动源促使具备条件的东部沿海地区日益融入全球化轨道，无形之中疏离了本应与其更紧密的民族地区，而使民族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同质个体”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必然导致采用极大地加强纵向的中央权威调控方式才能维持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社会的秩序。这样一种态势，虽然我们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加以克服，但总的来看却不利于中国内部各地区间异质个体性质的自愿有机团结。
梯级差距扩大条件下的多种社会转型导致民族地区可能同时进行不同的社会跨越，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其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背景条件也可能更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从实现经济跃迁的角度看，这种较大的多重梯级差距对民族地区是非常有利的，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及其环境因素积累能量达到了相当程度；这种相对区别的社会经济系统间的级差，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巨大潜在势能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具有中央政府为其主动提供的强大政治保障；更为关键的是，民族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越来越真正在深层次融入中国“主流文化”，这就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自觉动力因素。
互动与冲突：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几个关系
民族地区现代化所涉及的关系很多，这里仅就其中三对关系进行阐述：中央与民族地区的关系；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关系；民族地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是中央与民族地区的关系。前面提到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同质个体性质的结合，这种方式的实质在于文化的完整性特征的显现，即文化在需求、结构和功能上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使之不能通过功能的相互补充和依赖来形成自愿的有机联合，而需要在其上建立一种强大的权威性系统来协调、控制，实现社会整合功能。从某种意义讲，民族区域自治的推行也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在这种视角下，民族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对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具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总的来说，中央政府应在民族地区现代化上发挥这样几个方面的功能：（1 ）创造有利的民族地区的文化运作外部环境；（2 ）完善和改进民族地区文化运作的生存生境；（3）调整或强化民族地区文化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协调、 高效、有序的运作；（4）真正保证民族地区正常的迅速的物质生产。 关键是要保证提高富余能量的充分发挥，增强国内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之间的互助力，亦即代偿力，及其效益。比如，为加强中西部地区发展，国家财政税收中的转移支付，以及其它方面对民族地区倾斜的政策输出自然就构成了一个呈不断增长趋势的文化实际影响力，也就是代偿力。有代偿力就有民族的排抗力，也就必须发生投放效益的衰减，这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事实。为了提高这种效益，我们应尽可能选择有利的投放对象，避免不利对象。否则投入的代偿力再多，由于大幅度衰减，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中央政府的极大财政负担。
其次是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前面的分析指出了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联合具有同质个体社会的特征，更准确的说，是处在同质个体结合向异质个体结合的过渡之中显现出来的特点。在文化的不同结构层面上，包括：（1）社会经济、生存生境（分布）； （2）社会组织、习俗和制度等；（3）信仰、伦理观念等。这三个层面都存在大量的甚至是基础性的差别，这都导致了同质个体性，社会的结合总是存在一定的疏离和违悖。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布努支的贫困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在人力、物力上对其分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救济和扶贫活动。但迄今未收到显著实效，投入的物资和资金大部分未转化为生产资料而变成了消费品。再如现代产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在一些贫困地区纯粹只是身份地位的某种“象征”，因为这些地方尚未通电。这些都说明，在代表现代化方向的文化未能真正有效地涵盖民族地区的整个社会生活之前，单纯靠加大发达地区积累起来的代偿力对民族地区作“冲击式”扶贫来求发展是极不现实的。很多贫困地区不仅未能从救济扶贫中改变落后面貌，反而把这种过于慷慨的资助视为可以信赖的外部因素，直接影响了他们自立自强能力的发挥。一些贫困地区的领导甚至把争取到贫困县帽子作为工作实绩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好的诠释。因此在处理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关系问题上，合理的选择只能是大力运用现有的中央权威，以市场经济为向度，诱导自主的异质个体在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真正使民族地区在功能、需求上不再具有自足性、自主性，而与其他地区成为功能互补的异质个体，使代表现代化方向的文化有效涵盖民族地区。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才能说是具备了基本前提。
最后是民族地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其存在的基本理由。民族地区政府对于现代化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系统”外富余能量的代偿力效益，从文化的第一层面，即经济和生存生境的改进、发展入手，为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创造有利条件；政府自身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冲突及由此引发的互动持主动迎纳态度，并在文化的组织、制度层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既发挥社会经济自身引发的“诱致性变迁”作用，同时又积极发挥政府法令引起的“强制性变迁”作用，并使之在本文化系统中找到支持、配合因素，从而具有合法性；直接运用政府的合法性权威资源，调整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信仰体系和伦理观念成分，并在某种冲突中逐步实现该文化层面的变迁。
结束上面的分析之前，还有必要指出一点，社会梯级差距引发的冲突不仅仅只具有消极作用，冲突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一个基本驱动力量。冲突有可能使民族地区内部聚合性更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与其他地区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涉及到共同利益才会产生冲突，冲突的解决往往是各方利益的共同增长。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也具有这种特性。
道德重构：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命题
和所有文化现象一样，伦理道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演化，伦理道德也随之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但是由于伦理道德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伦理道德的演化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的特异之处。这特异之处主要表现为其稳定性非常高，新旧因子的更替必须迅速完成；一般情况下借入的文化因子并不多见。这就使得伦理道德的演变相对于文化的另外两个层面呈现滞后性特点，对于民族地区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课题。显然，伦理道德的积极演变对于整个文化变迁的意义是极其独特的，它可以使新的社会经济方式获得道德合理性基础，更加现实的是对于组织、制度层面提供政治合理性支持，而且其代价无疑是最低的。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这种多重的社会跨越，既由客观发出，又由主观发出。与此相对应，民族地区的伦理道德成分也正经历一个新旧嬗变的动态过程，其原因来自多方面：七十年代以来，社会体制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做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推动，从而导致民族社会生境的变革；社会自然环境因素变动而导致的民族自然生境的变化，如交通、建筑、道路等；在所有有意识推动之下的副产品，如市场体制对血缘关系的冲击等。因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伦理道德成分的消解是总的趋势，反复是特定现象；但我们始终不能掉以轻心，“人的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层次，”我们必须防止民族地区伦理道德发展在多重社会跨越过程中的偏离甚至是畸变。尤其是要注意到，构成伦理道德的文化因子，必须保持内在一致协调性。因此要借助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的强大压力和社会权威体系的有效调控，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促使新的文化伦理因子实现演换；否则，很可能导致伦理道德发展的偏离、畸变的反复。目前要特别注意形成这样几种观念，使之伦理道德化：
其一是成熟的变革观念。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念已经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时代又已经提出了变革观念稳定化、成熟化的要求。在变革问题上，躁动和冷漠极端情绪往复交替的特点有较明显的表现，这不能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我国历来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说明人们对于参与变革的热情不高，表现出冷漠心理；但当变革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时，又往往走向躁动和激进。在这种相关性降低时，躁动又趋向冷漠，人们只注重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二者呈现交替性的周期往复。这是同质个体对外来压力的反映在伦理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成熟的变革观念则具有适度性、平稳性、积极性、主动性和持久性的特点。
其二，全面的开放观念。经济水平的低下，社会分工程度不高，以及社会伦理带入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往往使同质的社会个体在其所处群体内部实现高度的团结的整合，表现出某种封闭性和对系统外因素的排抗性。因此牢固树立全面的开放观念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开放的全面性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其“边界”一方面是向全国其它地区开放，另一方面也直接面向其它先进国家开放，同时还应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更大规模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更多地作为一个“整体”。
其三，规范的契约观念。异质个体社会实现高效整合和调节的基础在于规范的契约性人际关系。显然，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要求就是信守契约要求，其制约又来自对利益的权衡。有人认为这是社会走向“无道德”状态的倾向，其实这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契约性人际关系乃是指向正当的要求作为社会道德基础，较之以指向崇高的要求作为道德基础更加现实，也更具操作性。事实上，契约性人际关系经正当为基础，并由此衍生出“守约”、“利己”和“利人”三个基点，其中“利人”就是这一关系升华出来的更高层次的道德成分。信守契约演展开去，必须就是崇尚法治，这恰恰就是我们缺乏而要迫切实现的一个目标。
其四，自觉的自主观念。自觉的独立自主观念对于实现民族地区的“内源性”发展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是再花巨资进行代偿力投放，没有民族地区的自主性，也发挥不了其作用，甚至还会有副效应。比如西部某山区村寨，50来户人家，三十多年靠救济粮款生活，前几年县里派人商量致富门路，他们着急了：“自己挣了钱粮，救济的还给不给？”一家工厂来考察，认为该地有条件养鸭，选送给每户10只良种鸭，让他们学习饲养。谁知500多只鸭子很快就被吃光。 他们说：“不吃白不吃，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这是一个典型事例。只有树立起自觉的自主观念，才能把代偿力纳入到其文化运作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率。
其五，合理的效应观念。传统的民族观念往往注重道德价值评判，“重义轻利”。往往因为个人偏好而出现因人而异，以人废事的结果，扼制了“标新立异”的创造。而在利益分化条件下，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对一些人具有了排斥一切的诱惑力。人格退化为一种经济人格，以致在他们那里任何东西都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相对片面的价值评判而言达到了另一极端。因此，民族地区现代化要强调的是一种合理的效应观念，这种效应既包含经济效益，又包含了社会效益，从而并不排挤道德，同时这种效益又同竞争、正当、公正等联系在一起而具有合理性。
经济群落生长：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近动力源
中国处于一个正在形成的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和对处开放格局中前进，这将使中国不仅沿着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方向发展，而且有益于政府对国家协调发展的权威控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在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个是“发展极”理论思路，具体讲就是从1980 年起先后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5个沿海经济开放区， 此外一些东部重要城市也陆续被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内，从而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格局。其理论依据在于：一个国家增长势力旺盛的主导部门和有重大创新能力的行业，往往集中分布在一些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区位、人才、资金、商品、技术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创新功能，从而成为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极。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以深圳为例，她在十几年内走过了其他城市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昔日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新兴多功能、外向型城市，并迅速演展出整个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个全国性经济中心。
二是“梯度推移”理论思路。这是一些学者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引入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认为无论在世界或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经济技术梯度。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一国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但从目前效果来看，东经济增长中心的经济影响力无法有效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差距呈现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投资环境等多方面。这实际上明示了梯度推移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严重受阻。差距的扩大虽然可以列举出种种理由来进行合理性解释，只看作是某一时期内的暂时现象，但从目前态势看，这种差距极可能造成地域为基础的分利集团，从而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中国改革的思路实际上是这两种理论结合演绎而来，其基本方面是成功的，但也存在梯度推移受阻的实际困难。民族地区现代化可以在此思路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努力造成有效辐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其理由在于：中国改革成就从直观上看就是造成了东部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增长中心，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增长中心，这都是中央政府区域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可以借鉴这一思路。造成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可呼应东部经济增长中心，产生“共振”，加快梯度推移步伐，减轻中央政府受到的来自区域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社会的整合不致受到破坏。这些经济增长中心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具备极大提高代偿力投放效益的基础条件，而且能够避免平均使力，却又使不上力的局面。要造成这样的地区性经济增长中心需要很多准备条件。其中，中央政府的支持将是基础性的，这反复为世界各国经验所证明。我们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乃是选择各方面条件比较具备、经济影响能够有效涵盖民族地区的城市，以产业政策为杠杆，造成充满活力的经济群落。有人指出，八十年代的经验证明，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区域经济都是以群落驱动经济发展为特征的。例如，美国的硅谷，以其技术创新和开发计算机软硬件而闻名。日本资源缺乏，却开发出具有世界水平的东京区、大阪区和名古屋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成为世界上电子产品和其它消费品生产的中心。这些经济群落必须具有这样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积极的企业驱动力，国际联系广泛、公司类型多样化、企业灵活性大、关联程度高、竞争性强等。要保证由相互依赖、具有竞争能力的公司在地域上集中，构成经济群落的核心，并作为榜样，近距离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其第一层面文化变迁奠定基本条件。二是灵敏的经济基础。这是企业赖以竞争的源泉，包括高适应性的人力资源、可利用的技术、易于取得的资本、先进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税收环境和自然资源等。
简短的结论
文化变迁有数种不同轨迹方式，其中有一种是突变的跃迁形式。文化进化可以基于下列情况引起：靠文化自身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引起迅猛发展提高；靠异种文化形态相互平等的互动作用而迅速发展成某种新的文化形态；靠相对独立的不同文化系统间的“级差”作用，不是在各自完整的互动影响中演化，而是在包括时限和地域等特殊条件下获得某种形式的结合，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文化跃迁指的是第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地区现代化也是指实现文化跃迁。而制约文化跃迁发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处于较低“梯级”的文化控驭能量总量得到提高，以致能够容纳新的能量的输入。事实上，这是制约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难题。比如前文提到的大量扶贫资金未能转化为生产资源而被消费掉，一些民族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没有转化为商品而只是以低获能方式的水平作燃料使用，这都是控驭能量的限度所致。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关键不在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投放，而是找出自身潜在优势，提高其控驭能量能力总量，从而创造民族文化跃迁的前提条件。只要具备了这一条件，这些民族地区就不再会是现代化的累赘，而是构建有关民族现代文化类型的素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多重社会跨越构成了民族地区现代化背景的突出特征。 民族地区既要实现向国内发达地区同步发展的跨越，同时还要作为整个国家的一部分纳入“全球化”轨道，实现另一跨越。
（2 ）冲突与互动构成了民族地区现代化中组织制度文化层面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层面，政府是最能以主动性创造性来进行调整改进的力量，政府以“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方式的综合运用提高自身文化控驭能量能力总量，从而实现文化跃迁。
（3）道德重构将为文化变迁提供一种伦理合理性支持， 关键之点是在较短时期内形成成熟的变革观念、全面的开放观念、规范的契约观念、自觉的自主观念和合理的效应观念。
（4）造成符合民族地区条件的经济群落的良好生长， 并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中心，提供强大的近动力源，带动周围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代偿力投放效益的提高来实现文化基础层面即经济和生存生境层面的跃迁，并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