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测度及对低福利增长的分析——基于功能与能力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福利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使经济发展能惠及民生”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在如何分配和让民众享有财富方面却未能开辟出一条现实的合理途径，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无法掩盖增长价值的缺失，我国的社会福利发展非常缓慢。“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多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至今仍无法完全得以实现，我国的社会福利发展状况值得深思。
长期以来，福利经济学所呈现出的对人性的关怀，使得其在经济研究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传统福利经济学因其对商品和效用的过度关注而遭到批判，为此，Sen(1973、1985、1992)把基本价值判断引入福利研究领域，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新时期。Sen认为创造福利的并不是财富和商品本身，而是由商品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因而他将福利定义为“个人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组合”，这一衡量福利的思想被称为“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Sen认为福利可以通过个人生活质量来判断，生命中的活动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内容”，即“功能性活动”(Functions)。它是“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能够做什么”(Doings and Beings)的集合。与“功能”密切相连的是可实现生活内容的“能力”(Capabilities)。能力表示“人们能够获得的各种生活内容的不同组合”，是实现功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机会。“如果说已实现的生活内容构成了福利，那么可实现这些生活内容的能力，则构成了实现福利的自由”(Sen，1992)。因此，评价社会福利不仅要考察已经实现的“功能”，更要把能够实现潜在功能的“能力”作为重要的评价目标。
自Sen提出“能力方法”以来，这一理论得到了广泛运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据此建立起来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DI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国民生产总值三项指标组成，从1990年起UNDP每年对各成员国的HDI进行评估，用以衡量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福利状况。HDI由于在计算中能够较为简单地评估，可行性较高而得到推广，但同时也因其测量范围狭窄而遭到诟病。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对社会福利的实证评估范围进行了拓展。Sara(2001)从心理福利、社会交往、经济状况、文化活动、工作条件、住所和健康7个方面来考察家庭福利中的功能状况。Ootegem(2010)进一步将政治生活纳入考虑范围内。在社会福利研究范围延伸的同时，对社会福利某些方面的深度研究也得以开展，如Robeyns(2003)运用能力方法分析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福利变化；Ruta(2007)从资源方面强调了其对福利的重要影响。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来看，对福利的衡量并未从功能和能力方面加以区分。我国学者方福前等(2009)虽明确提出了功能和能力的区别，但由于能力福利测量仍然存在实际困难，只能选择对功能空间的福利进行分析。Des Gasper(2007)也指出，能力的模糊性可能是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障碍。由此可见，对社会福利能力维度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的探索分析阶段，对量的评估是待突破的难点。
在衡量福利的方法运用上，基于数理上的指标组合计算方法仍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如Martha(2003)。此外，一些学者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Sen的社会福利进行探讨，如适应性动态模型(Antonio，2007)、结构方程模型(Jaya和Paola，2008)等。并且随着可行能力方法的推广，这些对社会福利的衡量方法被实际运用到一国福利测算中，Laderchi(1997)、Wiebke(2005)、Anand等(2011)等分别基于能力方法，考察了智利、英国、阿根廷等国家的福利状况。相对国外而言，目前国内基于Sen的能力方法对社会福利进行客观评估的相关文献较少，方福前等(2009)根据Sen的能力方法理论，设计问卷调查获取了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信息；高进云等(2007)则着眼于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我国农民福利变化。显然，基于Sen的福利思想对中国整体社会福利进行评估分析的研究仍是十分欠缺的。
综上所述，Sen提出的可行能力方法，从功能与能力角度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是对传统福利理论的一个突破。因此，本文采用Sen的能力方法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避免了社会福利函数计算中仅考察物质财富的弊端，更加确切地反映出真实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Sen的理论，将社会福利在功能和能力上的区分从定性的分析扩展到定量的测度，并据此测算中国整体社会福利；第二，将运用于不确定分析的集对分析法引入社会福利水平的测度中，这一模糊数学方法更加符合Sen的研究框架；第三，引入脱钩指数分析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背离关系，揭示两者的落差，并对我国的低福利增长进行解析。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1.理论分析
Sen的可行能力方法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和能力，功能反映出现实的生活状况，而能力则是实现功能的选择组合。对于二者的区别，Sen以一个例子进行了说明：“一个节食的富人，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量而言，其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许与一个赤贫而不得不挨饿的人相等，但前者与后者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前者可以选择好吃并得到充足的营养，而后者无法做到”。因此“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此人实际达到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则反映此人有自由实现的自由：可供这个人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活动组合”(Sen，1985)。功能和能力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能力本身不是成就(功能)，但是能力是实现成就的能力，是一个人拥有真正的自由去选择自己想过生活的能力；而功能的状况是实现实质自由即拥有真正能力的基础和保证。功能测量已实现的福利水平；能力测量潜在的或可行的福利水平”(方福前和吕文惠，2009)。由此，现实生活内容非常重要，同时，能够做出选择本身也是有价值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功能作为福利的构建性指标，而能力作为福利的工具性指标，构成了本文的社会福利函数：
按照Sen的思想，不论是功能还是能力，它们都是一个“集合”，而不是一维变量，它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因此应该构造反映结构多元性(Constitutive Plurality)的、包含一系列子指标的综合性指标，而不是在传统的竞争多元性(Competitive Plurality)方法中选择某种单一指标(胡怀国，2010)。而目前学术界对福利指标的选择和福利水平的衡量仍没有达成共识，能力方法在实际上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关心和需要处理的问题(Robeyns，2006)。因此，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从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最直接而显著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六大方面来反映我国社会福利状况，进而本文的社会福利函数可以进一步表述为：
其中inc、con、hea、edu、sec、env分别代表的是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状况。从以上六大方面分别选择能够反映出功能和能力的代表性指标，构建我国的社会福利评价体系，具体指标选择和指标解释如表1所示。本文以对社会福利影响最为显著的消费活动为例，对消费领域的功能和能力做对比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在绝对数量上的增长，使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内容增加，即在功能空间上提高了社会福利。但是在能力空间上社会福利水平则得不到保证，我国的消费率逐年走低，相对于快速的经济增长，消费的自由度则不断下降，诸多因素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增长，显然，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对总体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由此，在衡量社会福利时，必须把功能和能力都给予考虑，仅关注功能或能力单一空间上的福利水平，会对我国社会福利状况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学者在分析我国社会福利状况时，得到我国福利上升和下降两个截然相反结论的现象。此外，社会福利涉及多方面，本文所选指标力图能全面反映我国社会福利，但是鉴于数据的可取性，仍然有些重要指标被排除在外，例如对社会福利影响较大的就业问题，因我国的失业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失业状况，尤其是失业统计中不包括大量存在的隐形失业，将其排除在指标之外。
各评价指标对功能和能力的影响方向不同，表1中括号内的正负号反映的是指标对功能和能力的作用方向。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一些指标是适度性指标，比如消费率等并非越高越好，GINI系数也并非越低越好。然而在消费率的处理上，就当前我国相当低的消费率而言，本文认为以正向指标对其进行处理是合适的。而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初期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有其合理性，但GINI系数的最优值在国内外都没有得到较好的论证，把GINI系数作为适度性指标进行处理存在技术性困难；并且基于Sen(1992)早期的福利函数：S=E·(1-G)，(其中S、E和G分别为福利函数、收入函数和GINI系数)，Sen认为基尼系数为负向指标。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收入差距扩大对福利提升的正面刺激作用，已经通过可支配收入这一正向指标发挥出来，将GINI系数设为负向指标是适宜的。
各评价指标对功能和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有必要对每一个指标赋以权重，以真实反映其对福利的作用程度。为了使所得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本文选用熵值法对指标权重进行测算。熵值法的主要思想是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所产生的影响来计算指标的信息熵，进而确定指标权重。其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评价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要对初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
指标值越大对评估的上一级目标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1978-2010年，关于功能和能力的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其中GINI系数的1978-1999年值源于徐映梅和张学新(2011)的研究，2000-2009年值来源于《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0年值为估算值；碳排放1978-2008年值来源于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2009年和2010年值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估算所得；其他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指标数值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DI)，个别指标出现缺失数据的年份采用插值法估算。考虑到物价和通胀对居民生活成本的重要影响，收入和消费数据以1978年价格为基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根据熵值法，将功能和能力各指标数值代入其中进行计算，由此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具体见表2。
2.模型设定
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方法，福利是一个多功能、多侧面、内容丰富的概念，福利在本质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使得精确界定福利相当困难。很多学者对福利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认为不止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实现Sen的思想(Atkinson，1999)，如描述性统计、多变量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等(Sara，2001)。Sen(1996)认为福利是一个广泛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概念，他强调模糊数学方法和多变量方法更适合他的框架，因而本文设定模糊数学模型对中国社会福利进行测度。
在处理现实生活中难以量化的模糊问题上，模糊数学方法较经典数学方法拥有优势，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应用于福利分析上(Martinetti，2000)。为了克服传统的模糊数学方法中过于依赖主观经验的弊端，赵克勤(2000)提出了一种新的辩证思维模糊数学方法 集对分析法(Set Pair Analysis)。集对分析的核心思想是分析集对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把具有某种联系的集合E和集合U看成一个集对H，在某个具体问题Q背景下，按照集对的某一特性，将确定性分成对立与同一两个方面，而将不确定性称为差异，从同、异、反三方面建立联系度表达式来分析事物。因此，集对分析主要是对集对H的特性展开分析，从而得到N个特性，其中有S个为集合E和集合U所共有，P个相对立，其余有F=N-S-P个关系不确定，则两个集合的联系度μ为：
二、基于功能和能力的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方法，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的变化，对1978-2010年中国社会福利的功能指数、能力指数以及总社会福利指数进行评估。将功能和能力的历年指标值运用于集对分析计算方法中，得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社会福利指数从1978年最低值的0.4365增长到2010年最高值的0.6594，说明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升，人们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但是福利的增长较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1.36%。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是一个缓慢而反复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冲破体制束缚，社会福利出现一次较快增长。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徘徊不前，20世纪80年代末期甚至出现了福利下降，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才终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社会福利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从1993年开始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较为显著的增长，特别是“九五”时期，商品市场的繁荣、收入和消费的显著提高，使得当时出现了这30多年社会福利增长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2003年之后，投资过热、消费低迷以及环境恶化，减缓了社会福利的增长。最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扩内需政策的实施，对民生工程和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的社会福利增长速度有所提高，2010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并显示出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变化情况
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动，是功能和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功能指数来看，功能空间的社会福利表现出稳定的增长趋势，从1978年的0.3056增长到2010年的0.6939。功能测量的是已实现的福利水平，功能指数的大幅增长说明了人们现实的福利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生活内容得到丰富。功能的增长是建立在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基础上的，从构成我国社会福利的六大方面指标看，首先，收入和消费的绝对增长对功能空间的福利增长贡献显著，1978-2010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的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5919元，扣除物价的影响，在33年时间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4倍。伴随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也大幅提升，生活中的“三大件”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现在的“房子、车子、票子”，早已经历多次更新换代，消费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居民效用水平，直接促进了功能空间社会福利的增长。其次，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直接体现在我国居民人均寿命的增加，当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较改革开放初增长了约10岁，教育事业的开展也使得我国的成人识字率从30年前的约65%提升到当前的95%，从而人力资本得到较大提升，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也得到一定的满足。再次，我国社会保障也逐步发展，居民贫困问题的有效缓解是社保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所产生的较高边际福利，也提高了功能福利水平。最后，从环境对福利的影响来看，我国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下的，化学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在30多年间增长了5倍多，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碳排放国家。环境的日益恶化，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巨大，对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总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功能空间的社会福利发展足迹，尽管在环境方面的功能是下降的，但总体上我国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是有了相当的改善，功能空间上的福利水平是明显增长的。
能力测量的是潜在的或可行的福利水平，从社会发展规律而言，能力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升高的，特别是民生诉求的不断升级，客观上也促使能力增长。但是我国的社会福利能力指数徘徊不前，1978年能力指数为0.5269，在经历了短暂的增长之后，从1983年开始出现持续的倒退，1995年能力指数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0.3620的最低值，一直到1999年才重返1978年的水平。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能力真正走上稳定增长的正轨是从2000年开始的，随着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能力也得到相应发展，到2010年能力指数达到0.6102，较最低值增长了69%，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阶段看，比1978年只增长了16%。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能力的严重不足，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福利在能力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落后，可供人们选择的自由减少，社会福利能力需求和各项能力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
能力空间上福利水平的落后是对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的剥夺，Sen(1985)认为这种剥夺是对追求和获取自由的限制。我国居民的能力受到剥夺体现在多方面，首先，从收入方面指标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人们并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是国内收入差距日益扩大，GINI系数不断增加，2000年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标准警戒线，穷人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受到剥夺。其次，从消费角度来看，消费是产生效用和福利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4%，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尤其明显，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3%，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而政府消费率却相对较高，政府消费并没有有效拉动居民消费，民间直接获得的经济福利较小。再次，从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直接影响到居民福利水平的社会发展支出方面来看，我国卫生总费用、教育经费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趋势向上，特别是2000年以来出现了较大的增长，这是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支撑我国社会福利能力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得以重新提高的关键因素。其中卫生总费用的支出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2010年我国卫生费用占GDP比重为5%，而这一指标值在1978年为3%，不过卫生支出中政府支出部分却不断减少，2000年的比重下降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半，尽管随后在2010年增长到28%，但是仍比20世纪80年代初低10个百分点，政府负担部分的过低导致了居民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已是当下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民生诉求。此外，教育支出过低也一直是老大难问题，2010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66%，仍没有达到国务院1993年提出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4%的目标值，居民的教育需求无法有效满足。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安全阀”，社保支出占GDP比重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下滑后已获得较快增长，但仍存在覆盖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问题，居民生活的保障权利仍然受到限制。最后，从环境方面来看，经济快速增长下的环境不容乐观。碳生产率，即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水平，衡量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能力，尽管我国碳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仍较低，并且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人们在健康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受到一定威胁。
综上分析，依靠功能空间的增长，中国社会福利水平总体趋势上升，但是在能力空间上的福利水平却令人担忧，能力作为福利的工具性指标，已实现的福利也依赖于这种可实现生活内容的能力，因而能力的不足使得社会福利增长缓慢，甚至某些年份还出现福利倒退，能力建设是未来福利发展中的关键部分。
三、对我国低福利增长的分析
与福利的缓慢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年均高达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严重背离，为了进一步认识其背离程度，我们引入了“脱钩”理论进行分析。脱钩(Decoupling)是用来描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的关系不再存在，近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脱钩分析主要运用于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与经济总量的相关性分析中。目前构建“脱钩指数”的基本模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OECD脱钩模型(2002)；另一种是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Tapio脱钩指数模型(2005)。Tapio脱钩指数综合了总量和相对量变化，能够有效防止OECD脱钩指数模型由于期初期末值选定的极端性而产生计算偏差的问题，更准确地反映出变量的脱钩关系。因此，本文采用Tapio的脱钩指数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具体福利脱钩指数的计算如式(14)：
其中DI(Decoupling Index)表示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ΔWelfare表示历年福利的变化速度；%ΔGDP表示历年经济增长速度。根据Tapio对脱钩状态的分类，可以将本文的福利脱钩指数分为三种情况。当DI≥1时，即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没有发生脱钩，或称二者挂钩，说明社会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速，此时是“高福利增长”状态。当0＜DI＜1时，即出现相对脱钩，说明社会福利增速慢于经济增速，此为“低福利增长”状态。当DI≤0时，即出现绝对脱钩，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增长速度为零，或者社会福利出现倒退，此时为“负福利增长”状态。根据式(14)，采用以上基于集对分析测算所得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社会福利指数，以及历年GDP增长速度，从而计算出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
从图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仅在1981年和1999年大于1，其他年份都是小于1，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有10个年份中脱钩指数小于0。这说明了我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基本上是脱钩的，即社会福利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甚至有10年的时间是绝对脱钩的，即社会福利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倒退，真正实现挂钩的仅有两年，然而这两年并不是因为福利的迅速增长，却只是因为经济增长变缓，从而出现福利增长相对过快。在1978-2010年，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36%，远低于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显然，我国整个社会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相应增长，居民在收入、消费、医疗、卫生、教育、社保和环境等领域中的福利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总量快速攀升、民生问题全面升级、社会福利需求普遍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是出现明显增长，反而相对提升速度明显滞后，甚至是倒退，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福利所面临的严峻状况。
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改善民生，非民生的经济活动是人类行为的异化(金碚，2011)。经济增长只有转化为国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提升才有实质意义，基于这一角度，我国的低福利增长是低效的，甚至在负福利增长的年份里可以说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多年里，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使得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以业绩为导向的衡量标准中。衡量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产值所采用的有用性原则，将一切满足社会成员效用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了GDP计算之中，而不管其是否符合福利标准。在这一强有用性标准下，GDP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低福利增长不仅侵蚀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累计的发展红利，更威胁着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斯蒂格利茨等(2010)也明确指出，为追求GDP增长，甚至可能最终造成一个国民生活状况更糟的社会。当社会发展舍本逐末，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社会、环境、生态等各方面变化的福利损失未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国家只能陷入了低福利增长的尴尬中。
低福利增长所造成的社会福利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并不是由生产不足所引起的，而是由生产不能有效转化为社会福利引起的。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格局在结构上的错位，阻碍了福利能力的提升，从而弱化了经济增长向社会福利的有效转化。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我国长期以来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以扭曲的资源价格和环境低约束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增长难以充分地转化为国内消费的扩张和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就投资内部结构而言，一方面民生投资比重不足，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短缺，制约了居民提高其生活质量的能力，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投资比重过大，出现了重复投资和效率低下的情况，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不断恶化，对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从收入分配格局来看，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居民所能承受的范围，公众对不公平的敏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满侵蚀着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而不合理的资源要素价格诱使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加剧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使得劳动报酬相对减少，进一步减缓了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同时也加大了国内收入差距。当前的收入不均还体现在政府和居民的收入结构方面，我国政府收入增速迅速，近十几年来其增速几乎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一直低于GDP的增长，“国富民穷”加剧了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也深化了低福利增长程度。
由此看到，当前的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创造出很好的经济数据，但是福利层面上的增长则很难得到保证，这也体现在功能空间上的福利增长较快，而能力空间上的福利却徘徊不前，从而导致整体社会福利落后。当前的低福利增长与民生诉求的矛盾正在不断升级，居民对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要求更加敏感，对生活质量和享有尊严追求更高，这无不对福利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力不仅影响功能空间上的福利水平上的实现，更成为扭转低福利增长状态的关键因素。
四、社会福利能力的国际比较
中国的低福利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能力空间的福利水平落后所引起的。鉴于能力在经济增长向社会福利转化中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的福利能力状况，下文将从国际视角对我国社会福利能力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在当今世界，各国国情和起点的差异，特别是在收入消费、民生支出等绝对指标上的悬殊性，使得各国总体社会福利在国际上的比较意义不明显，反而是福利能力的对比更能体现出一国的综合水平和文明程度。本文选择瑞典、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韩国和印度8个具有不同福利制度的代表性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比，对这些国家的福利能力进行评估比较。能力的测算仍然采用上述集对分析法，其中能力指标中，人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之比这一指标替换为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以更好地反映横截面数据对比中各国收入和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所计算的各国能力空间上的福利水平为2009年值，根据可获得的数据，个别指标的数据年份有所出入，其中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环境，以及部分社会保障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个别国家社会保障支出数据来源于何平等(2006)的研究。由于集对分析法计算的结果为相对数值，因而我国的能力指数在国际对比中与上面根据时间序列测算得到的2009年值不一致，但是不影响国际横向对比分析的效果，具体部分国家社会福利能力指数如图3所示。
图3 部分国家社会福利能力指数比较
由图3可以看出，2009年我国的社会福利能力指数仅为0.34，在9个国家中位列最后，瑞典是福利能力最高的国家，其福利能力指数为0.67，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能力指数也均在0.6以上，日本、加拿大和韩国紧随其后，印度位于倒数第二。我国能力空间上的福利水平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反映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质量和综合能力水平的落后，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居民的社会选择远远不够。从组成社会福利能力指数的各方面来看，首先，在收入质量方面，我国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在9个国家中是最低的，经济增长中只有约30%转化为居民的收入，而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也是最严重的，2009年基尼系数为0.47，同期的瑞典只有0.25，而印度也只是0.37。其次，在消费方面，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09年只有48%，其中居民消费率仅为34%，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最终消费率为80%。与居民消费率所处的位置形成反差的是我国政府消费率在所列国家中处于较高位置，说明我国居民直接获得的经济福利较小，因此无论是整体消费水平还是消费结构上，我国居民从消费方面获得的福利相对都是很低的。再次，在民生支出方面，我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在国际对比中同样不容乐观，我国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瑞典的约1/2，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只有美国的约1/4，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只有德国的约1/5，民生支出供给与人们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在我国税收不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一方面承担着高税负，另一方面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由福布斯最新发布的2011年“税负痛苦指数”国际排名中，中国列第二位，我国日益增长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有效地用之于民，反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费用上支出太多，税负压力已经超过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居民福利进一步被挤压。最后，在环境方面，我国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我国的碳生产率只有0.4万元/吨碳，不及韩国的1/2、日本的1/3，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的挑战。以上国际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揭露了我国社会福利能力的落后，也深刻地提醒着我们，关于我国居民功能实现以及整体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增长的隐患，“低福利增长”只会形成经济大国而非经济强国。
各国的社会能力与其狭义上的福利制度是相应的，在所选的8个代表性国家中，其福利制度安排各具特点。瑞典和英国是典型的福利型国家，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和日本是以社会保险制度为主的高福利国家，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文明程度也很高，社会福利普及全体社会居民，政府在其中承担了较大的责任。美国和加拿大实行的是适度福利政策，长期以来以职业福利为核心的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福利制度无作为者，但是正是这种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福利制度更好地解决了经济负担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矛盾问题。韩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国民福利在经济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的同时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的成功转型。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落后，但这样一个并不富裕、人口稠密的国家却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尽管印度社会分化等问题依然严重，但也足以为中国提供借鉴。以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尽管不同国情下应当选择不同的福利制度，而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也给政府带来沉重负担，对经济增长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都应该在我国福利建设中予以全面考虑，但是各国在发展社会福利中其所体现出来的公平、公正和共享的原则却是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福利的根本，这些都是建立在权利完善的基础上的，民主和公民权利才是社会迈向全民福利的价值基础。我国居民只有在社会发展和制度保障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切身体会到个人发展随同经济水平同步进步，才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和社会经济的高福利增长。正如Sen(2002)所认为的，能力和自由的是福利发展的最高境界，这种能力包含了社会对个人的全面帮助，从而使之具备从事活动的条件，当社会居民都有能力去从事他们意愿中的活动时，社会福利也就实现了最大化。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社会福利的提升缓慢且反复。其中功能空间的社会福利增长较快，而能力空间的社会福利则徘徊不前，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持续倒退，能力的不足侵蚀着功能增长带来的福利增长，使得我国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低下。第二，中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在长时间内基本上都是脱钩的，社会福利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国家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格局在结构上的错位，阻碍了福利能力的提升，从而弱化了经济增长向社会福利的有效转化。第三，在9个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能力对比中，中国排在最后一位，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印度，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能力水平的落后。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注重社会福利在能力空间上的建设。随着社会发展，提高福利能力的成本是不断上升的，能力供应物的缺失、社会上的不公平更容易刺激到人们的神经，能力在影响功能的增长以及决定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高能力就是要降低社会的贫富差距，改变公共资源不足和配置失衡的现状，增加能力供应物，如公共医疗、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对保护或提高个人能力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不断改善其质量，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改变社会福利从属经济发展的地位。经济增长应该是为改善民生而增长，不是为增长而增长，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转化为居民消费、社会福祉和国民幸福。低福利增长所导致的风险累积，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在整体社会福利提升的基础上，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经济增长才有实际意义，也才具备发展的持续驱动力和内在稳定性。最后，建立公平、公正和共享的全民型福利体系。把公民权利作为福利制度的价值根基，给予人们更多平等的机会和自由发展的权利，当人们不再每天都为天价房子、巨额医药费、稀缺教育资源等而疲于奔波时，才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去创造未来。政府也只有实现从经济建设型到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的转变，完善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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