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福珂的主体美学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主体论文,思想论文,康德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德的理论历来被学者们当作建立主体观的学说，开创了主体论的先河。或许就康德本人的思想而言，也力求完整地论述主体的存在性和可知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人类真正有拥有主体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合目的的目的”交给上帝，使我们的一切行踪具有了先验色彩，我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和诸多的神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自己。在康德理论中存在着种种矛盾：知识的先验时空和人的综合能力；实践理性的先验合法性和人的制造法则、道德的能力；美是主观的、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却又是先验的合于道德法则的、合目的的。正是这种种二难情形构成了康德的理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康德最终将终审权交给了先验的存在。其实，这本身就是在终极意义上否定了主体。在这一点上，康德与当代思想家福珂如出一辙，不过，福珂从一开始就以其后现代解构的姿态对知识、真理、道德、文学进行考古学的研究，系统地论证主体的无能。从其考古学、系谱学的论证方法来看，似有结构主义的方法特征，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解构，解构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体。福珂的研究领域极为宽泛，对于知识、道德、美学等领域和康德一样有着深入的研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康德和福珂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在其终极效果上，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探究主体的命运，揭示主体性的隐秘。这是古典美学思想和后现代美学思想共同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思想并非是古典美学思想的断裂存在，而是以主体性问题为要核的深入阐释，这种“深入”的原因也许正是后现代的资本、技术、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赋予它的。
一、知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康德的知识的先验判断理论与福珂的知识的权力泛生理论
康德认为知识由两部分构成：知识内容来源于感觉经验，知识的形式来源于先验的认知能力。“一切先验的知识与其说是关于对象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这些对象的认识方式的知识，而且这些认识方式不仅限于是先天可能的。这样一种概念的体系，就可以叫先验哲学。”〔1 〕如此而言，知识由两部分组成：（1 ）先天判断：分析判断（具有普遍性）（2）综合判断：后天的综合判断（不具有普遍性）。 康德虽然确认上帝在人的知识获得方面具有绝对统治地位，但是，同时又以先天综合判断引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从而为后代学者研究主体性问题开了先河。康德认为先验形式应由纯粹的直观形式组构：时间、空间。正是它们决定了知识存在网络。
但是，在福珂看来，知识并不是什么先天判断带来的东西，而是人类自身借助于权力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知识话语，例如：疯癫、法律、道德、 性……， 全是为了其自身的权力实施而构造的“话语模式”（Discursive Formations）〔2〕。根本无所谓永久性的真理，真理只是暂时的。这就是说，康德倾向于永恒的绝对真理观，福珂坚持非连续性的相对真理观。对于人类是否有一种先天综合能力，借助这种先天的智能能否产生新的东西，福珂只承认康德的这种知识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不断变动的观点，至于综合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新的，福珂表示怀疑。他认为知识只是一种文本的重叠，这样无限下去就像剥洋葱一样，得到的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先天判断，而是一个空虚的内核。因此，福珂基本上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只表现为虚妄地奔波。
为了进一步论述知识组成，康德归纳出4类基本范畴：质量、 性质、关系、样态。12种判断：全体性、多数性、单一性；实在性、虚无性、限制性；实体与偶然、因果性、相互性；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在这4类范畴中，康德认为关系更为重要， 但是这种关系概念中主要体现因果联系，而且这种关系范畴是先验地存在的。
同样，福珂理论中更多地将话语、知识、权力有意无意地承认为一种关系，但在福珂的眼中，关系体现为现实客观存在物的相互作用，如物对物、物对人、人对人、人对物，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间性关系，构成了人的存在，也正是关系的不断变化，人的现有存在不断被瓦解。关系不是先验的形式因素，也并非经验性的获得，它只表现为人、物存在的一种张力形态。知识的获得只不过是关系的陈述而已。从而也就打破了康德知识论中的统一性、固有性的时空观。
另外，康德以为范畴之所以可以构成知识，是因为人先验地有一种“统觉”心理机能，即先验地有一种“综合”、“分析”能力，范畴先验地存在于人，人获得知识，既可以通过直觉，也可以通过“综合”、“分析”而获得，但是后者看起来更为重要，只有经过“统觉”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
但福珂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么一种先验的范畴，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体现为“话语模式”，在知识领域又表现为“知识型”（Epistome，又译作“知识场”等）的发展。这些“话语模式”和“知识型”并非先验地存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相似型的话语模式，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相似关系，也是一个命名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给外物命名，但名字只是外在存在物的一个标志，语言要么是物的象形，要么是物的象声，所以这一时期是自然为人立法；到了古典时期呈现出以同一和差异为特征的话语模式，从文艺复兴解释为主的话语模式中脱离出来，步入到辨识事物的秩序和类型，随之，引入人类社会，形成人类的秩序和分类。19世纪，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逐步成熟，由它们支撑了人的全部内涵，从而，人的意义才最终确立起来。但是，由于从古典时期开始，知识的发展决定于语言，确切地说知识是由话语派生出来的，所以19世纪的话语模式就表现为话语和符号的表征功能。生物、经济的发展同语言一样均不是人的创造，而是受周围环境决定了的，受其他存在决定了的，充溢着不确定性、差异性，是非连续性的发展，同样是话语模式的表现形式。由它们所组成的人的主体意义也就不存在，即人是由符号化的话语决定了的。由此，福珂的理论，尤其是论著《词与物》（又名《事物的秩序：人类学考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也不是上帝为“人和自然立法”，而是在人类实践中，历史在立法，历史立法的工具不是别的，正是符号、话语。人类在寻找人与自然相似性中使用了符号，符号也就从此获得了生命，开始构造知识，构造人类历史。人只不过是符号的构造对象，我们言说的不是历史，而是符号和话语、已经被言说过无数次的话语，并不存在着一个先验的上帝，也不存在一个主体的人，人永远受制于话语。
二、纯粹理性引发下的道德实践和自由意志目的下的永恒实践
“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必须把他的准则思想为不是依靠实质而只是依靠形式决定其意志的原理，才能思想那些准则是实践的普遍法则。”〔3〕康德将道德实践看作是由纯粹理性引发出来的，不是经验论的， 也不是唯理论，而是先验地存在着的纯粹理性。这必将决定着人的道德原则，即人在道德实践中，按照这种先天原则行事，必然是合乎道义的。福珂则将道德实践看作经验性的东西，是由外界和权力化的人所操纵的，随后又被日积月累形成的伦理传统决定着。道德律则在福珂看来没有普遍性，所以人类很难有一个人人遵从的准则。如果一个人遵从一定的准制，将必然地走向受约性的无主体的遥途，把主体交给这种道德。康德将实践理性抬高到一个普遍性的统治地位，福珂却将它从形而上的宝座上拉下来，又踏上两脚。
康德强调实践法则具有先验性、形式性、义务性和自律性的特点。由于康德将实践法则规定为具有先验性，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律则？这使得康德为此颇为苦恼，他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却被不同握有权力的人用来制造各种符合某类人的道德、伦理，从而违背了康德的初衷，迎合了资产阶级制定法制、规范道德的需要。福珂正是认识到将实践法则规定为先验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从而从各个角度对道德、伦理、医学观念、性的观念进行考古学的研究，彻底摧毁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神话理想。比如疯癫现象，社会初期，并没有严格的界分，疯子可以和正常人生活在一起，言说他们自己的话语。然而，一天，“愚人船”载着这些充分自由的人远航而去，这些人被安置到一块孤独的土地上，他们不可以把自己的话语作为他们自己的道德、伦理，甚至于不可以有自己的话语。他们必须遵从“正常人”的伦理规则，言说“正常人”的话语，不然将被永久地禁锢起来。从此，愚人、疯人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存在，与其他人分离开来，失去了其自身的主体性。〔4〕对于性的观念， 福珂认为更是如此，为什么人们一谈到合乎自然的性行为就不自然，关键在于其背后有一个性的伦理观念引导着人们谈论性。为什么同性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同样决定于其背后的性的观念，这就导致了人们在性方面的不自由。由此，福珂得出的结论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在实践领域并不存在，恰恰是被康德所认为的先验理性制约着，如果换成福珂的描述，这种先验理性就是关系、权力。所以福珂认为无所谓主体性，人类需要做的只有不断地超越现实存在，不可能有纯粹意义上的主体性，只能在精神上表现为一种“自由意志”，人的努力在于像西绪弗斯式地将巨石推上山，滚下去，又推上山……
三、美学上的追求：康德美学中的两难主体论与福珂在美学领域中的否定主体论
谈到美学，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康德认为，从质的范畴上看：审美判断的快感不涉利害。“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 ”〔5〕这种愉快的对象称为美。康德极力想在知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寻找一座桥梁，完成他的主体论三部曲，担负起桥梁作用的正是“判断力”，也可以说就是美。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最能体现主体性，由于人可以进入一个具有充分想象力和无功利性的世界。但福珂的观点却是针锋相对的，福珂曾试图在文学领域实现在其他领域所不可能实现的主体性问题，但是最终将文学艺术拉入到话语形态中，也就是最终又消解了文学艺术的主体意义。他认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只不过是围绕中心控制塔（权力）而形成的圆形建筑（“全景敞视圆形建筑”， Panoption）中诸房室中的一个，受到权力的监督〔6〕。 既然文学艺术属于话语，就必然地拥有话语的普遍属性——意识形态性，自然具有了利害关系。
但是康德和福珂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探究主体的隐秘，揭示主体性的涵义。康德用美来证明主体自由的存在。福珂主张文学艺术主体性的体现就在于有限的反抗性超越，如雷蒙·鲁塞尔的作品〔7〕， 《皱额》是对《衬里》的超越；《光辉》是对《皱额》的超越；《阳光里的尘埃》是对《光辉》的超越；《非洲见闻》是对以前文体的超越；后来所有的文本：《眼睛、音乐会、源泉》、《孤独的地方》等等都是涅槃后的新生，意义永远难以穷尽，隐义在不断扩展，就像一个书名号外的书名号“……《《《《》》》》……”〔8〕。 最后雷蒙·鲁塞尔以自杀的情势——紧闭的房门、伸直躯体、扑向出口的姿态，以及遗著《我是怎样创作的》解开了每部作品之谜，即文本被文本包围，创作本身就是不断言说、反抗权力、创造多义，揭示“……《《《《》》》》……”的形成过程。福珂以为美的意义正是以这种不断反抗权力的自由意志来实现的。
康德同时又从质量、关系的范畴来给美下定义，从量的范畴来看，审美判断不依赖概念而具有普遍性：“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9〕从关系的范围上来看， 审美判断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在界定审美判断时，关于判断在先，还是审美在先的问题，他最终又确定判断在先，审美在后，判断自然地与认识、知性有关，并联系起来。从而，康德自己推翻了他的审美无利害学说。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德认为之所以有知性和理性的参与审美活动，是为了激活想象力，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美有无目的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美不是满足于外在目的的有用性，也不是满足于内在目的的完美性，而是合先天于人之身中的概念。这样，康德最终又将审美的仲裁权交给了先验的上帝，从另一个方面实质性地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因为这一审美判断力是先验地存在，人不能决定它的存在与否。康德力图将主体性归于普遍的、永恒的、连续不断的、统一性的存在，但现实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最终使他处于矛盾状况，并求助于上帝。
福珂从一开始就反对康德这种范畴意义为主体辩护的虚伪性，尤其是康德的样态范围上的意义：“审美判断是没有概念的必然性”〔10〕。美的事物、令人愉快的东西并非必然性的使然，或然性、实然性也可能导致愉快和美的意义生成。福珂认为文学艺术中也不存在所谓的必然性、统一性、连续性，文学艺术同样是相对的、碎片式的、非连续性的存在。在福珂看来，作者并没有真正的主体性，作者言说的只不过是别人言说过的东西，作品只不过是阐释的阐释，你很难说有所创新。所谓的作者只不过是在一大堆资料之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的人而已，只是著者的名字变了，内容仍是那被别人陈述了无数次的陈腐的话语。“谁是真正的作者！”（Who is the real author）， “谁正在言说什么？ ”（What matter Who's speaking？） 〔11 〕福珂告诉我们作为文学艺术的主体性本不存在，世界存在的只是能指符号，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已变得枝离叶碎。
康德希望美学能创造一种审美理想，那便是无功利性的、自由的、乌托邦性质的先验审美观，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悄然地否定了主体的存在。而福珂似乎更实际一些，他将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纳入到话语之中，加以摧毁，并反抗以往的传统观念，由此派生出他理想的追求，即自由意志。
结语：上帝的“崇拜者”与上帝、人的“谋杀者”
康德在自己的理论构造中先后批驳了“先验心灵论”、“先验宇宙论”、“纯粹理性”和“经验论”，从而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从有条件的东西推论出超经验的最后因，从实在理性推导出纯粹理性、从经验中的因果关系推论出超经验的最后因，都是对知性范畴的非法使用，因而是无效的。在解决众多的两难问题时，他最终请来了上帝，并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一切知性、实践理性、判断力都是由上帝恩赐的，这样，康德在张扬主体性的同时又否定了主体性，成为一个上帝崇拜者。
可是福珂通过他的考古学研究，用话语这一范畴来解释人的存在，不是康德那样无奈地论证人的主体性的存在，而是干脆利落地否定了人的主体性的绝对存在。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一种早已被决定了的存在，其内容和形式的所有内涵都是历史所给予的，人的意义仅仅是一种文本的重叠、重新组合，人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大写的能指，是一堆符号。就人的观念而言，康德认为基督教是人追求幸福时，自由律则、纯粹理性和个人法则统一的场所，人是孤立不变的抽象的人。他把人分为经验现象的和本体的人，肉体和灵魂二部分对立。康德不是历史地发展变化地看待人，没有把人放置在一定社会过程中，不是具体地看待人，他对人的认识是形而上学的。福珂彻底摧毁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理想的人论观，将人投入到复杂多变的关系网络中，使人失去了自由狂妄的主体性，在经验的沼泽中沉浮，回答了人是什么，人就是被决定。因此就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罗兰·巴尔特宣称“人死了”的同时，福珂以他的理论又一次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但是福珂在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之后，并没有将人的仲裁权交给上帝，而是连同上帝一起给否定了，彻底粉碎了上帝这一虚幻的存在，这是继尼采之后的又一位上帝谋杀者。但是，如果我们将康德理论中的先验理性换作福珂理论中的变动不已的社会实践历史内容的话，康德的理论就会得出与当代思想家福珂惊人的相似的结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学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理论准备：“甚至战争，假使它用秩序和尊敬公民权利的神圣性进行着，它在自身也就是具有崇高性。”在这种神圣的资产阶级事业中，康德的思想具有坚韧的力量。而福珂的学说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对资产阶级没落理论的摧毁。康德的理论重在立，福珂的理论更侧重于破。然而，正是在这古典意义高扬理性、主体性与后现代不断解构理性、消解主体性之间，让我们看到了古今思想演变的踪迹，清晰地认识到：古典形而上的主体美学被当代解构策略肢解得支离破碎，其实，在奠基人康德那里已经萌芽了它的悲剧命运，那就是被并不存在的上帝扶持下的人的主体性。主体是什么？请倾听极盛于60年代、影响至今的“披头士”乐队（又名“甲壳虫”乐队）充盈着后现代思想的歌声：“你知道我的名字吗？查一查代码吧。”（You Know My Name?Look up The Number.）
注释：
〔1〕张世英：《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2〕福珂：《知识考古学》，纽约，1991年版，英译本，第27 页。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 年版，第26页。
〔4〕福珂：《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纽约， 1965年版，英译本，第一章。
〔5〕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 页。
〔6〕福珂：语言、反记忆、实践》，牛津，1977年版，英译本， 第84页。
〔7〕雷蒙·鲁塞尔，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 以自杀来揭示其创作的意义。关于雷蒙·鲁塞尔的创作文评见于福珂的《死亡与谜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伦敦版，1986年，英译本，第8～44页。
〔8〕福珂：《语言、反记忆、实践、，牛津，1977年，英译本， 康言第15页，英译本中为“……（（（（））））……”，本文改作书名号……《《《《》》》》……”
〔9〕《判断力批判》，上卷，第57页。
〔10〕马新国著：《康德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11〕《语言、反记忆、实践》，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