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①：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与台湾问题———种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台湾问题论文,竞争者论文,美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1—0001—07
美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认知和战略定位向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上台伊始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后期的战略合作伙伴，有时甚至认为中国是潜在的敌人。随着情势的发展和美国政府对华认识加深，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也不断发生变化。2005年9月21日， 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时指出，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12月8日，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结束后，佐立克再次表示，因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参与者，美国希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维持、改革、推进这个已经使中国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2006年2月6日，美国国防部在最新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对中国的目标是，继续使中国成为经济上的伙伴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② “利益相关者”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最新定位。这一定位的变化不仅在中美两国引起强烈反响，也牵动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敏感神经。本文将运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从身份、认同、利益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一、身份、认同、利益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
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美国更是如此。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家利益，如何才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不同的国际政治流派有着不同的解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认为国家利益主要由国际体系中的物质结构，特别是国家间的力量分配来决定，它确定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限制或制约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只要物质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是相对固定不变的，或者说在客观上是可预见的。③ 它们的分析框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理性主义的视角对国家对外政策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把国家看成是偏好固定不变的经济人，追求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④ 但建构主义却从身份、认同、文化的角度对国家利益提出了新的诠释。
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不仅受制于外界物质环境的压力，而且还与决策者的认知行为有关。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可以形成共有的观念，共有的观念可以形成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⑤ 国家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而认同是利益的基础，利益由国家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与认同来界定。⑥ 国家以自身的认知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根据不同的国际关系的结构处境，不断建构它的利益。国家利益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国家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重新塑造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由于国家的自身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也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⑦ 在对外关系中，除了自身的认同以外，真正发挥影响的因素是集体认同，即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他人看作是自我的延伸。集体认同对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⑧
集体认同的出现是国家或行为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产物，是指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从而在界定利益时将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由此得以重新塑造。集体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产生的过程。虽然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但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⑨ 规范对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国家间的集体认同和互动在一定阶段可以固化为国际规范，而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⑩ 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规范体系下的国家如果能够按照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就能够维持国家间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
虽然多数人依然认为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认同、身份等概念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同样有着明显的体现。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朋友”、“伙伴”和“对手”、“敌人”意识非常浓厚，经常通过寻找敌人的办法来界定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尔就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是我们的敌人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界定的任务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缺乏值得一提的敌人时，很难明确制定外交政策。毕竟，是国家的敌人帮助定义了国家利益，无论定义时用什么样的形式。如果没有这样的敌人，国家就会在大量相当琐碎的或者至少是边缘的选择中踌躇。”(11) 在冷战期间，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是美国的对手和敌人，冷战结束之初，苏联的突然解体让美国一度陷入“无战略对手”时期，而且全球化的发展也让美国难以分清谁是“敌”，谁是“友”，美国对外政策方向也开始出现迷茫和失焦。美国开始提出尝试一系列的替代对象，美国一方面不断抛出“无赖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家的名单，将他们作为美国的敌人，另一方面，有些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伴随着“中国威胁论”的传播，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会成为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最大的国家。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认知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征。它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如何认知中国的身份和建构认同，从而确立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影响到对华政策行为；二是在此过程中观念的作用，特别在相同或相似的物质环境中有不同观念的决策者可能做出的不同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身份的认定就经历了从敌人到准战略盟友的过程。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美苏冷战的背景，都让美国感受到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是美国的敌人。这种敌人的身份使中美之间无法形成集体认同，更不可能有共同利益的交汇出现，美国于是采取了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身份的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甚至走向冲突的边缘，中美之间客观上开始产生在世界政治和地区安全领域的共同观念和利益，美国对中国身份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认识到中国和苏联同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身份差异。美国于是重建了对中国与苏联的观念结构，重新界定了对华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开始考虑给予中国外交上的身份承认，在抗衡苏联的问题上集体认同也逐渐形成，中国被认定为美国抗衡苏联的“准战略盟友”。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身份认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苏联威胁的消失让中国“准战略盟友”的定位失去了支撑，美国出现了对华战略定位的模糊。90年代初，美国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一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已经不再重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美国标榜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大相径庭，中国是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12) 在此观念的支配下，意识形态因素重新成为美国认识中国形象的基本因素，也成为美国界定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影响到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挂钩。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不断出现要求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声音，这种遏制除了基于对中国是美国意识形态上敌人的认知外，也与不断浮现的“中国威胁论”有关。但随着对中美关系实践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认知不断深入，美国开始调整其观念。克林顿政府开始较多的将中国的身份定位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亚太大国”，认为“中国的未来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美国因此提出“接触”战略，表示“只有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才能够保证它成为国际社会强大而负责任的成员”，因此美国需要“与太平洋地区过去的对手进行合作，以建立新的关系”，“这既有利于中国利益，也有利于美国利益”。(13) 在此期间， 应该说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环境和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是由于美国决策者的认知和观念发生了改变才导致美国开始认同中国的地区大国身份，并希望通过在集体认同中建构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规范，通过规范中国的利益和行为来最终使之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战略竞争者”和“利益相关者”战略定位的意涵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的身份和角色的认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观察中美关系，将重心从现实主义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暂时转向中美双方主体认知的规范结构，也能够有效分析出中美关系在某些时候的确是结构和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小布什在争取第一任的竞选过程中曾经抨击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克林顿政府，指责克林顿对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中国推行绥靖政策，这一定位在布什入主白宫之初也有着明显的表现。“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作为美国首要敌人的身份比较明确，美国开始接受中国寻求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意愿。进入第二任期后，布什开始强调中美两国是“错综复杂而重要”的关系。严格地说，“建设性合作”和“错综复杂而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国对中美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并没有给中国的身份以明确的定位。直到佐立克在2005年提出“利益相关者”一词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身份认知和战略定位可能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以下笔者将从身份、认同、规范和利益的角度深入分析“战略竞争者”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涵义。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有身份的，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表示这个国家是谁和它是怎样的国家。进一步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14)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身份不是内在的或本身固有的，只能存在于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中，是通过与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体长期和持续的互动而获得的。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的互动和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在建构自身身份的同时，也都在对对方的身份进行认知和判断，从而影响到相互间认同的建构。中国学者秦亚青将认同程度分为三个范畴：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不同的身份认知会导致不同的认同范畴。就美国对中国的“竞争者”和“利益相关者”两个不同身份来说，前者可能导致负向认同，而后者则更容易形成正向认同。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竞争者”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定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最高国家利益和目标，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在国家战略层次上相互攀比、你追我赶的状态。(15) 对美国来说，“竞争者”等于否定了克林顿政策此前将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意味着中国已经或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是美国应当防范的对手或需要适时进行打击的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带有敌意或负面的认知。维·芬莱指出，国家制定自己的外交决策时，倘若认定对手为“敌人”，那么问题很严峻，“敌人”观念的形成预示着国家间可能出现某种冲突。而且“敌人形象”一旦确立，可能形成错误的假象，如一方有任何不利于对方的举动，双方的威慑和冲突就将螺旋式上升。(16) 在这种认知下，中美两国互动过程中难以建立集体认同，更不可能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规范，双方更加强调和关注的是利益冲突，认为共同利益是有限的，是从属于利益冲突的。在策略手段的选择上，对“对手”或“敌人”更加强调的是遏制和打击，而不是进行合作。美国的这些政策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恶性循环，使中国对美国身份的怀疑和不认同，从而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反过来又会加深美国对中国“竞争者”身份的进一步确认。
事实上，在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期间，中美关系的确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以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首的“鹰派人士”力主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外交方针。美国国内主流舆论也热衷于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巨大挑战、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竞争性以及在亚太地区潜在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在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之后，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和媒体借此掀起新一轮的反华浪潮，布什政府也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中美关系的行动，包括承诺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向台湾出售总价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止中美军事交流、限制中美学术交往，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提案，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扩散导弹技术等等。(17)
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的提法比较友善，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朝着积极方向变化的趋势。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表示，“利益相关者”的涵义与伙伴相接近，在美国，这个词意味着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利益和责任。在美国看来，中国正成为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并享受这一体系利益的重要一员。(18)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则指出，美中关系远比单独一个词要更广泛复杂，美方把“利益相关者”看作是寻求在共同的框架下一起努力的方式，也就是传承国际体系，使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最大化。(19) 用建构主义理论，结合目前美国官员和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论述和解释来看，它至少包涵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美国开始考虑以非敌对的心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的身份。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空前提高，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是美国认知中国身份的重要前提之一。美国必须调适自己的心态，判断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国和世界是机会还是威胁。布什2002年2月首次访华就表示，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坚信，能够见到的中国将是正在变成大国的中国，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一个与其他人民无争的中国”，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与和平”的中国。(20) 2005年11月布什访华时再次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重要的国家。“利益相关者”表明美国已经正视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美国不能忽视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国来说机会远大于威胁。
其次，美国希望与中国在强调共同利益中与美国和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建立集体认同。美国认为要想使崛起的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就必须帮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完全的成员，让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有更多的交汇点。这不仅包括经济上使中国接受和认同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也包括政治上向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靠拢。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阐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时强调，中国应当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而应当和我们一道，维护使我们受益的国际体系；这个战略框架能够帮助美国确认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指导美国与中国在多领域的合作。(21)
第三，就是在集体认同中规范中国崛起的政策行为，鼓励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在体系内发挥作用。美国的考虑是用国际体系中的规范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政策行为而不是被中国所改变，最好的途径则是让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的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解趋于一致，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责任意识。但美国认为中国承担的责任与崛起中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符，因此要求中国更多地“承担相应责任”。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仪就表示，中国现在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大国在享受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给予的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不能将自己的利益狭隘地定义在只关心国内事务，只关心事业、医疗、教育、经济建设等国内问题，也应该在国际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22)
三、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中的台湾问题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是战略定位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主导思维和观念；另一方面，战略定位影响到中美关系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每次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调整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台湾问题的影子。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台湾问题的关系至少有两个层次值得关注，一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影响；另一个是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后反过来对台湾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从“竞争者”转向“利益相关者”的过程中，台湾问题同样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并受到这些定位的影响。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美国对华战略定位首先与对中国身份的认知和能否产生集体认同有关，台湾问题对此会产生有限的影响。之所以说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和平崛起的客观现实是不受台湾问题影响的，即使台湾问题尚未解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还是实现了实力的跨越式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第二，中国实行的是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并不是因为台湾地区实行的是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才形成对中国所谓“非民主”形象的认知。第三，中美两国在相互交往和共同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冲突在绝大多数时候也不受台湾问题的影响。由此可见，美国在对中国身份进行认知和两国形成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台湾问题并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但是，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台独”分裂活动的加剧，台湾当局不断鼓吹大陆的“军事威胁”，刻意扭曲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对台政策，在美国面前刻意塑造中国大陆对台湾和本地区“武力威胁”的形象，影响到美国对中国身份的认知。这使得中国政府使用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冲突的频率和烈度成为美国认知中国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美国在与大陆和台湾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确有助于台湾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容易建构认同感，美国甚至将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作为其目标之一，这种认同感影响到美国台海政策中的理想主义部分。而中国与美国的认同更多地是建构在实际利益上，影响到美国台海政策中的现实主义部分。在台海安全层面，美国与两岸之间都有一定的认同，即中美和台湾都希望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现状，但美国与两岸的认同度则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候偏向中国大陆，有时候又偏向台湾。
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冲突不断加大，使美国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成为美国威胁的军事对手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就更显得有说服力，也是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的原因之一。(23) 在中国政府不断重申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以及在深刻了解到台海紧张局势的复杂背景和最新变化后，美国逐渐意识到“台独”分裂活动会威胁到台海和平与安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点开始增加，出现了共同反对“台独”的态势，台海地区形势也趋向稳定。虽然美国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中国“军事威胁”形象的警惕，美国对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偏见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但与“竞争者”相比，“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定位表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比重和排序明显下降。美国在对中国的身份和集体认同的问题上将关注更多的台湾问题以外的领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陶坚认为，中美双方在台海问题上已经纠缠数十载，这对双方都是很大牵扯，双方目前应有更多话题可以共同关注、合作，中美对话中不应该“第一句话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一句话还是台湾问题”，中美2005年举行的战略对话已经超越台湾问题，这代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24)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从“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的转变，虽然目前尚未定型，还不能下定论说中美已经建构起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认同基础和行为规范，但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本身就一个身份和认同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况且建构是双方面的，中国对美国的身份认知和战略定位如何，是否会接受美国对华“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定位都还在讨论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中国从“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不断趋向务实的过程，如果抛弃“利益相关者”定位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将有利于建构中美关系稳定的互动架构。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过程和最终定位也必将对台湾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有所下降，但重要性并未改变，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矛盾不可能因为“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定位而改变。
美国和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地位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始终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涉及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问题。但美国对台湾问题敏感性的认知是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台海情势紧张的时候，美国会对台湾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笔者2005年8、9月间在美国访问期间，多数美国学者都表示当前台海紧张局势已经缓解，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和迫在眉睫的议题。中美双方的认识差异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利益关注度不一致，台湾问题是中国在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但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台湾只是涉及到其全球战略利益的很小一部分。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两国能够暂时超越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和大的格局。但这种超越并不表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利益相关者”只是“求同存异”，并非“求同化异”，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两岸间玩弄“平衡”的战略，“以台制华”依然是某些保守主义者的顽固思维，美国也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在中国统一问题上也没有表达过清晰支持的立场，而这些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并不能排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再度出现交锋的可能性。
第二，“利益相关者”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考虑到中国合理的利益需求，反对“台独”有望成为中美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角色，但任何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互的，美国在要求中国负责任的同时，也必然要顾及到中国的利益需求，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当然，中国和美国都会从最大限度符合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和权衡在台湾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美国履行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不切实际的责任。美国也必须考虑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诺的义务不能违背中国的利益，双方必须在有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不向岛内“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就是中国要求美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义务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2005年，美国从总统到其他官员都多次重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台独”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种政策与中国政府维护台海稳定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出现了一种中美两国政府联手遏制法理“台独”的新形势，台海紧张局势出现缓和，这反过来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25)
第三，美国将会强化要求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制约中国使用“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
美国在“利益相关者”之前特意加上了“负责任的”限定词，这里的“负责任”不仅仅是指为美国分担部分国际责任，更重要的是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全球问题上同美国合作，在朝核等地区问题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而在台湾问题上则是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美国看来，只有和平的方式才是负责任的，才能够有效避免台海地区出现危及和平稳定的军事冲突。台湾学者吴瑞国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新界定，使得美国、中国大陆、台湾这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找到了新的“利害关系”，确立了台湾海峡的“和平化”，即两岸间最核心的问题已经是怎么“维持现状、确保和平”。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外国势力赤裸裸地介入台海局势，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已随着美中之间“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新界定，而大幅降低、甚至逐渐消失，而台湾片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亦然。(26) 但实际上，用和平统一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不会因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定位而有所改变。问题是美国在履行对台所谓“安全承诺”、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的做法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有可能向“台独”势力发出“以武谋独”的错误信号，只有按照“八一七”公报以“负责任的”方式最终解决对台军售问题，才能够在台海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稳定。
第四，美国将台湾的“民主制度”作为样板，迫使中国大陆接受和融入西方的民主价值理念的力度可能性加大。
美国要求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不仅仅只是要实现两国共同利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美国认为共同利益应该建立在相同或相似的价值理念基础上。在美国，民主国家不相互进行战争的“民主和平论”和“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可以结成更好的伙伴”是根深蒂固的观点。美国并不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成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只有将中国融入一个由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所主导的价值体系，才能够确保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美国向来对台湾的“民主”赞誉有加，认为台湾是华人社会实现“民主制度”的典范。2005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前夕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时，称赞台湾是亚洲“成功实现民主化的例子”，认为台湾是个“实现了自由民主的社会”；布什在演讲中还充分表明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扩大“自由与民主”的期待。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着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道路，它“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但“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27) 如果美国在给中国“利益相关者”定位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加强与台湾在西方民主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建构，并意图以此影响中国大陆，将会增加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在其他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
注释：
① 对于“Strategic Competitor”和“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中文翻译，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版本。有学者将“Strategic Competitor”翻译为“战略竞争对手”，也有人译为“战略竞争者”，前者更强调“对手”的性质，后者的表述更为平和。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官方还是学者，对“Stakeholder”尚没有形成统一和贴切的中文翻译，目前已有的翻译包括“利益相关人”、“持股人”、“共同经营者”、“利害共担者”、“股东”、“利害关系人”或“参股人”等。美国国务院的中文网站将其翻译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本文将采用“战略竞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中性译法，以便能够在分析中客观反映其政策意涵。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06,p.29.
③ 刘永涛：《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认同政治：一个案例分析》，《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11页。
④ 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8页。
⑤ （美）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页。
⑥⑩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No.2,1992，第42页。
⑦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228页。
⑧ 孙溯源：《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40页。
⑨ John 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
(11) Irving Kristol,“The Map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in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3,1990; Irving Kristol,“In Search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in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7,1990.
(12) 冈栋俊、陈友：《美国对华政策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20页。
(13) 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07—408页。
(14) 秦亚青：《国家身份、 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
(15) 孙建社：《对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认识》，《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第26页。
(16) Jianwei Wang,Limited Adversaries:Post-Cold War Sino-American Mutual Im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5.
(17) 胡礼忠、江西元：《布什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39页。
(18) 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1日电。
(19) 中新社华盛顿2005年12月8日电。
(20) 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02—22/26/163863.html。
(21) 中新社华盛顿2005年12月8日电。
(22) 2005年8月26日上午笔者访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时与葛莱仪的谈话。
(23) 郭学堂：《接触＋围困：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和政策分析》，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5907.html。
(24) “中美战略对话超越台湾问题，体现中国崛起”，中新网2005年8月3日电。
(25) 陶文钊：《2005：中美关系平稳过渡》，《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20日。
(26) 台湾《中国时报》，2005年9月30日。
(27)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新华网北京2005年10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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