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人口论文,民族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族际人口流迁”这里指的是人们走出本民族聚居地，迁居或流动于其他民族聚居区域的现象。跨国的人口流迁本身就是族际的，尤其在当代，至少在国家层面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一国之内的人口流迁有族际的，也有非族际的，因为前者只存在于不同民族的人口之间，而不包括同一民族内部。族际人口流迁是民族交往的直接形态。在民族过程中，尽管由于技术的进步民族交往有着越来越多的间接途径，但民族认同的确立和巩固，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民族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乃至民族同化和融合的实现等，最终都要在民族的直接交往中才能完成。所以，全球化时代的族际人口流迁，实际是这一时代民族过程的直接反映。
一、跨国人口流迁是当代全球化的突出内容
人口流迁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也是最普遍的形态。正是由于流迁，人类从最初的发源地扩展到周边，从旧大陆扩展到新大陆，实现着文化的交流、种族的混杂、文明的进步。工业化进程开始以后，尤其是信息革命发生以来，资本、技术和文化的流通有了越来越多可以间接实现的途径，但人力资源配置、完整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消费方式的变革等却离不开人类的直接交往。所以，全球化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类不断流动和迁移的历史。
人类的流迁自古有之，而对于全球化进程具有标志性影响的有三次：一是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人口流迁。它使大量的欧洲和非洲人口移居南北美洲和大洋洲，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地理观念和种族分布格局。二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欧洲剩余劳动力向美洲和大洋洲的流迁，也包括亚洲契约劳工向东南亚地区的流迁。另一次便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延续至今的全球性人口流迁。这次流迁的最终结局尚难料定，“但是如今的移民流动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这是前所未有的。”[1]
关于当前跨国或国际性人口流迁的状况，2006年9月14～15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首次“国际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会议”上有着权威的反映。其中最能反映这一状况的是这样几点：①
1.当今世界跨国人口流迁的规模和范围持续增大，但迁移目的国仍趋于集中。
1990年至2005年期间，世界迁移者年均总数增加了3600万，从1.55亿增加到1.91亿，增长率从1990～1995年的1.4％增加到2000～2004年的1.9％。
2005年，全世界的1.91亿迁移人口中，1.15亿迁往发达国家，7500万迁往发展中国家；大约1／3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迁移，1／3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到发达国家。以此可知“南南”迁移者与“南北”迁移者大致一样多。但总体上看，向高收入国家迁移的人数增长大于向低收入国家迁移数的增长。2005年所有迁移者中的75％居住在28个国家，少于1990年的30个国家。1990年所有迁移者中的15％在美国，而2005年这个数字是20％。1990年至2005年，17个国家占了新入人口增长总数的75％。美国增加了1500万人，最多；其次是德国和西班牙，各增加了400万以上（见表1）。
无论规模和范围的持续增大，还是目的国的集中实际反映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因为正是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推动穷国的人们涌向富国，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拉动他国劳动力的流动。当然，所谓“南南”迁移者与“南北”迁移者大致一样多也反映出世界经济格局的一种变动，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它们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也对跨国迁移的走向产生着影响。因为2005年每10个跨国迁移者中就有将近6个迁往高收入国家，其中也包括像巴林、文莱、科威特、卡塔尔、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发展中国家。
2.“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界限逐步模糊，来往更为频繁和方便。
现在许多国家既有人口外迁，又有人口流入，既是“原籍国”，又是“目的地国”，两者的区别已经完全消失。如不久以前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各自都有数百万国民出国，但现在它们每年都接受大量的外来人员。1991年时意大利外国移民为356,159人，2001年达到1,334,889人，10年之内增长了2.7倍。[2] 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等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转变。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不平衡，表现在国家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的时期，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时期是人口输出国，另一时期又可变为输入国，同一个时间也会既是输入国，又是输出国。
曾几何时，旅居海外意味着长期的离别之苦。与家乡的联系至多是偶尔为之的几句电文、相隔多日方可谋面的书信和相隔多年才有机会的返乡探亲。当今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以及国家之间各种壁垒的不断拆除，亲情和信息的传递瞬间可通，远隔重洋的旅行指日可达。过去，跨国流迁往往意味着定居国外，成为目的国的公民，而现在流迁人口重新返回原籍国的“回移”，或又随时离去的“循环流动”非常普遍。方便而快捷的国际移动使他们成为“全球公民”，为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交流建构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纽带。
3.在未来的相当时期内，国际迁移人口仍将持续增长。
这首先在于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存在；其次在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加剧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呈加剧的趋势。今天，发达国家每100个60～64岁将要退休的人的后面会有142个20～24岁的年轻劳动力等待补充，但仅仅10年后，这个比例就会降至100∶87。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就难以为继。而发展中国家现今对应的情况则是100∶342。这一劳动力严重失衡的情况在几十年之内不会改变，所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富裕劳动力有着巨大的需求。再次，各国教育水平不平衡也导致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现今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入学率为56％，一些经济增长强劲的发展中国家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也在迅速增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大可能找报酬低和体力强度大的工作，农业、建筑业和休闲业（旅馆、餐馆等）等主要靠外来劳工才能维系和发展。此外，高收入国家中妇女的大量就业也为外来妇女从事家政业创造着机会。
上述叙述中的国际迁移人口包括了定居性的长期移民，也包括了回到原籍国或在目的国和原籍国之间循环来往的短期移民、外出劳工、各类机构或企业的跨国员工、难民和留学人员，但却没有包括出国的旅游者。实际上，旅游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人口流动形态，只是它一般不会和迁居有联系。旅游业的发达和社会的发展直接相关。因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全球旅游业的规模日渐增大。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0年至2004年世界各国的国际旅游人数（国外入境游客和出国旅游人数总和）逐年增多。其中2003年比2000年多出1652万人，增加1.1％，2004年较前一年多出11,137万人，增加7.3％。所以，国际旅游人数不断增多也是当今跨国人口流迁的一个特点，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布热津斯基讲，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有国籍而国无边界的世界”。[3] 当今跨国移民的如此规模和趋势的确说明了这一点。
二、当代中国的跨国人口流迁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发生在16世纪以后，而至近代移民数量大大增加。“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出国累计超过1000万，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4] 但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时期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开放状况相对应，除了少数援外、出访和留学人员出国外，中国的跨国人口流动和迁移被严格控制。从1949年至1978年间得到批准的因私出国者仅21万人，其中多为归侨侨眷的出国探亲。[5] 然而1970年代末以后，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对外大门逐渐打开，人们纷纷寻找机会出国，中国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出国热”，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新移民”群体。
当今中国的跨国移民与世界同步，规模日渐增大。当前移民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遍布世界151个国家，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大的移民群体。但这是一个包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移居海外的现有人口数。至于其中有多少属于“新移民”，尚缺乏权威的统计，不过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世纪之交，华人新移民可能已达到220～250万人之间，还有约50～70万的非法移民。[6] 近年来这个数字无疑又被扩展了。相比改革开放以前，乃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向外移民，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然而，即便目前华人新移民能够达到500万，与当前世界移民总数1.91亿相比，仍仅为2.6％，尚是一个跨国移民小国。
受地缘因素的影响，历史上我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移居地是与中国东南隔海相望的东南亚地区，以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至今都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方，约占世界海外华人的80％。[7] 但现今中国移民目的地除了多元化、遍及世界各地之外，也与国际移民的整体趋势相对应，更多的是向发达的欧美澳洲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46万人在美国定居，这使在美的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长了一倍。2000年至2005年，美国更是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又有35.5万中国人移居到这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欧华侨华人只有1万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00万至150万，半个世纪内增长了100多倍。[9] 俄罗斯地广人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外来人口一直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大移民国家，而中国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称，仅在中俄边境地区从事零售生意的100余万外国商人中，中国人就占90％以上。2007年1月俄罗斯通过了新的移民法修正案，受此影响处于被迫回国威胁的中国商人就达10万人之多。[10]
除规模增大和目的国集中外，中国的跨国人口流迁还有一些特点：
1.流迁人口成分和流迁途径多元化
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往中国移民在国外的谋生行业多以餐饮、剪裁、理发、零售等服务业和劳工为主。而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大多数移民接受国更多倾向于接受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所以具有较高教育水准和较多资产的人口在中国的跨国移民中逐渐增多。由于新移民教育和职业层次的提升，中国移民的形象正在从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苦力，向手拿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和知识分子转变。当然，许多中国移民也还受雇于一些国家的建筑、农业种植、林业采伐等行业，承担着当地人不擅长或不愿意承担的劳务。
由留学而移居向来是跨国移民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移民接受国着意对知识人才的招揽，留学生在我国的跨国移民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据统计，自1978年至200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从当年的860人增加到134,000人，扩大了近155倍。期间回归人数同步增长，至2006年总计已达221,962人。但与此同时，留学未归人数又始终高于回归人数，2006年总计达682319人。[11] 这个数字大致可理解为通过留学而实现迁居的人数。如果我国新移民有400～500万的估计准确，因留学而留居者便达1／7左右。
不属于移民，但仍属于跨国流动的人群也在急遽增多。这首先在跨国旅游和出境人数上有着生动的反映。从表2我们已可看到，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旅游者人数呈逐年增多的态势，截至2004年，中国内地的出境居民人数为2885万②，在英国、美国、捷克和马来西亚之后，为第五大居民出境国。而其后的两年，从表4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大陆居民出境3102.6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5％；2006年为3452万人次，又比上年增长11.3％，表现出了持续增高的态势。
劳务输出也是一种人口流迁。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大背景和劳动力的充裕为我国的劳务输出创造了条件。与其他领域的开放进程一样，中国的劳务输出呈现的也是不断加大的局面。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1990、1991年中国的劳务输出年均7.5万人，1998、1999年即达37万人。[12] 进入21世纪后继续发展。据统计，2006年，我国通过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5.1万人，1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7.5万人。截至当年底，我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82万人。[13] 这些外出劳务人员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数较多的依次为：日本（13万人）、新加坡（8.3万人）、韩国（5.4万人）、阿尔及利亚（3.5万人）、澳门（3.3万人）、俄罗斯（2.5万人）、香港（2.1万人）、阿联酋（1.8万人）、苏丹（1.2万人）、约旦（1.2万人）、塞班（1.2万人）、中国台湾（1.2万人）、毛里求斯（1万人）。此外，一些劳务人员也进入英国、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市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领域主要分布在制造、建筑、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饮食服务业。此外，也涉及到设计咨询管理、科教文卫体、计算机技术服务等一些高技术领域。至2006年6月末，我国在外劳务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超过0.2％。[14]
不论是人口输出国抑或接受国，都对跨国流迁有着一定的法律约束。然而急于出国的人们往往会超越这些约束，这便形成了偷渡或非法流迁。由偷渡而形成的非法移民在世界移民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也不例外。已如前述，属于非法移民的中国移民人数估计在50～70万之间，这是世纪之交时的数字，现在可能要超过这个数字了。非法移民没有合法途径，得不到应有的权利保障。有的偷渡者为逃避打击往往铤而走险，结果酿成惨剧。由于我国政府在非法移民上的严正态度及合法途径的不断拓宽，相信偷渡和非法流迁人口会趋于减少。
2.民族地区的跨国人口流迁具有一定规模
我国有30个少数民族属跨界民族。他们与相邻国家的同一民族有着文化、经济乃至亲缘上的密切联系，利用这种关系一些人走出国门，也成为我国跨国人口流迁的一部分。我国朝鲜族聚居的东北地区与韩国和朝鲜山水相连，地缘加族缘的关系为三国朝鲜族之间的来往提供了便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经济起飞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1984年，中韩双方允许公民到对方国探亲，我国朝鲜族赴韩探亲和定居的人数开始增加。由于韩国法律对探亲的范围设定较宽，1992年之后，前往韩国探亲的朝鲜族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由此而留居韩国的朝鲜族人口也大量增加。为实现迁居的跨国婚姻一度十分普遍。据统计，1990～2002年，中国女性与韩国男性结婚的有54,799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朝鲜族。由于大量的婚龄朝鲜族女性外嫁韩国，致使中国朝鲜族10年间的出生人口下降了20％。当然，通过其他途径迁入韩国的还有很多。据韩国法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在韩滞留的中国朝鲜族有118300人。如果加上偷渡未得到统计的，数量更大。③ 也有报道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公民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居海外，其中迁入韩国者大约有40万。[15] 如果这个数字可靠，将占中国朝鲜族总人口192万（2000年数字）的五分之一强。此外，除了前往韩国以外，朝鲜族在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也有一定的迁居。
我国的哈萨克族也是向外迁移人口较多的跨界民族。哈萨克族聚居于新疆阿勒泰、伊犁和塔城地区，与哈萨克斯坦有着同一民族的族缘和地缘关系。哈族历史上就有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或前苏联）两边频繁迁移的经历。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为改变因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人口大量离去导致的人口衰减和抬升哈萨克族人口在国内的主体地位，哈萨克斯坦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招徕国外哈萨克人回归“历史祖国”的优惠政策，包括对“归国”入籍者提供资助，可以实行双重国籍，在就业上提供帮助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哈萨克族有着直接的影响。哈族传统上以游牧为业。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和我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的实施，哈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受到严重冲击，人多地少、就业困难的矛盾逐渐突出。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哈族边民便开始迁往哈萨克斯坦。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流迁已有了数万人的规模，成为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除了朝鲜族和哈萨克族这样有较大规模的跨界流迁之外，通过跨国婚姻、产业经营和经商等方式，其他跨界民族也有零星的外迁现象。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提高，地处边疆的跨界民族总的倾向是“内附”而不是外流。
3.境外来华人数大于我国外出人数
开放的大门总是双向的。在中国居民大量走出家门向外流迁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外国人走入中国。但与中国人较多地向外迁移不同，外国人更多的是通过在华投资、营销、访问、学习、会议、休闲等方式来到中国，并保持了比中国人向外流迁更大的规模。这在来华留学和入境旅游方面有着集中的反映。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主要集中于法、德、英、美等欧美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澳大利亚、日本也开始成为留学生的主要接收国。2000年，在华留学生有4.5万人，而至2003年就达11.1万人，位居美（57.3万）、英（27万）、德（24.1万）、法（22.2万）、澳（13.6万）等国之后，为世界第6位。[12] 表3反映了2004～2006年的来华留学生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来华外国留学生，不论招生数还是在校生数规模都在持续扩大。这些外国学生有着广泛的分布，在2006年招收的62612名学生中，44467人来自亚洲，占总数的71％；15260人来自欧洲和北美，占24％，其余2885人来自非洲、南美和澳洲，占5％。其他两年也大致为这个比例。④
关于入境旅游的情况，在前述统计中，出入境旅游实际也包括访问、交流等短期出入国境的内容。从表2已经可以看出，2004年来往于中国内地的外国及港澳台游客为4176万人，仅次于法国（7512万）、西班牙（5359万）及美国（4608万），为世界第四大国际旅游目的国。这一规模在其后被继续加大。按照同一统计路径（即按“过夜旅游者人数”计），表4的数据说明，2005年中国大陆入境游客为4680.9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2006年又达4991万人次，增长6.6％。两年的平均增长率虽然与出境的增长率相差不多，但在数量上则是远远大于出境人数的，显现出世界期望进入中国、了解中国的强劲势头。
三、国内的族际人口流迁
相对跨国人口流迁，国内的族际人口流迁更为广泛和深入，因为它少了国界这一障碍。
像大多数历史时期一样，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内的人口流迁也始终在发生。比如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60～70年代“三线建设”的开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干部和城镇居民的下放劳动等，都有大量的人口流动。然而，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的人口流迁实际上受到户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严重制约。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固化了城乡两类人群的身份，也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树立了壁垒；而全部经济生活的计划性和对流通领域的严格控制也几乎阻隔了人口自发流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几乎都是国家经济布局、国际形势和政治运动的产物。改革开放动摇了传统的户籍制度，也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逐步放松了人口迁移限制，农民可以通过农产品的自销和贩运从乡村走入城市、从彼地来到此地。21世纪初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中的外来人只要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合法的住所，任何人都可申请入户，一些大中城市也逐步放宽了落户的条件。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取消、城市企业大锅饭的打破等，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也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企业或单位之间的人口流动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发展起来。截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流动人口已达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62％。
族际人口流迁是全部人口流迁的一部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族际人口流迁也呈现了空前的规模，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1.西部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东部，分布范围大大扩展。
改革开放之前，与全国的经济和政治背景相对应，我国人口流迁的朝向基本上是从东到西，且有相当的规模。据估算，1953～1982年间，西部地区累计净迁入约480万人，年均16万多人。[16] 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一个特点是中东部多为汉族，少数民族多聚居西部。于是，这一时期的族际人口移动也主要就是汉族流向少数民族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所决定，我国人口流迁的主流向转为由西向东。研究表明，2000年时我国西部迁移者中的68％迁往东部。1987～2000年之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者上升了将近24％。[17]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部地区的人口由净迁入转为净迁出，且净迁出量迅速增大。1985～1990年间，西部地区占全国省际迁出总量25.7％，占迁入总量22.2％；而1995～2000年间，前者扩大至34.6％，后者却缩小至15.3％。1995～2000年间，西部只有4个省区为人口净迁入，而其余8省区已多年处于净迁出状态，其中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的净迁出率在全国居于最前列。[16]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人口迁移态势与前期相比发生了逆转，而从族际人口流迁的角度看，则是少数民族更多地走向了汉族区域。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东部，使得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77.64％逐步下降到2000年的71.27％；民族8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69.59％下降到2000年的63.16％（见表5）。而与此相应，中东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则处于上升趋势。
2.流迁因素多元化，但以经济因素为主。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分类，我国的人口迁移原因有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拆迁搬家、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其他等9种。这一分类反映了我国人口流迁因素的多样性或多元化，其中前4种被合称为经济性原因，后5种为社会性原因。表6反映了少数民族迁移因素的一般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省内和省际两种迁移类别的原因构成有较大的差别，前者社会原因占的比重较高，后者则是以经济因素为主。省内和省际迁移都不能和族际迁移对等起来，但省际迁移中的族际成分无疑要比省内迁移大许多，因为除了回族散居的程度很高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几乎都聚居在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域之内。于是，他们的省际迁移也几乎等同于族际迁移。由此表可以看出，在合计的少数民族省际迁移原因构成中，经济因素占68％，社会因素占32％。这反映出他们的族际迁移原因也是以经济因素为主。
族际流迁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更快地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而出外务工经商，无论在汉族社会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一种最普遍的人口流迁原因。当然，为摆脱不利自然条件的生态移民，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而进行的开发性移民，为寻求更好发展在外求学和就业等，也都属于经济因素或与经济因素有关。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主要推力。
3.少数民族的人口流迁很不均衡，总体迁移率低于汉族。
受自然条件、文化因素，尤其是自身经济状况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流迁发生率、迁移目的地和时间等也都各有不同。如甘肃的穆斯林流迁人口多往兰州聚居，不但因为这里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而且离临夏等穆斯林聚居区较近，有众多的清真寺、拱北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较多的穆斯林人口和适合穆斯林从业的特色行业。民族文化的同质性和较近的距离决定了兰州成为穆斯林流迁人口的一个汇集中心。[18] 云南大学2003年组织的大型民族村寨调查资料显示，达斡尔、塔塔尔、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蒙古和裕固族的聚居地，资源状况未形成足够压力，外地可获取的收入水平也未形成足够吸引力，因而他们的流动性很低，很少或没有人向外流动。仫佬、仡佬、侗、土家、毛南、羌等族村寨自然条件恶劣，人均有用资源占有量很少，收入很低，也不存在与汉族的交流障碍，所以外出打工人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东乡、保安、撒拉、柯尔克孜族的村落同样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但都信仰伊斯兰教，都有经商和重视家庭的传统，所以，他们虽然也向外流迁，但流动人口多，迁移人口少，男性多于女性，经商为外出的主要从业方式。门巴、珞巴、塔吉克、乌兹别克族的聚居地位置偏远、交通闭塞、生产资料缺乏、开放程度很低，很少人能用汉语交流，所以，这里的人们虽然生存条件很差，但很难向外流动。满族、畲族、黎族、土族汉化程度较高，物质条件甚至比汉族村寨还好，在文化和地理环境上都有很强的开放度，所以，虽然也有流迁，但外出人数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朝鲜族和京族村落一般自然条件很好，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但地处边境，与境外同一民族有着深厚的血缘亲情关系和两边较大收入差距等因素使得他们有着很高的跨界流迁率。[19]
这些调查资料虽属个案，却清楚地反映了少数民族之间人口流迁的差别。因为整体研究也表明，少数民族中有的迁出率很高，如土家族、侗族和壮族就高出汉族，而有的迁出率却很低，如维吾尔、回、藏和白族等。但总的来看，汉族人口的迁移率通常高于少数民族。1995～2000年间，西部地区汉族人口的净迁移率为－2.17％，少数民族为－1.06％，相差1倍。2000年时，全国流迁人口占总人口的11.62％，而少数民族流迁人口仅占其全部人口的7.86％。由于汉族的净迁出率大大超过少数民族，致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0.2个百分点，但省区间差异很大。[16]
少数民族的流迁率整体上低于汉族是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交通条件和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约束大于汉族直接相关的。
4.旅游已成为我国族际人口流迁的重要内容。
人口流迁包括以异地居住为目的迁移，也包括不以迁居为目的的人口流动。以此来看，旅游人口无疑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动群体；而以民族自治地方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和其他区域人口之间的旅游来往也便成为这一人口流迁形式的族际表现。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汉族聚居的中东部地区也各有自己深厚的区域文化和万千风光。因此，民族地区和汉族聚集地区，以及不同民族地方之间相互存在着巨大的旅游吸引力。与以追寻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动机的人口迁移一般向发达地区汇集的朝向相反，以休闲和追求新奇为动机的旅游往往更趋向于“原生态”。于是，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富裕起来的汉族地区人口不断把自己休闲的脚步迈向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汉族聚集地区是以经济因素为主的迁移不同，汉族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更多表现出的是以旅游为主的流动。它是短暂的，但也是族际的，有着相互了解沟通的特有功能。
从表7可以看出，2003～2006年之间民族8省区接待国内游客的数量逐年提升。计算一下它们总的增长率当是：2004年比2003年增长65％、2005年和2006年又分别比上一年增长26％和21％；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7％，远远超过8省区同一时期GDP的增长。此外，8省区4年的累计数字已达到了7亿3千多万人次。尽管这个数字包括一人多次或多地出游等重叠的因素，但能够反映数亿人的规模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其中主要是汉族人口也是无疑的。所以，目前国内居民在民族地区的旅游已是一种范围非常广泛、规模十分可观的族际人口流迁。
当然，这种旅游中的族际流动成分也应包括境外游客。表8用数据反映了1995～2006年几个时间段民族地区接待境外旅游者的概况。与国内游客进入民族地区的趋势相同，境外旅游者进入民族地区的数量也逐年大幅度增长。这为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与国外和港、澳、台同胞的接触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上述叙述表明，我国的族际人口流迁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着旺盛的势头。然而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飞跃的历史阶段。依据党和国家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设定的目标及对实施过程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此阶段发生更大范围的流动和迁移，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流迁也将更为广泛。
四、族际人口流迁中的族性张扬与融合
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表现为族性认同的增强、文化个性的彰显和民族利益的强调等，而这些都是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的。不但如此，族际人口流迁还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也都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
人口流迁是打破族际界限的开端，回应这个开端的首先是族性的抬升。然而族际交往本质上是消弭差别的过程，因此族际人口流迁的总体趋向是差异族性的下降、共性的增多和融合的实现。如果用曲线来表示，这一过程的轨迹将是一个抛物线（见图1）。族性因素随流迁的开始而上升，至一定阶段以后便下降，直至消失。所以，随族际人口流迁而表现出来的民族过程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族性的张扬，二是共性的增多和融合。
图1
1.族际人口流迁中的族性张扬
族际人口流迁为什么会带来族性张扬，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了。因为走出自己文化环境，身置异域的人们首先面对外部族性的冲击，或文化、语言不同，或种族、宗教有别，强烈的反差已将自己的族性客观上凸显出来，主观上也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认同明确起来了。所谓“认同”，说到底就是相对于“他”而自觉于“我”的感受。族际人口流迁造就了不同族性、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直接交往，而正是这种交往才将自我的感受即认同激发出来、强化起来。当代世界之所以对认同问题如此关注，究其因就是由全球化带动的族际人口流迁将认同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了。
必须明确的是，这种认同的激发和强化是同时发生在族际流迁人口和迁入地人口两边的。外来人和本地人的相异感是同时产生的。这也正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移民接受国每每出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原因。
二是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里“类”、“群”的基本内容正是族性。人们聚合或造就亲近感的首要因素是亲缘、语言、宗教、祖籍地、习俗等原生的东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世界来看，外来移民通常都集中在相应的城市，如在英国，加勒比海黑人和亚洲人都集中在伦敦、伯明翰、布拉德福、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利兹；在美国，亚洲移民集中在西海岸的大城市，说西班牙语的人集中在南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州；荷兰一半以上的移民则集中在四个最大的城市。[20] 而实际上，无论在移民集中的城市还是较分散的城市，移民们也仍然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社区。在这里，移民们以族性而聚合在一起，也将族性张扬开来维护自己。
我国的族际人口流迁也忠实地遵循了这一规律。我国各民族之间尽管从来不乏交流，但在传统社会乃至计划经济时代各自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聚居。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族际人口流迁开始将各族人民大范围地置入了族际交流的浪潮之中。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习惯、不同语言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差距等都是民族认同的催化剂，而发生于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更会强烈地刺激各自的认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涉及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各类矛盾纠纷呈现上升的趋势，这是各民族自我认同或民族意识增强的重要诱因，也是它的直接反映。
当然，利用族性来维护自己从而使族性得以抬升，也在我国族际人口流迁中有着普遍表现。人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的外出及其聚居对族性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前已论及，甘肃乃至周边地区的穆斯林外出人口多愿向兰州聚集，其原因就在于，这里除了经济发达距离较近之外，还有与他们在宗教、民族和文化上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环境。出于同样原因，许多大城市都会形成某些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聚集点。如在北京，朝鲜族多集中在望京地区，维吾尔族多在魏公村和甘家口地区；广州三元里有类似的“新疆街”；成都武侯、金羊、青羊、成华和青白江等区形成了藏族和彝族聚居区等。民族院校、有民族色彩的企业集中的区域、民族地方在大城市设的办事机构等往往成为这些聚集点的所在地。而这里也正是相应民族的族性色彩最为集中的地方。来自外地的少数民族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文化、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力量。在这里，族性是旗帜；相应民族成员需要这些旗帜，也会竭力去高扬这些旗帜。
旅游是现代族际人口流迁的重要形式，也是强化族性认同的重要途径。除了不多的场合之外，远离民族地区的人们多半只能从课本、政策条文、文艺作品和其他传媒上间接了解其他民族的存在。而当他们迈开旅游的脚步踏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在异域的旖旎风光给予他们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不同的人文风情则也给与他们“他”与“我”之不同的直接感受。而同样的感受也会发生于接待他们的少数民族同胞。族性认同在此直接交往中得到了激发。只是，不同于人口迁居和自发流动常有的纠纷和矛盾，旅游对于人们族性认同的激发过程基本上是积极的、正面的。
差异性和特色是旅游发展的根本。为此，旅游业总是在重视利用自身自然资源的同时，也都在努力发掘和培植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这是当代世界，也是我们的民族地区张扬族性的一大经济动因。我们看到，在服饰、歌舞、住宿、饮食和礼仪中努力突出民族特色，将民族文化成分最大限度地注入旅游产品，正在成为民族地区的一大优势得到普遍调动。打造以民族特色为支撑的“文化大省（区）”，已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里，族性张扬得到了经济因素的支撑，正在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
2.族际人口流迁中的共性增长及交融
族际人口流迁既是一个张扬族性、增强认同的过程，又是一个消弭差异、增加共性的过程。两个过程是矛盾的，又是共存的、统一的。
一般而言，以移居为目的的流迁人口完全融入迁居地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外来移民从其主观愿望上说，总是希望尽快融入移居地社会，这是因为他们的移居目的就是要在这里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此，他们必然要努力学习掌握主流社会的语言和文化，消解自己的族性，接受新的族性。但是正如前述，在进入移居地之后，移居者更多表现出的是张扬自己的族性，强化自己的认同。这不难理解，因为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在新的社会中，人们所能依凭的最直接的社会关系就是由同一族性所维系的同乡、同族等同胞。这也正是人口流迁会抬升族性的主要原因。然而必须了解的是，移居者利用族性只是实现新的族性转换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他们无从立足，也便无从在新的环境中开拓新生活。他们移居的目的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学习适应主流社会的文化，转换自己的族性。而这一转换过程就是消弭与主流社会的族性差别，共同因素得以增加的过程。
共同因素也即普同文化的成分。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由不同民族所创造又被各民族普遍享用的文化。其中主体民族、发达民族的文化成分要多一些，但它却是开放的，任何优秀的文化成分都可能为它所吸收。所以，外来民族人口在适应新环境中的族性转换，绝不是被动地失去自己接受别人，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移民社会的特有活力就是由这个互动所打造的。只是因人数的缘故、发展差距的缘故、主体和客体的缘故，外来移民在与当地社会的文化互动中更多的是失去自我、接受它者。
当然，原有族性在完成了对于新来者的维系之后并不会、也不能很快被抛弃。实践证明，虽然随着移民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当地的语言、习俗、宗教等新的族性因素会添饰到他们身上，但另外的一些族性成分，如血统、肤色、祖籍地等则是很难改变的。它们将会长久地支配移民们的情感。由此，即便进入移居地历经几代人，移民原来的族性仍会发生作用。这在强调多样性或多元文化的当代世界更是如此。真正能够彻底改变人们族性因素的是族际通婚。因为血统是族性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族际通婚打破血统屏障以后，其他族性因素也便容易分解了。
我国族际人口流迁中的共同因素也循着这些规律在增长。应当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的社会化经济和政治环境已为各族人民的共性增长创造了前提。以普通话为标志的共同语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都已被各族人民所广泛接受，尤其是各民族之间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族际通婚（见表9），标志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经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血缘基础。基于这种背景，虽然我国的族际人口流迁仍会发生由一般规律所决定的族性因素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矛盾，但较之跨国乃至一般多民族国家中的人口流迁，其矛盾发生的对抗性要小得多，共同因素的增长也要容易得多。
说明：这里的通婚率是指该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总人口占该民族已婚总人口的比重。依此，汉族虽然是我国族际通婚的主体，但因人口规模庞大而族际通婚率却很低。
族际人口流迁对于民族过程的强大推动作用在于，它首先将民族的地域界限打开了，将因民族交流必然出现的矛盾引发释放了，也将民族间的进一步交融变得现实、可能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族际人口流迁都是民族过程推进的直接途径和最终途径。而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当今世界，民族过程也仍然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在推动、在展现。
民族过程的最终结局是民族的消亡，当代族际人口流迁带来的民族交融是走向民族消亡的必经过程，但当今民族过程的基本态势是族性张扬。民族消亡在此至多显现出一种趋向，绝不表示它的已经到来。如果我们把族际人口流迁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起点，那么当今走进这个起点的还只是人类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正如前述，2005年时全世界的移民1.91亿，中国跨国的“新移民”超不过500万，而国内的族际移民也至多几百万，即便算上非定居的流动人口，也还只是全部世界和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同样，如果我们把族际人口流迁看作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那么这也预示了因这种流迁所决定的族性张扬是一个持续而长久的历史过程。就此来看，任何试图忽略这一历史过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有害的。
注释：
① 本文数据除另有注出外，均来自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出席会议时的报告，见联合国第60届大会文件《国际移民与发展》，http://www.un.org/chinese/migration/.
②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术语说明，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指来中国参观、访问、旅行、探亲、访友、休养、考察、参加会议和从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等活动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的人数。出境居民人数，指大陆居民因公务活动或私人事务短期出境的人数。
③ 参见郑信哲：《中国朝鲜族发展现状与对策》，载郝时远，王希恩主编《中国民族发展报告——2001～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23、419页。但第423页中“从1900～2002年中国女性与韩国男性结婚的有……”，经与作者核实，应为“从1990—2002年……”，原文误。
④ 上述数据来自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5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