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新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新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05）01-0012-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国际性和形式上的民族性在中国的高度统一，它在中国延绵将近一个世纪，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本文试就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形势、动力、任务及发展趋势作初步讨论。
一、成就积淀，矛盾显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酝酿着新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它的理论反映有一个时间差。“自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始”[1]（第522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则发端于延安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艾思齐、陈伯达、胡绳等明确提出和阐述了“语言要中国化”、“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基础上，首倡了把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想[2]（第82页），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了空间。而毛泽东在广泛意义上论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等，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3]（第2-3页）。毛泽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理论创造的伟大开拓者。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李大钊到毛泽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从邓小平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发展深化”[3]（第15页）。相应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扩展和深入。到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可喜局面，具体表现为：
成果数量可观，呈逐年放大的趋势。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呈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展开，党中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加重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自觉性空前增强，适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和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理论界出版的学术专著、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当以万计。
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视角和方法多样。在研究中，理论工作者努力进行学术创新，不断拓展研究领域，转换视角。既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领域研究；既有从历史视角展开的纵向研究，也有从理论的视角展开的横向研究。既有从理论自身角度进行的研究，也有结合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从革命领袖的个人品质、革命经历角度作出的研究。涉及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在方法上，理论工作者坚持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既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研究、典型个案分析等，也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研究重点突出，观点百花齐放。从理论内容看，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流、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创立者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承传发展的关系，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承传发展关系。分领域研究方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等几个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这些理论成果的主要创造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则是研究的重申之重。从理论观点看，理论界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等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等方面，理论观点趋于一致。但由于多种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及划分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上，学术观点存有分歧。
总体研究质量不断提高。研究领域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和资料的丰富，带来研究成果水平的提高。现有研究成果中不乏思想深刻、视域广阔、资料翔实、论证缜密、文风朴实的力作，这些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
第一，研究领域的广度尚需进一步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层面上，一方面与全球化和世界现代化运动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变革相联系。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历史发展，而应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和碰撞的广阔背景下，从中国一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迁和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运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现代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等重大课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关注的，理论工作者应在这些课题的研究中有更多的建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是三大成果的主要创立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也都做出了贡献。根据现有成果，理论界研究的重点放在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思想及其贡献方面，对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人的理论贡献也有比较深入、系统的认识，这是正确和必须的。但是总体来看，对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之外的成员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对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中其他成员的研究甚少；此外，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开始了适应中国环境的运用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等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有很多深刻的认识，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做过初步的努力。这些已进入研究者视野的问题，目前推出的成果还不多。随着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应有重要突破。
第二，理论研究的深度尚待推进。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大致包括：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讨三大理论成果的理论体系、发展脉络和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分析论证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承继关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等。应该说，这些成果非常重要，是基础性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要弄清“是什么”、“已经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已经形成的成果中去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找出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条件、机制，找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这就要求对历史现象进行逻辑的提炼，形成深刻的理论认识。目前看来，在这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内涵研究不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对于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形成的意义发掘不深；对于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联系的论证尚不深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总结，还没有完全上升到客观规律的高度。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方式、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各种主、客观因素在这个结合中的作用、不同历史阶段上这种结合的特点等等问题，还缺乏比较深刻的论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危害的分析还流于表面，甚至仅是原则性的表述。
第三，目前研究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空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特别是中国化问题已有论述。在我国，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也快一个世纪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却关注不够。少数学者撰文叙述过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分期、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应解决的部分问题，但显得势单力薄，未能形成学术气候。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是其重要的生命支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迫切性。
此外，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关注更是不够。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源于当代中国学，溶于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研究之中。有数十个国家的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长期而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程度不同、数量不同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战友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影响的研究；三是如何对待、处理同中国关系的研究，四是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从其研究的立场和观点看，各不相同。有的比较客观，作出的结论基本符合事实，并有较好的分析和评论；也有的是站在敌视中国立场上进行的研究，歪曲事实，结论错误。从发展趋势看，国外的相关研究，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研究队伍，规模都会不断扩大。它们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的联系会不断加强。
我国一些杂志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党史通信》、《理论动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都对国外研究情况作过程度不同的报道和评述。国内也出版了一些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的著作，如《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梁怡等《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金羽等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马启民著的《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成龙的《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但是，我国尚未对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作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评析。总的说来，我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和现状的把握还是不系统、不全面的，还难于从国外研究的积极成果中吸收一切有益的成分。
所以，系统梳理、研究和评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是我国理论界亟待开展的工作。
事物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发现矛盾等于解决矛盾的一半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提出，是这方面自觉性提高的表现，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正酝酿着新的理论突破。
二、巨大需求，强大动力，不断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
现在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关系到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催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需求，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强大动力。
第一，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适用于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化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各国革命实践的要求。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世界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一旦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然呈现民族化、本土化的特征。世界化与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事实上，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各国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事业，从而这样那样地改变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然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作的努力及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对这些结果的理论解释也大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迄今以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世界化相统一的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在新世纪的条件下，从当代世界新特点的广阔视野出发，对这一范例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机理、途径和客观规律，不仅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自觉，成效更加卓著，而且将有力地驳倒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歪曲和诋毁，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最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仍然是站在人类思维制高点的科学武器，从而对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增进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高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准确把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攸关的大事。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又是准确把握这“三大规律”的前提。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就是对“三大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深刻理解的结果。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没有完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没有完结。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是当前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必将有助于不断加深对“三大规律”的理解。还应看到，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艰难曲折的，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征途中也有过巨大的失误，遭遇过严重的挫折，这些挫折的产生与对“三大规律”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这些失误和挫折的经验与成功的经验都同样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总结这些经验，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地剖析失误和挫折的原因和机理，可以防止或减少今后在新的更复杂的情况下重犯错误，从而提高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顺利。
第三，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全党对党的“四个基本”的认识和实践自觉性的要求。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观规律，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党从规律性的高度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而且会从哲学上提升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提高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这对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提高全党认识和实践党的“四个基本”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归结起来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第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要求。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总的形势是好的。马克思主义占据指导地位，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和价值取向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一些消极的、混乱的、错误的思想观念也有所滋长，少数人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从国际上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西方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没有改变。这些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有人借口人民群众思想的多样性来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制造混乱，亟须澄清。特别是“西化”和“分化”的各种思潮，干扰和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也还存在某种脱离时代和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充分的说服力，这种情况也迫切需要改变。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将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会有行动上的自觉。我们认为，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不断推进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站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高度、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才能在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立场，坚持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统一，克服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诚实研究，勤奋探索，勇于开拓。
三、凝练课题，汇聚力量，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总体上分为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奋斗中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要求，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阐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得到提升，达到马克思主义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通过这两方面的探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得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具体而言，今后的一段时期里应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文化历史背景、思想源流、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基本特点、客观规律和学术研究史等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主要是：
第一，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必然性。社会生活表明，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通过深入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世情和国情，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的：“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4]（第402页）“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4]（第404页）在研究中，必须充分揭示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近代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对革命理论的渴求，说明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外部条件，而中国现实的客观需要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深刻内在根据，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深刻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上的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论、“乘虚而入”论、“后患无穷”论、“救亡压倒启蒙”论等等错误观点。
第二，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与“流”。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种思想理论、社会思潮相联系。首先是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其中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与中国近代思想思潮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是以同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为发展契机的。再次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实践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方式上。要全面、辨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之改造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思想理论、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在历史选择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源”。通过揭示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更加深刻地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创造和民族形式。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流”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方式乃至语言表达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改造；另一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国外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的影响。通过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将在更为广阔的视域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机理和基本特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的论述和对三大理论成果的典型分析，着力弄清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又如何通过总结概括跃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方面过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中间环节有哪些。同时，充分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的曲折失误，研究曲折失误出现的原因、所造成的危害、表现出的特点和由失误、挫折转向正确和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以观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这样就能从正反两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的机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分成若干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党自身成熟的程度、党的工作中心、党的领导集体人员构成等等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呈现不同的历史特点，产生的理论成果也会具有各自特色。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掘、提炼这些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机理和特点，有助于保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的相适应，批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用化”、“庸俗化”、“封建化”等谬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和机理，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的历史活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状态表现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世情国情的认识和对传统文化良莠的理解、甄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能否实现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内容与形式，党的组织建设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概括能否为全党公认、接受，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将思想上的统一转化为组织的物质的统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加强，必然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又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这种互动关系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进程，并在一些重大事件如井冈山道路、延安整风、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现主体互动关系，着力分析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各重大历史关头、重大历史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影响，会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选择的非自发性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建设的重要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和机理，还必须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一方面要联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及所面临的挑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通过这方面的研究，说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胆探索与努力实践，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内在要求；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程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紧密相联，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就必然动摇中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要联系中国现代化追求的艰难历程，尤其联系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际，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作用。通过这方面的研究，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和新的历史时期内进行的伟大实践活动，它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而且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与可能；说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新的课题与要求，并且提供取之不竭的实践材料和其它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推进。
第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点工作和难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研究这条基本经验，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所谓“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其次，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中国的基本国情、民族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现实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第534页）再次，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公式：特殊——普遍——特殊、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等进行综合研究，从整体上加以把握和综合运用，说明中国共产党如何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在充分吸收群众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必须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观规律的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生长、完善和不断前进的规律。要科学阐明这一规律，既需要对比较充分的实践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总结，又需要对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因此，突破这一难题，不仅需要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较全面的经验材料，还需要认真吸取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正反面经验。从中国来说，要从四个方面把握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为前提，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深刻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和评价理论是非的价值标准，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间环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并始终坚持“三个结合”：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在此研究基础上，注意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其它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共性和个性，以期找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共同规律。
第五，面向21世纪，进一步探索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主要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方针和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特殊意义，阐述新时代的新实践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和党面临的历史性任务。这包括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探索和回答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十四个如何”的问题，深入研究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此项研究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艰苦求索。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缘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争论意见和研究方法，梳理、评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同时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包括其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评析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丰富，头绪纷纭复杂，资料卷帙浩繁，观点各异，特别是搜集国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困难，因此这项研究更为艰巨。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梳理、研究和评析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将有助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走向深入。因为国外学者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视角的不同，其研究成果能够给我们提供另一种理论参照，开阔理论视野，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学术史领域的突破将极大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品味。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生气勃勃、兴旺发达的现实及其光明的发展前景，创造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良好大环境，提供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条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及其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丰富经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生动素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建设的实践，不断催生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巨大需求，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强大动力；《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的颁布及其贯彻落实这两个意见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保证；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孕育着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契机；国内外特别是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人才、成果等方面的积累，奠定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基础。肩负新的使命的理论工作者，定会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揭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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