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契约与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一个热点，它不仅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而且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参与建立这一进程中的规则，影响其中的权力、利益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又应以此为契机，推动自身的各类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从而和国际惯例接轨，走向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向之一是：以契约为中轴重构有关的关系、结构与功能，进而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精神相一致的政治构造。
一
就广度与深度而言，全球化进程大致包括两个趋向相同但形态不尽一致的阶段。全球化首先是指地球上彼此分立的民族、国家进行交往和形成世界概念的一体化过程。在这一阶段，早发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攫取资本、扩张领土、扩大市场为动力，将其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推向相对落后的美洲、非洲以至亚洲。马克思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个过程，他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
历史经验表明，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一个单向作用的过程，具体说来有这样几个特点：（1）早发的西方强国如英、法、 荷以及后来赶超上来的国家如美、德等居于主导的地位，落后的、发展迟缓的亚非拉诸国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受前者的支配与左右。（2）全球化、 世界一体化的结果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严重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被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好处、分享到多少权利，反而陷入更不利的境地；发达国家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它们奉行的交往规范继续成为指导一体化的准则，世界各国被纳入它们所建构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中，“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单向度的一体化进程会引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斗争， 征服者必须借助军事武力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早期的全球化总伴随着血与火、伴随着战争的硝烟，它给整个人类带来了过多的不幸。
全球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具有全方位、双向互动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来临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 年的大会上宣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人们认为，这是一场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全球化运动，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再是一个人为的、简单的拼盘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和整体。〔2〕
如果说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西方建立了对全球绝大多数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霸权，以其交往方式作为世界性的交往方式，那么，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人类的交往方式则正发生着新的变革。促成这种变革的原因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技术的迅速改进，信息革命，市场机制获得共识，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形成，国际格局的变迁等等。但是，由于交往方式的内涵和性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以，我们又必须承认，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西方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规则仍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国际惯例”。今天，各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一事实也说明它们是认同这些惯例的，这正是各国能够坐下来探讨、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之一。
指导人类交往的各种规则从其渊源看与契约的理念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当今时代不管全球化下各国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其遵循的都是古老而常新的契约精神。这一精神重新塑造了国际关系，同时也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影响着那些后发国家的内部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接受并遵循契约观念，而契约观念正是那些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国家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所极为稀缺的基础性资源；也正是这一资源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契约是一种根本的交往规范，一种基于合意产生的关系，它能够确保社会在所有方向（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等）按一定的规范行事，是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契约及其内含的精神、原则主要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从契约的渊源看，它包括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实践层面上的契约的形成和发展；二是理念层面上的契约观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契约所蕴涵的精神实质从具体的经济交易活动中剥离出来，并被贯彻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契约缘起于古希腊，那里天然的航海条件、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提供了土壤；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物，早熟的、繁荣的商品经济孕育了发达的契约意识，后者又为民主政治和法治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古罗马，契约精神被保存在完备的民法体系中；即便是到了中世纪，我们从领主、附庸、自耕农之间严格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仍可以看到契约的影子。时至启蒙时代，契约精神重新被发现，被赋予革命的色彩，特别是康德等人更在哲学的高度上给予契约以道德的意义，使之获得了坚实的内在基础。康德认为，契约的内涵主要包括这样几层意思：（1 ）是个人而非家庭构成契约的基本单位；（2）财产与平等的个人相连；（3）契约以独立人格的存在为前提；（4）契约具有法律性质；（5）契约中包含理性的因子。〔3〕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全球化第一个阶段的到来，契约观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然而，源自西方社会的契约并不会自然成为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列强可以凭借手中的坚船利炮、商品、技术摧毁东方社会的许多规范，却始终未能让东方国家心甘情愿地接纳契约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规则、制度和伦理理念。契约没在东方等国度生根、开花、结果，实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历史、经济、文化基础。因此，西方契约的外在形式（法律制度）虽然可以在印度、墨西哥、中国等处建立起来，但孟德斯鸠所说的制度背后的精神（“法的精神”）亦即契约的精神内涵却只能留在产生地，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社会生活依旧被落后愚昧的东西所支配。
显然，后现代化国家要接受西方交往的根本——契约，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一，相关的经济基础；其二，西方传统的契约本身得到某种改造；其三，后现代化国家对契约精神有了不带情绪化的、客观的认知，产生一种内在的渴求。在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全球化方式发生迅速变革的今天，这三种条件正在或已经形成。
首先，市场经济获得了世界性的共识。目前，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纳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繁荣经济、增强国力民力的基本制度；尤其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激进或渐进的方式转向了市场经济。虽然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不尽相同，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不完全一样，但市场经济所蕴涵的自由、平等等原则都得到认可与尊重，与经济层面的交往方式紧密相连的契约观念也进一步深入人心。商品、市场、契约成为人类共同的话语，将对每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提出全新的挑战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传统的契约观得到拓展，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在几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单方面输出价值观念的做法不断遭到抵抗，几百年的政治、军事的“博弈”使每个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冷静下来，变得更加理智。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国家，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进入80年代后，世界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规范，而这些原则和规范正充分体现了契约所内含的平等、协作精神。今天，契约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原先以私有制为基础、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范围，事实上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获得了更一般的意义。现代的契约观更多的是指，平等、理性、尊重个体和共同体（社团、政党、民族、国家等）的权益、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契约，发展中国家又运用它来规范国际交往、争取自己的权益。然而，发展中国家对契约的需求不仅仅在此。因为随着内部经济体制的嬗变，无论经济层面活动还是社会其他层面的行为、关系都引入新型的、内在逻辑一致的指导性原则。契约精神源自商品交换、源自市场经济，它必将随着后者的成熟、壮大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中国家及早预示到这一点，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将有利于结构性转型，有利于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三
全球化新时代的来临促进了契约观的普及，契约对于正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具体而言，就是契约及其所代表的理念、精神将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逐步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系统的中轴原理。这里仅就契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作初步的分析。
“中轴原理”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的概念性图式分析方法。按照他的解释，中轴原理是概念性图式的基础，“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 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4〕。传统的中国文化以血缘作为社会的中轴原理，家庭伦理被推及、放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家国同构、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高度合一的背景下，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中轴原理只能是血缘伦理。受这一中轴支配，整个政治构建是类似家长制的集权体制，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呈现出单向性的特征，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又如通常所说的“三纲”等等。这种建立在血缘伦理、单向控制的规则之上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出现严重的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情形，所以，这种政治制度虽然采用的是貌似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但实际上是最脆弱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引发严重的危机和动乱，实现不了长治久安。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政治设计、政治理念显得捉襟见肘，更难以承接、完成现代化的重任。今天，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各民族的价值观念激烈碰撞交融、国内新的经济体制蓬勃兴起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扬弃传统政治赖以建立的中轴原理，从血缘中轴向契约中轴转型。这也是中国政治自身发展的要求。
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首先要求契约成为中轴原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是最终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目标在于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广泛管理。这是一场与经济变革同样重要的制度革命和观念革命。然而，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决不是要因袭传统文化中陈腐的东西，也不是要向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妥协，而是要去粗存精，将自身的优点和国际惯例、世界潮流结合起来。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现代契约及其背后的理性、重权利、重规则等理念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
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也需要契约成为中轴原理。一种高质量的制度架构不可能简单地移植他国的做法，更不可能是某个或某些政治家、理论家人为地设定的，它必须是各方力量经过反复的对话、谈判，经过无数重复博弈的结果，最根本的法律文本、制度安排反映了所有当事人的意志，也即公共选择学派所谓的“一致的同意”。政治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这种轨迹和经济市场中买卖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是相似的，而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力、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契约的力量及其提供的种种规则和伦理精神。目前，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存在大量无序失范的现象，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远离平衡状态是每个系统走向新的平衡的必备条件之一。只要坚持以契约精神为指导，我们就一定会走出暂时的困境；契约尊重每一种力量存在、表现、发展的权利，这正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需要是不断保持和开发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可分为现有的政治资源和新生的政治资源，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契约理念属于我们急需重视和开发的新生的政治资源。以契约为中轴来理顺各种政治关系，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其中最重要的几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党与政权的关系，“议”（立法机关）与“行”（执行机关）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与契约精神相一致的做法就是要重新界定、梳理、对称这些关系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5〕
全球化推动了生产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的普及和交流，为各国各民族提供了参与世界经贸文化的契机，也为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改革提出了要求和挑战。契约这一人类共有的财富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潜在的影响。以契约为中轴来思考我们的政治走向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它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交往，有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4～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参见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与中国人的使命》，《东方》， 1994（5）。
〔3〕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14页， 商务印书馆，1991。
〔4〕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4～15 页，商务印书馆，1988。
〔5〕 参见曾峻《权利—义务对称与当代中国权力关系重组》， 《社会科学》，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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