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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报道就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民族问题的新闻报道，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边防的巩固等，加强民族报道可以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拟从报纸着手对当前民族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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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具有宣传、教育、信息、服务等功能，它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部分障碍。美国新闻学家韦尔伯·施拉姆认为“新闻是信息的一个基本商品，它是传统的、闭关自守的社会了解现代生活的窗口。它把不同的人们吸引到共同的国家利益周围。充分的信息流通，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适当使用，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我国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实际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同样，新闻传播对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作为新闻本源的事实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反映生产和生产斗争的事实；一是反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就第一类事实来看，民族地区人们强烈要求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貌，赶上全国水平，实现共同繁荣。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的艰苦奋斗，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是人们应知也想知的事实，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有些还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譬如，杨新河和多吉两位记者经过在藏区的艰难惊险的采访后写出的稿件，“海外报刊刊登率之高出乎意料”〔2〕。 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贫困县中占42%，在7000多万未完全解决温饱的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中国几千万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奔向现代化是对世界的卓越贡献，他们观念、意识的更新，资源的整体开发和合理利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经验，等等，对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作为以记录人类历史为己任的新闻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沟通民族地区的内外联系，进行舆论引导，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第二类新闻事实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在我国2.1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民族地区就达1.9万公里，这对我国边防的巩固、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关系重大。同时，民族问题往往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民族问题在我国历来就具有重要性、敏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民族地区也一直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觊觎的地方。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冲突、民族战争不断升级，而我国各民族仍然能团结一致，这不能不归功于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及注重经济建设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不断拉大，正日益加剧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如不及时解决，将酿成严重的后果。总之，民族地区成了国际国内，富裕贫穷，先进落后的“板块交界地带”。要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传播事实的功能，宣传和教育等舆论导向功能，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国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帮助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使其自觉维护边疆的巩固和祖国统一，维护安定和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欣欣向荣的经济、文化景象，自觉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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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族报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族报道作为一个整体还不成熟，还缺乏力度，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数量少。作为全面地反映我国各地情况的全国性综合报纸的民族报道情况如何呢？笔者分别对《新华每日电讯》和《人民日报》1995年上半年的报道作了一些粗略的统计，从这半年的每个星期中随机抽取一份报纸进行统计，结果如下：包括云、贵、青、甘四个多民族省份在内的民族报道，在《新华每日电讯》和《人民日报》的国内报道（体育除外）中，所占比例分别为6.1%和4.5%。这些比重与民族地区及其人民对民族报道的期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的距离实在太大了。施拉姆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大众传媒的大量材料分析后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已少得不能再少的信息在从城市向农村流动时越发稀少，而从乡村向城市反馈时就更少。在最需要信息的地方，信息最少，其结果是使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别永久化，使变革更困难。”〔3〕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吗？
2）质量差。总体上看，民族报道内容平淡，缺乏有深度、 有影响的力作。而且，民族报道的波动性较大，影响了整体质量的提高。近些年来的全国好新闻评选中民族报道较少；在笔者所统计的民族报道中，简讯分别占了总体的40%和27%。199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土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马世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感到民族报道较少，并且大部分是‘一刀切’的报道，这样的报道浮光掠影，给人印象不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也不大。”〔4〕 同时，民族报道尚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缺乏主动性。在中央强调民族问题时新闻界就抓一下民族报道，不强调时，民族报道就下滑得厉害，这从民族报道的数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分布明显地表现出来。民族报道还只局限在简单地追随政治需要，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找到自己的规律。
3）经济报道较少。大力发展经济是我国的中心任务， 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新时期，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缩小差距、争取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本途径。江泽民同志1992年初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5〕在笔者统计的民族报道中， 《新华每日电讯》的经济报道约占31%，《人民日报》的经济报道约占25%。即便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民族专版中，经济报道也比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应该是民族报道的主旋律，应该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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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民族报道尚不成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一些记者望而却步。 我国少数民族同胞大多居住在边疆、高山、狭谷、沙漠、草原等地带，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许多地方集“老、少、边、穷”于一身，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些缺乏思想准备和疏于生活锻炼的记者往往望而却步。有着30多年的民族地区采访经历、以民族报道见长的新华社记者黄昌禄说：“（在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条件比内地困难10倍，多数时间交通工具主要是骑马或步行，还得带上自己的行李，晚上随马帮宿在马店或荒野，有时一连七八天生活在马背上，一天行100 多里山路是常事。其它生活条件更谈不上……”〔6〕虽然现在条件大大改善， 但还是比较艰苦，记者若没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没有与当地群众同甘苦的精神是很难深入下去，获得真实材料的。
2）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差异， 给记者采访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这给记者的采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访问作为采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通畅的语言交流，犹如鸟儿伤了一只翅膀。找当地干部群众当翻译，采访效果势必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如果记者事先对这些习俗不了解，或者不能正确对待，当然有可能影响采访的效果，甚至采访根本进行不下去。因此，努力克服语言障碍，正确对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做到“入乡随俗”，也就成了民族报道工作成功的保证。
3） 习惯势力和民族偏见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一些新闻工作者看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落后，新闻资源也就贫乏。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发达与否并非衡量新闻的唯一尺度。曾在西藏工作过十多年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新华社青年记者读书班上谈到：“有的同志说落后地区出不了什么好新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说得尖锐一点，在新闻报道上没有落后的地区，只有落后的记者。50年代，西藏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但出了很多好稿子。一滴水尚能反映太阳，这么大的地区还能找不到一滴水？关键是如何认识主、客观世界，如何要求自己。”〔7〕 如果民族地区新闻资源匮乏，就不能解释为何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出了郭超人、黄昌禄等一批名记者了，也就不能说明为何杨新河和多吉在藏区采访的稿件会被海内外大量刊登了。因此，世俗的偏见不能不说是阻碍一部分记者涉足民族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4）新闻记者的敬业精神的蜕化，也直接影响到采访的深入。 一些记者认为现在是信息时代，深入采访已不适用了。他们忽略了新闻的根本立足点是真实性，离开了真实性，什么时效性、重要性都成为空谈，新闻也就成为人们可以随意建构的“空中楼阁”。以海南省为例，随着大特区建设的推进和新闻界的轮番“轰炸”，它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富有的象征。但是，《新民晚报》记者何建华等人通过对海南的深入采访发现：除了三亚、海口这两座重点开发的海滨城市外，其它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五指山腹地，相当贫穷和落后。“海南是一个富裕与贫穷，发达与落后，现代与原始，文明与愚昧的巨大落差。”〔8〕然而， 不少记者却不是这样，他们到了海口、三亚就不再深入下去了，就将它们当作海南的整体形象去反映，导致了片面性。
一些记者之所以不下基层，不去接触群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面条件艰苦，在上面既省事又舒服、实惠。正是由于一些记者贪图享受的思想抬头和敬业精神的蜕化导致的远离实际、远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危害新闻事业，损害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5）民族报道的高要求，使记者难以驾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求民族报道政策性强、准确度高，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统一。这就要求记者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分析各民族生产、生活现实的政治水平，有准确、生动、迅速反映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实际的业务水平。但是，近几年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的民族矛盾中，“宣传、新闻出版方面出的事较多”，而且往往是“因不懂民族政策，缺乏民族知识造成”的〔9〕。由于民族问题敏感性的特点， 加上新闻事业本身具有较大影响力，有时虽是记者无意造成的，有关部门对这类事情处理得也比较严肃，致使一些记者心有余悸，不敢涉足民族报道。这种畏难的思想和消极情绪，导致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的蜕化和社会责任感的削弱。
总之，由于新闻工作者对民族地区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上的主动性就差，波动性就大，没有找到民族报道的规律，消极对待民族报道，致使民族报道工作陷于被动应付、忽冷忽热的境地，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新闻界应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比较成熟的民族报道的路子来，以便推进民族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随着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铺开，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加快，这种要求显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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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尽快解决当前民族报道存在的问题，使民族报道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起到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信息扶贫的作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途径。
1）增强新闻工作者的群众观念， 培养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感情，发扬艰苦创业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也是新闻事业的基础。一个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而工作的记者，“最根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个活动家，了解广大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10〕如果记者将自己的根扎在群众中，那他就能吃苦，也就能深入下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使自己的事业根深叶茂。
深入实际，到民族地区采访，写出高质量的民族报道，没有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深厚的感情是不行的。穆青同志退下来后还经常到西部地区调研，他说他总觉得欠着人民一笔债。有了这种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记者怎敢不努力？又怎敢敷衍或搞不正之风？黄昌禄在民族地区工作了30年，没有对这些地区的深厚感情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问题上，记者应有人类学家的情怀，平等地看待人类族群中的大民族与小民族、先进民族与后进民族，并深入其中生活，直接观察，甚至参与其间，全心全意地为落后地区发展出谋划策，乃至献身。
2）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理论修养。
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普及民族知识，对民族报道相当重要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加大了民族报道的难度，要准确、有力地报道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手术刀”进行解剖，否则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要发掘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新闻资源，需要记者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愈高，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资源的发掘会愈深愈广。”〔11〕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培养“一批坚持正确方向，深入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的要求。在民族报道方面，培养一批精通民族问题的名新闻工作者，对我国民族繁荣和国家稳定是大有裨益的。在民族报道中，民族常识是基础，但当前不少记者的民族知识缺乏，民族观念淡薄，不少人将少数民族与落后划等号，把民族地区跟贫穷等同，而很少有人知道少数民族的一些成绩甚至超过了汉族，有的甚至不知道55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和基本分布。这给其实际工作带来了不便。有鉴于此，新闻工作者学一点民族理论，普及民族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3）增强采编力量，增加民族报道的版面，创办《中国民族报》。
增强采编力量是加强民族报道力度的关键，而增加版面是它的保证。采编力量的增强包含适当增加采编人员和配备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记者、编辑队伍，深入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准确、及时地反映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可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版面的增加应适度，要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这就要将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有机结合。现阶段，特别需要充实和加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成就、问题和扶贫工作的报道。此外，还要加强对分布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党政部门的通讯员、信息员的联系，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一来可获得灵通的信息，二来可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
我国民族地区正面临着社会大变革的可喜的复杂的形势，这时舆论引导就格外重要作为国家民族政策的执行机构——国家民委应当有自己的喉舌，以及时引导舆论，促进民族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务院各部委几乎都有自己的机关报，而国家民委系统目前还只有云南、贵州、甘肃、广西四省区办有地方性的《民族报》，而且有的是周报。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国家民委应该创办一份全国性的《中国民族报》。《中国民族报》的创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增加采编人员和增强版面的问题，大大改善民族报道工作的落后局面。它的创办，必将为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充分、有效地报道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新闻，反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客观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反映他们的呼声，传播信息起到重大的作用。总之，《中国民族报》应成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喉舌”，联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的“桥梁”，它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和维护国家的稳定、统一的重要作用。我们殷切期盼《中国民族报》早日面世。
注释：
〔1〕〔3〕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253页。
〔2〕引自《中国记者》，1991年第7期。
〔4〕引自《中国记者》，1994年5期。
〔5〕《人民日报》，1992年1月15日。
〔6〕〔11〕黄昌禄：《黄昌禄民族报道选》，新华出版社， 第186、187页。
〔7〕引自《中国记者》，1991年第9期。
〔8〕引自《新闻记者》，1994年第8期。
〔9〕引自《民族团结》，1994年第5期。
〔10〕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转引自《中国记者》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