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方市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买方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97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市场由平稳而趋于平淡，在由亚洲金融风暴为发端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影响下，因出口增长乏力和内需不足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市场低迷，日益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对中国“买方市场”的论述成为热点。笔者认为，对何谓买方市场、当今中国是否进入“买方市场”、进入的是什么样的“买方市场”等，都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解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促进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市场的表象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其实质是所有交换关系的总和（这也是所谓狭义市场和广义市场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品的让渡者与商品的购买者，亦即卖方与买方的关系。商品价值的实现之所以被称为“惊险的跳跃”，是因为其中体现着卖方与买方的利害关系和利益矛盾。一般意义上讲的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是从现象形态上描述不同的市场的类型。如果市场上的各类商品供不应求，卖方即商品的供给者能够轻易地实现“惊险的跳跃”，从而在市场中处于有利的、优势地位，这种市场就是纯粹的由供给导向的市场即卖方市场；反之，如若市场上的各类商品供过于求，同类商品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买方即商品的需求者在选购商品时因有较大的替代空间而十分挑剔，从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优势，那么这种市场就是纯粹的由需求导向的市场即买方市场。应当指出，不论是卖方市场抑或是买方市场，其纯粹、典型的形态只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或极为特殊的情境下，大量出现的情况是二者的渗透、胶着或交替，卖方和买方何者处于主导和统领的地位，就应定性为何种类型的市场。
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更深刻的内涵，还在于它们从本质上体现着不同的经济功能，即卖方与买方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握这一点，必须透过上述的表层理解，从下述三个方面的关系中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总供给——总需求与卖方——买方市场的关系。在社会生产的诸环节中，生产决定消费、制约消费，消费又对生产起能动的反作用。生产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生产作基础，谈不上消费；没有消费，生产也就失去了动力。在市场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而在进行总量分析时，就涉及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如何协调问题。由之可见，卖方——买方市场及其功能的发挥与宏观经济的均衡状态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但是又不能据此而把卖方市场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超额需求）；也不能把买方市场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存在超额供给）。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既不存在纯理论上的“瓦尔拉均衡”（即在任何一种价格信号下，需求总量恒定等于供给总量，全社会都不存在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也不存在久居不变的需求总量总是大于供给总量，或供给总量总是大于需求总量。在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一般是围绕均衡点上下波动。因此，用这种处于经常变动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交替关系，是难以明确界定和描述供求关系相对固定的卖方与买方市场的性质及其功能的。
计划——市场体制与卖方——买方市场的关系。在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合理形式，从而以指令性方式分配资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生产和消费都只能由计划来安排，企业必须按计划下达的指标组织生产，盈亏责任，不必要也不可能去关心产品销路；消费基本上按计划定量配给，计划配给用于消费的，当然只能是计划生产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似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实质上由于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生产或供给也是被限制、被约束的。因此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等同于“卖方市场”，显然是不确切、不妥当的（更不用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市场）。在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消费者由于具有消费主权而处于优势地位，生产者必须依据由消费者偏好决定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数量与质量进行生产，即是在供给必须适应需求的前提下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有的论者据此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即是买方市场。这种理解也是不周到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也是围绕均衡点不断波动的，供给不可能长期大于或小于需求：需求也不可能长期大于或小于供给。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买方市场”，实质是把供大于求当作常态，从而必然导出市场经济下生产只能趋于萎缩这一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短缺——过剩经济与卖方——买方市场的关系。如上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约束资源的有效配置，限制生产与供给，压抑消费，造成投资品、消费品的全面紧张，是名副其实的短缺经济，其表现形式就是计划、批文、票证成为资源分配与使用的充分必要条件。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逐步告别了短缺，并且出现了市场供求相对宽松的情况。但是不能据此而认为我国已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因为现实经济生活在“短缺”和“过剩”这两极之间，还有相当开阔的“缓冲地带”。这一“缓冲地带”既包括供求基本平衡的市场状态，也包括适度供大于求的市场状态。这种存在适度超额供给、供略大于求的市场常态，正是由于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市场机制和竞争作用所形成的正常的买方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外向度的不断扩大，市场供求状态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原有的以供给为主导的卖方市场正逐步向以需求为主导的买方市场转变，90年代下半期以来尤其是近两年，这种转变的速率日益加快。据统计，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1995 年供不应求的畅销商品占一成半以上；1997年下半年这个比例下降至1.6 %（畅销的主要是部分农产品），而供求基本一致的平销商品的比例则占66.6%，供过于求的滞销商品占31.8%。到目前，供过于求的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占27.6%，市场上几乎不存在供不应求的畅销商品。（注：根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有关资料综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至今已连续20个月下降；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则连续37个月下跌。（注：《经济日报》1999年6月17日第二版“每周经济观察”。）上述事实说明， 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已经走出“短缺”的阴影，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行体制开始出现买方市场的格局与功能。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进入的只是一种不能估价过高的、“早熟”的买方市场。之所以称之为“早熟”，是因为它虽然已具备买方市场的一般属性，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和层次上。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具有以下四方面显著特征：
一是生成过程的突进性。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计划约束生产，生产又约束消费。明明供给短缺、商品匮乏，就是不增加生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牵引力的逐步增强，释放了被压抑的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性与能量，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由于弥补短缺时代欠帐以及推进经济起飞的需要，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总体上一直处于相对亢奋之中，从而过去计划经济下供不应求的市场常态也基本得以承接和沿续。直到90年代中期因出现总需求过度膨胀，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实现经济“软着陆”，才中断这一过程。按照市场成长发育的正常规律，在以供不应求为常态的卖方市场向以供过于求为常态的买方市场演进的过程中，应当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供求基本平衡的过渡期。但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这种转变，却是一种极其短暂的时段中完成的“突变”，似乎转瞬间卖方与买方就对换了位置。这就使得政府、厂商和消费者都不得不在刚刚应对“需求过大、供过不足”之后，又仓促应对“供给过大、需求不足”。
二是物质基础的脆弱性。无论何种类型的市场，都不能离开物质基础的支撑。对我国目前买方市场的认识，更不能脱离对形成市场的物质基础的分析。一般而言，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是由资源匮乏、物质产品相对紧缺所决定的；而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则由资源禀赋充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所决定。不同的市场类型，还从总体上体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一般与相对贫穷相连，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则与富裕相通。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人均资源和产品占有量居于世界后列，也是近期乃至相当长时期难以改变的，因而在当今中国，因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而导致的“卖方市场”根本无从谈起。何况我国广大农村还有4 －5000万的贫困人口；城市近年来因转产、下岗又增加了低收入人口，这就使得反映生产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在农村至今仍高达56.3%，城镇也达48.6%。（注：曾培炎：《辉煌历程 千秋伟业——改革开放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详见中宣部学习出版社《改革开放20年》一书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应当是一种购买力水平较低的消费群体占了买方中相当大比例的市场状态。
三是总体结构的复杂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一般都是结构性的，其强度大小也是由市场供求结构所决定的。我国目前进入的“买方市场”之所以处于较低的发展层次和较低的水平，或者说是“早熟”，与市场的总体结构复杂且不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整个市场上呈现的无疑是买方强势，但从结构上分析，支撑这种强势的却是市场上充斥品种单一、款式陈旧、设计落后、档次不高的产品，甚至包括假冒伪劣商品。因此现实的市场状态是，整体的买方市场中仍实际存在局部的卖方市场，卖方市场的因素已进入买方市场的产业中。比如纺织业、服装业是最大的买方市场，但国内企业对高档、差别化面料的开发远不能适应服装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必须依赖进口。一方面大量服装积压，一方面中老年消费者买不到称心的服装。冶金业尤其是钢铁业也是典型的买方市场，一方面普通钢材找不到销路，一方面特种材需大量进口（用于生产优质电冰箱、洗衣机的薄板和生产易拉罐的马口铁100%需进口；不锈钢85%需进口）。 如若考虑到因潜在的以及被压抑的需求所形成的隐性市场，那么在目前的总体买方市场结构中，卖方市场的因素及其影响更不应漠视。
四是运行状态的无序性。成熟的买方市场是在有序运行中发挥其功能的。我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束缚，形成了短缺经济的运行规划，加之卖给方市场买方市场转换的突进性，双重游戏规划的摩擦与碰撞，必定带来市场运行的无序性。比如建立全国统一、保护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的要求，常常因条条、条块矛盾和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受到市场分割与垄断因素的干扰，这些必定会影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总体状态。从收入分配对市场供求的影响来看，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无序化或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凸现。由于缺少奖优罚劣的操作规范，使得合理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却拉开过大。据统计，我国高收入户的生活费收入占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份额由1991年的26.5%上升为1997年的32%；同期低收入户所占的份额却由14.5%下降为12%。（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课题组《99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最新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4。 这种富裕层与贫困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直接导致消费断层的产生，从而给企业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和产品结构的有序替代造成困难。
对我国“早熟型”买方市场的成因及走势，应当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作出具体分析：
供给方面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上的瓶颈效应。为了尽快摆脱短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沿着“赶超战略”的路径谋求高速发展，这种常规增长显然是以打破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为代价的。现实的情况是，第一次产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发展就被二、三次产业赶超，由此带来农业这一结构性瓶颈和农村市场容量过低，从而形成制造业产品相对过剩的结构性矛盾。超常增长还导致制造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在短缺条件下，巨大的市场需求往往可以带来高额利润，而高额利润引致的投资膨胀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到90年代中期，我国东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中部与西部的相似率为97.9%。全国有24个省（市、区）内部产业结构与全国部门产业结构相似率达90%以上。（注：参阅顾学宁：《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在短缺经济中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与国有工业的同构率也达70%。如此大量企业生产近乎同一性的产品一齐涌进一个有限购买力的市场，出现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局面就不足为怪了。影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为深层的因素是技术结构问题。我国目前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不高，而这又与整个企业技术等级所决定的产业等级不高有很大的关联度。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企业在总体上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从我国的许多产品市场逐步被外国品牌所占领的严酷挑战面前，对这个问题更不能等闲视之。持久的技术创新能力非但从根本上推进产业升级，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而且源源不断地创造着市场、创造着需求。
需求方面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三驾马车”中的扩大净出口和投资对于刺激内需、拉动经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促进消费显然是扩大内需、启动市场的主导方面。当前出现的供给相对过剩，主要是由于消费尤其是最终消费乏力引起的。1991－1997年，我国GDP年平均递增11.2%，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期城乡居民消费只增长8.1%；（注：杨启先：《遏制通货紧缩
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日报》1999年6月24日）。）199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7.5%。1998 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30%，已降至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课题组《99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最终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准为70%，而我国目前的58.8%是明显偏低的。（注：参阅范剑平：《论“十五”时期中国消费政策取向》。）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无非有两方面：一是收入支撑乏力。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消费是收入及其相关因素的函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受制于收入的增长。但进入90年代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 任何一种消费品能否成为市场热点，固然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但这种偏好必须有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作支撑。住房、小汽车、高档电器肯定为消费者所偏好，但要真正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就同广大消费者的实际支付能力密切相关并受其制约。二是消费趋于谨慎。在目前市场状态下普遍出现的是“人气”不旺，许多消费者有钱不愿花、不敢花。人们的这种谨慎消费固然有中国人传统的储蓄偏好的影响，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出于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减少和对未来支出预期增加的双重压力。许多人看到我国经济持续20年高速增长后近两年出现增长明显放缓的迹象，从而对今后是否还能保持快速增长从而带来收入的较快增长心存疑虑，以至自觉不自觉地压缩了即期消费。对广大居民未来预期的影响，更充分地体现在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深化改革上。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与低工资、高积累，广就业、大保障相适应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全面的改革。原先由政府无偿提供或由“企业办社会”所承担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费用的全部或大部，将由消费者自己支付。这对于大多数收入水平不高的工薪阶层来说，几乎花掉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从而必然导致居民的即期消费格外谨慎，储蓄倾向步步攀升。这也是自1996年5月1日以来央行7次调低利率，但高达6万亿的居民存款这只“笼中虎”依然不肯出山的直接原因。
应对目前“早熟”的买方市场对我们的挑战，以尽可能消解其弊端对我国经济成长的损害，必须针对上述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与主要症结，辩证施治。现阶段可供选择的对策措施主要有：
——优化供给结构，挖掘潜在需求。在目前供给相对过剩的结构性买方市场强度日益增大的形势下，压缩超额供给是非啃不可的硬骨头。这就必须对市场上滞销的产品实行限产压库，并且按照既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大力推进资产重组，推动资本向优势产业和名牌产品积聚和集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决不意味着供给只是处于被压缩的消极地位，而是着眼于通过创造有效供给来发挥其对需求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应制定并实施更为宽松、优惠的政策（主要是在调整税收结构、保证税收适度增长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实行减税）鼓励企业致力于技术创新。通过采用高新技术，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开发全新的适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把各种潜在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起来，形成现实的购买力。
——刺激即期消费，释放谨慎需求。启动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启动消费，当前迫在眉睫的更在于启动即期消费。中止人们储蓄偏好、扩大即期消费倾向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利益引导。目前已经出台的消费信贷，在扩大范围和增强刺激度上都有进一步运作的空间。金融业就应瞄准我国广大居民在基本解决“吃”和“用”之后必将在“住”、“行”、“教育”上实现消费升级的趋向，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努力提供更为廉价的资金，让这些领域的市场在降低消费升级门槛中得以快速启动。要迅速改变居民谨慎消费的格局，必须尽快消除人们对新体制的不适应症和不安全感。应通过立法等措施完善并规范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健全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消解大多数居民在就业、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并从而形成理性的支出预期，把谨慎的消费欲望释放出来，变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提高收入水平，增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收入是消费主体实现消费的硬约束，大多数人只有消费动机而无支付能力，市场需求不可能旺盛。为了启动市场，应当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快下决心通过目前比较宽松的财政条件，较大幅度地提高下岗职工、困难职工、离退休人员以及国家公务员和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和收入，并适当放开国有企业工资管制，建立正常的工资收入增长机制。同时要通过收入政策的适度调整，促进收入分配向中等收入家庭转移，扩大全社会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在农村则应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和发展小城镇，千方百计地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现金购买力，以启动农村这个最广阔、最重要的市场来推动整个市场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