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WTO背景下的道德教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背景下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世界和中国都未曾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一个较为普遍但又有很大争议的解释是,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及配置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与动因,发达国家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发展中国家也日益被卷入滚滚而来的浪潮之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WTO 是世界性的经贸协调组织,这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可以说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加入WTO的障碍已不复存在,时间也指日可待。进入WTO的门坎,本质上意味着中国主动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步伐。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经济全球化可不可能,WTO进不进入, 而是如何在置身于全球化和WTO的过程中,采取最得当的应对措施,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这里,我想从道德教育的角度,谈谈应对经济全球化和WTO的一些问题。
一、可能的道德后果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都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客观后果。当今世界,拥有大量资本并操纵着资本流动方向的,是发达国家,以及受这些国家控制的世界性的金融、货币机构和跨国公司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全球化和WTO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是不相等的, 机遇也是不相等的。发达国家由于占据着大部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资本,而必然在以资本流动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中居于有利的地位,WTO 同过去的GATE一样,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发展中国家由于所拥有的大量劳动力资源并不能像资本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必然在经济全球化和WTO中居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特征进行概括,大致说来,有这样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1 )生产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因而跨国公司在生产的全球化中具有极大的优势。(2)贸易的自由化。 跨国公司在使生产全球化的同时,改变了“常规贸易”形式,即通常的国家作为主角的贸易形式,跨国公司成为贸易的主角,各国的关税壁垒大幅度下降,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的力度不断加大。(3)服务业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自由化,必然要求服务业的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的目标是服务业的“空间最小化”,既要提供最好的服务,也要提供最全面的服务。 (4)国际组织力量的强化。生产、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使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要求有超国家的管理机构来进行统一协调。WTO 就是这类超国家机构中的一个代表性组织。(5)经济区域化现象突出。 经济区域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必要环节和基础。
从经济全球化的这些特征来看,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在WTO登陆的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 不仅要正视发达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而且要正视这些经济上的后果可能造成的道德上的后果。
第一,WTO的登陆, 意味着西方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已无大的障碍。西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范围的登陆,它们在造成西方式的生产关系、管理方式,带来西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同时,也会使西方的价值观念包括道德观念在发展中国家大范围地登陆。
西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登陆,一方面是不知不觉的,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正如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描绘18、19世纪美国的工业、商业向清朝的中国大举进军时所说的: 美国的纺织机是和美国的哲学一起进来的。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就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以促使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的“备忘录”,可以作为例证。詹姆士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导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注:《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83—284页。)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1999年的一番话,已经明确表示出对于全球化的新的偏好,他说:“由于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迎接增强我们的价值观的挑战”。美国国务院1999年的“人权报告”,发挥了克林顿对全球化的理解,说:“今天,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几乎千篇一律地将全球化说成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实际上,在新的千年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世界性语言:金钱、因特网以及民主和人权”。这些言论均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只会产生经济的后果,而同时也会产生道德的后果;这些道德的后果,有一些是经济后果的自然产物,一些则是借助经济的优势,人为地推波助澜意欲达到的目标。
第二,西方在经济全球化和WTO中的优势地位, 会使西方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又反过来强化西方的价值观念包括道德观念的地位。
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通通是消极的、负面的并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认识方法。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中也有许多优良的成分,西方在经济上的先进地位,决不是全然以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为背景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无论优劣,都是与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伴生的。这就必然形成这样的连接链条:西方在生产方式上的强势地位,必将突出地增大其在生活方式上的强势地位,从而突出地增大其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上的强势地位。这一系列的强势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之前, 在各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对封闭的经济文化环境中,并不一定能够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和感受到,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加入WTO、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继打开国门之后, 这样的强势地位则是挡也挡不住地凸现在人们的面前。以美国之音、迪斯尼、好莱坞、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等为代表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大举进军所造成的“美国口味第一”的文化现象,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呢!
这里面决不仅仅是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业和精神产业的问题,如果只是算经济帐,也许问题还不会特别令人担忧。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精神,保护民族的这些精神支柱不因“美国口味第一”的有形无形的压力,而受到大的根本的损害。这是我们最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第三,乘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依据WTO 游戏规则在发展中国家全面登陆的西方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的格局,将产生巨大冲击,其冲击波,必然会扩展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领域,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跨国公司在经营上的一个重大战略转移,是实行所谓的“本土化”的产业政策,即跨国公司输出的只是资本、品牌和技术,而生产基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乃至管理,都转而从被输出国就地取材(才),甚至一部分高层、大部分中层企业决策和领导人员,也不再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士,而是土生土长的被输出国的公民。比本国其他公民更丰厚的薪俸、比较优越的工作环境、较高的社会形象地位等等,使这些为跨国公司录用在被输出国企业中的本地人,会产生一种较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由于不是依托于自己的祖国而是寄附于跨国公司,因而,一些人在利益的归属感上会出现问题,产生究竟谁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的疑惑。这样的问题和疑惑,对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一个大的冲击,是对传统理解的爱国主义等观念提出了挑战。有记者采访过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中国生产基地的一位中方中层管理人员,问:当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站在哪一边?答:站在中国一边;当中国和摩托罗拉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站在哪一边?答:站在摩托罗拉一边!
这样一些在跨国公司境外的子公司(企业)中“打工”而又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时下被称为“国际人”,这些人似乎已经超越了国别之分,是一种“中性”人,只归属于跨国公司,而淡化了祖国和民族的观念。问题在于,跨国公司本身是没有国别的中性的吗?据新近的一些材料披露,一些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跨国公司,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不遗余力,出钱出力、出枪出炮,可是今天,这些跨国公司不但丝毫不认罪,而且依然本性不改,成为日本当今右翼反华势力的经济靠山和摇旗呐喊者。这样的跨国公司又怎么会是无国别和中性的呢!
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和WTO是双刃剑,发展中国家既处于弱势, 又可以靠正确的应对,包括道德上的正确应对,将弱势尽可能地转化为强势,从而获得跳跃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应对方略;正确的道德应对方略,要以恰当的道德教育为基础。
二、亟需强化的道德意识教育
经济全球化和WTO 是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背景的。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的普及,因特网以及信息高速公路从设想逐渐变为现实,为经济全球化,为WTO的形成, 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创造了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对高科技的拥有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和在WTO 的游戏规则中的强势或弱势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和WTO 中处于强势地位,除了资本的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掌握了世界大部分高科技资源。
高科技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去运用的。因此,对高科技的拥有程度,与对掌握和运用高科技人才的拥有程度是成正比的。对当今和未来高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对人才的竞争。有了人才,就有了高科技;有了高科技,就赢得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强势地位。
焦点聚集在人才身上。人才不是凭空得来的,除了从外界引进,人才的获得主要靠教育的培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人才不是可靠的办法,靠得住的,还是通过恰当的教育机制来培养人才。科技、人才、教育之间这种极端重要的相关性,以及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原因。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人才的教育培养,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些错误观念应加以纠正。
一是人才的衡量标准问题。
信息时代,人才的衡量标准,首先当然要看“智”的因素,即知识水平、尤其是掌握和运用高科技知识的水平。但是,同任何其他时代一样,信息时代的人才,决不能仅以“智”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还必须同时看“德”的因素,必须有“德”的衡量标准。“德”的标准是很宽泛的,但真正配称为人才者,至少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遵守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一个不能过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反社会的人,他的智力程度再高,也很难对社会作出大的贡献;相反,如果走向极端,他倒可能使用所掌握的高技术,对社会造成比常人更大的危害。历史证明,一个没有起码的道德约束的高智力的人,常常会走向正常社会的反面,成为危害社会和人类的恶魔。千万不要忘记,当年掌管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化炉的希特勒的信徒中,有不少戴着医学博士的头衔。
二是道德教育的方法问题。
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搞“填鸭式”,现代教育者不是孔孟时代的教师爷,不能板着面孔传经诵道。但是,学校的道德教育对学生也不能一味迁就,更不能放任自流。这些年中国大陆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多少受到了美国“价值澄清”学说的消极影响,价值中立主义、反对道德教育中的“应当”教育等观点,都有一定的市场。其实,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不是选择这样的价值立场,就会选择那样的价值立场。同时,放弃对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进行价值应当的教育,既是把严肃的道德价值的选择权,不负责任地交给了并无恰当的选择能力的受教育者,也是实际生活中无法真正实现的一厢情愿。因为教师虽然放弃了学校的道德教育课堂,而其他教育渠道,例如媒体、特别是电视,却无时无刻不在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的教育。我们能保证青少年一代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节目中,选择正确的道德价值立场吗?
在信息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背景之下, 当年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依然魅力不减,康德提出的“德性就是力量”的口号,也同样具有严肃的警示效用;而既有才又有德的人,需要获得良好的知识教育,也需要获得良好的道德教育。
概括起来说,出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迫切需要, 当前道德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一些重要的道德意识的培育。
第一,民族意识。这里指的民族意识,是统称的中华民族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优先的是有五千年悠长历史的灿烂的华夏文明或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欲迎击处于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既不被西方文化所同化,又要使自己走向世界,为世界其他民族所认同,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首先就要使中华民族自身具有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精神,懂得自己的民族是怎样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应当对人类担负什么样的历史责任。
第二,利益意识。这里指的利益意识,是统一的中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优先的是一致对外的中国利益的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WTO的规则中,中国的企业之间要做生意, 要亲兄弟明算账,但是,在涉及中国和外国的利益矛盾时,在涉及中国和外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矛盾时,中国人应当有十分清醒的国家利益意识,坚定地站在中国利益一边。
第三,竞争意识。融入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过程, 就是参与国际间经济竞争的过程,这种竞争是异常剧烈和残酷的,善竞争者即是强者,就能取胜,就能赢得较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不善竞争者即是弱者,就会失败,就会在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方面每况愈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有“不争先”、“耻于言利”的传统,中华民族素以温、良、恭、俭、让著称,这样,加强对中华民族的竞争意识进行培育,就具有更加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四,国货意识。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过程中, 中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不仅表现在资本的不足、科技的落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等方面,而且表现在产品(商品)的竞争力弱的方面。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可以有多种手段,道德手段是其中虽不显眼却不可低估其效用的一种手段。最值得努力的,就是教育和鼓励国民树立良好的国货意识,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在集团和个人消费时,尽可能地选择国货而不是选择洋货,从道德舆论上对优先消费国货的行为进行褒奖,而对唯洋货是从,盲目尊从“美国口味第一”的行为进行贬斥。爱护国货的韩国人可以作为我们这方面的道德榜样。
第五,信誉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信誉的民族。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过程中,既要大力弘扬中国自古以来的诚信美德, 又要从现代信誉意识的高度,重新认识信誉与经济发展的命运相关的联系。企业的道德形象,归根到底是遵守信誉与否的形象;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企业被认可的信誉度。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道德形象和竞争力,也是同一个道理。因《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名噪一时的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新著《信任》一书中预言,21世纪是信誉的世纪,哪个国家的信誉度最高,那个国家就会赢得21世纪的残酷竞争,而美国面临的危机正在于它的国家信誉日渐衰败。
第六,质量意识。在经济全球化和WTO的背景下, 企业的信誉度靠什么来保证?最重要的,是靠企业的产品质量。信誉是企业的命根子,产品的质量则是企业信誉的命根子。因此,信誉意识要靠质量意识来维系;反过来,质量意识要靠信誉意识来提升。真正的国货意识,最终要建立在国民对国货质量的信任度上。国民决不会无限期地容忍质量低劣的国货,对那些在质量问题上不思进取的企业及其产品,国民最终会用脚来投它们的反对票。中国大陆企业的产品质量,近些年有了极大的提高,已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名牌产品。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总起来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要有质量意识的提高;质量意识的提高,要有从娃娃开始的质量意识的教育。
第七,权利与义务的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WTO 规则中体现出来的现代信誉意识,可以归结为权利和义务的意识。现代信誉意识,是按规则行事的意识,而规则,包括WTO的规则, 主要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来体现的。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 这样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当然要自觉履行已承诺的义务,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诚意,取得世界较高的信誉度;但同时,中国更必须学会全面享受属于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尽力保护自己,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往来中,争取最大的优势。
第八,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的意识。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全面登陆的西方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冲击,中国应当特别警惕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侵蚀。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均资源十分有限。这样的国情,在生产上,决定了中国不能走高投入、低产出的路子,甚至不能走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而只能尽力走低投入、高产出的路子;在生活上,决定了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享受的路子,而只能走适度消费、合理享受的路子。经济全球化和WTO 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些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一些暴富起来的人群在消费上的过度奢华和浪费。因此,除了要靠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来节制和引导企业的生产、个人的消费,最关键的是要靠全民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识,来约束企业合理地开发和使用资源,约束个人适度地消费和享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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