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鲁论文,著作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3-0075-09 国内学界对普鲁塔克的关注与研究，自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述及以来，已近百年。其间大致经历了文本翻译、著作解析、撰述思想研究等发展阶段。①如果说研究方法的逐步深入、视域的不断拓展显示出了学界已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普鲁塔克传记著作的称谓方面则一直存在问题。现流行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之称谓并未反映普鲁塔传记作品的原貌。②若对这一名称的合理性进一步追问，其中存在的问题显见。郭小凌先生早在1995年既已指出，普鲁塔克的传记“内存并非清一色的希腊罗马名人，除49位希腊罗马人外，还有一位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③不过，尽管郭小凌先生笔下的《名人传》矫正了《希腊罗马名人传》命名上的偏颇，不同于多数学者认为前者仅是后者的简称，但他并未进一步指出这一命名本身的症结所在。或者说，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并未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普鲁塔克现存的50篇传记并非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46篇独立成书的对传和另外4篇单传的辑合；汇编并非出自普鲁塔克本人之手，而是成于著作的后世流传。故此，全面梳理普鲁塔克著作分类和命名的演变传统，可以深入认识著作现状形成的轨迹源流，呈现中译名《希腊罗马名人传》存在的问题及其缘由，进而厘清当下国内学界于此的误读；同时亦可管窥西方古典文献传承流布的基本态势，助益国内学界对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关注和研究。 一、《兰普里亚斯书目》与普鲁塔克著作的早期分类 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传统，最早当追溯到《兰普里亚斯书目》(Lamprias Catalogue)。公元十世纪的《苏达辞书》有载：“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之子兰普里亚斯，记有其父关于希腊罗马历史著述的所有篇目。”④作为现存唯一一份记载普鲁塔克著述的古代书籍目录，虽然辞书中的提及为最早，书目存世的八个主要抄本均晚于此，但依抄本和主要印本及其相互渊源关系，⑤可以推断的是，书目源于公元三、四世纪意大利南部某一图书馆馆藏编目。⑥“兰普里亚斯书目”之名，则由刊印者在1597年首次独立刊印书目时补加。⑦从西方古典目录学角度看，这一书目仅列篇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著作。⑧但是，鉴于普鲁塔克的著作多成于公元二世纪末，⑨公元三、四世纪的《兰普里亚斯书目》，无疑是现知对其著作进行系统分类和编目的最早尝试。 书目中辑录的著作篇什，不同抄本细微有别，⑩但自特霍伊整理勘定为227篇之后，已为学界沿用。(11)其内容大致如下：(12) 第1-25篇，罗列双人对传，计25对50位传主，始于《提秀斯—罗慕路斯传》，止于《德摩特里奥斯一安东尼传》。 第26-33篇，多为罗马皇帝传记，主要集中于尤里乌斯·克劳狄王朝，以及公元69年“四帝之年”诸皇帝。始于第26篇《奥古斯都传》，终于第33篇《维特利乌斯传》，不过其中第28篇《西庇奥·阿非利加传》、第31篇《盖尤斯·恺撒传》传主并非皇帝，具体身份因只存题名，尚难确定。 第34-40篇，为赫拉克勒斯、赫西俄德、品达等神话人物和诗人的单传，但在第40篇又重新列入罗马帝王传记《阿拉托斯传》。 第41篇，为《十大演说家传》，从题目推断应为演说家合传。 第42-62篇，为多卷本散论，所涉主题繁多，如第42篇《荷马研究4卷》、第47篇《论演说术3卷》等。 第63-227篇，为单篇散论，主题庞杂，如第63篇《论自柏拉图以来学园的统一》、第92篇《论健谈》，第105篇《论人生》等。 书目的上述编排，显然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来看，先列普鲁塔克的传记，后接散论：传记大致先列对传，后列单传；散论则先列多卷本，再列单篇成文者，其中主题类似者相邻，如关于斯多亚派哲学(第76-79篇)，伊壁鸠鲁派哲学(第80-82篇)等主题。这一编排体制，无疑反映出当时图书馆收藏的普鲁塔克著作卷目已相当丰富。同时也说明，著作书卷在誊抄时，已有相对明确的归类，对传和单传分开，散论中相同主题并置的基本格局，已成雏形。 然而，细查篇目内容，书目尚存在诸多关乎著作分类的问题。这表现在：第一，书目中传记作品的具体归类并不严格。第1-25篇25个对传，其实只有24对属于普鲁塔克的“parallēloi bioi”(《对传》)。(13)这部书的特点在于将希腊人和罗马人搭配对传，开篇多有简短的“导言”(proem)，篇末有总结性的“合论”(synkrisis)，(14)结构独特，自成一体，献给自己的密友、罗马显贵索西乌斯·塞奈西奥(Sosius Senecio)。(15)而第24篇所列的希腊统帅《阿拉托斯传》和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传》题献对象与其它不同，并非属于对传系列。(16)此外，第9篇《阿基斯—克莱奥美奈斯传》和第10篇《提比略·格拉古—盖乌斯·格拉古传》属两位希腊人和两位罗马人搭配的对传，应合二为一；第40篇《阿拉托斯传》更是和列入对传的第24篇重复。 第二，各类作品的内部排序杂乱。对传作品作为相对独立的著作，内部篇目排序无章可循，既未遵从传主的时代顺序，也未按照著作家本人的写作顺序。(17) 第三，书目中一些篇目存在异说。第62篇《历史与诗学书摘62节》后，出现“另一抄本为66节”字样；第126篇名为《论妇女的美德》，但旁注“另一抄本冠名《论妇女如何处理与丈夫的正确关系》”；第132篇《关于友谊致法鲍里诺斯信》后亦标注“另一抄本名曰《论友谊的价值》”。 第四，书目一些篇目虽名称各异，但意思相近，似有重复之嫌。第97篇冠名《论多管闲事》，而第151篇亦为《论好管闲事》；第106篇《论学堂训练如何奏效》，而第173为《论训练》；第111篇和第214篇，第124篇和第225篇，第150篇和第200篇亦属此类。 第五，书目中不乏伪作，且列入他人作品。第41篇《十大演说家传》并不出自普鲁塔克之手，(18)而第56篇《亚里士多德论著8卷》，属明显谬误。 书目作为图书馆馆藏编目之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解释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这在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西方古典文献形态正处于由“卷”向“本”的过渡阶段，(19)书目的小篇幅分类可能源于书目誊抄成“卷”，形制尚未成“本”，故而每卷内容有限，四人对传的阿基斯、克莱奥美奈斯和格拉古兄弟传在誊抄时分列；同一篇名出现的异说，表明图书馆同时藏有多个版本；异名同旨的重复篇目，大概源于馆藏的不断增补。 客观而言，《兰普里亚斯书目》整体上呈现出了著作在早期抄“卷”形态下的归类特点。不过，若对比现存的126篇著作，不难发现书目辑录数量虽多达227篇，于今重合者却只有83篇，书目所列并非普鲁塔克著作的全部。(20)进一步结合书目中误入伪作、篇目次序混乱以及重复等问题来看，普鲁塔克著作的现有归类格局和篇目次序，并非受到书目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是更多地整合了此后的抄本、印本和译本传统。 二、抄本、印本、译本形态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 普鲁塔克著作早期抄“本”形制下的文本归类，因相关资料阙如已难详知。但至少在公元9世纪，传记的归类已比《兰普里亚斯书目》中的排序更为精细，篇目已有内部的分组，出现了“三分法”(tripartite)和“两分法”(bipartite)传统。(21)所谓“三分法”，即传记先以希腊传主的地望划界，后以年代先后排序；而“两分法”则指传记直接以希腊传主的年代顺序排列。(22)这种分类传统在随后的抄本中也得到延续。现存传记作品的最早抄本，即公元10世纪的皮纸抄本“圣日耳曼努斯本”(Codex Sangermanensis)便采用“三分法”传统，仅存《莱山德—苏拉传》、《来库古—努马传》等15篇传记；而“两分法”传统则可见于11世纪的皮纸抄本“塞腾施泰腾本”(Codex Seitenstettensis)，现存《来库古—努马传》、《梭伦—普布利科拉传》等16篇传记。(23)鉴于抄本残缺，尚难判断上述两个最早抄本中是否仅包括传记作品。但可知的是，传记和散论在当时的传抄中并未全然分流，如公元10世纪晚期的抄本“巴黎本1678号”(Parisinus gr.1678)即包括《安东尼传》和散论《政事要则》、《论亚历山大的美德或福祉》等篇目。(24)《兰普里亚斯书目》也正出现于这一抄本末尾，只是所存篇目有限，已难窥书目分类对这一抄本的影响。 与相对体系化的传记相比，主题繁杂的散论在抄“本”形制下的传播和归类稍显零散。《兰普里亚斯书目》中众多篇目虽无严格归类，但相近主题并置的做法，可能随后也得以延续，这表现在著作早期已出现了小规模结集传抄，如抄本“莫斯科圣议会本352号”(Mosquensis S.Syn.gr 352)中便包括与道德主题相关的21篇散论，并在开篇使用标题“tōn ēthikōn Ploutarcbou”(普鲁塔克的伦理作品)。(25)不过，以现有资料来看，散论作品的大规模辑合要迟至公元13、14世纪之交，而这一成就，归于拜占庭学人马克西摩斯·普拉努德斯(Maximos Planoudes)。正是他广罗当时可知的散论抄本，整理结集69篇，冠名“
”(《道德论集》)，并于1295年誊写了抄本“安布洛其亚本859号”(Ambrosianus gr.859)，(26)成为普鲁塔克现存散论作品的“祖本”。 普拉努德斯对普鲁塔克现存著作的流传和整体分类，亦发挥着关键作用。他在汇编散论抄本“安布洛其亚本859号”后不久，便搜集整理当时流传的所有48篇对传，以“三分法”传统编订，(27)和69篇《道德论集》合并，于1296年7月完成“巴黎本1671号”(Parisinus 1671)这一现存普鲁塔克著作合集的核心抄本。(28)也正是在随后完成的抄本“马可本481号”(Marcianus gr.481)中，他录入前文所述的《兰普里亚斯书目》，为考察书目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29)此外，随后出现的普鲁塔克著作抄本形态下的唯一“足本”——“巴黎本1672号”(Parisinus gr.1672)，便是以其69篇《道德论集》为基础，补入新发现的《对饮集》和另外8篇散论，辑合所有对传而成。(30)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版本中所谓的“对传”，均包括了《阿拉托斯传》和《阿尔塔薛西斯传》两篇单传，(31)这一传统可见于《兰普里亚斯目录》(第24篇)，其缘由已不得而知；而两位罗马皇帝的单传《伽尔巴传》和《奥托传》却被编入普拉努德斯所辑合的69篇《道德论集》中，(32)并在随后“巴黎本1672号”中的78篇散论中得到延续。(33) 上述与普拉努德斯相关的几个抄本，基本奠定了著作现有的归类格局。此后随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文化中心由拜占庭东部向拉丁西部的转移，以及印刷术发明后印本的出现，著作在西传的过程中虽因个人偏好和内容主题的差异，早期多以散篇形式的翻译为主，(34)但印本形态下著作希腊文本在辑合出版时，除一些篇目略有调整，基本沿用了普拉努德斯的抄本归类传统。现仅列标志性印本以为说明。 现知著作最早的希腊文印本集出版于1509年的威尼斯，由阿尔多出版社(In aedibus Aldi et Andrea Asulani soceri)刊印，冠名作“普鲁塔克92篇小品”(Plutarchi Opuscula LXXXXH)。这一印本为普鲁塔克散论作品，虽名为92篇，实则仍然沿用了“巴黎本1672号”抄本中除第54篇《荷马生平及诗作》外所有其它77篇《道德论集》的篇目。只是顺序略有调整，且将原抄本中一个篇名的多卷本著作以卷目数量分开来计，如第68篇《对饮集》中包含9卷，而第22篇《哲学家观点集》分为5卷，因而出现了篇目数量在名目上的增多。(35)对传的希腊文首印本(editio princeps)出版于1517年，由菲利普斯出版社(Philippus Juntas)在佛罗伦萨刊印，名为《普鲁塔克希腊罗马人物对传》(Plutarchi Vitae Parallelae Romanorum & Graecorum)，(36)而两年后，“阿尔多出版社”刊印的《普鲁塔克对传》(Plutarchi quae vocantur Parallela)亦面世。(37) 虽然希腊文首印本延续了抄本的分类体系，但这一自抄本而印本的分类传统，随后却在德人柯西兰德(Xylander)的译本中得到调整。在1561年出版的拉丁文译本《普鲁塔克俗称对传和传记的伟大的哲学和历史著作集》(Plutarchi summi & philosophi & historici Opus，quod parallela et vitas appellant)中，柯西兰德首次将《伽尔巴传》、《奥托传》两传剥离出《道德论集》，纳入这一传记合集，与《阿拉托斯传》、《阿尔塔薛西斯传》归为单篇排在末尾。(38)后在1570年，亦刊印出版了内容调整后的《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道德论集》(Plutarchi Chaeronensis Moralia)，(39)完成了著作现有归类的最终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柯西兰德的分类传统，并未见于1572年由亨利·史蒂法努斯(Henricus Stephanus)刊印的普鲁塔克著作全集。作为现存最早的印本全集，史蒂法努斯的版本为希腊语拉丁语双语本，以八开本形式刊为13卷，包括前6卷希腊文、后6卷拉丁译文和索引，以及最后l卷附录。(40)在这一版本中，编者延续了“巴黎本1672号”的抄本归类传统，篇目排序也和柯西兰德的版本有所出入。但除去抄本传统中属于《道德论集》的《伽尔巴传》、《奥托传》两篇单传外，这一全本中其它篇目的次序，却随其1599年再版版本的广泛流传，基本成为后世所追溯的“传统版本”。(41)前文所述《兰普里亚斯书目》之名，也正因出版家在第1卷导言中对书目首印本的录入，藉此再版版本的广泛流传而通行后世。 综合看来，现今主要西方古典文库，如《洛布古典丛书》、《托依布纳希腊罗马古典丛书》、《比代古典丛书》等所录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命名和篇目次序，是《兰普里亚斯书目》之后著作抄本、印本、译本传承汇流的结果。以普拉努得斯的整理为基础，抄本“巴黎本1672号”汇集了所有存世的126篇著作，分别为48篇“对传”和78篇“散论”，随后柯西兰德的拉丁文译本将50篇传记和76篇散论截然分流，正是史蒂法努斯刊印的双语本全集奠定了现行两个著作集的篇目次序。就名称而言，普拉努得斯借用自早期抄本的希腊文“
”，经转译为拉丁文“Moralia”(《道德论集》)后，成为78篇散论沿用的定称。而50篇传记合集的称谓略显繁复。抄本传统中的48篇“对传”并未命名，首印本承抄本传统，名作《普鲁塔克对传》，此后柯西兰德的译本做出调整，所有50篇传记名为《普鲁塔克对传和传记著作集》。现今《洛布古典丛书》、和《比代古典丛书》均沿用并简化了柯西兰德的译名，称为《普鲁塔克传记集》(Plutarch’s Lives和Plutarque Vies)，而《托依布纳希腊罗马古典丛书》沿用史蒂法努斯双语本的传统，称《普鲁塔克对传》(Plutarchus Vitae Parallelae)。 三、中译本的误读及其渊源 《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名人传》)和《道德论集》是国内学界对普鲁塔克现存两个著作集的沿用称谓。《道德论集》这一名称自普拉努德斯以来，在西方的抄本、印本及译本中基本得以沿用，中译名于著作及其分类的理解并无不妥。(42)然而，鉴于传记在流传过程中的篇目变化和名实纠葛，源自于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一译名，显然同托依布纳本的命名一样，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因为现存的50篇传记，并非一部书，实际属于三部不同的著作：其一，46篇以希腊人和罗马人配对的传记属于普鲁塔克的《对传》，原有48篇23对，《埃帕米农达斯一西庇奥传》失传；(43)其二，罗马帝王《伽尔巴传》和《奥托传》，同《兰普里亚斯书目》中记载但已失传的《奥古斯都传》等其它6篇传记一样，属普鲁塔克的另一部传记作品《罗马皇帝传》(Lives of Caesars)，写作时间在对传之前；(44)其三，希腊统帅《阿拉托斯传》和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传》，同《兰普里亚斯书目》所载的《赫西俄德传》(第35篇)等传记一样，属独立的散传。 对于《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命名缘由，商务本的编译者曾这样阐明：“中译本所以取名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主要是效法阿密奥特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的先例(英译本名为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这一书名较之原书全名《The Parallel Lives of Grecians and Romas》(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似更通俗简洁，而较之单纯的通称Lives(传记集)似更能具体说明此书的内容实质。”(45)显然，译本的命名与中文语境下最早的吴奚真本的命名并无关联，但对这一缘由的阐释却也表明，中译本的命名遵循了更为久远的译本传统。 所谓“阿密奥特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是指由法人雅克·阿米约(Jacques Amyot)翻译的法译本，以及英人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由此转译而来的英译本。在复归古典文化、崇尚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大潮下，普鲁塔克的著作受到空前关注，正如普法伊菲尔所言：“普鲁塔克的传记强烈契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个人主义的情感，尤其是其笔下那些伟大的罗马人；而其《道德论集》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伦理问题的诉求。”(46)事实上，因其中富含的古典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大潮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背景下，普鲁塔克著作不仅在意大利广受青睐，亦成为各国人文主义者建构自我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托，这表现在十五世纪中后期，除拉丁译本外，著作的其它语言译本相继出现，如1482年的意大利文译本、1491年的西班牙文译本，1541年的德文译本等，(47)而阿米约的法文译本和诺斯的英文译本影响最为广泛。 雅克·阿米约，法国人文主义者和翻译家，1547年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
I)的提议下着手翻译普鲁塔克的传记，1559年结笔。这部由出版商瓦斯库桑(Michel de Vascosan)在巴黎刊行的法译本，主要以1517年“阿尔多本”为底本，同时参照了他曾在1549至1552年间多次赴意大利搜罗的其它抄本和印本，冠名作“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相互比较写成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记”(Les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Grecs et Romains comparezl‘une avec l’autre par Plutarque de Chéronée)，献给法王亨利二世。(48)在译本序言“致读者”中，阿米约这样阐明他翻译普鲁塔克传记的意义：“对于那些高居庙堂、执掌国策的国王或王子而言，记述帝王将相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老师，其中关乎国之大事的信息于其比普通大众有着更大的教益……借此他们可以明辨是非，在臣下的谄媚中保持清醒，同时弥补实践不足的缺陷。尽管展现这一主题的方法多样，叙述形式各有千秋，但关注人的业绩和非凡经历的历史著作，以及描述个人品性、言行、举止的传记是两种最主要的体裁，就后者而言，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无疑是最佳选择。”(49) 传记译本在出版后大获成功，这激励他随后开始翻译《道德论集》，并于1572年完成，同样由出版商瓦斯库桑以两卷对开本刊印出版，献给法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50)阿米约的全译本，不但成为普鲁塔克著作在法国近代以前再版次数最多的版本，其简易平实的文风，亦是法语用词规范的标本，对于普鲁塔克著作的传播以及法语文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与阿米约同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便是此中典范。普鲁塔克著作对蒙田的影响，不仅见于《随笔集》中对普鲁塔克笔下逸闻趣事的大量引用，(51)更表现在其对普鲁塔克《道德论集》行文体裁的模仿。(52)对不懂希腊文的蒙田来说，阿米约译本的媒介作用毋庸置疑，他本人在《随笔集》中对阿米约译笔的溢美之词便是最好的说明。(53) 阿米约的法译本，不仅影响着法国思想界，亦促成英译本的出现。1579年，英人托马斯·诺斯正是以阿米约的法译本为底本，翻译出版了普鲁塔克传记作品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冠名作“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严肃而博学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比较写成”(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compared together by that grave,learned Philosopher and Historiographer Plutarke of Chaeronea)，献给伊丽莎白一世。诺斯开始翻译的具体时间不详，因专长法文，可能是1574年作为翻译官出使法国的机缘，读到了当时在法国极为流行的阿米约法译本，遂决心译为英文。(54) 作为转译者，诺斯在文本方面完全依照法译本。而其译笔，举凡句型结构、文法修辞，也极大地模仿了阿米约。(55)此外，他不仅在英译本前言中附有阿米约“致读者”的全文，亦在自己对读者的简短致辞中，强调了普鲁塔克传记对大众的教益：“所有其它知识都是私人的，更适合于大学而非城市，它们教人沉思而非传达实际经验，故更适合于学生而非普通大众。然而名人轶事却适用于任何地点、任何群体、任何时代，在复活逝者、启迪大众方面远胜其他书籍，正如通过了解仁人志士的生平事迹，要能比阅读哲学家的相关著述获得更大的教益。对于这位著作家，我毫不否认对于他的喜爱，并可以自信地断言，他笔下的故事比其他任何著作家都有教益……”(56) 诺斯的英译本，对普鲁塔克著作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播，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其模仿阿米约的译笔现今读来不免佶屈聱牙，但在当时看来，“其英文如同阿米约的法文一样正宗”，(57)莎士比亚便是其最典型的拥趸。正如阿米约法译本之于蒙田，诺斯的英译本成为莎翁了解普鲁塔克著作的基石，其历史名剧《恺撒》、《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以及《科里奥拉努斯》的情节不仅主要依据于普鲁塔克相关记载，剧中的遣词用句，也多是对前者的改编。(58) 然而，尽管这两个法英译本对普鲁塔克传记著作在后世的传播影响深远，但就译本的名称来看，实际并不妥当。1559年首次出版的阿米约法译本，已经包括了传世的所有50篇传记，阿米约本人不仅在初版前言中罗列了篇目顺序，将《阿拉托斯传》、《伽尔巴传》、《奥托传》三篇单传排在末尾，亦在有“合论”存世的对传后做出标示。(59)作为前者的转译本，诺斯的英译本则完全沿用了阿米约法译本，因此，两者对于《传记集》的命名，本身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 国内学界长期沿用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或简称的《名人传》)之名，显然是延续了阿米约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的错误。不过，不可不注意的是，阿米约和诺斯对译本的命名，其实各有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于他们而言，在复归古典文化、崇尚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大潮下，译本名称中的“希腊罗马”不仅仅是时代概念，更象征着深厚的文化亲缘；而作为对王室的题献之作，“illutres”或是“noble”体现的也不再只是对古代先贤的敬仰，更寓意于当下的文化传承和现实感召。这种带有时代印迹的译名，自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而且在随后的经典译本中已得到修正，如德莱顿本和洛布本均使用了“Plutarch's Lives”(《普鲁塔克传记集》)。(60)但颇为意外的是，无论是大陆所引进的以德莱顿本为底本的台湾译本《希腊罗马英豪列传》，还是以洛布本为底本的商务本《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并未沿用修正后的名称，这看似是对所谓“传统”的延续，实则并未反映普鲁克传记作品原貌。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中文学界的重视。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剑桥大学古典系斯蒂芬·奥克雷(S.P.Oakley)教授及图书管理员斯蒂芬·豪(S.Howe)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①国内学界对普鲁塔克的关注，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最早始自梁启超先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02页)。此后至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个别单篇译文或部分传记选译集(吉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世界古代史资料选辑》[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吴于廑编：《普鲁塔克〈传记集〉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至80年代，学界又陆续翻译了一些新的传记篇目，有关普鲁塔克及其著作的介绍性文章亦开始出现，其中不乏对普鲁塔克和司马迁传记特点的中西比较研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世界古代史译文集》，内蒙古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版，第194-330页；郭圣铭：《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历史教学》1983年第1期；赵平：《普卢塔克和他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文化译丛》1988年第1期)。199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传记译本《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卷以来，普鲁塔克传记的史学意义和特点受到关注(郭小凌：《论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史学意义》，《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新世纪以降，开始有学者讨论普鲁塔克的散论作品及其伦理思想(包利民、张东锋：《普鲁塔克与共和德性》，《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最近十年，普鲁塔克的传记手法及传记作品的体例特点、史学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而普鲁塔克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亦成为新的关注热点(王成军：《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冯亚：《普鲁塔克政治观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张轩辞：《通向哲学之路的诗——普鲁塔克首章解读》，《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 ②中文语境下这一名称虽始自台湾学者吴奚真，但商务本出版前后大陆学界对著作称谓的变化相当明显。此外，吉林出版集团在2009年引进台湾学者席代岳先生的传记译本全集《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出版国内第一个全译本时，编者对译本名称亦“名从惯例”，改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见吴奚真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台北国立编译局1984年版；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编者前言”，吉林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页。 ③郭小凌：《论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史学意义》，第58页注l。亦见于其后有关普鲁塔克的论述(郭小凌：《克里奥的童年——古典西方史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④Suidae lexicon,Lambda 96,ed.A.Adler,Lipsiae,1933. ⑤有关书目抄本、印本及其渊源关系，见J.Irigoin,“Le Catalogue de Lamprias:Tradition Manuscrite et
Imprimées”,Revue des
Grecques,tome 99,1986,pp.318-331。 ⑥M.Treu,Der Sogenannte Lampriascatalog der Plutarchschrifte,Waldenburg in Schlesien,1873,p.54. ⑦书目的首个单行本由出版商约翰纳·普莱托利乌斯(Johannes Praetorius)于1589年在奥格斯堡刊印出版。编者为书目冠以标题“兰普里亚斯[所记]关于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的著述，现首次以希腊语和拉丁语刊印出版”，成为《兰普里亚斯书目》这一名称的最早成文依据，见D.Hoeschlius,Lamprias de Scripts Plutarchi Chaeronesis,Et Graece & Latine nune primum editus,Augusta Vindelieorum,1597。 ⑧西方古典目录学著作，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缪斯宫”学人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 of Cyrene)编纂的120卷巨著《书目》(Pinakes)为成型的巅峰之作。这一群书目录以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馆藏为基础，囊括了当时已知古风、古典以及希腊化早期所有希腊著作家的作品，成为后世相关记载的主要史料来源；而其按体裁分门别类、门类内部按著作家名称首字母排序、介绍著作家生平、并对著作加注的目录编撰体制(biobibliogrpahy)，也基本成为后世目录学著作效仿的典范。参见R.Blum,Kallimachos:The Alexande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translated by H.H.Wellisch,Lond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216 n.72,p.182。 ⑨C.P.Jones,“Towards a Chronology of Plutarch's Work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56,Parts 1 and 2,1966,p.72. ⑩F.H.Sandbach,Plutarch's Moralia,vol.xv,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 J.Irigoin,“Le Catalogue de Lamprias:Tradition Manuscrite et
Imprimées,pp.321-323. (11)M.Treu,Der Sogenannte Lampriascatalog der Plutarchschrifte,pp.7-16.书目中阿拉伯数字的编目传统始于1597年书目的首印本，该版希腊原文用希腊字母排序，拉丁译文则以阿拉伯数字标示。 (12)本文依新近的通行本，由桑德巴赫(F.H.Sandbach)校注，初刊于《托依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orum Teubneriana)，见F.H.Sandbach,Plutarchus Moralia，vol.vii,Leipzig,1967,pp.1-10；后又编入《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见F.H.Sandbach,Plutarch's Moralia,vol.xv,pp.8-28。齐格勒在《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普鲁塔克”专条中收录《托依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1896年由伯纳达基斯整理的书目(G.N.Bernardakis,Plutarchi Chaeronensis Moralia,vol.vii,1896,pp.473-477)，见K.Ziegler,“Plutarchos”,Paulys Real-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xxi,Stuttgart,1951,pp.696-701。而《比代古典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publiée sous le patronage de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中亦有录入，见R.Flacelière,Plutarque
Morales,tome I,
partie,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87,pp.cccxi-cccxviii。 (13)parallēloi为形容词parallēlos复数形式，后者源于动词paraballō，具有并置和比较等意项。普鲁塔克对此名称的使用，见《提修斯传》(Theseus)1.1，《佩洛皮达斯传》(Pelopidas)2。 (14)“proem”源自prooimion，意为序言、开场白，多用于古希腊悲剧作品；synkrisis源自sugkrisis，意为综合比较。现存22个对传中，13对有正式的“导论”，有4对缺失“合论”。 (15)罗马显贵，皇帝图拉真的重臣，曾在公元99年、102年、107年担任执政官。普氏在著作中多次提及，除《对传》外，散论作品《对饮集》(Sumposiakōn problēmatōn biblia)亦是对其的题献之作，见《提修斯传》(Theseus)1.1；《狄昂传》(Dion)1.1；《对饮集》1.1。 (16)《阿拉图斯传》的题献对象为波吕科拉泰斯(Polycrates)，因仅在此传中提及一次(1.1)，相关信息不详。《阿尔塔薛西斯传》并非题献之作。关于这两传的介绍，见E.Almagor,“The Aratus and the Artaxerxes”,in M.Beck(ed.),A Companion to Plutarch,Wiley-Blackwell,2014,pp.278-291。 (17)依普鲁塔克自述，可大致确定对传写作的相对顺序，见C.P.Jones,“Towards a Chronology of Plutarch's Works”,pp.66-73。 (18)H.N.Fowler,Plutarch’s Moralia,vol.x,Loeb Classical Library,1960,pp.342-343. (19)有关西方古典文献传承沿革的论述，参见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和校本》，《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以及L.D.Reynolds & N.G.Wilson,Scribes and Scholars: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4[th]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2013,pp.34-36。 (20)K.Ziegler,“Plutarchos”,p.701. (21)M.Pade,The Reception of Plutarch's Lives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vol.1,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07,p.57. (22)K.Ziegler,Plutarchus Vitae Parallelae,vol.I.I,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1960,pp.vi-viii. (23)B.Perrin,Plutarch's Lives,vol.l,Loeb Classical Library,1967,p.xv. (24)R.Flacelière,Plutarque
Morales,tome I,
partie,p.ccxxxix. (25)R.Flacelière,Plutarque
Morales,tome I,
partie,p.cclv,pp.ccxliii-cclxii. (26)R.Flacelière,Plutarque
Morales,tome I,
partie,p.cclxxii. (27)R.Flacelière and
.Chambry,Plutarque Vies,tome I,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publiée sous le patronage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03,p.xli. (28)R.Flacelière,Plutarque
uvres Morales,tome I,
partie,p.cclxxiii. (29)R.Flacelière,Plutarque
uvres Morales,tome I,
partie,p.cclxxiii. (30)传统认为，这一抄本亦出自普拉努德斯之手，或是由其指导学生完成。但这一观点遭到学者威尔逊质疑，他以抄工笔迹差别和隶属年代为由，推定这一抄本至少成于普拉努德斯离世半个世纪之后。见N.Wilson,“Some Notable Manuscripts Misattributed or Imaginary”,Greek &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16,No.1,1975,pp.95-97。此外，这一抄本中对传作品使用的“两分法”传统也与“巴黎本1671号”的“三分法”不同，因此不太可能为其所出。抄本“两分法”传统见R.Flacelière and
.Chambry,Plutarque Vies,tome I,p.xli; K.Ziegler,Plutarchus Vitae Parallelae,vol.I.I,p.xvii。 (31)早期抄本“三分法”和“两分法”传统中都将这两篇视作对传，见R.Flacelière and
.Chambry,Plutarque Vies,tome I,p.xxxv。 (32)R.Flacelière,Plutarque
uvres Morales,tome I,
partie,p.cclxxii. (33)为第25、26篇，全部篇目见F.C.Battitt,Plutarch's Moralia,vol.1,Loeb Classical Library,2005,pp.xxi-xxiii。 (34)有关传播过程，参见M.Pade,“The Reception of Plutarch from Antiquity to the Italian Renaissance”,in M.Beck(ed.)，A Companion to Plutarch,pp.536-540。 (35)R.Flacelière,Plutarque
Morales,tome I,
partie,pp.ccxe-ccxci. (36)M.Pierre,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éque,Amsterdam:D.J.Changuion,& P.Hengst,1789,p.152. (37)Ibid. (38)G.Xylandro,Plutarchi summi & philosophi & historici Opus,quod parallela et vitas appellant,Heidelberg,1561. (39)G.Xylandro,Plutarchi Chaeronensis Moralia,Basileae:Thomam Guarinum,1570. (40)其中希腊文前3卷为散论，后3卷为传记。这一全集冠名《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现存著作集》(Plutarchi Chaeronensis quae extant opera)，但在散论和传记的单卷翻译中又分别命名。3卷散论名为《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文选》(Plutarchi Chaeronensis Opuscula Varia)，而3传记名为《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对传集》(Plutarchi Chaeronensis Parallela,seu Vitae parallelae)，见H.Stephanus,Plutarchi Chaeronensis quae extant opera cum Latina interpretatione,Henr.Stephanus,M.D.LXXII; H.Stephanus,Plutarchi Chaeronensis Opuscula Varia quae magna ex parte funtphirosophica:Vulgo autem Moralia opuscula nimis angusta appellation vocantur,Henr.Stephanus,M.D.LXXII; H.Cruserio,Plutarchi Chaeronensis Pgrallela,seu Vitae parallelae,Henr.Stephanus,M.D.LXXII。 (41)就《道德论集》而言，比代本和托伊布纳本均沿用埃蒂安版本中去除两篇单传后的顺序，收录76篇。洛布本收录78篇，虽然编者指出“传统顺序”出自柯西兰德的版本，但实际上仍然延续了埃蒂安版本的顺序。两者数量上的差别在于：在“巴黎本1672号”抄本传统中，《斯巴达人箴言》(Apophthegmata Lakōnika)、《斯巴达人古俗》(Ta palaia tōn Lakedaimoniōn epitēdumata)、《斯巴达妇女箴言》(Lakainōn apophthegmata)三篇归为一篇(第60篇)，而在埃蒂安1572年的版本中，因没有篇目编号，三篇分列。“托伊布纳本”和“比代本”虽沿用埃蒂安的篇目排序，但对著作编号，并采用“巴黎本1672号”抄本传统，将三篇归为一篇(第16篇)，故76篇；而“洛布本”完全沿用埃蒂安无编号版本，数量多出两篇。就《传记集》而言，“洛布本”中所谓的传统顺序，只是将《伽尔巴传》和《奥托传》两篇单传补入埃蒂安的版本末尾，其他传记的顺序完全沿用后者。 (42)据笔者现有资料，郭圣铭先生最早使用“道德论集”一词，见郭圣铭：《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历史教学》1983年第1期。国内目前对《道德论集》的翻译极为零星，只有数篇选编，见包利民等译：《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见《兰普里亚斯书目》第7篇。普鲁塔克对这一对传的述及，见《皮洛斯传》(Pyrrhos)8.2；《提比略·格拉古传》21.5；《盖乌斯·格拉古传》10.4。 (44)C.P.Jones,“Towards a Chronology of Plutarch's Works”,p.71.关于《罗马帝王传》的论述，见A.Georgiadou,“The Lives of the Caesars”,in M.Beck(ed.),A Companion to Piutarch,pp.251-266。 (45)黄宏煦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编译者说明”，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 (46)R.Pfe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1300 to 18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29. (47)R.H.Barrow,Plutarch and his Times,Bloomington &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9,p.162. (48)O.Guerrier,“The Renaissance in France:Amyot and Montaigne”,in M.Beck(ed.),A Companion to Plutarch,p.545. (49)T.North,Plutarch's Lives of the Nobie Grecians and Romans,vol.1,London:David Nutt,1895,pp.18-24. (50)O.Guerrier,“The Renaissance in France:Amyot and Montaigne”,pp.545-546. (51)据学者统计达500处之多，参见O.Guerrier,“Plutarque,” in P.Desan(ed.),Dictionnaire de Michel de Montaibvgne,2004,Psris:H.Champion,pp.922-925。 (52)[法]蒙田：《随笔集》(中卷)，马振聘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7页。 (53)[法]蒙田：《随笔集》(中卷)，马振聘等译，第36页。 (54)R.H.Barrow,Plutarch and his Times,p.165. (55)D.A.Russeii,Plutarch,London:Duckworth,1973,pp.152-158. (56)T.North,Plutarch's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vol.1,p.7. (57)F.O.Matthiessen,Translation:An Elizabethan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p.71. (58)G.Braden,“Shakespeare”,in M.Beck(ed.),A Companion to Piutarch,p.578. (59)Jacques Amyot,Les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Grecs et Romains comparez l'une avec l'autre par Plutarque de Chéronée,Paris:De l'imprimerie de Michel de Vascosan.M.D.LVIIIH.p.14. (60)德莱顿本《传记集》实际出自多人之手，只因德莱顿写了导论和致以奥尔蒙德(Ormond)公爵的一封敬献信而得名。该译本因出自多人之手，底本不定，此后多次修订，终以亚瑟·休·克劳奇于1859至1860年出版的修订本为标准本广为流传，见R.H.Barrow,Plutarch and his Times,pp.168-172; A.H.Clough,Plutarch’s Lives,vol.I-V,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59-1860。洛布本见B.Perrin,Plutarch’s Lives,vol.I-XI,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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