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日本共产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日本论文,共产党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立于1922年的日共，迄今经历了81年的风雨历程，今天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共 产党组织，也是日本第二大在野党、国会中第四大政党和在地方议会中拥有议员数最多 的政党，由此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关注。2000年11月21日，日本《世界周报》发表了署 名为森田修的文章，认为日共取得的成就，为其加入联合政府成为执政党作好了准备。 同期，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署名为乌利·舒梅茨的文章也认为：“尽管马克思主 义对全世界大多数群众的吸引已经所剩无几，但目前日本共产党的声望却是其79年前诞 生以来最高的”，并预言：“日共甚至可能成为未来联合政府中的一员。”(注：转引 自《党建文汇》，2001年第5期。)日共在2000年举行的二十二大上，对其理论路线进行 了自1961年八大以来的最大一次调整，而且目前正酝酿着新的调整，为它提出的“争取 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准备(注：日《赤旗报》2000年11月22日；有关日 共路线调整情况，参见本刊2001年第6期《走进21世纪的日本共产党》一文。)。日共在 21世纪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
日共已成为革新力量的代表，可能获得更多革新力量的支持。长期以来，社会党被认 为是惟一能与自民党相抗衡的“革新力量”代表。共、社两党在许多方针政策上存在着 相似的地方，在社会基础上还具有相同性，其支持力量大多是工人、知识分子、妇女、 青年学生和中小企业者，这些力量在社会意识归属上大体相近，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 。所以，两党同属于“革新政党”范畴，当其中一党的政策策略出现偏差时，其支持者 可能转向支持另一个党。
为了追求执政目标，社会党在1994年举行的六十六大上对方针政策作了调整，向自民 党靠近。结果虽然获取了与自民党等党派联合执政的地位，但是却失去了传统支持者对 社会党政策改变的认同。这不仅引起了社会党内部左派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且一些地方 代表也大声疾呼“社会党实际上已经灭亡了”。实践证明，社会党在1993年的众议院议 员选举中，议席从上届的139席锐减到77席，又在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再次下降到15 席。据1995年的舆论调查表明，对社会党不再抱期望的国民竟然高达75%。虽然社会党 在1996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其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又逐步回到了原有立场并 作为保守势力的对立面而存在，但它已经彻底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从战后最大的在野党 沦为二流在野党。恰在这时，日共在这两次选举中增加了近300万张选票，其中大部分 就是来自原来支持社会党的选民的选票，使日共一跃成为第二大在野党，取代了社会党 “革新政党”代表的位置。
日共廉洁政党形象的树立，将使日共赢得更多选民的信任。日本政治是政治家、官僚 和财界构成三位一体的利益关系，即财界向政治家和握有实权的政治党派提供政治资金；而政治家或政治党派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财界、经济界以各种利益“关照”，从 而达到“各取所需”和“互惠互利”的目的。这种体制引起了日本政坛连续不断的贪污 事件，战后日本曝光的与“金权政治”相关的政治丑闻就多达60起，涉及首相的就有多 起，引起了广大国民的强烈不满。
2001年有10个政党获得补贴，其中，自民党为142.34亿日元，民主党为84.02亿日元，公民党为28.98亿日元，自由党约20.89亿日元，保守党约为4.16亿日元。日共每年大约能分得20多亿日元。再从2001年企业、财界和其他团体的“捐款”看,自民党是484亿日
元,民主党为95亿日元,公民党为73亿日元，社民党为30亿日元，自由党为17亿日元,保守
党为8亿日元。(注:《2001年日本政党政治资金报告》,参见日共网站:www.jcp.or.jp。)
除日共外，其他政党每年都要领取这两部分政治资金。
日共认为政治资金践踏国民的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把国民税金作为政党经费分给 各党违反宪法，并认为“政治献金”使日本政党政治滑向了“金权政治”，是造成日本 “政治腐败、堕落的温床”和“元凶”。如果日共领取，就要对企业、团体作出承诺， 而这对国民就是背叛。为了坚决杜绝金权主义、贪污、腐败，“除废除这个制度外，没 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日共主要的吸引力 之一是它的形象，日共与金融丑闻没有牵连。”(注：转引自《党建文汇》，2001年第5 期。)这样，日共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新老领导班子的顺利交接，使日共显现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形象。在1997年日 共召开的二十一大上，统率日共近40年、年近90岁的宫本从主席职位上完全退居二线， 只作为“名誉主席”。同时，确立了以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领导人不破哲三和第三代 领导人志位和夫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干部体制。本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0%为新面孔，而候 补中央委员会委员则全部为新人，政治局和书记处也作了重大调整。志位和夫自35岁任 书记处书记以来，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旺盛的精力和灵活的思维，在党内外影响大增 。
在2000年举行的二十二大上，日共又对党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进一步的重大调整，通过 取消党的“名誉主席”，以设“名誉干部”的方式，将宫本从“名誉主席”降为与其他 几位老干部同级的“名誉干部”，从而彻底结束了“宫本体制”及其对日共的影响。不 破哲三辞去委员长职务，改任党的议长，46岁的志位和夫出任委员长，57岁的市田忠义 任总书记，20名政治局常委中10人是新人，平均年龄从上届的近61岁下降为57岁，而志 位是日共历史上最年轻的委员长，整个领导集体是日共近30年来最年轻的。这两次领导 班子的改换旨在树立日共新形象，为日共改变原来的僵化组织方式，采取一条更加灵活 、现实的理论路线奠定基础，为日共在21世纪更能适应新形势创造条件，同时也是对日 本反共势力攻击日共为“老人政治”和宫本“独裁”、“专制”的有力回击。
二
理论路线的调整是一把双刃剑，使日共面临两难的境地。二十二大对理论路线的调整 ，使日共的发展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日共队伍中来，必须 调整方针政策，以求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这样一来又会引起老一 辈党员和传统支持力量对日共降低理论路线和目标的不满。结果是要么日共停滞不前， 甚至是倒退；要么与老一辈党员和传统支持者决裂，最终导致日共分裂。当然，由于人 们长期形成的惯性，理论路线的调整要一下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不可能的，这需 要一个过程，即出现所谓的“调适期”或“转型期”。问题在于这一“过程”需要多长 时间，才能使没有转变思想的原支持者迅速理解日共理论路线的调整，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其显现的和潜在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力量。
日本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征，特有的企业管理模式，加大了日共动员工人阶级的难度。 日本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组成的社会。这个中心的核心是家族，从家族逐渐扩散出 来的是各种社会集团，即社会组织和国家。家族的组织和统合是通过家长的权力与权威 实现的，家长的权力与权威又基于“孝”的伦理而形成。这种权威主义经过长期的积淀 和内化，逐渐成为日本国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文化特征。它所体现的绝对服从的思想 又渗透到了各个大、中、小企业，影响到工人阶级与企业的关系。以企业为中心，服从 企业主的绝对领导，从来被视为一个工人是否合格的重要条件。因而，这样的文化特征 和管理制度使部分工人认为企业的成败兴衰不仅关系到资方的命运，而且关系到自己一 生的升降沉浮，于是服从就成了他们的“天职”。这对日共进行社会动员和推动大众参 与政治过程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又必须克服的障碍。
“中产阶级”的形成，“中流意识”的泛化，增加了国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难度。 所谓“中间阶级”，按日本官方的统计法，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教师、法律工作 者、记者、音乐家等在内的从事某种专业和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治安工作的人员。 “中流意识”主要是指各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日益一致，贫富差距日益缩小，对经 济生活的满足感和政治上“求稳怕乱”的心理，即国民中不关心政治的倾向迅速发展。 这种国民意识的保守化，对现有统治阶级极为有利，成为自民党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
据日本广播协会调查，1974年日本国民对政治不满的程度高达81%，满意的只占18%； 而青年人在1980年和1987年同意维持现行体制的比率分别为37%和46%，同意对现行体制 进行改革的，由1980年的35%下降到1987年的26%，这说明日本青年人的思想意识越来越 趋向保守化。另外，政治意识淡漠已日益显现。据1988年调查，虽然日本国民中认为现 有政党和现行政治体制能够反映民意的已经下降到17%，但“不支持任何政党”的人士 在1988年各年龄段合计平均增加了15%。在1993年7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选民的弃权率已 高达33%。“大多数日本人非常喜欢把自己看作成是无党派人士。”可以说这是日本革 命形势不能迅速发展的一个社会思潮方面的原因，并导致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的难度加大。
工人阶级和同盟军对日共的关注不够，使日共发展的空间有限。日共在长期的斗争活 动中，得到了越来越多国民的支持与理解，特别是日共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妇女等 社会群体长期保持着稳定的联系，但是与日本社会最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同盟军的联系 却不如上述三大社会群体。其主要原因如下。(1)早期的日本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女 工和童工，并长期占据了整个阶级队伍的一半，且大多是临时工或短工，深受传统封建 文化思想的束缚，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近代工人只是集中在19世纪末以后的几个大型的 军事企业中，但一开始又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天皇主义思想的教育。(2)战后初期美国占 领军和日本统治阶级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分裂活动，使工人运动长期处于沉闷的局面。 而当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后，工人阶级中又出现了所谓的“中间阶级”和“中流意识”。 (3)日本工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日共在总体上游离于直接联系、团结工人阶级的工 会组织之外。企业内部工会的核心就是排斥其他组织和人对本工会和本企业的渗透，从 而使日共难以打入和影响这些工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革命的进展，工会运动又受到 了严重打击，入会人数锐减。(4)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进程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工人，受到日共影响的也不多。 虽然日共也有自己所影响的农民组合，但大多数农会承袭了战前支持自民党的传统。(5 )日共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工作中的多次失误，使它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没有达到 应该达到的密切联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