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是长久之计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久之计论文,国企论文,高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09年国企高管“限薪令”颁布以来，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一直面临管制，但是，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势态却与高管的低薪酬相悖：截至2013年，我国可独立进行会计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达到了15.5万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8％；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04.1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6.3％①。那么，在货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是什么激励了国企高管？与民营企业不同，我国政企人才交流制度使得国企高管具有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国企高管面临着隐性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且在货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对政治晋升激励的感知就越强。那么，国企高管为实现其政治晋升是否会做出政治迎合行为？这种政治迎合行为的后果如何？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Beasley(1995)研究发现，美国各州州长连任的可能性与其地方税收的竞争力正相关。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关系。政府通过上级任命、干部相互交流、行政晋升等手段，使得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掌握到更加充分的信息，因此，政治晋升是有利于克服监督不足，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地方经济绩效的有效激励措施(Huang，1998)，并且省级领导的行政升迁与地方经济的增长率是正相关的(Li & Zhou，2005)。由于我国存在政企人才交流制度，一些国企高管可能获得政治升迁，因此，我国国企高管也受到政治晋升激励。杨瑞龙等(2013)发现，央企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央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概率正相关。更多关注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董事长的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总经理的政治晋升激励却未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宋德舜，2004)。在民营企业中，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的绩效之间是存在着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的(宋增基，2013)，政治晋升激励也可以对民营企业的高管产生一定的激励效果，促使他们认真经营企业。 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促使他们认真经营，提高企业绩效，争取政治晋升的可能性，这便是政治迎合行为产生的根源。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高管表现出越浓的政治迎合倾向，其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一旦这种激励过度，国企高管就有很强烈的动机，为得到上级政府部门领导的赏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晋升，做出迎合政府的政绩需求、迎合短期的考核指标，快速提升企业业绩以获取个人良好形象，而以牺牲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为代价的经济行为。本文将这种国企高管为迎合上级政府部门的需要，做出的虽然有利于实现其自身的政治晋升，但不利于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定义为政治迎合行为。政治迎合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超额公益性捐赠、过量媒体宣传、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减少研发投资、扩大非生产性支出等。目前对于政治迎合行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国企高管参政议政可以起到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于文超，2012)；何威风等(2013)发现，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非国有控股公司和竞争性行业，管理者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从上文可以看出，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会影响其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在国有企业中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即政治迎合行为呢？如果有影响，又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又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构成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考虑到我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结合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构建出一个以潜在政治晋升机会作为政治晋升激励的替代变量，试图更好地衡量政治晋升激励；(2)首次提出政治迎合行为的概念，丰富了政治晋升激励研究的理论；(3)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政治晋升激励对管理者行为影响的研究，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扩充。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企业家才能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因此，要想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就必须完善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激发高管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得他们可以自愿、积极地为提升企业的业绩而拼搏奋斗。由于我国存在政企人才交流制度，国企高管有机会调任到同级或上级政府部门成为政府官员，这种制度背景使得国企高管兼具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特点。因此，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有所差别，国企高管的管理行为方式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国企高管有效的激励方式也区别于一般企业。虽然早在十年前国企高管的行政官员身份已被明文废除，但是，国企高管仍然是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管辖，他们的任免、调动、交流仍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或上级部门来决定。并且，在当前党政干部交流制度下，有一大部分国有企业高管会被调任到党政机关政府部门或上级控股公司任职。这种有机会获得政治晋升而形成的激励方式就是政治晋升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企业不断对外投资、扩大规模。投资扩张行为不仅仅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提升GDP水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可以为企业所在的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协助政府部门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企业投资扩张行为是实现地方政府一系列政策目标、政绩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地政府部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企高管的经营决策行为(夏立军等，2005)，为实现其政绩目标，将经济指标内部化到政府所在地的国有企业(张洪辉，2010)，促使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而从国企高管私人收益的角度来看，企业的高管可以在代理关系中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获得私有的收益(Stulz，1990)。在货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治晋升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获取的私有收益之一，因此，国企高管为实现政治晋升，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过度投资以迎合上级政府。依据前述的制度背景分析，国企高管的选拔、晋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这就使得其职务本身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而当国企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能够帮助政府实现其目标时，国企高管获得政治晋升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那么，基于政治晋升的动机驱使，国企高管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更倾向于迎合政府的需求，即在政治晋升激励的驱动下进行过度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 我国现行对国有企业高管的绩效考评体制中，企业的经营业绩占到了50％，包括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等财务指标。国有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当地政府的政绩考评具有重要影响，当政府部门面临着不断增加的政绩考核压力时，会将这种压力转嫁到所在地的国有企业中。而国有企业的高管为了实现政治晋升，势必希望能够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甚至还会主动将当地政府的政绩压力转变成企业业绩增长压力。面临国资委财务指标考核以及当地政府政绩需求的双重压力，国企高管很可能为实现业绩增长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如此，地方官员同样也存在着政治晋升激励，国有企业财务报告中所体现出的业绩表现，对于政府官员的行政升迁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此一来，上级政府的领导与下级企业的高管产生了共同的利益目标，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有可能会包庇国企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甚至参与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当中。因此，对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容易使得国企高管产生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企高管面临着多种激励方式，包括显性激励(货币薪酬等)和隐性激励(在职消费等)。王曾等(2014)认为，国企CEO的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这两种激励方式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宋增基(2011)、田妮等(2012)也通过研究发现，政治激励和物质激励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货币薪酬激励会削弱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
：货币薪酬激励会削弱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在国有企业中，董事长是国家资产的产权代表，他们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职能的总经理在身份认知、角色定位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对于政治晋升激励强度的感知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其表现出的政治迎合行为可能与总经理不同。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对于董事长更加有效(宋德舜，2004)，总经理更加重视货币薪酬激励(宋增基，201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与总经理相比，董事长的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与董事长相比，总经理的货币薪酬激励对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
：与总经理相比，董事长的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与董事长相比，总经理的货币薪酬激励对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2009-2013年的数据，并剔除出现以下情况的样本：数据缺失，上市未满一年，董事长、总经理当年变更，资产负债率大于1，*ST和ST类公司。上述处理完毕后剩余3910个样本。本文用到的有关高管个人特征的数据通过手工整理高管简历得到。 2.变量说明 (1)政治晋升激励(PP)。参考Kale(2009)的研究，本文以取得政治晋升机会或概率的大小表示政治晋升激励强度，概率越大则激励越强。本文选取实际控制人级别、所在地区、资产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年龄、性别、政府工作经验、政治身份等特征变量衡量政治晋升激励水平。理由如下： ①实际控制人级别(Grade)。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级别有所差异，其高管的政治晋升机会也不同。如由中组部发文任命的央企领导受到中组部和国资委共同领导，相当于纳入国家干部序列的“准官员”。这些国企高管与由地方政府或国资局管辖的国企高管相比拥有更大的政治晋升概率。 ②所在地区(Area)。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策导向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同。发达地区在投资机会、政策优惠、发展环境等方面比欠发达的地区优越。位于发达地区的国企高管更容易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与人脉资源，他们的政治晋升机会也相应提高。 ③企业业绩(Per)。国资委对国企高管采取年度与任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营业绩考核，考评结果关系到国企高管是否能够继续聘任、升职甚至政治晋升。由此可见，企业业绩是决定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重要因素，并且相关文献也发现，提升央企的主营业务增长率是会显著增加央企高管政治晋升概率的(杨瑞龙，2013)。所以，企业业绩会影响高管政治晋升的概率。 ④高管年龄(Age)。职业关注理论(Gibbons，1992)认为，影响晋升可能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高管年龄。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强制退休年龄限制，大多数国有企业积极推行“干部年轻化”聘任原则。由此可见，国企高管的年龄越接近于退休，其拥有的晋升机会就越少。 ⑤性别(Sex)。据中组部统计数据，近10年来女性政府官员占总体官员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总体占比依然很低，省部及以上级别的领导干部中，女性占11％；地厅级，女性占13.7％；县处级，女性也仅占16.6％。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女性只有13名，比例仅为6.4％②。可见，国企高管的性别影响其政治晋升可能性的大小，一般男性政治晋升可能性更大。 ⑥政府工作经验(Exp)。国企高管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会使其拥有积累多年的政治人脉资源，特别是曾经政府部门的上级主管或同事获得晋升后，能够显著提高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的概率。 ⑦政治身份(ID)。部分研究政治晋升激励的文献将国企高管的政治身份作为政治晋升激励的替代变量(田妮，2012)，因为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治身份的国企高管，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政府官员，建立庞大的政治网络资源，其政治晋升机会也相对较大。 (2)政治迎合行为。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做法衡量企业过度投资(Overin)，即用模型中的残差表示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这种方法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辛清泉等，2007；王彦超，2009；唐雪松等，2010)。黄梅等(2009)对多种应计盈余管理计算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修正的Jones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强，因此，本文使用此模型度量企业盈余管理水平。 (3)控制变量。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经营现金流量状况、资产收益率、行业虚拟变量、年度虚拟变量。变量的具体解释如表1所示：
3.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SAS 9.1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政治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1609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过度投资水平均值为0.034，中位数为0.022，说明国有企业中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且分布不均匀。在过度投资水平上，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各项管理决策由管理层共同做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对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区别不大。但政治晋升激励水平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同，且八个具体特征变量均有不同的差异，如年龄、政治身份、政治级别等，说明国企高管确实受到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且董事长和总经理受到的激励水平存在差异。该统计结果支持假设
和假设
。 研究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3910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盈余管理水平均值为0.029，中位数为0.022，说明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且标准差为0.229，说明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政治晋升激励水平均值为0.442，中位数为0.375，国企高管确实受到政治晋升激励，且不同企业激励水平存在差异。分样本描述统计显示，董事长的盈余管理水平高于总经理，且其政治晋升激励也与总经理不同。该统计结果支持假设
和假设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现有对政治晋升激励研究文献的回顾，重点研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这两种政治迎合行为的影响，同时，控制公司特征因素和业绩，构建了如下模型。其中，模型(1)和模型(2)检验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检验政治晋升激励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2.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从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大都低于20％，可见，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多元回归分析 表6为本文模型(1)、模型(2)的多元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模型(1)检验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影响，第2列模型(2)加入了交乘项检验货币激励对于政治晋升激励和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第3列将政治晋升激励以均值划分为高强度和低强度两组，带入模型(1)回归得到的结果，第4列则是带入模型(2)回归得到的结果。 从表6来看，模型(1)中政治晋升激励越强，过度投资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本文之前提出的假设
相符合，即政治晋升激励强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当国企高管受到越高强度的政治晋升激励时，就越可能做出政治迎合行为，提升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在区分政治晋升激励高、低强度的子样本检验中，拥有更高政治晋升激励强度的子样本，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低强度组的回归中，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则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模型(2)中，政治晋升激励与交乘项显著负相关，说明货币薪酬激励能抑制政治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也就是说，国企高管在同时面临货币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两种激励方式时，其政治迎合行为——过度投资会因顾虑到货币薪酬而有所收敛。不同强度的政治晋升激励检验结果显示，高强度样本更加显著，低强度样本不再显著，再次验证了假设
。
为检验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在政治晋升激励下表现出的政治迎合行为差异，本文区分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子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看来，董事长样本中，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总经理样本中，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在权、责、利方面有所差别。董事长代表国有产权，并行使监督管理权，其职位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而总经理主要承担公司经营管理职责，身份上的差异使董事长能够感知到更强的政治晋升激励，从而做出更严重的政治迎合行为。模型(2)中加入了货币薪酬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与货币薪酬激励的交乘项。对比两个子样本可以看出，货币薪酬激励和交乘项在总经理样本中更加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多种激励方式时，总经理更加在意货币薪酬激励，其会因高额的薪酬克制自己，减少因追求政治晋升而做出的过度投资行为。
为研究政治晋升激励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本文对模型(3)、(4)进行了多元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表8中第1列模型(3)检验政治晋升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第2列模型(4)是加入交乘项后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将政治晋升激励以均值划分为高强度和低强度两个组别，分别带到模型(3)的回归结果；第4列同样是将政治晋升激励以均值划分为高、低两个组别，分别带到模型(4)回归的结果。
从表8看来，模型(3)中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也就是说，国企高管所拥有的政治晋升机会越大，盈余管理的程度就会越大。这是因为，国资委是以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对国企高管进行考核，企业的业绩是其能否实现政治晋升的关键所在。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之下，国企高管会做出盈余管理行为。高政治晋升激励强度子样本中，政治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样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低强度子样本中，这种关系却并不显著，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模型(4)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与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货币薪酬激励起到了抑制政治晋升激励引发的政治迎合行为的作用，本文假设
得到验证。不同强度的政治晋升激励检验结果显示，高强度样本更加显著，低强度样本不再显著，再次验证了假设
。 董事长和总经理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看来，无论模型(3)还是模型(4)中，主要的解释变量均显著，结果与假设
和假设
相符合。对比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总经理样本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也没有表现出比董事长样本中更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没有达到假设
和假设
的预期。
五、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2009-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政治迎合行为——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最终结论表明，政治晋升激励会导致国企高管为了获得政治晋升而迎合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做出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且董事长的过度投资行为尤为明显。进一步探究则发现，薪酬激励会削弱这种正相关关系，而且对总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会引发其做出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傲人的成果，有助其政治晋升，但却有损于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迎合行为。政治晋升激励这种我国特有的激励方式，并不是可以彻底改善我国公司激励机制的长久之计，只是具有短暂成效，虚假繁荣，但仍会带来诸多政治迎合行为等负面效应的饮鸩止渴的激励方式。 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为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政治晋升激励并不是长久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取消对于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改变国企高管的双重身份特点，根据国企高管的心理需求，构建出长效合理的激励结构才是更为长久的办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推进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进程，建立市场化的选聘机制，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职业经理人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利用市场的监管作用改善国企高管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短视行为，从而完善国有企业治理。 (2)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对于国企高管的薪酬，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薪酬乱象，但也激化了国企高管对政治晋升的追求，从而导致其做出政治迎合行为，损害国有企业长期利益。薪酬确定必须要与业绩挂钩，这样才能完善现有的激励体制。 (3)完善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才能迅速识别高管的短视行为，及时保护国有资产安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增加国有企业资本多样性，让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国有企业管理，能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本文并没有全面地研究政治迎合行为，对政治晋升的衡量尚有不足之处，进一步探索政治晋升激励对其他政治迎合行为的影响，是未来的研究可供参考的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资委网站。 ②数据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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