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研究综述
耿 密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 近40年来，有关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研究随着抗战史的勃兴而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围绕一些热点外交事件展开研究，专题论文成果不断涌现，但系统性研究成果仍偏少。进入21世纪后，系统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史实梳理更加精细。一些热点外交事件的研究，也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呈现出多种观点碰撞的学术新气象。目前，整体而言，宏观研究大国外交的成果丰硕，但中法关系研究还有较多深入探讨的空间。此外，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中小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外关系中有关战时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及中国外交决策机构的中观、微观研究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关键词： 近四十年；国民政府；抗战外交
抗战时期的外交是抗战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近40年来，大陆学界在抗战外交研究上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关注学界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研究方面的演变脉络和近年来的一些新动向，兼及部分政治人物外交决策心理研究成果和一些重要史料编纂情况的介绍。
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概况
关于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研究，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兴盛，尤其是抗战史的勃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式中的U，V，W分别为速度变量u，v，w的时均量，方程中的5个常数为：Cμ=0.09，σk=1.00，σε=1.30，C1ε=1.44，C2ε=1.9
两个研究区域分别位于南京市的江宁区和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西部(118°52′～118°59′ E、32°4′～32°8′ N)，紫金山东麓，该区域突出生态环境和人文内涵，其规划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型大学城是该区域建设的重要目标。牛首山区域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118°38′～118°48′E，31°45′～31°52′N)，该区域包含银杏湖、牛首山、大金山、蒋门山，生物种类丰富，生态系统保护较好，而且该区域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美丽乡村核心区域，是城市化发展与自然保护矛盾较为尖锐的区域，选择这两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对生态体育城市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些近代中外关系史著作大都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外交。诸如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宗成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石源华所著《中华民国外交史》等。此外。一些近代通史类著作对此也多有提及，此不赘述。
“哼哼叽叽”、“唱唱咧咧”这两个词中的“哼”和“唱”是可以单独成词的，而“叽”和“咧”不可以。重叠后也是一样，AA式“哼哼”和“唱唱”是可以独立使用的，而BB式“叽叽”和“咧咧”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但“叽叽”作为叠音词时改变声调，音为“jìji”时变成动词是可以单独成词的，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20世纪90年代前后，抗战外交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尤其是，《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创刊，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学者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平台。此时，围绕战时外交活动中的中苏、中美、中英等大国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而美英等国战时外交文件的便捷实用，为抗战外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资源，例如：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英国外交文件集 (DBFP)。此外，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当中的《战时外交》三卷，收录了大量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决策档案文献和外交函电、照会及条约文本等资料。一些学者借助这些当时中美英三国的官方档案资料，完成了一批观点成熟、论析有据的国别外交研究成果。颇具代表性的有：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等。
政策二：11月6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一保两治三减四提升”：“一保”，即保护农村饮用水水源，农村饮水安全更有保障；“两治”，即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三减”，即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和农业用水总量；“四提升”，即提升主要由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超标水体水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环境监管能力和农村居民参与度。
全景式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成果当首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此著不仅客观地反映了战时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外交的整体演进历程，还在观点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作用的评述较过往更为客观，既强调了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又指出这种大国地位与美英苏三国相比又所区别。[1]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重要的专题著作涌现。王建朗的《抗战初期远东的国际关系》，就中美英日德等相关国家围绕远东利益的博弈做了详实分析，其中对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外交决策细节有了更加清晰的展示。尤其是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外交中的“应战不求战”的复杂决策心态有深入刻画。[2]
而中苏关系方面，王真、李嘉谷两位学者的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抗战时期中苏合作关系中的纠葛，既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又注意分析了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①
王建朗对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作用给予较多肯定。他认为，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契机，国民政府可以说基本上抓住了机会，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尽管决策过程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认为这与中国缺少心理准备，缺少大国外交经验，缺少与这一地位相适应的实力基础有很大关系。[13]
另外，随着香港回归临近，研究战时中英两国围绕收复香港问题的交涉，遂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刘存宽的论文作了清晰呈现。②
此外，关于一些热点问题，一些论文对基本史实的重建和发展演变过程做了概要分析，对弥补一些过往研究的盲点和薄弱之处，颇有裨益。
2.6.1 妥善固定及时更换。长期鼻饲者选择适宜胃管，留置长度适宜，且妥善固定使用高举平台法。防止鼻部压疮。宜定期及时更换胃管；下胃管动作轻柔避免呛咳，避免食物反流。
比如，有相当多成果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创建问题上展开。李铁城、宗成康都注意到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与中国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后者则认为，在联合国各项筹建事务中，中国话语权不多，暴露了中国虚弱的大国地位。③
1943年平等新约的谈判与签订，是学者关注较多的事件。不过，学界此前关于新约谈判的研究，存在重结果评述而轻史实过程梳理的缺憾。而吴景平的论文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运用中美两国外交档案史料，对中美新约谈判过程的演变及起伏转折，作了十分清晰的史实重建。[4]
王建朗则重新检视了1939年的英日谈判，认为所谓“远东慕尼黑”阴谋，不过是当时国人对英日谈判文本的误读和对英日绥靖的一种担忧与误解。英国并没有因为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就彻底转变对华外交政策。[5]
关于苏联对华关系，有学者就苏联对华援助的相关史实作了较系统的考订。④另有学者对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展开了深入研究，不仅对谈判过程的基本史实作了较完整的梳理，而且大都指出该条约是美苏两国在雅尔塔达成协议后对中国利益的严重伤害，是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5]
马振犊对战时中德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其著作不仅对全面抗战爆发后，陶德曼调停、中德在抗战时期的贸易等史实作了较全面的梳理，还就中德关系恶化并最终走向宣战的国际背景也有较深入的分析。[6]而陈谦平则主要对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德关系中的钨砂贸易作了专题论述。他分析了抗战爆发后钨砂贸易在中德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此后中德钨砂贸易如何从抗战初期的逐步增长最终走向停顿的复杂国际关系背景，作了清晰的交代。[7]
而张连红则主要围绕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决策中枢、内部运行机制、决策程序和模式等问题作了系统检视，充分肯定国民政府外交决策权力集中运行对战时外交工作开展有较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决策集中，各种参谋机构、智囊人员与蒋介石存在单向联系，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和互动，这又造成战时外交参谋机构和人员的决策建议价值十分有限。[8]
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动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战外交研究成果更加丰硕，研究更加细致，各种新资料、新观点不断涌现。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开放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研判史料。虽然，此前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已用到了抄录有蒋介石日记的一些资料汇编，例如《事略稿本》《困勉记》等。不过，这些资料在蒋介石日记的摘抄上仍存在一些讹误和改动之处。随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公布，更多学者能够查阅使用，尤其是与《事略稿本》等资料参照结合使用，更能清晰反映出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探知蒋介石在外交决策中的思维渐变逻辑和各种外交文本细节的修改过程。这对丰富抗战外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近年来，台湾地区根据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和《事略稿本》等资料编纂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对研究战时外交，也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⑥
气溶胶是由固体或液体小质点分散并悬浮在气体介质中形成的胶体分散体系。气溶胶通过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以及地球的长波辐射影响着地球—大气系统的辐射收支，它作为凝结核参与云的形成，从而对局地、区域乃至全球的气候有重要的影响[1]。尽管其在大气中的含量很低，但气溶胶和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大气气溶胶进行探测使用的技术为Mie散射相关探测技术，应用该技术的激光探测雷达称为Mie散射激光雷达[4]。
与战时外交研究有密切关联的宋子文档案的整理也取得较多成果。一批与宋子文战时外交工作紧密相关的档案资料汇编陆续问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1940-1943)》等。
⑥低 MWR组（MWR≤0.067）患者 146例（56.8%），高MWR组 （MWR＞0.067）患者111例（43.2%）。两组患者的各临床资料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体的途径可以是通过“STEM”课程，此类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不仅突出了科学知识的整体性，而且帮助学生加深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再者，可结合科学史(如植物的向光性、光合作用过程等)带领学生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方法，尝试分析每个科学探究过程的原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情感。不可忽视的是，生物学中的实验是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探究教学模式，设置提出问题、建立假说、设计研究方案、检验假说、表达或交流结果等环节，帮助学生加深对实验的整体认识，在设计中提升思维品质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在分析中提升批判性和深刻性，多维度综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新世纪以来，学界有关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显著变化。
(一)有关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综合研究更加全面、丰富
胡德坤主编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是这一时期值得特别关注的成果。丛书分九卷，分别是《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战时德国对华政策》。丛书各卷作者要么是在相关领域颇有建树的资深学者，要么是学有所成的学术新锐。从书整体审视了反法西斯战争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系统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战时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对世界和平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中，围绕战时外交，从整体战略决策到国别关系互动都有详尽的论析。
（158）陕西耳叶苔 Frullania schensiana C.Masssal.马俊改（2006）
关于国民政府外交决策机制，左双文著作就国民政府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方案的制定、外交路线的选择、外交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内容展开详细分析，着重论述了国民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各方博弈情况，以及影响这些外交决策的制约因素，并关注了执行层面的落实情况。通过若干重要个案分析，著者力图将国民政府高层在不同外交事件中的反应，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呈现出来。[11]
此外，台湾学者黄自进的论文也颇有新意。他从一则日方在战后总结战时外交得失的材料中发现问题，进而引发出对中日两国在战时外交战略成败的对比分析。他认为，日本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而中国积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并争取国际社会认同，是中日两国战争胜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决策在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2]
(二)有关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作用的评述更为多元
关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作用，过往学界一般持一种肯定加否定的二分评述方式。一方面指出国民政府外交取得收获，但又指出国民政府外交存在诸多问题。而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
而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对抗战相持阶段前后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各种“秘密接触”或谈判的解读。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妥协投降的表现，也有论者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的一种暗中交涉，或是希望第三方斡旋早日结束战争的行为，是一种外交上的正常之举。还有论者则认为，对日“接触”只是形式，而谈判的内容以及国民政府是否最终妥协才是评判历史的关键，因此指出国民政府决策者最终还是守住了谈判底线，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应对战争，拖延时间的策略。[3]
2.关于宋子文的研究
(三)个案研究更加细致，并呈现出一些新观点交叉碰撞的学术新气象
1.有关平等新约的研究
张龙林不仅更加细化了中美废约谈判的过程梳理，还注意到中美签订新约之后，在实践层面的执行问题，以及此后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各种影响。他认为，抗战末期中美签订驻华美军刑事犯罪问题的外交换文和战后的《中美商约》是中美关系的倒退，是一种新型不平等关系的延续。[15]
葛夫平则对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自由法国”政府和法国临时政府三个谈判主体的外交互动了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虽然“自由法国”政府曾试图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与废约谈判相联系，不过，随着战时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法国讨价还价空间越来越少。最终，中法两国在1946年签署了废除旧约的谈判协议。[16]
另外，随着《顾维钧回忆录》的再版，以及顾维钧档案的开放利用，研究抗战时期外交，尤其是抗战前期的中国外交，有了更加详实的资料。[9]与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相比，台湾地区出版的王世杰日记整理编校本，为学界借助王世杰的观察视角分析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研究史料。[10]
2.有关开罗会议的研究
关于开罗会议与中国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开罗会议所反映出的国际新秩序演变趋势，是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讨论的热点。
第二，大国关系研究，基本集中于对中美、中英、中苏三大国双边关系的论析。虽然中德、中法关系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陆续问世，但还有诸多可进一步努力之处。尤其是，战时中法关系研究，目前仍很薄弱。还有，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战时外交互动，目前学界仍关注不够，还存在不少研究盲点。
围绕开罗会议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关系，学者们各有侧重，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陈谦平认为，由于豫湘桂战役惨败和史迪威事件，美国看轻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促使美国要求苏联对日参战。苏联因素的加入导致开罗会议上中美构建的东亚新秩序异化，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20]吴景平则认为，开罗会议向中国展示的愿景比开罗会议的文本更为广泛，在保证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等方面均十分美好。但随着战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和对外关系的演变，以及此后美苏对峙国际秩序的形成，开罗会议的愿景发生了重大变化。[21]赵志辉认为，开罗会议不仅是中国收复国家主权的一次重要会议，更是一次构建远东国际新体系的尝试，体现了中美两国在规划战后远东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些设想。只不过因世界格局演变，开罗设想未能完全实现，被雅尔塔体系所取代。不过，中美两国在开罗会议上的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和合作模式，充分体现了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外交思想。[22]
3.有关1941年蒋介石访印的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宋美龄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国际呼吁，并指出宋美龄在重庆大轰炸期间通过“对外广播、演讲以及战时书写等方式谴责日军暴行,苦劝盟友慷慨相助,为推动重庆国民政府获得广泛的国际同情与各方援助做出了贡献”。[32]
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以及各国外交档案，围绕蒋介石访印等问题有一些新的见解，对蒋介石访印的积极意义大多给予肯定。不过，在一些具体观点上还呈现截然相反的学术交锋。
肖如平认为，蒋介石访印，展现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但又指出这是蒋介石在外交上不够务实，是一种在自不量力的外交行为，让本已十分脆弱的中英关系更加恶化，造成中国国家利益因此受损。[23]而林孝庭则从审视南亚问题的国际视角中观察战时中英关系。他认为，在西藏问题和印度独立问题上，中国积极主动的外交，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使得英国面对战时中国在南亚问题上的参与，产生了疑惧和忧虑。他指出，这说明在抗战时期，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西方大国强权冲击的被动接受者。[24]这一观点较之过往有很大新意。
4.有关中英两国访问团互访的研究
学界过往对英国议会访华团的来访以及中国访英团的回访，关注不够，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两方面内容做了细致的研究。
有学者对英国议会访华团的缘起、访问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等史实作了详细论述，并指出这一活动一定程度缓解了中英两国的紧张关系，增进了两国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与了解。[25]
而作为回访的中方访英团的出行则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有论者对这一复杂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强调访英团成功出访，虽然不能解决中英两国间的任何实际问题，但其象征性意义也不容小觑，凸显了反法西斯同盟之间友好互动的外交关系。[26]
5.关于中日“接触”的再研究
杨奎松运用台湾地区典藏的蒋介石档案等史料，对抗战前期中日“接触”问题做了再研究。他注意到，当时所谓的多次中日秘密“接触”或谈判，其实有各种复杂的背景。蒋介石虽然并不断然拒绝停战议和，但有不少谈判是日方主动提出的，国民政府只是应对者。而且，这些“接触”或谈判还充斥着讯息误判或中日双方相互的战略试探等多种因素。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态度是坚持抗日，而且较之国民党其他高层人士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定。蒋介石的局限在于，在抗战前期缺乏长期坚持的心理准备，很大程度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并且也没有能及早提出明确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27]
6.关于中苏两个条约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就中苏之间在战时因国家利益抵牾而引发的冲突与斗争，有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尤其是，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以及1945年的中苏谈判，是学者关注的两大焦点。
李嘉谷分析了苏日中立条约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苏日中立条约伤害了中国的利益，恶化了中苏关系。虽然在条约签订后，苏联对华援助并没有停止，但随后因两国关系趋冷以及苏德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转而更加依靠美英支持。苏日中立条约是中苏战时关系走向冷却的起点。[28]
王建朗依靠新发掘的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档案史料，对抗战末期中苏谈判第二阶段的史实作了更为细致的重建，并指出中国在战时虽名列四强，在表面风光的同时，却不得不在抗战末期重新陷入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大国开展困难交涉的辛酸境地。[29]
7.中德关系研究
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专题研究更加深入。有学者分析了诸多史实后指出，战时中德军事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德国顾问团和德国军事装备的帮助，在中国抵抗日军进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德关系又不得不受制于德国远东战略的演变，最终走向破裂。[30]此外，有学者注意到了学界过往基本未曾留意的1938年朱家骅准备使德一事。论者在分析了朱家骅使德计划的酝酿、筹备到最终取消的复杂演变过程后指出，这一方面反映出朱家骅个人的政治考量，更反映出国民政府因德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在中德关系处理上的权衡与踌躇。[31]
(四)相关人物研究更具特色，新材料促使了新观点的提出
作为国民政府决策者，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密不可分。前已有述，此不单列，仅就国民政府外交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择要讨论一二。
1.关于宋美龄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后，有关宋美龄的研究一般是从宏观上概述宋美龄在抗战期间对外交流的贡献，或专注于她访美史实及其影响的评述。⑦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在其他方面有了更多的探讨。
图14给出了花岗岩中粒子速度峰值预测结果和实测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本文给出的球面波传播系数的线性近似计算方法考虑了波传播过程中衰减因子的影响，与传统的局部理想弹性假设方法[8]相比，提高了对粒子速度峰值的预测精度，但对粒子速度波形演化过程中形状的变化，其预测能力不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利用式(5)直接给出粒子速度的频率响应函数的实验结果，进而求解式(12)和式(13)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确切获得波传播系数β(ω)随频率的变化，这部分内容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关注。
有学者注意到1943年宋美龄访英之行酝酿与取消背后复杂的外交因素，并分析道，促使宋美龄准备访英的根本原因是宋美龄拟通过访英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利益，但鉴于邱吉尔对中国的傲慢态度以及当时中英关系的微妙，宋美龄认为访英不会取得成功因而最终取消。[33]
与此观点相对，也有学者认为，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内政外交上的一再失误，使得中国在同盟国内部处于孤立境地。由于蒋介石等人的短视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使得中国曾欲通过美国牵制苏联和影响英国的外交策略未能实现，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受损，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4]
宋子文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国民政府外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研究点。
吴景平就宋子文担任蒋介石个人代表期间，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能与作用展开了讨论。他认为以蒋宋直接联系的外交体制，是战时外交体制成功运作的范例，体现了灵活、高效、保密的特性。不过，这种外交体制固然高效，但其运行过程缺乏稳定性是其重要局限。[34]
有关宋子文在中美经济援助中发挥的作用等情况，陈永祥作了较多的探讨。[35]此外，关于史迪威来华和召回，陈永祥认为宋子文在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正是宋子文的积极接洽，一定程度促使了美方将史迪威指派到中国。而此后，当蒋史矛盾无法调和时，也正是宋子文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迫使美方让步，最终促成史迪威被召回。[36]
3.关于史迪威的研究
史迪威虽不是中美外交的直接决策者，但因史迪威去留所展开的中美外交互动，却是战时中美关系中绕不开的话题。不少研究者就史迪威被召回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史迪威对远征军的指挥及其与蒋介石的纠葛等问题有较多评述。⑧
近年来，齐锡生的著作大量运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以及其他一手史料，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他认为，在战时中美军事外交中，史迪威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参与者，有些时候，他的建议或者意见直接成为了美国对华外交文本的重要来源。对照更早出版的巴巴拉·W·塔奇曼的著作，二人各自站在中美两国不同的立场上，分析史迪威事件背后中美两盟国因战略利益侧重不同而引发的外交博弈与利益交锋。两著比对阅读，或许更能反映出当时史实的全貌。⑨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一，分析战时外交决策，要注意多边外交关系的相互影响。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战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史研究不仅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应有整体性思维。针对一些典型外交事件，不仅要研究中国决策层的所思所想，也要研究外交对象方的回应与变化，还需注意关联的第三方以及更多相关国家的反应。从多边外交视野中，多维度分析战时各国外交的互动纠葛，这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拓展深入的方向。
有学者注意到，从开罗会议到雅尔塔会议，中国国际地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这与东亚政治格局和中国复杂的国内局势有关。[17]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开罗会议上取得的是法律上的大国地位，这与事实上的大国地位有较大差距。[18]也有学者认为，开罗会议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体现出中国正走向世界，参与了世界秩序的重建。[19]55
Rushil Décor成立于1993年，用桉木和高龄芒果木生产MDF。除了生产MDF外，它还生产装饰用高压层压板，并出口到36个国家。
第三，战时外交研究集中于政治决策、军事合作和金融领域，而关于战时交通、贸易、文化等内容的研究仍很不够。而战时文化交流，虽有一些学者在论著中有所体现，往往是作为背景加以介绍。因此，战时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其研究价值之间，仍十分不相称。
第四，抗战外交研究，一般集中于宏大叙事的研究，中观、微观研究还需进步加强。对外交决策中，参谋人员、智囊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外交情报信息的搜集、传递等处于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内容研究得还很不够，还有继续挖掘新史料和推动新成果问世的必要性。
注释：
① 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李嘉谷著：《合作与冲突：1931-1945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② 参见刘存宽的论文：《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参见李铁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宗成康：《论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
④ 参见李嘉谷的相关论文：《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历史教学》，1990年第10期，等。
⑤ 参见陶文钊：《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刘存宽：《重新评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1955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编印；刘喜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⑥ 目前，台湾地区本有意出版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但因种种原因暂时搁置。而《困勉记》《事略稿本》《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已出版。
十六大提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首次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⑦ 例如：唐曼珍、李军晓：《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述评》，《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朱坤泉：《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与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梁怡：《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述论》，《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等。
⑧ 参见付辛酉：《第一次史迪威危机与中美战略分歧》，《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付辛酉：《第二次史迪威危机与1943年中美军事同盟关系研究》，《民国档案》，2018年第3期；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等。
赵建江，徐明生. 氧化镁层对石墨烯/硅太阳能电池的界面优化[J]. 光子学报，2018, 47(12):1223002.
⑨ 参见齐锡生所著：《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汪溪等译：《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1]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2] 王建朗.抗战初期远东的国际关系 [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
[3] 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J].抗日战争研究,1999(3):129-149.
[4] 吴景平.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 [J].抗日战争研究,1994(2)：51-72.
[5] 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 [J].抗日战争研究,1998(1)：74-93.
[6] 马振犊.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 陈谦平.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 [J].抗日战争研究,1998(3)：40-53.
[8] 张连红.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J].近代史研究,1997(2)：132-145.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顾维钧回忆录 [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 林美莉.王世杰日记(上、下册)[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11] 左双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 [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12] 黄自进.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 [J].抗日战争研究,2014(2)：5-20.
[13] 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J].历史研究,2008(6)：124-137.
[14] 左双文.二战后期的中美关系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J].近代史研究,2013(6)：38-41.
[15] 张龙林.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终结——1943年《中美新约》研究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16] 葛夫平.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 [J].抗日战争研究,2003(3)：25-50.
[17] 吴征宇.从开罗会议到雅尔塔体系——二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及其相关涵义 [M]//高全喜.大观：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8] 任东来.开罗会议与中国成为法律上的大国 [M]//高全喜.大观：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9] 王建伟.开罗会议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M]//高全喜.大观：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0] 陈谦平.开罗会议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 [J].近代史研究,2013(6):34-38.
[21] 吴景平.开罗会议提供的历史性愿景——以中美关系为中心的若干思考 [J].近代史研究,2013(6):30-34.
[22] 赵志辉.开罗会议新论 [J].世界历史,2004(5)：49-58.
[23] 肖如平.抗战时期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再考察 [J].浙江大学学报,2018(5)：84-95.
[24]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 [J].近代史研究,2005(4)：32-56.
[25] 肖如平.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 [J].社会科学战线,2018(3)：88-97.
[26] 丁兆东.中国访英团述评 [J].抗日战争研究,2008(1)：23-47.
[27] 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J].抗日战争研究,2000(4)：54-95.
[28] 李嘉谷.《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J].世界历史,2002(4)：79-88.
[29] 王建朗.大国背后的辛酸——再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 [C]//栾景河,王建朗.“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0] 王松，郑永红.略论抗战时期中、德军事合作关系 [J].历史教学,2003(9)：39-45.
[31] 李乐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 [J].德国研究,2009(3)：45-51.
[32] 张瑾.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 [J].重庆大学学报,2015(1):150-158.
[33] 夏蓉.1943年宋美龄访英态度变化及原因考察 [J].广东社会科学,2016(5)：128-138.
[34] 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J].史学月刊,2017(11)：78-87.
[35] 陈永祥.抗战时期宋子文争取美国经济援助评析 [J].历史教学,2004(4)：26-30.
[36] 陈永祥.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中的宋子文 [J].抗日战争研究,2001(2)：131-159.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nti -Japanese Diplomacy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the Past 40Years
GENG M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the research on the anti-Japanese diplomacy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gradually beca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and showed distinct stages.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the research focused on some hot diplomatic events.In this period,plenty of academic papers emerged continuously,but systematic monograph was still scarce.In the new century，systematic monograph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acts is more accurate.With the discovery of new materials,the study of some hot diplomatic events shows a new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different views collide.At present,on the whole,there are a lot of achievements of the macro-research on the diplomacy of big powers,bu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In addition,the research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s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anti-fascist countries,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war,and the research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making bodies in meso- level and micro-level.
Key words :the past 40 years;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the anti-Japanese diplomacy
中图分类号： K26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9)06-0061-07
收稿日期： 2018-12-24
作者简介： 耿 密(1980-)，男，四川隆昌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抗日战争史。
[责任编辑：杨和平]
标签：近四十年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抗战外交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