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仙佛模式”论说钱树老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君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245(2006)01—0064—07
一、钱树上“佛像说”质疑
(一)钱树出土及“佛像说”概况
钱树文物出土，以1937年4月云南省昭通城东八里曹家老包砖室墓出土的一件覆斗形钱树石座为较早的一例。石座一面用隶书刻“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公元84年)；另三面分别刻朱雀、玄武及瑞鹤图像①。40年代，在四川省彭山崖墓中再次发现类似文物，冯汉骥先生始定名曰“钱树”，俗称摇钱树。此后60多年来，陆续发现了一大批钱树，它的分布，除四川省及重庆市外，更广布于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的部分地区。② 出土钱树的墓葬年代，在东汉至蜀汉年间。已知有纪年者为昭通曹家老包墓(公元84年)、彭山M550(有人乘飞羊树座者)，永元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02年)。③ 重庆丰都县槽房沟M9砖室墓，延光四年五月十日(公元125年)④。
关于钱树的性质，众说不一。有主张由海上三神山演化而来的⑤；有主张是社树者；⑥ 有主张是昆仑山及神树者；⑦ 有主张是早期道教遗物者；⑧ 有主张是汉人神仙树者；⑨ 有主张反映民间巫教者⑩ 等等。
约自1991年起，始有学者主张四川省绵阳何家山M1出土钱树树干上的5身坐像是“佛像”，主要依据是该头像上有“肉髻”；右手施犍陀罗式无畏印。(11) 此后，凡出土同一类型的坐像，几乎都众口一词称之为“佛像”。代表性的“佛像”，除何家山5身外，还有陕西省城固县砖墓出土钱树树顶铸出的“坐像”，(12) 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钱树树干、树顶铸出的“坐佛”，(13) 忠县涂井蜀汉墓出土钱树树干“坐佛”。(14) 贵州清镇M11钱树干上佛像二件。(15) 此外，还有丰都槽房沟M9树干上的“坐佛”。《水经注·江水》记巴郡平都县(今丰都县)就有“天师治，兼建佛寺”。(16)
出土的钱树虽众多，但极少有完整者。完备的报告更属罕见。有的报道，缺乏规范的线图，给研究工作造成困难。关于这类“佛像”，也曾有人推测是张道陵像，但证据不足。(17)
(二)“佛像说”质疑
如上所述，在东汉及蜀汉时代，“佛像”已分布如此之广，延续时间又如此之长；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述，岂非咄咄怪事。佛教史上记载的第一位入川沙门是西域人涉公(公元？～380)，那已是东晋之事了。
当我们仔细观察上述“佛像”时，发现诸多可疑之外，今分述于下。为叙述之便，我们将几尊佛像线图、予以编号(图一：钱树“佛像图”)。
第一点，所谓“肉髻”，实际上是冠或髪髻。图一的人像，头上带冠，似有髪髻。据雷玉华女士告知，四川省都江堰博物馆陈列的一件类似石刻“佛像”，头冠两侧的系带犹清晰可见。此外，四川乐山西湖塘汉墓出土的持无畏印立俑，也是头上带冠(图二：乐山西湖塘汉墓出土陶俑摹本)。查佛教早期造像中，没有带冠的佛像。佛像带冠，是密教兴起以后之事，在中国，则出现在7世纪以后。
第二点，上述“佛像”中，往往又肩外生毛羽。图一人像有毛羽。查佛像并无毛羽，无羽化升仙之举。但在中国“仙佛模式”中，公元1世纪时，一度出现过有毛羽的“仙佛”。
第三点，上述“佛像”中，有的伴以双鱼，有的皆伴以胡人、龙、玉璧。查西域佛像皆无此种组合。
第四点，上述“佛像”，无一例外地强调它是一位老者。人像唇上有的左右有两撇小鬍；有的作八字连髭，下有鬍鬚；有的作山羊鬍等等。另外，1953年在昭通县西北洒鱼古墓中出土钱树树干上的坐像，也是头戴高冠，蓄长鬚，至胸前。(18) 查释迦牟尼29岁成道，犍陀罗早期佛像中，除个别的有髭外，大多没有髭，更无鬚。
第五点，部分“佛像”，有“肥大的左耳”。唐光孝报道说，四川绵阳高新区双碑白虎嘴M19、M49共出钱树树干佛像4件。M49的三件佛像，“有肥大的左耳”。他还指出，忠县涂井M14的佛像，也有类似的情形。(19) 查佛可双耳垂肩，但从无左耳肥大的记述。惟老子或名李聃，左侧有耳字。
第六点，“佛像”在于树干及树端。查佛于菩提双树下成道，但并无“坐于树上”的记述。
以上六点质疑，足以否定此类形象是佛像的观点。
二、用“仙佛模式”阐释钱树上的太上老君像
(一)“仙佛模式”要点
早在1996年，本人悟出了公元1～3世纪我国存在一个“仙佛模式”。东汉人理解的佛教，只是祠祀的一类，而佛也只是神仙的一种。《后汉书·襄楷传》云：“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此说早在汉明帝或稍晚时期即已造出，应是佛教徒借老子以自重”。“中国最早的佛教图案‘老子浮屠镜’(93年)早已在洛阳市孟津县发现。上面的浮屠像乃是中国人以神仙为原型创作出的仙佛模式。……随着西域高僧的相继来华、携入粉本，‘仙佛模式’也渐次演化。大约在3世纪末叶，犍陀罗模式为主的佛教图像才最终取代了仙佛模式”。
反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图像，典型的有3组：孟津的老子浮屠镜、沂南的画像石墓的中室八角擎天石柱上南面的5幅图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雕刻的1号坐像及2号立像。
其中，与钱树坐像关系密切的是沂南画像石墓的5幅画像。该图像自下向上排列，依次为：一是龙。古人称老子为“犹龙”，此乃寓意龙是老子的初形。《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会见老子后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后汉书·祭祀志》，汉桓帝亲祠老子与濯龙宫，“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也”。二是举双手欢呼的、有双羽的胡人，表示老子化胡。三是一位老者，头上戴冠，穿交领衫，有双羽，左手提衣角而右手施无畏印，跽坐。此人“正是老子”。四人面双首鸟身的神鸟，应是朱雀之类的南方神鸟。五是头有项光，外八字脚而立，双手捧鱼的童子立像，正是汉人心目中的“浮屠”。捧鱼表示与龙的变化关系。总之，这五幅连环图像，表达了老子入夷狄，教化胡人童子成佛的故事。(20)
稍晚的研究还证实，孔望山1号坐像是老子，双手抱的不是“盾牌”，也不是“俎案”，而是一条鱼。(21)
早期佛像有坐龙虎座者。湖北鄂城五里墩出土的东吴铜镜上，三身坐佛就坐在龙虎座上。佛坐在西王母常用的龙虎座上，是仙佛演化的一个环节。
(二)用“仙佛模式”破解钱树坐像
如上所述，沂南画像石墓立柱南面3号图被确认为“正是老子”像，为破解钱树坐像奠定了基础。3号像与钱树坐像的一致性是十分明显的：跽坐而戴冠，老者，有双羽，施无畏印，伴以龙、鱼、胡人。而彼时浮屠像(佛像)，只是一身童子形立像。老子与佛，是师与徒的关系，尊卑分明。尽管这不是历史事实，但却是一个时代的思潮。三国魏人鱼豢为《魏略·西戎传》作注时称：“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二十有九”。
文献记载，四川在东汉时就有老子神像。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下引《益州学馆记》云：“(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陈留高眹为益州太守，更葺城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李老神，即是太上老君之俗称，东汉末以来，视同神仙也。
三、关于老子身份的转换
学者们依据湖北荆门郭店M1(约公元前300年)出土竹简中有《老子》写本3组，推测《老子》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年。战国中期，太史儋修订了《老子》，此人或即骑青牛过函谷关者。
最早把老子列为神仙的，是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所著的《列仙传》。刘向，沛人，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该书东汉有所增补。
汉武帝频频求仙，特别是入海求仙，终无有騐，然羁縻不绝。到汉成帝“颇好鬼神”，汉哀帝“广招方士，大搞淫祠”，再到王莽“兴事神仙”，彼等所追求者，一言以蔽之曰“打鬼”(解除)、“升仙”(飞升或蝉蜕)。于是，一个“仙界”的观念逐渐形成。它是“天界”之下，“人界”之上的又一永生快乐境界。人死可以不入“冥界”，而升入仙界。“天界”的天帝，有无比的权威，人们畏天之威。“御龙升天”已成为不可企及的渺茫之事。汉成帝鸿嘉三年五月(公元前18年)，就有广汉钳徒暴动，衣繍衣，自号“山君”(或曰仙君)，党羽多达一万余人(《汉书·五行志》；《水经注·渭水·冀县条》)。
又由于武帝入海求仙的“无騐”，追求西方崑仑山系统的西王母仙界，乃成时尚。西王母有长生不死之药(虾蟆丸)，居昆仑山之巅，成为汉代大统一的代表神灵。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自正月至秋天，爆发了一场民间大规模的崇拜西王母运动。人们从“关东”(洛阳及以东地区)到“京师”(西安)行诏筹，经历26个郡国，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或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22)
升仙“成功”的人出现了。陕西省固县有《仙人唐公房碑》，叙说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有真人李八百授唐公房以神药及丹经。唐公房及妻子等吃了神药，一家鸡犬升天。(23)
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及《包玄太平经》12卷，提出改天换地的理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松子下，教我此道”。(24) 成都人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论阴阳五行，谈天道玄理，辨正邪吉凶，言道德君子，著作《太玄》。总该天道、地道、人道为“玄”，即是太极。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早年卜筮于成都市，晚年闭门教授《老子》，寿九十余而卒。
太平道及天师道创立时，都宣称是“太上老君”授给了他们真经。在太平道方面，刘宋三天弟子徐氏撰《三天内解经》卷上曰：(顺帝时)“天上于琅琊以《太平道经》付干吉，蜀都李微等，使助六天检正邪气”。蜀中的“李道家”，应是这一流派。
汉顺帝或以前的时代，扬雄的《太玄》，被道士门改造，扩充为《太玄经》270卷。据《道教义枢》卷2《三洞义》云：“按《正一经》云，太上亲授天师《太玄经》二百七十卷。惟检是汉安元年七月(公元142年)得于此经，尔来传世，乃至今日也”。又云：“太玄者，重玄为宗，老君所说。”托名太上老君所说的《太玄经》，成为张道陵所奉的主要经典。(25)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由“哲学家的老子”(战国、秦、西汉初)，到“神仙家的老君”(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再到道教教主(东汉后期)的“太上老君”三种身份的转换(表一：《各家所述老子形象的演变》)。
表1 《各家各户所述老子(约前580-350年)形象的演变》
作者著作 老 子 形 象
庄子(约前369-286年)《庄子·天运》《庄子·养生主》孔丘见老聃归，曰：吾今于是乎见龙，老聃
死，秦佚吊之。
司马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入周向礼于老子后)吾今日见老子，
(约前142-86年)
其犹龙也。莫知其所终。
刘向
《列仙传·老子传》(老子)乘青牛车入大秦与老子俱游，流沙化
(约前77-公元26年) 《列仙传·关令尹》胡，服苣食胜。老子母扶李树而生老子。老自
(或以为东汉增补《事类赋》卷26引文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姓。
益州太守王 《老子圣母碑》老子者，道也……浮游太虚，出入幽冥.
(约57-88年间) (《御览》卷1引文)
河上公 《老子道德经章句》老子当周时，李姓女妊之八十一岁，剖左腋
(东汉人依托) 而生。
于吉
《太平经》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也。变化随
(东汉中后期) 方，隐沦常住，周流六虚，教化三界。
陈相
《老子铭》观天作谶，升降斗量。随日九变，与时消息。
边韶165年规矩三光，四象在旁。道成身化，蝉蜕渡世
……存神养性，意在凌云。
葛玄
《老子序诀》 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
(三国)
曰老子
葛洪
《神仙传·老子传》老子黄白色，美眉，光颡，长耳，大目，疏齿，方
(284-364)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
柱，耳有三漏门。
葛洪
《抱朴子内篇》老君真形：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绣眉五
(284-364)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足有八卦。神龟为床，
五色云为衣，重累之冠，锋诞之剑。从黄童百
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
有二十四朱雀，后哟有七十二玄五……
汉顺帝时，张道陵入蜀，继承并改造了巴蜀氐羌之鬼道，使之成为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他宣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尊老子为教主，道士(祭酒)须受“老君百八十戒”。张道陵自作《老子想尔注》2卷，全书久佚。敦煌藏经洞有残卷，又于1905年被英人窃去。残文之中，有三点颇堪注意。一是“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二是云“太上老君常治崑仑”，把太上老君与西王母关系拉近。三是云“道主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今世间伪技，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非也”。这就是说，正统天师道主张太上老君是“无状貌形象”的，但在民间，太上老君是有“状貌长短”的。故斥为“伪技”。
天师道中，除汉族外，四夷(夷、狄、羌、戎)皆可受籙，成为教徒。《正一法文太上外籙仪》中，还记载了四夷受籙时宣誓辞的范本。历史也证明天师道与四夷关系密切。四川庐山《樊府君碑》(公元205年立)即云樊敏(公元119～203年)时代：“季世不详，米巫凶疟，续蠢青羌，姦狡并起”。(26)
天师道中，甚至有佛教徒加入。《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云：“西入胡，授以道法。其禁至重，无阴阳之施，不杀生饮食”。所谓无阴阳之施，即不行房中术，不淫；不杀生饮食，即不杀生之戒。“西入胡”不属于“四夷”，他们来自西域，是老子化“胡”的“胡人”。(27)
四、钱树各部位阐释
自古以来，巴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巴蜀巫术文化，被称为“鬼道”。《逸周书·史记篇》云：“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人不用，龟策是从”。其鬼道包括信仰三眼神及三官(天、地、水)；长生不老的仙道；驱鬼治病的巫术等等。两汉以来，巴蜀文化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但仍保存许多特点。钱树或即巫术与仙道结合而创造的一种祈求长生、升仙的葬具。它的各部形态，也在不断演变之中。由于目前我们还不可能将其作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分期断代。所以我们暂且将各部位的形态、含义略加阐释。
(一)树端的鸟、西王母、太上老君图像
钱树顶端多有立鸟，或表南方神鸟“朱雀”；或表天帝使者“青鸟公”，用接亡灵升仙者。因青鸟公有“天帝使者”的身份，所以才有青鸟不飞、不行而乘坐三轮车的文物在河南巩义的汉墓中出土。(28)
西王母，昆仑山系统神话中的神仙，戴双胜，坐龙虎座。有三足鸟、九尾狐、兔仙、神蛙等在周围陪伴。昆仑山是东汉升仙者追求的主要“仙境”。河南省偃师县出土的《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公元169年)称：“土仙者，大伍公，见西王母崑仑之墟，受仙道。大伍公从弟子五人……皆食石脂仙而去。”(29)
太上老君。持无畏印的太上老君像，约出现于公元93年以后，公元125年之前的汉和帝末至汉安帝前期。今存佛教史籍中，在和帝、安帝时无沙门入华记录。但无畏印不见于中国古代传统造像之中，它的来源是西域佛教造像。推测是和帝、安帝时必有西域沙门入华，带有此式形象，而僧史失载。从山东、河南、四川的老君形象的一致性手印分析，似乎有佛教徒在道教中推动这一形象的传布，当然，这些推论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及新的发现加以研讨。丰都的“天师治兼建佛寺”的记录，有助于说明这一观点。
(二)分节的树干及树干上的太上老君像
钱树树干，多为铜制的，也有木制的(如勉县)。树干是分节的，6节者居多，也有4、5、7节者。有的树干外形，模仿竹节(如乐山沱沟嘴墓)。这种分节的树干，可能正是象征升仙的信物——“节”。
《史记·封禅书》云，汉武帝令人入海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行，侯名山”。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时代稍晚于汉武帝)上，即有尖髪、有羽的“持节方士”。《后汉书·刘焉传》注引〈魏略〉云：“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葛洪《抱朴子内篇》称：崑仑山上有36种神兽把守着，“自不带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葛洪《神仙传·沈羲传》云：沈羲学道于蜀中，黄民愍之，遣仙官三人来迎。仙官三人皆“羽衣持节”。
树顶及树干上有太上老君，是因为汉代道士常常居住树上以修道。前引《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称真人肥致，“常隐居养志，君常舍枣树上，三年不下，与道逍遥。行成名立，声布海内，群士钦仰，来集如云，……生号曰真人”。
至于树干上有五位太上老君像，是因为道教典籍中称有“五老君”：东方夷老君、南方越老君、中央黄老君、西方羌老君、北方氐老君。五老君之说。可能来自五方五帝之祀也。黄(皇)老君造像，已在陕西发现。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即此黄老君也。
有的树干上铸蹲熊，此守护仙境者也。或以为鲧、禹皆化为熊，守仙境，待深考。
(三)叶片——五铢钱
钱树上，分层布满五铢钱构成的叶片，其用意何在？《赤松子章曆》卷1《如病死不绝银人代形章》记述说，“锡箔人，随家口多少，一人一形。银无，用锡人，或钱九十九。奏章后，投水中”，从中可以窥知，道教认为“钱九十九”枚，可等于“一人一形”，可代替“病死不绝”之人，并为家口众人解除灾祸。如果钱树上的五铢确有此用意，则其数目，应是99的整倍数。
五铢钱上铸出星斗者，如1990年9月成都凤凰山单室砖墓出土文物的钱形上，有星象符号。(30) 1993年秋，成都天迥山东汉墓出土钱树钱形上，有星斗图(五斗星图)等等。(31) 这可以从《赤松子章程曆》卷4得到解答。文云：“金人一躯，上诣北斗，拔命除死厄……祈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寿无穷”。
五铢钱上铸出“五、五”、“五·利后”字样者，如1992年秋，在新津县宝子山下东汉墓中，出土的424枚铜钱中，有6枚两面各铸“五”字；有4枚铸有“五、利后”字样。战国时的天文学家石申提出：“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31) 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尼雅(精绝国)遗址发掘出东汉五彩织锦，上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吉祥语。汉武帝拜奕大为“五利将军”，皆出此义，“五利后”者，利于后代子孙也。
(四)钱树座
钱树座，可分为三型：一型为覆斗状或圆台状；二型为神山状；三型为神兽状。
覆斗状2例，属纪年较早者(公元84年及格25年)。
神山及神兽状，或交叉使用，似寓意神兽守护之“仙山”(昆仑山？)与“天门”。有学者认为，昆仑山在岷山，古代烛龙鬼族是从岷山移向川西平原的。(33) 葛洪《抱朴子内篇》特别记载了“成都太守吴义”讲的故事：有好道着蔡诞，为老君子放牧骑兽——五色龙数头，但因贪玩失龙，“为此罪见责，送吾付崑仑山下”。蔡诞说：崑昆仑山山高，“去天不过十数丈也”。山上有木禾、珠玉树。崑仑山绕以弱水，四面有许多的城门(天门)，有36种神兽把守。山上的神鸟、神马，“皆能人语而不死”。
有趣的是，四川省忠县涂井M5：62的钱树座，即为灰质盘龙形，龙张口，露牙，伸舌，口中含珠。(34) 树干上应是太上老君像。
钱树上的神兽多有双翼，这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西汉元帝渭陵陵园周围就出土有双翼狮子、玉人持灵芝骑天马(双翼马)、双翼玉辟邪及玉熊等文物。
(五)太上老君与胡人
老子坐像伴以胡人欢呼者，首见于孟津老子浮屠铜镜(公元93年)，笔者已论证其为老子入夷狄的场景。此后，沂南及四川等地的太上老君像，也采用同一“老子入夷狄”的场景。但是，有学者指出，这是反应了佛像在当时主要为西域胡人所奉侍。作为宗教的佛教，尚未出现于广大汉族间。
这一观点，颇可商榷。四川大学周克林用大量出土钱树的墓葬器物组合与同期中原墓葬比较后认为：“从以上所举的八个例子来看，这些出土摇钱树的墓葬随葬器物的种类和组合，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总体上还是相当一致的，砖室墓的形制，也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情况说明，这些墓葬应是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存。它们与中原同期汉墓相比，也与之有相当大的共性，可见其文化归属应是汉代汉文化”。(35) 而本文考证钱树上坐像不是佛像而是太上老君像，从而也证明了作为宗教的佛教东汉时尚未出现于广大汉族间的正确论断。
五、济源的太上老君像及睢宁的神化老君像
在河南、四川、山东及苏北的汉代画像石上，有多幅“孔子见老子图”。那是表现两位圣人面对面而立，相互致敬的场景。四川新津汉代崖墓葬所刻的，则是老子坐着，孔子折腰行礼之状。老子与孔子的冠、服，采用汉代士大夫通用的服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彦堂发掘的河南省济源县轵城汉墓，出土了一件釉陶跽坐俑，高约10～12厘米。头带三梁冠，额头上有三条皱纹，表示是一位老者。穿交领衫，左手抚膝，右手举于胸前，作无畏印。这座墓葬因遭破坏，所以器物组合情况不明，时代判断为东汉中晚期。这种跽坐像，我认为也是太上老君像。
轵城位于洛阳市的北方，黄河北岸。这件太上老君像的出现，或许与天师道的“北邙治”有关。据对《玄都律》的研究，张道陵最早活动于青成山后山天谷。“泰玄都”是天师道的中央机关，而“阳平治”是24治中的中央教区。“阳平治”最初在彭县北，一迁至新都县金城山，二迁至成都北天迥山。张鲁时，三迁至汉中平阳关附近。(36)《水经注·丐水》也记述汉中西部有“张鲁城”、“张鲁治”及“张天师堂”。张道陵的“上品八治”中，有5治在蜀，3治在汉中。“中品八治”中，有的在南方越雋郡(今四川西昌)。“北邙治”远在洛阳北邙山；或云张鲁降曹(公元215年)后移至此地；或云张道陵多次活动于洛阳，“北邙治”早已有之。
葛洪(公元284-364年)曾概述三国、西晋时代神话了的太上老君像：鼻纯骨，有双柱，耳有三漏门。我们在徐州市睢宁县九女墩汉墓石制墓门上，竟然找到了这种神奇的太上老君像。他头戴冠，右手持炉；足穿履，似在行进中，头上有朱雀。面上的鼻子有双柱，耳朵上有三漏门，身下有一头迈步行进的龙，身前有一个有角神蛙。身后有一弟子或侍者，右手前伸，作贡献食品之态。(37) 这似乎表现的是老子“西出关”的故事，老子身后的人，或许是关令尹喜。《列仙传》说他“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服苣胜食，莫知其所终”。
在东汉后期，祭祀黄老形成时代风气。《后汉书·陈敬王羡传》记载，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愍王刘宠“共祭天神，希幸非翼，罪至不道”。审问时，魏愔辩护说：“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翼幸！”这条史料证明：在东汉，祭祀黄帝、老子是合法的，祭祀的目的只是“求长生福而已”。然而，祭祀“天神”是非法的，是另有图谋的，所谓“希幸非翼，罪至不道”其义在此。“天神”或曰“胡天神”，是指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的大神：阿胡拉·马兹达。西域诸国，奉之以久，但何时传入中国，众说不一。或曰北朝时(陈垣说)，或曰东晋十六国时(唐长孺说)。这条史料，是东汉后期祆教入华最早证据之一，惟内中情形，尚待详考也。
六、小结
钱树是东汉时巫术与仙道结合而创造的一种祈求长生、升仙的葬具。它的形态，渐次演变。天师道徒丧葬中也使用它，并对它进行了改造。
钱树树干及树顶叶片上铸造的主像，有朱雀或天帝使者青公鸟、西王母、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形象表达的是老子入夷狄教化胡人的场景。龙或鱼是他的象征物。他的手印，是接受了西域佛教文化的影响。
钱树树座上，主要是表现昆仑山的仙山、“天门”及神兽。太上老君在昆仑山上，是仙道或天师道徒们编造的故事。
仙山上有神兽守护，不是凡人所可进入者。寻仙“持节”是必须的信物。钱树树干分“节”，寓意在此。
作为叶片的五铢钱，在于钱可以代替“病死不绝”之人，并保佑生者平安。叶片上的天象图星斗，具有“落死籍”、“上生名”之功效。
钱树上持手印的坐像，不是佛像。东汉至蜀汉时，作为宗教的佛教尚未出现于巴蜀汉族民众之间。但少数人信仰佛教在蜀汉时已出现(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等等)。
钱树的分布范围、持续时间，与巴蜀仙道及天师道分布范围、持续时间大体吻合，并非偶然之事。汉顺帝时，张道陵改造鬼道为天师道，历张衡、张鲁二代。张鲁领汉中30年，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公元215年，曹操西征，张鲁降服。其大批信徒迁往关中、洛阳及邺城。西晋永嘉之乱后，天师道传入南方。(38)
依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对钱树作进一步的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但是，钱树的早晚关系还是可以分析讨论的。例如：覆斗形树座似乎早于仙山、神兽座；木质树干似乎早于铜质树干；树端立鸟与西王母应较早，而太上老君子则相对较晚等等。总之，关于钱树的学术问题仍有许多尚待解决。
注释：
①张希鲁：《跋汉建初画刻》，1937年5月石印本。转自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铁器时代文化论》，昆明：云南省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刊。
②赵殿增、袁曙光：《从“神树”到“钱树”》，《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
③江玉祥：《关于考古出土的摇钱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④刘宏斌、辛怡华：《陕西宝鸡考古队完成三峡文物发掘任务》，《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又见何志国《丰都东汉纪年墓出土佛像的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3日。三见《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头版通讯。
⑤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第11期。
⑥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⑦钟坚：《试谈汉代摇钱树的赋形与内涵》，《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⑧(17)(31)鲜明：《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
⑨张茂华：《摇钱树的定名、起源和类型问题探讨》，《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⑩周克林：《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
(11)何治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12)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
(13)袁曙光、赵殿增：《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及佛像》，《四川文物》，2003年，第4期。
(14)贺云翱等主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9-12，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刊。
(15)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16)史占扬：《四川古代摇钱树及其一般性文化内涵》，《四川文物》，1999年，第6期；又见杨秋莎：《汉魏时代蜀汉、孙吴墓葬的佛教遗物》，《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18)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刊，第43页。
(19)唐光孝：《绵阳发现汉代铜摇钱树佛像》，《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8日。
(20)温玉成：《公元1-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
(21)温玉成：《孔望山摩崖造像研究总论》，《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22)见《汉书·五形志》、《汉书·袁帝纪》及《汉书·天文志》。
(23)王昶：《金石萃编》卷19，又见葛洪《神仙传·李八百传》。唐公房全家升仙时，因鼠有恶，不能升仙。东汉时，人们希望鼠也能升仙，故有犬鼠画像出现。西汉至东汉初，蜀地的神仙家有李意期、王方平、马明生、沈羲等。又有云：汉顺帝时，蜀郡修黄老者有三千余人。
(24)见《汉书·李寻传》。李寻，辅哀帝之政，是甘忠可的弟子。甘忠可弟子还有黄门待诏贺良、司隶校尉解光、东郡郭昌等人。
(25)陈国符：《太玄经考证》，《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刊。
(26)《道藏源流考》，第316页。《正一法文太上外籙仪》，“四夷云：某东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县山川界内，夷狄羌戎姓名，今居某处，改姓某，易名某，年岁月日时生，叩头博颊奉辞：因丑恶，出生边荒，不识礼法，不知义方，亹秽之中，善根未绝。某年月日时，为某随某事得来中国，闻见科道，弥增喜悦。含气原活，慿真乞生，依法賷信，奉辞以闻。伏愿明师，特垂矜副，谨辞”。
(27)《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君府之碑》，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
(28)郝红星等：《河南巩义新华小区汉墓发掘简报》，M1：22，考证年代为公元100-120年，《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青鸟公为天帝使者，见北方汉代朱书买地券及五谷瓶文字。
(2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刊。
(30)张善熙等：《成都凤凰山出土”太玄经”摇钱树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
(32)《史记·天官书》
(33)李远国：《论山海经中的鬼族--兼及蜀族的起源》，《山海经新探》，成都：四川省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刊。
(3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35)周克林：《摇钱树：西南地区汉人的引魂升天之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刊。
(36)姜伯勤：《玄都律年代及所见道官制度》，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刊。
(37)徐殿英主编：《徐州汉画像石》图42，香港：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12月刊。
(38)唐长儒：《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2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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