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王室政治与对外政策*
王霆懿 陈 琪
[内容提要] 自2015年以来，沙特策动了一连串外交与军事攻势，背后是王室内部的权力博弈。在家国体制下，考察沙特王室政治是理解其对外决策的关键。沙特王室政治的权力制度是君主专制与家族共治并存，它以维系家族统治为根本目标，王位争夺成了博弈核心。这对沙特国家对外决策班子构成、决策模式和政策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萨勒曼父子通过发动对外攻势转移内部压力和凝聚权力，而后沙特对外政策也回归温和。但是，随着新一代王室成员逐渐步入政治核心，王室政治更趋复杂，王国未来对外政策难免起伏。
[关键词] 沙特 王室政治 对外政策 中东变局
自2015年萨勒曼继任国王以来，[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应对”(批准号：17ZDA169)阶段性成果。 沙特先后调集重兵介入也门内战、与伊朗断交、封锁卡塔尔，被许多学者形容为进攻性对外政策(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注] Patrick Matin, “Saudi Arabia’s return to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en/originals/2017/07/saudi-arabia-king-salman-yemen-war-foreign-policy-qatar-g20.html; Hanin Ghaddar, “Saudi Arabia’s War on Lebanon,”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saudi-arabias-war-on-lebanon(上网时间：2019年9月7日); Brian Michael Jenkins, “A Saudi-Led Military Alliance to Fight Terrorism,” RAND Corporation , Perspectives Series, 2016. 这一对外攻势背后是沙特王室在短短两年间两次废立王储，围绕王位继承进行激烈的权力博弈。对于沙特王国而言，王室政治是内政外交的中枢。然而，如何理解沙特王室政治，王室政治又如何影响国家对外决策？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沙特王室政治，探讨其对王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一
沙特王室政治是王国内政、外交的中枢关键。作为全球唯一以家族名称命名的王权国家，沙特王室家族牢牢掌控着国家权力。沙特家族几经兴衰，迄今已拥有近300年的王朝历史，数万名家族成员在沙特王国3200多万总人口中占比突出。其中，核心成员为国父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直系后裔，有近千人。沙特家族是王国唯一的“执政党”，其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博弈文化也渗透到国家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因此，沙特王室政治，特指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的沙特王室家族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权力博弈，自有运行规则，别具特色。
第一，沙特王室的权力制度是君主专制与家族共治并存。沙特王室政治并非纯粹的君主专制，而是由“国王代表沙特家族实行的君主制”，兼具君主制与家族制的双重属性。[注] 吴冰冰：“试析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战略”，《中国国际战略评》，2011年第4期。 尽管沙特不断完善以君主制为核心的权力架构，但国家建构仍难以摆脱部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以家族和部落为基本单元的权力共享结构仍深植于王国的国家体制。[注] [以]约瑟夫·康斯蒂尔著、尹婧译：“双重转变:沙特部落与国家的形成”，《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君主专制与家族共治的双重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王位传承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模式。父死子继的世袭制表明，国王能够将最高权力传承直系后裔。这凸显了君主的专制权威与权力垄断，如2017年萨勒曼将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立为王储。兄终弟及的王位传承在沙特曾经沿用了更长时间，萨勒曼以及之前数位国王均是按此模式相继承袭王位。兄终弟及式王位继承模式的权力基础是家族制下资深亲王的分权共治。王权由整个家族共有而非君主独享，资深亲王被“分封”到国防、安全、外交等领域以及许多重要省份。相对独立的多元权力结构对君权形成制约。即使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已经被确立为王位继承人，他的一些兄弟、堂兄弟和堂侄依然获封担任能源大臣、国民警卫大臣、国防副大臣、民航大臣、内政大臣和麦地那省长等重要职务。二是王储代替国王行政。尽管国王享有最高权威，但王储经常代替国王行使执政权。前国王苏欧德、哈立德和法赫德在任时期，很多政务都由当时的王储负责。[注] 苏欧德(Saud)，常被译为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第二子。其名与沙特家族名称相同，为避免指代混淆，本文根据其发音译为苏欧德以示区分。 在萨勒曼国王时期，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身兼多职，被视为“代国王”。因此，国家最高权力并不完全掌控在国王一人手中，王储甚至副王储等人分享乃至代行国家的行政权。三是国家大政方针由国王与资深家族成员共同商定。国王享有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但王室内部协商是政策制定的重要程序。沙特协商会议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拉斯克表示，“国王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总是与资深的王室成员进行协商。”[注] Fahad M. Alsultan，“The Saudi King: Power and Limitation in the Saudi Arab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 Vol. 3, No. 5, September, 2013.萨勒曼国王2015、2017年两次废立王储时，都曾召集家族资深成员进行商谈和表决。
由于君主专制与家族共治并行，沙特王国的王室政治长期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反复摇摆。人数众多的沙特王室是异源且多元的，家族内部不断分化出许多支系，裂解成不同的政治集团。一些支系数十年垄断某些重要权力部门和省份，形成小家族的权力“封地”。如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Alexei Vassiliev)所言，沙特“统治精英的权力争斗，在沙特家族各个分支形成的团体间进行”。[注] Alexei Vassilei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28.当国王享有足够权威时权力能够相对集中，反之则权力较分散而形成诸王共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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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穆罕默德继位之后，王室权力争夺升温，可能驱使沙特对外政策再度趋强，激化地区博弈。新国王继位之后亟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二是确立新王储人选。年轻王储穆罕默德的继位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在新一代王室成员中并不突出。未来人事调整或新任王储的确立，都可能触发沙特家族内部新一轮的权力博弈。新一代王室成员人数众多且血缘更远，家族内部的分化对抗将比上一代时更为剧烈。王室内部凝聚力的下降和权斗压力的增长走势，可能促使穆罕默德对外采取强硬和扩张性的政策，以压制家族内部矛盾和增强执政合法性。这种扩张性对外政策的影响可能及于四个方面。一是海湾局势持续动荡。也门战争由穆罕默德王储主导发起，直接关系其政绩与执政合法性，也严重威胁沙特领土安全，因此他会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强烈政治意愿。为此，沙特可能加强对也门施压，一面加大军事支持力度以展示强硬，一面加强政治谈判和政治解决路径的探索。其目的是在也门达成可接受的政治结果，以强化自己出兵的正当性。对于卡塔尔，沙特可能继续施压如封锁等，以显示力量。相较于对待也门，沙特施压卡塔尔的经济和安全代价较小，有利于穆罕默德在国内树立强人形象。如果沙特同时加大力度对也门和卡塔尔施压，将使海湾局势更加动荡。
在家族整体利益的框架下，沙特王室政治保持“斗而不破”的传统。沙特王室斗争主要以剥夺对方的官职为手段，权斗失败者及其后裔仍获保留家族和王室身份，但是丧失了王位继承权和相应的政治权力。2015年以来被萨勒曼废黜的两位前王储穆克林和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仍然享有王室成员待遇和出席重要家族聚会的权力。如沙特研究学者斯蒂格·斯腾斯雷(Stig Stenslie)所述，“沙特家族比外界想象得更团结，”家族内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保证机制,用以促进融合、防止分裂。[注] Stig Stenslie, “Power Behind the Veil: Princess of the House of Saud,”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 Vol. 1, No. 1, June 2011.沙特家族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们谨守维系家族统治的根本目标。
在萨勒曼执政后期，王室政治趋向平稳，对外政策回归温和，有助于改善对外关系、稳定地区局势。萨勒曼父子的权力已经相对稳固，王室内部基本接受父子相承的政治现实，以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为双核心的权力架构短期内难以动摇。这种父子体制的权力结构稳定，有效缓解了内部权力斗争。加上两人政治风格互补，增强了政策平衡性。相对而言，沙特前一时期急剧的对外扩张引发外界反弹，也门战争、封锁卡塔尔和卡舒吉事件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不利影响至今仍未消解。
二
第一，王室成员垄断对外决策层，集权程度决定外事权力分配。由于君主专制与家族共治并存，沙特的外事权力并不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国王-王储”的二元结构或者“国王-王储-副王储”的三元结构构成了沙特较为稳定的外事决策班底。一般情况下，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和驻美大使等重要人士也会参与对外决策。在家族共治的权力制度下，王室成员长期占据国家外交决策关键位置中的国王、王储、副王储、外交大臣、国防大臣、驻美大使等多个职务，甚至在一些重要部门的低层级职位上也安插自己的家族成员。[注] J.E. Peterson,“Rulers, Merchants and Sahikhs in Gulf Politics: The Function of Family Politics,” in Alanoud Alsharekh ed., The Gulf Family :Kinship Policies and Modernity , SOAS Middle East Issues, 2007.
沙特王室政治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而显著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王国政治变动时期的对外决策中。正如美国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言，“对外政策行为通常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注]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家天下”的王朝体制决定了沙特王室家族作为统治集团居于政治体系的核心，王室政治构筑了政策制定的基础并延伸至对外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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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王室内部协商是对外决策的主要程式。非正式的王室内部协商构成王国对外决策过程的主线，国家行政部门更多承担政策执行者的角色。沙特家族内部通过协商达成一定共识，而后由国王或王储等执政者决定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再交予相关部门具体执行。国务大臣尼扎尔·本·奥贝德·马达尼证实，“国王在制定政策前总是与王储、副王储和资深的皇室成员协商。”[注] Fahad M. Al Sultan，“The Saudi King: Power and Limitation in the Saudi Arab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 Vol. 3, No. 5, September, 2013.这种家族内部协调沟通，有别于政府正式的政策制定流程。一些参与决策的王室成员和顾问并不担任官方职务，如已卸任的前驻美大使图尔基亲王。除了资深王室成员外，少数获得决策者信赖的顾问也会参与决策过程，如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常常咨询一些学者、媒体评论人和宗教人士。这些顾问不具有决策权，而仅是通过国王或王储来表达意见。如德国学者伊里斯·格鲁斯梅尔(Iris Glosemeyer)所述，“沙特家族中几位成员构成国家领导层中第一层的核心圈，一些沙特家族成员、教士和教授组成了第二层圈子。”[注] Iris Glosemeyer, “Saudi Arabia Dynamism Uncovered,” in Volker Perthes eds, Arab Elites :Negotiating the Politics of Change , Lynne Rienner, 2004, p. 141.这充分体现了沙特对外决策的非正式性和小圈子特点。萨勒曼父子执政期间这一情况更加突出。
第三，王室权力博弈左右对外政策走向。鉴于第一和第二沙特王朝均覆灭于外部强权入侵的历史教训，沙特王国注意避免与大国或地区强国直接冲撞，以维系自身的王朝统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认为，“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避免自己冲在前面。”[注]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立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70～171页。 因此，沙特对外政策也被形容为“全面平衡政策”(Omnibalancing Policy)，彰显其在各种势力间保持平衡的特点。[注] Gerd Nonneman,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Omnibalancing’ and ‘Relative Autonomy’ In Multiple Environments,” in Paul Aarts and Gerd Nonneman,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 Hurst & Company, 2005.2015年之前，面对主要竞争对手伊朗的急剧扩张和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攻城略地，沙特保持相对克制并未主动采取对应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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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家族内部的权力争斗激烈时，当权者常常通过对外示强或挑动与他国的关系转移国内压力和集中权力。阿拉伯人在处理内外矛盾时秉持一种血缘亲疏观，即“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堂兄弟联合起来反对外人”。[注] Stig Stenslie, Regime Stability in Saudi Arabia , London: Routledge, p. 76.沙特执政者为了压抑或消解统治家族的内部分歧，不时制造或增加外部压力。以色列前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指出，“卡塔尔乃至伊朗都不是沙特真正的问题，利用外部敌人来化解国内矛盾是沙特统治者最有效的手段。”[注] Shlomo Ben-Ami, “The Next Phase of Middle East Conflict,” The Strategist , July 13, 2017.由于对外事务涉及军事、外交、安全、经济等重要部门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当政者通过对外发动战争、介入他国内战、断交等具有“突破性”动作，可以名正言顺地调整内部权力架构、撤换主管大臣和裁并机构，从而打破权力制衡、掌控重要部门，达到集权于己的目的。
沙特进攻性对外政策的背后是王位继承权的激烈争夺。2015年之后，萨勒曼父子把对外攻势作为集权和压制反对势力的突破口，借机整合、掌控武装力量和安全外交等部门，将隶属其他家族派系的军事力量如国民卫队、边境和安全部队等置于穆罕默德领导的战时指挥体系下。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阿扬·希尔西认为，“沙特领导人制造冲突、封锁卡塔尔，不过是转移国内日渐增长压力和斗争的烟雾弹。”[注] Ayaan Hirsi Ali, “The Plot Behind Saudi Arabia’s Fight With Qatar,” The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4, 2017. 2015年4月，沙特挑起也门战事后仅一个月，萨勒曼即废黜异母弟穆克林王储。2017年6月，沙特封锁卡塔尔之后仅两周，萨勒曼再次废黜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王储，册立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萨勒曼两次废立王储均以“激进”的对外政策为先导，最终完成“由分权的长老政治向集权的、以萨勒曼和自己儿子为核心之权力结构的转变”。[注] Bernard Heykel, “Saudi Arabia’s Game of Thrones,” Project Syndicate , June 24, 2017.
随着萨勒曼父子地位稳固，王国对外政策开始回归温和。这一趋势反证了王国内部博弈决定对外政策走向的运行规律。经过2015～2017年一系列对外攻势和人事调整，萨勒曼父子重启父死子继的权力继承模式。至此，“所有人都是穆罕默德王储的人”，国内再没有力量能够挑战其权威。[注] “All the Crown Prince’s Men, Saudi Arabia’s unprecedented shake-up,”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17/11/05/saudi-arabias-unprecedented-shake-up.(上网时间：2019年9月5日) 由此，沙特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渐趋缓和，2018年之后王国政府对外鲜有重大政治和军事行动。2018年12月，沙特开始转变对也门局势态度，支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注] “也门冲突‘瑞典和谈’出现进展”,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12/1024621.(上网时间：2019年9月5日) 2019年6月20日，国务大臣朱拜尔明确表示“沙特尽全力避免与伊朗发生战争”。[注] Adel Al-Jubeir, “Saudi Arabia Wants to Avoid War with Iran at All Co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QBXy2_JZk.(上网时间：2019年9月5日)
需要指出的是，沙特地处冲突矛盾聚集的中东地区，不免会受到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不能、也不会颠覆沙特王室政治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三
随着新一代王室成员步入权力核心，沙特王室政治更趋复杂，其对外政策将来仍可能摇摆、起伏。目前，沙特王室权力博弈暂趋和缓，对外政策回归温和，有助于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是，新一代王室成员之间的权力继承顺序并未确定，潜在的权力争夺在关键时期或将浮出，从而可能再次刺激王国对外政策的剧变，激化地区博弈。
第三，沙特王室权力博弈的核心是王位之争。沙特王国的王位象征了家族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沙特家族人口基数较大，存在主干与支系的区别。随着代际的延续，王室家族不断分化出更多支系，而只有接近王位的若干支系才能够跻身核心圈而不被边缘化。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家族内的重要支系大多会加入王位争夺。沙特家族的重大权力斗争往往与王位争夺相关，2015、2017年两次废立王储均引发大规模人事变动。与此同时，沙特家族的广泛联姻也加剧了王位的争夺，一些外戚家族和国内其他家族因此卷入最高权力的争夺。在父系血缘相同的情况下，权力角逐者的母系和妻系家族实力对于王位的归属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苏德里家族、谢赫家族、沙马尔家族等在沙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戚家族，常常在王位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王位的确立，家族内的权力会再次进行分配，所以在此前后政局常常持续动荡。2015年以来王室权力集中于萨勒曼家族一系，内政外交频繁变动，正是沙特王室政治运行规律的写照。王位之争既是沙特王室权力博弈的核心，也是对家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最大挑战。
王室政治既决定对外决策的人员构成，也左右外事权力分配。国王较为强势时对外交领域的掌控较严，其他王室成员的话语权相对较少。以外交大臣一职为例，2015年萨勒曼执政后，打破70多年来由王室成员担任外长的传统，撤换了担任外长40年之久的苏欧德·本·费萨尔亲王，任命非皇室成员朱拜尔接任。非王室成员担任外长意味着外交大臣由政策制定者向执行者转变，增强了国王和王储的外事权力，削减了其他王室成员对外交事务的影响力。此前费萨尔国王还曾长期兼任外长。无论国王亲自兼任，还是选择非王室成员作为外交大臣，都体现了国王对外事权力具有较高的掌控力。而在2015年之前，王国历经长期兄终弟及式的王位传承，形成多元的权力格局和政出多门的制衡体制，重大外交事务均由资深王室成员商定。[注] 吴冰冰：“试析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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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内外情势下，萨勒曼父子缺乏继续挑动对外关系的动因。一方面，沙特会倾向维持国内稳定，进一步夯实穆罕默德王储的继位根基。萨勒曼父子会更注重国内经济改革和民生需求，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以疏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面对维护内部政治稳定的诉求，执政者将致力于化解对外扩张的负面效果，包括暂缓与伊朗、卡塔尔和胡塞武装的直接对抗。沙特对也门、卡塔尔和伊朗的攻势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沙特在南部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威胁，在东部和北部承受伊朗和卡塔尔的安全压力。未来一段时间，沙特高层应会在解决这方面问题上有所作为。与此同时，沙特会与阿联酋、埃及等国协调立场，进一步巩固地区联盟。这将产生以下两方面利好。一是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短期内沙特不太可能再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攻势，有助于也门战争等地区问题降温。尽管伊朗、胡塞武装和卡塔尔有可能采取刺激沙特的行为，但是沙特不太可能强势应对。二是改善对外关系。沙特回归温和的对外政策，有助其改善同大多数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阻止沙美关系进一步下滑。沙美关系在经历卡塔尔危机和卡舒吉事件后急剧恶化，随着沙特对外政策回归温和，沙美关系有望止损恢复。但鉴于美国国内对沙特王储的负面舆论，短期内沙美关系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在没有重大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萨勒曼执政后期沙特对外政策将趋向缓和，并对地区局势和沙特对外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沙特王室政治的根本目标是维系家族统治。看似一体的沙特王国实际上存在三大利益层次，包括领导人的个人利益、王室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通常而言，三种利益处于竞合状态，既有重叠也存在显著区别。对于沙特王室而言，统治集团的集体利益居于首位。正如国名“沙特阿拉伯王国”意指沙特家族“拥有”整个王国，王室统治是王国的立国之本。维护家族统治对于沙特王室至关重要，国家内政外交都以此为出发点。无论是对外结盟寻求安全保障，还是内部的经济利益分配，沙特家族利益都处于优先地位。国家利益要服从于统治家族利益，领导人的个人利益也要服从于王室的整体利益。如果执政者为了个人利益而危及家族统治，会招致家族成员反对而失去权位。前国王苏欧德挥霍无度且治国无方，严重损害了沙特王室的统治合法性和国际声誉，最终被家族成员联合废黜。[注] [美]詹姆斯·温布兰特著、韩志斌等译：《沙特阿拉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244页。 这体现了家族共治对君主权力的传统束缚和合法性约束，也证明维系家族统治而非君主统治是沙特王室政治的根本诉求。正如沙特家族成员哈立德·本·苏尔坦亲王所说，“家族利益比任何成员的利益都重要。”[注] Khalid bin Sultan and Patrick Seale, Desert Warrior :A Personal View of the Gulf War by the Joint Forces Commander , Harper Collins, 1995, p. 48.
二是地区安全更陷困境。为了塑造持续的外部压力以抑制家族内部矛盾，穆罕默德或将选择强势抗衡伊朗，包括通过激化美伊矛盾、操弄教派政治、扶持代理人等手段全面制衡伊朗及其附属势力。基于默罕默德的强硬作风，预计他可能会通过刺激伊朗来挑起外部危机，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沙特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与阿联酋的轴心联盟，深化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如果沙伊矛盾继续激化，甚至不排除沙特会与以色列和土耳其进行合作，共同对抗伊朗。沙特采取对抗和联合的双向政策，将使中东局势进一步趋向分裂和陷入安全困境。
三是沙美关系和沙中关系逐渐提升。面对国内压力和地区博弈，沙特执政者将寻求大国的军事安全保障。沙美关系之前因卡舒吉事件和两国战略分歧而持续恶化，但在面临家族内部压力和外部危机的情况下，穆罕默德需要美国的支持，他会想方设法改善美沙关系，确保美国对沙特的军事安全保障。虽然面临沙美两国意识形态差异和美国内部反沙声音涨高的现实困难，但面对伊朗这一共同的安全威胁，沙美关系有可能克难而上。与此同时，沙特也会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战略联系，加深经济和军事安全合作。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一带一路”倡议分别契合沙特维护王室统治和经济发展两大需求。同时，沙特与中国的合作使其能够从中国获得部分军事、安全支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沙美关系缺口、平衡中国与伊朗的关系。
在全球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经济文化相继提出“走出去”战略。政府组织了很多关于岭南文化的文艺和学术方面的活动，逐步实现了岭南文化从本土“站起来”，而“走出去”则需要更多的媒介。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跨语言交际和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翻译是文化走出去必不可少的媒介。
四是沙特王国的进一步“正常化”。面对继位合法性的质疑，穆罕默德需要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沙特本国30岁以下年轻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其中很多人曾在国外接受教育。[注] The World Factbook ,Saudi Arabia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sa.html.(上网时间：2019年9月7日)穆罕默德需要加强对外开放、淡化宗教色彩、实现经济多元化以迎合广大青年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从而扩大自身权力的社会基础。此前，他曾尝试推动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开放旅游业、娱乐业和限制宗教影响力，但因受阻于国内守旧势力而难以真正落实。继位之后，他很可能会加大力度落实上述政策，推动国家经济、社会诸方面发展的正常化和国际化。这将对沙特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实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全面从严治党能够进一步实现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的重要举措。[4]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时间要有持续性，在新的阶段还要注重向纵深发展。
结 语
2015年以来沙特对外政策起伏与王室权力争斗，是沙特王室政治驱动对外政策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家国体制下，王国所有内政外交变动的根源都指向王室政治。沙特王室政治决定了国家对外决策班底构成、决策模式和政策走向。时值沙特王国王位代际继承时期，萨勒曼父子利用家族政治传统、通过激化对外关系以抑制内部矛盾和凝聚权力，最终重启王位的父子相承制。随着萨勒曼父子权力的稳固，沙特对外攻势有所降温。但是，王室新一代成员之间的继位顺序仍未最后确定，新一轮的权力博弈或将再次驱动王国对外政策走向强硬，进而可能给沙特对外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新的冲击。○
洛佩斯埃雷蒂亚酒庄（López de Heredia Viña Tondonia）因其最著名的葡萄园——唐园（Viña Tondonia）发音特别而被喜爱它的酒徒们昵称“土豆泥酒庄”。作为里奥哈法定葡萄酒优质原产地的顶级名庄，唐园（Viña Tondonia）从来都站在金字塔尖，俯视芸芸众生。
[作者介绍] 王霆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沙特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陈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
(责任编辑：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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