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影响的研究
刘 凌a，吴 蕾b
（中国人民大学a.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b.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086）
摘 要： 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看，留守生命事件曾显著提升被访者物质生活水平，但也使其与父母的亲子关系疏离，形成自立且自卑的人格，并使其在学业和身心成长上受阻。这种生命历程影响到被访者后来的育儿选择，他们均倾向于采取以高质量亲子陪伴、兼顾子女身心成长为重的流动抚育方式。这种育儿选择策略彰显出社会变迁作用于个体成长轨迹的结果，说明“留守”这一特殊生命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一、研究的源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发展、户籍制度调整，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与之伴生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① 笔者检索文献发现“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在1993年上官木子《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一文中，但该文所指留守儿童为“出国潮”伴生的留守国内的儿童群体。1995年，孙顺其在《“留守儿童”实堪忧》中所指留守儿童即为“民工潮”伴生的农村留守儿童。自此后，以“留守儿童、留守子女、留守孩子”指称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受到媒体与学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有关该群体的综合统计信息非常缺乏，留守儿童规模只能参考人口普查等有关数据进行估计[1]。据统计，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550.56万人。② 城市化观察网根据教育部于2018年8月发布的2017年教育统计数据计算出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550.56万人。这其中不包括未入学和辍学儿童的数据。 如今，这一群体中1980—1990年出生的人，已度过留守儿童阶段，进入婚育期，并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2015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为2.47亿，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者（简称“80后”）占51.1%。③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④ 本文将1980年以前出生、异地非农行业的农村户籍人员，称为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 超过半数已婚，且已婚者中85%的人要抚养15周岁及以下的子女[2][3]。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六成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是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换言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流动育儿方式，这种选择不同于父辈的留守育儿方式。这与其童年的留守成长经历是否有关、有何关联?这是本文关注的主题。
当前，以新生代农民工或留守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现有文献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缺乏对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仅梁宏基于抽样数据对比分析童年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童年“流动”或“留守”的经历与该群体的现状高度相关，但并未深入分析其内在联系[4]；二是在代际层面，童年留守经历对其成人后育儿选择影响的问题鲜有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随迁子女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现状和改进建议[5][6]，笔者未检索到从代际变迁角度考察该群体育儿选择的研究；三是现有研究结论多基于量化、静态资料，缺少从质性、动态视角审视留守现象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细分类别成长历史和发展趋势的理解。
与此同时，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移民及育儿问题研究为本文突破以上局限提供了借鉴。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Elder）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将“生命历程”（life course）界定为：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7]。生命历程研究范式[8][9]在进行回溯性、定性研究方面有其优势：一是开拓了从行动者生命历程纵向窥探宏观社会变迁对微观个体生命轨迹影响的路径。生命历程研究试图从个体生活与社会变迁互动中，探索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生命事件（life event）随时间推移在个体生命轨迹中出现的顺序和转换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10]。二是提供了从主体视角诠释生命事件之于生命轨迹意义的方法。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将“生命历史”与“人生轨迹”概念引入生命历程理论，并主张运用生活史、生活记录和情境定义的方法研究社会变化和移民的生活轨迹[11]。三是发展了有关生命成长、转变、传承的有效概念集。
具体就移民及其养育子女问题而言，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育儿实践与社会历史变迁[12]和父母的生命历程直接相关，经历过急剧社会变迁的父母，都会寻求使用与本人成长迥然不同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在抚养孩子的实践中有目的地进行调整，以训练孩子获得更好地适应父母眼中变化着的世界的能力[13]。比如，拜里（Berry）发现在物质匮乏的社会，孩子会被父母抚育成具有自立、自强人格的人，而在物质丰裕的社会，孩子的人格更具依赖性，更注重群体归属感[14]。另一方面，研究者发现代际育儿差异源于制度性社会变迁对祖辈生命历程影响的累积效应，以及祖辈与父辈因生命轨迹不同而产生的、对相同时代的不同感知[15]。埃尔德观察到育儿方式的代际调整与父母对自身成长的反思、对当下生活的观察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紧密联系[16]。由此可知，生命历程理论为移民及其育儿研究提供了契合的理论框架，即通过追溯父母在宏观历史变迁中的成长轨迹、尤其是特定的生命事件及其对父母生命历程的影响，可较好地探索其育儿选择的致因机制和代际育儿方式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借鉴生命历程理论范式，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其留守经历给其自身及育儿选择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育儿选择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其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育方式的内在关联。在新生代农民工记忆里，他们经历的留守生命事件是怎样的，对他们的成长有何影响?童年的留守经历如何影响到其当下的育儿选择?本文将在回答以上问题的基础上，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探究留守生命事件对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及其当前育儿方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基于研究目标，本文研究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1980—1990年出生、农村户籍；童年有较长留守经历，即在0～16岁期间有5年以上留守生活；现已在城市工作。以上标准的确定主要有如下考虑：一是参考国家相关规定，①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并结合笔者观察，农村孩子通常在16岁左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此后，不论是继续学业、还是开始工作，其所受家庭监护均显著减少，因此本研究中留守童年年龄上限为16岁。二是发展心理学及社会学现有研究发现，父母在孩子早期成长中缺位时间长度与之对子女身心成长的影响呈正相关，基于前期研究准备阶段对被访群体留守时长的了解（大多在5年以上）[17][18][19]，笔者发现在有5年以上的留守生活的被访者中留守的影响会更突显、强化，有助于观察和分析。三是完成学业并进城工作的角色转变是行动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这种社会角色和时空情境的变化，为童年留守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通过对比反思既往经历的可能，更有助于动态、纵向地考究童年留守对研究对象成长的意义。
第二天一早，在胡马强床上醒来的范峥峥先是呆了一会，然后噩梦醒了一般地坐起来。胡马强早就穿戴完毕，坐在椅子上，手中玩弄着一把雪白的藏刀。对范峥峥说，今后，对外面，你是我的办公室主任，对内你是我的家庭保姆。若想耍什么花招，我老胡手下都不是些好惹的人，嘿嘿。
（二）样本情况
(2)由l1⊥l2发现k1k2=-1是个难点，教学中您并没引导学生发现这个结论，比如，用几何画板动态演示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斜率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学生计算两条直线倾斜角分别为30° 和120° ，60° 和150° ，45° 和135° 时，k1与k2的关系，由特殊猜想出一般的结论，然后再进行证明．您是开门见山，直接让学生寻找k1与k2的关系，这样做是不是为后面的教学多留一些时间？
（三）访谈内容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范式，为了解被访者童年的留守生活及其对这一生命事件的主观诠释，在访谈中研究者请被访者回顾留守生活整个过程（包括留守时间、委托照顾人、学业、身心状况、与父母的交流等）和其育儿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鼓励被访者阐释留守经历对其成长轨迹及其育儿选择的影响。
本着知情同意的研究伦理，所有访谈均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录音，并将录音资料转化成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所有涉及被访者个人身份的资料，均在分析过程中进行匿名处理。
激光测径仪采用扫描测径法，经由激光发射器内部的光学系统处理后，产生扫描光束，由接收器接受扫描光束。当工件置于其光幕范围内时(图3)，就会产生遮挡，由接收器进行处理，可获得工件尺寸数据[8]。本文使用ZMIKE4025G型激光测径仪，其测量精度可达0.5 μm，量程为25.4 mm。
三、研究发现
设H是实Hilbert空间，范数和内积分别为||·||，＜·，·＞设g:H→H是单值映射，()是单值映射Ni:H→H(i=1，2)；是集值映射，A，B:H→C(H)其中C(H)表示H的所有非空有界闭子集族，设泛函关于变量是真凸下半连续，次可微的，且其中表示 φ 的次微分[4，5，6，9]。
（一）留守生命事件及其影响
1.共同的留守经历
本研究中被访者的父辈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1962—1969年），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生产大跃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等社会历史情境更迭的农村。他们是多子女（5～8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较早承担照顾弟妹、参加劳动的成年人责任，以初中学历、务农工作为主，因而脱贫的诉求跟随他们进入婚育阶段（初婚初育年龄为20～23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民进城务工的热潮，被访者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被委托给祖父辈或亲友照顾（被访者17人由祖父辈照顾，3人由亲友照顾），产生首批大规模农村留守儿童（主要为“80后”）。
北师大语文教材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名言警句和古诗词诵读，这些作品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有的是对风景进行描写的，有的是对品格情操进行歌颂的。古诗词在用词方面往往非常讲究，让人读起来非常押韵，能够使读者受到心灵上的启迪，并可以熏陶他们的情感。所以，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要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诵读，对古诗的美好进行感受。
留守是被访者的成长方式，也是其父辈基于彼时生活情境选择的育儿方式，更是社会变迁经由家庭的育儿实践实现其作用力代际传递的形式。基于被访者的回溯，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他们共同经历的被抚育方式，即照顾者、照顾的时间和地点、照顾内容。具体而言，第一，长年留守、隔代照顾为主。被访者小学毕业前（约12岁）以祖父辈照顾为主（13人），部分由父母一方或亲戚照顾（4人），或先后受祖父辈、多位亲戚照顾（3人）；被访者升学至初中后，大多成为户籍所在乡镇的住校生（16人），寒暑假仍与照顾者生活（9人）或流动至父母工作的城市度假（7人）。第二，重“身”轻“心”。所有被访者均表示照顾者注重其吃穿等生活需求的满足及话语层面的学习监督，相对忽视对其人际交往、情绪安抚和积极性格塑造的引导。第三，重“物质”轻“沟通”。16位被访者表示父母显著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关注其学业情况，但亲子交流匮乏（与父母见面时间间隔频率均值为14.7个月/次，仅5位被访者曾与父母通信，15位被访者升初中后与父母有电话沟通），且父母常采取言语暴力、体罚等管教方式（20人均受过父母言语暴力，12人曾受父母体罚）。
参照英克尔斯的育儿观分类，本研究中被访者父母的育儿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保障型，即注重提供成长所需物质保障（7人）；智力型，即注重能力培养和知识积累（7人）；技能型，即以职业技能学习或劳动锻炼为重（4人）；道德型，即注重遵纪守法行为引导和塑造（2人）[20]。总体而言，被访者的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将物质条件、学识、技能、德行纳为关键要素，而相对忽略或者说难以提供足够的陪伴，确保其人格全面发展。
2.童年留守的烙印
关于留守生命事件对自身成长的影响，所有被访者都认同留守生活兼具利弊的观点。理性地来看，被访者认为留守经历对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人格成长、学业发展和身体发育有三方面影响：一是产生亲子疏离。由于长年与父母分离，父爱、母爱缺失，被访者对父母亲情的感知比较淡薄，成年后与父母有心理距离、常有生活冲突且处理方式简单粗暴，但是，被访者均表示曾照顾过自己的祖父母、亲戚更亲近。如F先生自不满周岁开始由祖父母照看，留守13年，他说自小父母在他生活里很陌生、缺少亲密感，他会不自觉地抗拒与父母亲近，但与祖父母自幼相伴、十分亲切。二是形成自立又自卑的人格。被访者一致认为留守生活塑造了自己自立的个性，但与父母分离形成的被抛弃感、低价值感、低安全感，使其形成自卑、胆小、过度付出型人格特质。如P女士表示，在现在的人际交往中，自己下意识地为他人过多付出以换取关爱、关注的行为习惯与其童年留守经历直接相关。三是导致学业受阻。所有被访者均因父母外出务工而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和学习机会，但部分被访者因缺乏父母学业监督、辅导、鼓励，学业发展受阻（7人中5人初中毕业，2人高中毕业）。四是造成体格发展遗憾。部分被访者（5人）认为因缺乏父母关爱、生活照料、正确的成长引导，他们在身体发育和体质塑造方面留有遗憾。如N女士觉得她不太理想的身高和较弱的体质是成长早期忽视锻炼、饮食缺乏营养搭配所致。
留守生活成为被访者一段心酸、孤独、失落的记忆。几乎所有被访者（18人）提及，在留守期间常因哀怜自己无父母陪伴而落泪。就客观结果来看，留守经历对每位被访者的成长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主观上他们都不愿意经历这样的童年，正是这种主客观上的差异促使其更审慎地思考和开展对下一代的抚育实践。
（二）育儿选择及其原因
总体而言，以上三种原因驱动的育儿观念和实践有一个共同预设即亲子陪伴对于子女身心全面发展很重要，且子女在城市成长比在农村更好。这一预设与被访者父辈“物质条件是孩子成长、发展的基础”的育儿逻辑有所不同，但两者均是父母整合主客观条件、宏观和微观社会情境所做的、最好的育儿选择。对于“8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一育儿观念和选择受其自身留守经历的直接影响，也折射出时代变迁在个体身上的持续影响。
在伍姗姗看来，近十年间，宽松的奖励机制和绩效考核办法，让医院所有医务人员首先实现了思维模式的转变；其次，失效模式与影响因素分析、PDCA循环、品管圈等工具的使用，也实现了小组、科室和医院的多层面联动，多部门配合。
生育、育儿是意识和行为结合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实践，对于未育者而言是待实践的意识，对于已育者而言是已实践的行为。本研究的被访者中，7人未婚育、13人已婚育，在育儿观上两群体无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从照顾主体来看，选择亲自照顾，辅之以隔代照顾，无人选择亲戚照顾。10位被访者选择在父母协助下亲自照顾子女；其中6位被访者选择由妻子全职照顾孩子到学龄前（3岁左右），待孩子上学，妻子可兼顾工作和孩子；4位选择孩子在学龄前由父母照顾，此后再由自己照顾。二是从照顾地点来看，以流动照顾为主，留守照顾作为过度。即让子女随迁至城市是所有被访者的意愿，但考虑现实条件，个别被访者选择孩子学龄前留守农村，学龄后流动到城市。三是从照顾内容来看，以陪伴型（9人注重提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人格型（6人以塑造开朗、活泼、自信的性格为重）为主，成就型（3人注重培养勤奋、自律的习惯及进行目标管理）、智力型（2人）次之，同时，被访者均表示为孩子提供物质生活保障是基础，孩子学业最好能达到大学或以上学历。综上所述，在育儿方面，被访者虽仍需要父母支持，但都不愿让孩子留守农村，同时，相比于父辈对他们的抚育而言，他们关心孩子的“身”，更注重孩子的“心”，关注孩子的“物质”基础，更在意与孩子的“沟通”和成长陪伴。这种育儿选择有其深层的形成机理。
出于探索性研究的要求，为研究的便利考虑，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非概率抽样，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获取样本，以求对研究对象有初步了解。同时，考虑到资料收集的可操作性，笔者将研究对象范围限定为湖南农村户籍，以方便接近和获取样本。本着尽量丰富样本特征的原则，笔者共接触26名被访者，其中满足条件且成功访问的被访者为20名。每名被访者的访谈次数为1～3次，每人每次访谈时间均值为82分钟，值域为40～143分钟。2012年进行初次资料收集，2016年对所有可得样本进行回访，以追踪被访者的变化和确认其观点。首次访谈均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面对面、一对一交流，此后历次访谈为网络或电话沟通。被访者基本信息如下：2016年时年龄在27～36岁之间；11名女性，9名男性；学历为初中至研究生；工作时长为6～14年；首次留守时点开始于被访者8个月至10岁；累计留守时长均值为9年，值域为5.5～15年；未婚7人，已婚13人；已婚者均生育，其中育二孩3人、育一孩10人，这16个孩子年龄在6个月至10岁。
王子兴(化名)的爸爸：“‘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打游戏的状态。自从儿子迷上网游之后，为买游戏装备曾偷偷用我的银行卡充值过3千余元。我生气的同时，其实更疑惑的是我的支付密码是何时被他知道的？”
我们等了一会儿，一位长得很秀丽的女士走进来说：“布莱德先生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回来，你们不妨先到处参观一下。”
对未婚育的被访者来说，育儿选择仅是其观念、规划的表达，这些未经实践的想法偏主观、理想化，源于他们对自身成长的反思，以及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积累和日常观察。也就是说，他们为使孩子免于受留守经历的不利影响，将选择携子女进城生活这种积极规避型策略。如A先生表示，未来再苦再累他都会把子女带在身边抚养，因为亲子照顾对孩子成长更好，留守成长经历曾带给他很多负面影响，并使他在初中结束学业，至今职业发展受制于此。现在媒体报道有关留守儿童的问题很多，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重复他的经历。
在建筑工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可抗拒性因素，为建筑工程带来经济损失。像是自然地质的不稳定性因素与气候的变化无常，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给建筑企业带来工程造价风险，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环境因素，需要建筑施工单位事先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降低项目成本消耗与工程造价风险。
二是家庭原因影响的调整策略，即因家庭成员之间抚育意愿、抚育能力或抚育效果变动，被访者在多种可选育儿方式实践中进行调整。如P女士，育一子4岁，因夫妻双方工作无暇照顾儿子，而双方父母因主客观原因，均未能去城市，在孩子半岁后她将孩子送回农村由婆婆照顾，但孩子成长状况很不理想，于是她恳请婆婆随迁帮助照顾儿子，但一年后婆婆无法继续照顾。考虑到孩子远离父母成长的诸多弊端，P女士换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以便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孩子。
相比于未婚育的被访者，已婚育者的育儿选择是他们当下正采取的实践方式，其背后的原因大致可归为如下三种：一是经济原因主导的过渡抉择，即因经济能力无法达到理想育儿水平，被访者选择暂时的、过渡的育儿方式。如S女士，育一女2岁，丈夫的工作不稳定且收入尚不能支持一家三口在城市生活，S女士只好暂回农村照顾女儿，待经济好转后再与女儿同去丈夫工作的城市。
本研究将从留守经历和育儿选择两个方面来汇报研究发现。每一观点的汇报都辅之以具体实例或频数统计（持有此观点的人数）。调查发现，“留守”这一生命事件对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后来生活有显著影响。
三是教育原因牵引的回迁计划，即考虑到流动儿童在大城市教育发展机会受限，被访者计划携子女回迁至户籍地辖属的小城镇。如R先生育二子（分别为6岁、3岁），现与父母妻儿在浙江金华工作生活，由于孩子户籍未在当地，不能上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学费高昂（大儿子小学一年1.3万学费开支），且未来孩子面临非常激烈的升学竞争，若孩子初中成绩不理想，则无法在金华读高中，仍要回湖南参加高考。R先生已计划明年举家回户籍地辖属的城镇。
2.育儿选择的原因
1.调整中的育儿选择
四、讨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20名童年经历过5年以上留守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的回顾和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民工潮”经由家庭育儿实践将留守生命事件带入农村80后的童年，塑造了他们别样的成长轨迹，进而影响到其成年后的育儿选择。在经历了与父母分离的童年后，主观上被访者都不愿意下一代有类似的成长历程，均选择在城镇、以高质量陪伴、身心兼顾为特点的抚育方式。这种以育儿方式代际调整为表征的个体能动过程，正是社会变迁的力量影响个人生命历程的具体形式。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发现主要有两点：第一，被访者育儿选择与其童年留守生命事件具有内在关联，体现了社会变迁经由童年生命事件（被访者的留守）对个体生命轨迹的直接作用。在本研究中，被访者育儿实践及其实践意识直接源于其早期成长体验（如缺乏安全感、思念父母、孤独）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如缺少亲子亲密、自卑、学业受阻），并将这种记忆放置于育儿选择过程中考虑，这是留守生命事件对其生命历程及其育儿选择的直接作用。
第二，被访者能动地调整育儿方式形塑了父母与子代不同的生命轨迹，这彰显留守生命事件影响的代际传递性。被访者高质量陪伴且兼顾子女身心发展的育儿偏好（即其流动育儿方式），是其主动规避留守生活可能对子女产生的不利影响的表现，在此，被访者留守生命事件的作用持续传递至子女的生命中，并显著影响着子女的成长生活。
进一步分析可知，代际间育儿差异是父母能动地抚育子女以提升其适应宏观社会变迁能力的结果。对本研究的被访者来说，父辈让他们童年留守、经历重“身”轻“心”、重“物质”轻“沟通”的成长方式，是因为父辈从自身童年物质绝对匮乏、成年贫困压力沉重以及中年背井离乡谋生的生命历程中，认识到优越的物质条件是子女成长最关键的因素。与之相对，被访者均经历迥然不同于父辈的成长方式，这促使其将“陪伴”列为育儿首选要素。这两代人共享的育儿目标是使子女有社会所需的最好的成长，实现该目标的逻辑基础则为“避免父母成长经历的不利因素”。被访者在育儿实践中表现的个体能动性，正是其对社会变迁带来的负面效应的积极反作用。
也就是说，在变迁社会中，两代人的育儿目标和行为逻辑近似，但育儿选择和实现路径迥异，这皆源于各自对早期成长经历、当前生活体验和未来社会预期的反思及对理想育儿方式的积极建构。恰如阿伯利（Aberle）和内格勒（Naegele）的研究发现：育儿行为是以子女的未来为导向的，父母对子女成长和未来发展的理想预期主要受父母童年成长、成年社会经历的影响[21]。当父母的经历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改变，有理由相信子女的社会化模式也会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未必会即时发生。可以期待的是，流动抚养的育儿方式终将塑造被访者子女别样的成长轨迹，这种塑造力量会跟随社会持续变迁而对下一代人产生新的作用形式。
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探究了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的影响，提升了该理论对中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留守育儿和流动育儿现象的阐释力，丰富了该理论范式在留守儿童研究领域的实践积累。本研究还发现，宏观社会变迁（城镇化）经由家庭这一社会单元将其影响传导至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中，并通过代际之间不同育儿方式（留守或流动）的选择实现其影响的代际传递。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个体（新生代农民工）对留守生命事件的反思，并能动地调整育儿方式，是其积极塑造子代生命历程的表现，也是宏观社会发展对其生命影响的持续。
（二）研究政策建议
未来会有更多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把孩子带到城市与自己一同生活，这已得到统计验证和流动人口研究者的认同。① 参见段成荣《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1期。从2005年到2010年，留守儿童仅增长4%，但流动儿童增长高达44%，预测现有的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将以更快于此前的速度，转化为流动儿童，3600万流动儿童的队伍将更加庞大。 本研究的发现也从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印证了这一趋向。但目前流动儿童异地上学仍有诸多限制，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也存在客观障碍。因此，为流动儿童提供其成长所需的教育机会，为流动家庭打通融入城市生活的壁垒，将是可持续性城镇化的必然要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根据这一政策精神，国家、社会组织、企业、社区等需协同合作以实现农民工家庭的城市化。
此外，从留守生命事件对留守儿童成长的影响来看，父母陪伴对儿童人格、身心发展至关重要。缺失的父母关爱会成为孩子先天成长的不足，并难以在后天弥补。为此，关注留守儿童除了学校教育、人身安全、生活照顾，更重要的是在当下满足父母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感受到跨越城乡的亲情。比如，通过增加亲子日常远程沟通、提高与父母见面频率、加强与留守儿童进行深层交流等方式，以驱除留守儿童的被抛弃感，减少其自卑感，树立其自信人格。或许，目前尚不能消除留守现象，但通过加强亲子互动，能相对弱化留守的不利影响，这对于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留守家庭和谐、城镇化持续发展均具有现实意义。
（三）研究的不足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的样本少且特殊，以上研究结论或许只是为严格设计的、量化的规范研究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考。本研究的被访者只限于湖南一地，他们在成长环境、家庭境况、社会阶层等背景上同质性较强，这有可能导致其育儿选择的限制或范围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解释力。此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育儿的因素是多样的，童年留守经历对其育儿选择的影响是否显著，需通过与同龄非留守新生代农民工的育儿抉择进行全面、深入的对比分析，才能得出更精确的判断。但是，即便留守育儿更经济、轻松，流动育儿面临经济压力（城市育子成本高）、时间冲突（兼顾工作和育儿）、制度限制（流动抚育相关的医疗、教育制度阻碍）等诸多困境，本研究的被访对象依然都倾向于选择非留守的育儿方式，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他们留守的成长经历是其育儿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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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3－0028－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镇低收入阶层居民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15BSH051）
作者简介： 刘凌，1987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吴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朱 磊，张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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