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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47(2003)01-0001-08
引言
17世纪第一批洋教士闯入中国藏区的时候，明末清初的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恐怕还只是一个属于中华帝国领土的地理概念，而对其实际情况知之甚少。除了当时的某些正史官书中有关于西藏的干巴巴、冷冰冰的史料记载之外，可以说根本没有藏学研究。当然，上述记载虽然不是藏学研究，但却是我们今天研究藏学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1840年，英帝国主义大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横行霸道的英帝国主义对我西藏地区的侵略也步步升级，最后终于爆发了1888年的抗英斗争。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警醒了国人去更多地关注西藏，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残暴无情。从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命运而开始关注和研究西藏。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员政要，他们在对朝廷的奏牍和自己的藏事著述中，除了例行公事地陈述之外，更多了一些对西藏政治前途、历史命运的关心，同时提出了一些治藏方略。而接受过近代西方文明熏陶的普通知识分子，由于当时的国力和国情所限，绝大多数难以到藏区调查，他们根据洋人发表的文字材料，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及当时世界发展潮流撰写了一定数量的有关西藏的著述和文章。某些身在川边藏区的知识分子，依靠地利之便，对藏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并写出了一些有关西藏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介绍性文章。只有为数不多的热血人士，深入西藏学习和调查，写出了一些带有开创性质的藏学论著。尽管这些译介和著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在当时确实开创了国人认识、了解、关心和研究西藏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藏学的萌芽和诞生。所以说，1840年到1911年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萌芽时期。
一、奏牍奏疏、游记及志略类著述
西藏远离中原，重山阻隔，交通不便，清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少。尽管早在唐代，汉藏两族关系便日益密切，信使往来逐渐频繁，但专述吐蕃之作极少。到了元代，西藏地方虽然正式加入祖国大家庭，中央政府专设宣政院以帝师掌天下释教与吐蕃事务，而专述吐蕃之作，依然寥若晨星，几无流传。明代亦然。惟有到了清代，对西藏地区的治理方堪完备，驻藏大臣的设立，汉藏官员及僧俗人员的往来慢慢增多。因此，有关西藏的记载，在清以前，的确只有官书正史的少量记载，且所记事实往往语焉不详，或者所记时间与事实发生之时相距甚远，多不可靠；而有清之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封号的封授，驻藏大臣制度之设立，汉藏官吏、军旅人员之往返频繁，故而驻藏奏牍、奏疏，旅藏记游之类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
（一）奏牍奏疏
据《清代藏事奏牍》载，这类著述达32种（有些合卷）46人的奏牍，如果再加上吴丰培先生点校、整理、出版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允禵撰）、《西藏奏疏》（孟保撰）、《小桃源记》（钟方撰）、《赵尔丰川边奏牍》（赵尔丰撰）、《景纹驻藏奏稿》（景纹撰）、《藏牍劫余》（马吉符撰）、《藏印往来照会》（江潮编录）、《藏印界务交涉条款照会函札》（不著撰人），至少有40种之多。
上述著作大多是驻藏大臣及其随行官吏所作，是驻藏官员向朝廷奏报藏事的记录，体裁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平铺直叙地简述藏事，作者独创性的见解极少，因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藏学论著。由于是边务琐事、个人经办事件及从政措施之类的简单记载和应付当朝皇帝的藏事奏报，未能在正史官书中占居一席之地，后世治史者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亦不够。这类记载虽然琐碎而不成系统，但它们具有正史所不具备的诸多可取之处：
首先，这类著述多多少少记录了当时当地发生的某些事实，较为忠实地保存了原始的资料，可以得知当时事件的发生、经过、处理、结局等等；此外，由于作者多为当时的驻藏大臣及其随行官员，对驻藏大臣进藏就职和离藏去任等等都是现场记录，对于考证驻藏大臣就职去任的准确时间及其在藏功绩，其他藏地官员的升迁、罢免原因和藏中官员僧俗的升迁等等都是较为信实可靠的材料。
其次，这类著述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措施和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记录了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来汉藏民族的友好往来及团结互助关系，其中的私人往来函札，从侧面记载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和当事人内心的活动，是汉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
再次，清代历朝《实录》，虽然卷帙浩繁、史料丰富，但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所收内容多以上谕为主，而且仅仅简单记录事由，选录亦不甚恰当，难免遗漏重要事件，更有许多事件记录首尾不全；二是所记时间以见到上谕为准，如果与藏地事件所发生的时间相比，往往相差数月，若在年底具奏，须在第二年年初方到达京城，所记年限就会有一年之误。但是，驻藏官员的奏牍奏疏内容没有取舍，随时随地记录当时事件，记录的时间悉以出奏之日为据，较为可靠。其中既有驻藏官员对上的奏章，平行的咨文，又有对下级的指令及对外关系的往来函件，虽然有些例行公文似的杂糅羼入，但其内容首末俱全，没有掐头去尾，而且几乎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交通、贸易等所有方面。前人治史，大多常常依据《实录》或《东华录》，故与事件真实情况和发生的确切时间不相符合。故而，边疆史地研究中可以此类著述订正他书所载时间之误，补订他书内容之阙。
（二）游记类著述
清代以前，有关藏地旅游纪程之作，实为罕见。仅有《唐书·艺文志》载有一书，题曰《吐蕃黄河录》，但未著撰人。现存唐代出使吐蕃的署名之作，仅有《全唐文》所载刘元鼎著之《使吐蕃经见纪略》一篇而已。元明时期，藏地记游之作，几无流传。只有清代以后，驻藏大臣及其随行官员、军旅人士、汉藏两地僧俗名流，往返频仍，旅程所记之作，自然大大多于过去历朝历代，因此多有流传。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丰培先生的《川藏游踪汇编》就收了28种，其中除了首篇《使吐蕃经见纪略》系唐刘元鼎作品外，其余的全部是清代著述。如果我们加上清乾隆年间李心衡所撰的《金川琐记》和吴丰培先生整理编校的《有泰驻藏日记》、《康輶纪行》、《西藏见闻录》、《西藏日记》、《驻藏须知》、《镇抚事宜》（又名《西招五种》、《藏事纪略》、《班禅赴印纪略》（原名《西藏残牍》）、《西藏纪事》、《筹藏刍议》、《藏乱始末见闻记》、《西藏篇》、《篇事称略》、《藏乱纪略》，就有40篇（部）左右。上述著述，恐非全部。可见，有清一代藏事著述之丰，非他朝可比。当然，纪程之作，若游相同之所，记相同之事，难免重出杂糅，不成系统。不过，纵观其总体概貌，对今天的藏学研究，其可取之处可列数端：
1、纪程之作，大多系作者亲身经历所录，详载各地记游观感，山川名物、民风民俗、历史文化、宗教习俗、政治经济等等无所不包，再加上作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作重大取舍，虽不系统，但却真实，对于了解当时藏地情况，实为可靠资料。
2、纪程之作，常有不同作者经由同一处所、经过同一旅程，所记重复羼入似当难免，但一人之述，恐只“一面之辞”，若以不同作者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同一地点或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相互比堪对照，结论更趋真实。
3、纪程之作，亦有部分著述所载之事实他书所无，可补史实之阙，至为珍贵。比如，凡旅藏之路，多载川藏、青藏等线，而有关滇藏线之描述寥寥，只有光绪年间浙江镇海范铸之《三省人藏程站记》和润潘的《藏游日记》等有载，而后者所载法人吕推在拉卜楞被杀之事，未曾引起外交纠纷，故而《东华录》未载，关于此事文字记载，是为孤本，殊为难得。再如《康輶纪行》中所记乍雅使事始末，是对乍雅一案较为详细的他书所缺的记载。
（三）志略类著述
清代，关于藏区的历史志略类著述非常丰富，据吴丰培先生考证，“藏地志乘之首”、“藏地最早之本”当为江西建昌李凤彩之《藏纪概》，它比果亲王允礼的《西藏日记》还要早。其他较为重要的有驻藏大臣松筠的《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未著撰人的《西藏志》（注：传为果亲王允礼之作，吴丰培先生考证为未著撰人.），马揭、盛纯祖合编的《卫藏图识》，黄沛翘的《西藏图考》，李梦皋的《拉萨厅志》，钱召棠的《巴塘志略》（道光二十二年），陈登龙的《理塘志略》，吴德煦的《章谷屯志略》（同治十一年），李之珂的《炉霍屯志略》（光绪三十二年？），段鹏瑞的《盐井乡土志》（宣统二年？），朱增鋆的《道孚县风俗纪略》（民国3年），未著撰人的《藏征录》等等。其中，值得补述的首先要数松筠及其著述。
松筠由于长期在边疆为官，故其著述大多与西藏和新疆有关，西藏方面的有《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西藏巡边记》、《西招纪行诗》、《西招秋阅记》、《丁巳秋阅吟》等。《西藏图说》是关于西藏人文地理的重要著述，成书于清嘉庆元年至三年(1796-1798)，系作者巡边、考察之见闻和实地测绘而成。有总图、分图，图文并茂。据作者说，为了“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分图在西、南、北三面较详。《西招图略》分28条，涉及当时西藏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一部重要的清代西藏史籍。《卫藏通志》实际上未著撰人，但据吴丰培先生考证，认为是松筠之作。全书叙述较详，明细清楚，含西藏地方疆域、山川、驿站、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等目，堪称清代有关西藏方志、游记、考证、图识等方面著述中最详尽之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未著撰人的《西藏志》、马揭与盛纯祖合编的《卫藏图识》和黄沛翘的《西藏图考》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志略类著述。《西藏志》共分33目，对西藏历史、疆域沿革、山川地理、时令气候、婚丧嫁娶、礼仪风俗、饮食服饰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作了简要叙述，系后人了解西藏过去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卫藏图识》流传至今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此书相当于一部地理志，分为五卷及图考二卷，识略二卷，内分24目，内容有源流、政治、寺庙、民俗等等，末附蛮语一卷，是研究西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宗教民俗等的重要史籍。其所附“蛮语”卷，对于藏语史、藏语方言等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材料。《西藏图考》对藏区的地理沿革、山川险易、道里远近等均条分缕析，详细说明，使人一目了然，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此外，该书还附有藏语方言的汉字记音，也是藏语史和方言语音研究的重要材料。
尽管上述这些著述大多不是1840年以后的作品，而且存在许多不足，比如缺乏系统性、羼入重出、以讹传讹，有些作品比如《西藏志》等还多少有一些歧视藏族的言辞等等，但它们所记述的藏事史实对后代的西藏著述影响颇深，均为后人所必须参考的重要史料，是藏学萌芽和产生的坚实基础和丰厚营养，故而在此作一简述。（注：除了汉文典籍之外，19世纪下半叶还有一部影响深远的藏文志略类著作，那就是钦则旺波(1820-1892)所撰的《卫藏道场圣迹志》(dbus-gtsang-gnas-yig).）
二、中国藏学萌芽时期代表人物的著述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藏学真正萌芽生长的时期，那么我们可以说像张其勤、姚莹、钟方、何藻翔等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张其勤及其著述
张其勤，字慎庵，河南祥府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随驻藏帮办大臣联豫入藏，历时三载。在藏期间，他不辞辛劳，三阅寒暑，于藏中之政教历史，博考周诸，参考西藏档案番书，颇详于藏事，勤奋著录，纂集极为宏富：《炉藏道里最新考》，《西藏宗教源流考》及《清代藏事辑要》。
《炉藏道里最新考》所载，系从打箭炉至藏地之路程，这段行程在过去的纪程类藏事著述中多有记载，但是，张其勤认为，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时有变迁，若以前人之书，证今日之路，难免没有出入差错之处。故而，在他进藏途中，将每日沿途见闻，详录在案，撰成此书。所记时间，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五日，止于七月二十六日抵拉萨时止。行程三个多月，所经之处，记载均较详备。其中论述时政，兼及风土，均为联豫所补，吴丰培先生整理校订出版时，这种地方均退一格，以示区别，且在书首将张其勤与联豫并列联名。又因打箭炉以东为关内之地，故而该书没有叙述。
大凡研究西藏问题，无不涉及其宗教问题。或者说宗教问题在藏学领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张其勤也是如此。在旅藏三载期间，他博采众书，勤于著录，条分缕析，撰成《西藏宗教源流考》。该书共分五个部分：(1)大佛世系；(2)达赖喇嘛世系；(3)班禅额尔德尼世系；(4)众呼图克图世系；(5)西藏寺庙概况总表。可见，体系初具，叙述多有创见之处。但对于藏传佛教的派别划分，过于粗略，将其分为红、黄两派，该书对红教第一至第六十二辈、黄教达赖第一至第十三辈、班禅第一至第九辈，一一罗列出来，并各叙其生平事迹，尤其是对第十三辈达赖喇嘛，叙述较为详尽。末附西藏寺庙概况总表，内含西藏境内最著名的呼毕勒罕及西藏红、黄、白、黑四教，对于今天研究西藏宗教寺庙史志，可供参考。此书可与钟方之《番僧源流考》参比阅读，互相补充。
在张其勤鼎足而立的三部著作中，体系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用力最为勤奋的当属他编撰的《清代藏事辑要》。此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备。记述清代藏事史实的编年体著作。书中除记载藏事外，凡与藏事有关的事件，比如顾实汗、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等人，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等国，均有详细记载。该书主要取材于历代多种《东华录》，但由于编者在藏期间从事文案工作，有机会博览众多旧档，故而从西藏汉文档案中搜集了许多《东华录》所未载的内容。我们知道，历代《东华录》多偏重于内政而略于边务，尤其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藏事记载，疏漏更多。而编者从当时的许多汉文史料中采集补进的内容刚好可补《东华录》之缺憾。不过，正是因为此书主要采撷于《东华录》，而难免有其局限性，即吴丰培所说的，“凡见上谕的才有，来文只有事由，不是全文，往往始末不备（清历代《实录》，都是如此），且年月均据上谕之日，不是奏报之日”，（注：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之后记[M].吴丰培编校.）所载日期（上谕日）与事件发生日不相符合，往往相距数月。因此，引用时不得不谨慎小心。
如上所述，可见张其勤所撰，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比如《炉藏道里最新考》的内容杂乱而不够丰富，有关论述时政，兼及风土之处，均为联豫所补；《西藏宗教源流考》对藏传佛教教派的叙述过于粗糙和简略；而《清代藏事辑要》照录《东华录》之内容存在所载日期（上谕日）与事件发生日不相符合之缺憾等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张其勤是清末对西藏进行全面叙述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内容涉及面最为广泛，历史、地理、宗教等均有所及，其著述相对来说，较之前人之作更为系统和完备。加上作者所处时代是历史的巨大变更时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输入西方文化，其中包括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方面有益的营养，这些对他编撰藏事论著肯定不会毫无影响。可以说，他的《炉藏道里最新考》是一部实地考察的田野之作，《西藏宗教源流考》的体系构造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论著的雏形，而其《清代藏事辑要》则毫无疑问是清末最重要的一部撰述藏事的编年体史料集。这些著作对促进后来藏学的开展和发展起了某种示范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姚莹、钟方、何藻翔等人及其著述
1、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曾三次赴西藏谕抚藏民，乃作《康輶纪行》，对当时自己所了解的的藏族进行了全面介绍，内容涉及政治、历史、饮食、服饰、丧葬、婚姻、居住、交通、宗教、迷信、节令等，同时对川边藏族和西藏藏族习俗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该书所述，大致可以分为六类：即乍雅使事始末；喇嘛（教）及诸异教源流；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入藏诸路远近；泛论古今学术事宜；沿途感触杂撰诗文。其中乍雅一案的记载最为详尽真实，为其他史籍罕见。由于姚莹办理乍雅一案时长期滞留于理塘、巴塘、乍雅、巴贡、察木多等地，故而对这些地方的记载极为可靠。此外，作者还依据《四川通志》、《卫藏图识》、《西藏志》等，摘撷有关天文历法、史事经过、政治经济、民风民情、宗教流派以及边境属国、山川形势等方面的内容，故而又是一部康藏地志，可与《西藏志》等类书籍参比阅读。此书还明确记录了元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是他书所不及之处。
姚莹所处时代，恰逢道光之后，此时外侮日甚，国难当头，有识之士，纷纷投身边疆研究，对于西藏问题，更为重视。姚莹出仕于中国海禁初开之际，与林则徐、魏源等人又过从甚密，对于西洋各国状况及新兴学科略有所知，故而，他的著述充满了“边疆关怀情结”，他除了记录和研究康藏及藏边诸国情况之外，对新疆也多有关涉。不过，姚莹之作，也有不足之处：首先，记录过于琐碎（逐日记载诸事），不便查阅；其次，姚莹经史典籍，无不精通，行文中又间杂个人情感，杂论过多，好些内容与边政无关。
2、钟方，字午亭，汉军正黄旗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以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出任驻藏帮办大臣。著述颇丰，辑有巨著《藏务类函》，纂有《哈密志》51卷。《藏务类函》中所载最为有名者为《驻藏须知》和《番僧源流考》，均为极其珍贵的藏事论著。其中《驻藏须知》是驻藏大臣进藏办事细则。从受命赴任开始，到离任止的全过程都有极其详备的记载，随员数目、旅程经过、沿途供应、乌拉调配，入藏后藏地官员的迎接、与达赖喇嘛相见及藏地官员晋谒之礼仪，派遣粮务，管理各宗的行政和军队驻守的情况，官员各丁之俸禄以及对于不同职位、官阶汉藏官员的赏赐等等，均有翔实的记载。对于研究驻藏大臣制度、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回击当今国际上某些伪藏学家们别有用心的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行径，该书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材料。《番僧源流考》（注：此书未著撰人，据吴丰培考证，应为钟方之作.）则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济咙等各大活佛的品阶、职能、权力，以及藏区各地主要寺院的呼图克图等44位活佛的法统源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是研究藏传佛教概貌及其社会影响之重要著述。
3、何藻翔，广东顺德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奉清外务部派随张萌棠(?-1935)入藏，帮办张荫棠筹划与英开辟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埠通商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张荫棠与英外交部大臣戴诺会议撤兵及通商章程，何藻翔充任参赞，张颇赖其协助，得力甚多。其所著《藏语》一书就是记载这一经过的日记体著作。《藏语》一书并非藏语论著，而是“语藏”——谈论西藏也。《藏语》一书所记事件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十四日奉派日，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2月20日通商章程订定为止，逐日详细记述了赴藏时沿途的风土、程站以及入藏后藏中政治、人民、物产等项，对于藏西交通、江孜、亚东、春丕谷、噶大克各地之形势界务及通商事项特别详尽。凡张荫棠各项条陈及在藏中设施，多为著者之拟办，书中均有记载。此书撰成后于宣统二年(1910)2月由上海广智书局正式出版铅印本，书首有驻藏大臣衙门等照片17张。由于此书是写实性的日记体著述，事无巨细，都有较为忠实可靠的叙述，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和研究当时所发生的重大藏事，评价其得失功过来说，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史籍。不足之处在于人名、地名、官阶、职位等偶有杂乱而前后不符之处。
此外，这里我们或许应该再提及一本书，那就是吴树猷等撰的《汉藏合壁》。赵尔丰经营川边时，极力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文化事业。该书是他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延请四川文士吴树猷等于巴塘开设译务局编纂的汉藏文对照词典。其体例是：上列汉字，下注藏文，以红墨印刷成书，此即最初之汉藏字典。因为当时主学务局者，皆不通藏文与番语，只好将汉字编韵排列，请通事（即翻译官）解释其义，再令通藏文者注之。其文曰：“天地人物，你我来去，日月星辰，雨云光明，吹打……”云云。如果用我们现代语言学的视角看待它，其叙字方法，可谓杂乱无章，不但藏人无法应用，即使汉人也不便查阅。而且好些词条，比如“光明”等字，竟缺藏文未注。赵尔丰失势之后，其书即废。不过，虽然此书没有流行传世，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编撰的第一部汉藏辞书。词典本身编得并不成功，但是当时萌发并实际上着手组织人力编撰汉藏词典这一精神是可贵的。它反映了人们高度意识到汉藏交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反映了人们关心边事之热情和决心。
三、与藏事相关的著述和译作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衰亡，中国人民也倍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民不聊生，几近国破家亡之边缘。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部分官吏已经认识到再无实力跟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态度，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洋务派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兴办西学，举办大规模的洋务运动。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学习西学更成为一种时尚，许多年轻人进入新式学校学习，连某些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接触西学方面的书籍，从而使西方思想和西方论著迅速得到翻译介绍进来。
在翻译和介绍国外著述和思想的过程中，有关藏族地区的书籍和文章与内地相比虽然不多，但也呈逐步增多之势。尤其是在1888年隆吐山抗英斗争之后，激发了人们关心边疆、保我中华的昂扬斗志，有关藏区的书籍和文章的译介大大增多。与此同时，还撰写了大量专门讨论藏事的文章和书籍。据统计，在1911年以前，撰写和译介的有关藏族方面的主要各类著述、译述和报道发表于有关刊物或丛刊的就有1000篇（部）左右，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250篇（部）左右。（注：刘洪记，孙雨志.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下面我们之所以依据这250篇（部）来进行分析和讨论，是因为它们具有或基本具有学术论著（含译文）的基本要素，即在一定材料基础上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而其他的文章则是新闻报道和官员的简短奏牍奏折之类。无论是翻译的或是撰写的论述，涉及面都极其广泛，政治（7篇、部，以下简略）、经济(41)、历史(137)、宗教(15)、人文地理(11)文化教育(14)、风俗习惯(10)、文物考古(2)，几乎无所不包。
政治方面，人们不但致力于研究西藏政治军事体制、政教关系、土司制度，还对当时西藏政治之弊端进行了批驳。另外，还译介了外国人描述旧西藏酷刑的作品，让世人了解和认识旧西藏的真实面目。经济方面，人们的视角触及到了农林业、工矿业、交通与邮政通讯业、财政差税、商业贸易、金融货币等等领域，而且从这一时期翻译的经济类文章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和关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除了关心西藏政治军事之外，还渗透到西藏的经济领域，诸如畜牧业、矿产业、商贸与金融等等，他们的努力当然是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服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西藏的确作了一些实地调查，而且还写出了颇详的调查报告。这对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某种刺激，表明我们落伍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国人在经济方面的文章比政治类要多，因为要建设西藏，首先的对她的经济现状有所了解。人文地理方面，除了翻译介绍外国人在藏的游记和探险之外，人们还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去探讨卫藏防务。文化教育方面，人们倡议注重西藏教育、选派藏人入京学习、设立西藏官话学堂、编订蒙藏学制、强制教育年限等。风俗习惯方面除了某些猎奇的文字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发表。而文物考古方面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医药卫生、书目文献、藏区及其他民族等方面几乎尚处于空白阶段。
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历史宗教方面的著述最多。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了解西藏的过去，审视西藏的现在，演绎西藏的未来。因为只有了解西藏过去的历史，让人们知道她的成长历程，知道她是如何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我们才知道怎么去保护她，怎么去跟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作斗争。这一时期，与藏族历史相关的问题人们关注的视角比较广阔、内容更加丰富、探讨更加深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讨论的地域更广。人们关心的不仅是西藏本身的问题，还涉及了其他藏区，比如康区、青海等等，其中有些篇目是较为重要的论著。比如我们前文已经介绍过的《炉藏道里最新图考》，就是张其勤先生的一部藏学名篇。此外，《论卫藏与蜀边之不可混》等也是颇有见地的作品。
（二）讨论的视野更开阔。人们不只是就藏论藏，而且还论及了西藏与四川关系及其前途，对西藏与四川历史上唇齿相依和未来无法割舍的关系及前途进行叙述；人们还谈到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中亚问题紧密相连，等等。
（三）宗教问题的研究，不再是纯粹的宗教问题。还结合了西藏历史、政治、经济、民俗、蒙藏关系等来进行论述，使得藏传佛教的讨论范围更加宽泛，不再只是就宗教而研究宗教。不但有好些作品问世，而且还翻译了外国人的文章发表。在撰述的作品中，最早的署名文章发表于1894年，最重要的论著有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和释观云专究典籍教义之重要著作《佛教之无我轮回论》。不过，这一时期宗教寺院圣迹方面的成果寥寥，至于宗教教育、仪轨、法会、节日和活佛转世等方面更是无人问津。
（四）讨论的重点更加突出。由于当时备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华民族正在奋力为独立和自由抗争，为保卫边疆沃土而战斗，故而，在西藏问题上人们倍加关注的是她的历史渊源、西藏史前及近世史、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史、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方面的研究。
近代讨论藏族源流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1874年问世的，但当时所述的某些措辞并不十分恰当。进入20世纪以后，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增多，而且出现了更多的署名文章，行文及文章架构已经逐步向科学论文靠拢，这与当时译介国外的论著以及引进西方学术思想是不无关系的。其中沈颐的《西藏近世史略》写得较好，对1840年以后的西藏历史、西方列强的入侵及西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历史以及这一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史进行了精湛细腻的描述，并对西藏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和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是当时学者们极其关注的两个论题，不仅文章数量最多，论述范围最广，讨论得也最为深入。在西藏与祖国关系史方面，首先，学者们从历史的角度，从西藏历代与中央政府、内地民族水乳交融的关系史的角度，对保卫、经营和建设西藏及其祖国统一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大量的阐述和研究，对西藏独立进行了批驳。其中内江陈其昌的《经藏卫以固蜀疆议》和剑夫的《西藏与四川前途之关系》阐述了西南边陲西藏与川边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而苍度公的长文《西藏处置策》则对历史上各朝各代对西藏的治理方略进行了回顾，并结合当前时势对西藏现状及未来的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次，许多人对西藏是否适合设立行省，西藏边务、官制改革和政教分开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王琦昌的《论西藏边务》论述详细、观点务实，强调了加强西藏边务的重要意义；穆都哩的《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分析了今后蒙藏回等民族参与国家治理将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当然，人们还从国际范围内对西藏问题进行了探讨。上文所说过的知白的《中亚问题与西藏问题的研究》就是一篇好文章。人们也不会忘记对各个西方列强如何拉拢、利诱西藏宗教领袖以及后者如何权衡利弊保持与中央关系的曲折过程进行比较翔实的记录和研究；同时，对清代治藏方略及重大事件也作了一些调查、总结和分析，为治理西藏献计献策，其中《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陈赞鹏上驻藏大臣稿：治藏条陈》影响较大，曾先后在《北洋政法学报》、《广益丛报》和《东方杂志》等多种刊物连载。但人们最为强烈的呼喊大概还是中国不能放弃西藏，保护、治理、经营和建设西藏刻不容缓。
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行径，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当时的学者们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报道和文献资料，有的翻译介绍了外国人的作品，看看他们是如何“演义”西方列强在西藏的种种“业绩”，从而寻觅到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铁的事实证据；看看外国人在了解西藏方面花了多少功夫，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应该从何处为西藏的现在和未来作些什么。可以说，反映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历史比较重要的文章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翻译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重点记述了英、俄对西藏之垂涎与侵略行径；有些描述了英、俄、德等帝国主义在西藏问题上争夺利益的相互利用和斗争；有些记载了达赖喇嘛出逃国外的某些事实真相；有些披露了帝国主义以军事强权相威逼与西藏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或不合法条约并强行通商的某些事实真相，记载了帝国主义者们是如何在西藏制造麻烦，炮制出所谓的西藏问题的某些过程；也有些文章是外国探险家在西藏的探险经历等等。所有这些译介作品，都有助于国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众生相在西藏的真实意图和恶劣表现。其中有些文章影响很大，比如日本人成田安辉的《英藏交涉沿革》一文在当时就有多种译文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日本人太田保一郎的《西藏》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也非常重要。当时之所以如此重视翻译外国人的作品，其原因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西藏某些方面的了解和研究的确有所欠缺，而某些外国人反而有机会去西藏地方游历、考察，他们的作品完全有所取舍地加以运用。正是由于西藏失则我国西南大局乃至中国之存亡危急这一唇亡齿寒之道理，时刻警醒着关心民族存亡、祖国统一的爱国志土，他们不但勤于介绍外国人的藏事著述，而且也就上述所谈及的所有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西藏政务给予了高度的关心，对西方列强在西藏的利益争斗及其在藏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揭露与剖析，对藏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了歌颂与赞扬，对一系列的不平等或不合法条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正处于西方文明东渐、新旧文化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在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刷中，许多新式的报刊杂志在近代的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在宣传、推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不时关注着边陲事务，尤其是西藏事务，其中最典型的如《广益丛报》、《东方杂志》、《萃新报》、《中国白话报》等经常刊登讨论藏事的文章，有些甚至开辟了藏事专栏。比如1904年《萃新报》的“西藏事纪”，详细的报道和记录了当时西藏事务的方方面面；同年《中国白话报》第21-24期详述了英藏交涉的各个细节。这些珍贵的材料，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段难忘的历史再现了活生生的事实。
结语
我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无情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长期封建锁国的大门，一方面使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速了帝国主义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加速了满清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也使许多有识之士猛然警醒，有志于救国图存的人们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也加速了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这一时期，有关西藏的撰述与历朝历代也就完全不同：
首先，与西藏有关的著述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有清以前历朝历代，对西藏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官书正史中干巴巴的文字叙述，而且大多非常简略而不得其要。而有清之后，由于成功的治藏方略，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往返于汉藏两地的官吏及随员大大增多，各类与西藏有关的著述数倍于以往各朝。与藏相关的著述类别丰富多彩，不但有各种奏牍奏疏，而且还有大量的纪程著作和志略类著述等，这些著述大多是当事人亲历的事情，记载相对真实可信，是研究西藏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其次，这一时期的著述中个人创见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的奏琉奏牍，由于面临西方势力的逐步渗透，治藏官员们的行文中有好些已经充满了对西藏前途的关怀情结，有些除了奏报琐碎的治藏经过之外，还提出了自己对于治藏方面的看法和意见。这一点尤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著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西方人闯入西藏之后，撰述了大量有关西藏的书籍和文章在西方发表。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的东渐潮流中，有志于边疆研究的仁人志士纷纷接触或译介了大量西方作品进入中国。这些著述好些是外国汉学家及探险家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亲自到中国考察和探险后的成果。无疑，外国人作品的译介，一方面让国人了解到外国人对我边疆的认识比我们自己更为深入，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落伍，从而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激发了中国学者对边疆研究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外国人的著述，具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学术撰写规范，其体系和理论都更加科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某种科学论著的范式。使得这一时期中国人自己的著述无论在体系、行文、组织还是思想理论上都比过去更加成熟。
因此，这一时期，即1840年到1911年这一时期，我们不妨把它算成中国藏学的萌芽时期。正因为它是萌芽和草创时期，在许多方面自然还很不成熟：首先，论著形式与内容之不符，某些著述的题目极其响亮，而论述极其单薄；其次，由于是在初创时期，没有具备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虽然近代兴办了大量新式报刊杂志，这些报刊杂志也发表了大量藏事方面的文章，但并没有形成较为完备的藏学学科体系；第三，这一时期著述分布领域并不均衡，人们主要关注西藏的历史与现实，即侧重于对藏族源流、宗教源流、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等问题，而对于语言文学、藏医藏药、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门文章几乎没有。此外，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学术规范，同一个人名可以有五花八门的写法，比如把斯文赫定译为“斯文黑廷”、“史文哈典”，荣赫朋译为“杨哈斯奔”，日喀则译为“细喀紫”、斑禅喇嘛译为“他细喇嘛”、“扎什喇嘛”等；莲花生译为“帕德马散巴”，阿底峡译为“亚替夏”，宗喀巴译为“仓卡帕”，松赞干布译为“斯壤占甘波”，尼泊尔译为“尼布尔”、“尼泡尔”，布达拉宫译为“布达拉寺”等形式，这对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极其不利。当然，这些都是一个学科发展历程的必然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藏学的发展，这方面在后来自然会逐步得到改善。另外，这一时期，有人提出了“拉萨学”这一名称，大概也可算是中国藏学萌芽时期学科名称的萌芽吧。
收稿日期：200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