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问答写卷》中伦理道德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观论文,伦理论文,礼仪论文,问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类社会三种最基本关系之一（另两种是物质生产和需要）。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必然要调整彼此的活动与行为，道德规范由之而产生出来。适应生产关系以及反映这种人伦关系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上层建筑，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而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出现在道德观念产生之后。当前，藏传佛教对藏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之影响的研究尚待深化。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的发现和翻译、注解，为我们探讨藏族古代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据研究考证，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以下称《写卷》）约成于5、6世纪，《写卷》从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出发，紧紧抓住人伦关系这个问题，指出了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将身心内外的协调当作自己的价值取向，以使人生的各种矛盾得到统一，达到社会的和谐一致。文章是用问答形式写的，先阐述了做人的基本道德标准，然后从如何对待朋友、奴仆、父母、子女、妻子、财富等几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作者的伦理观念。文中既没有非人间的思想，亦无纯理性的思辩，而是从人们经常碰到的生活琐事入手，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富于哲理，启人慧思。
正题
一、做人的基本标准
《写卷》说：“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谐、温顺、怜悯、报恩、不怒、知耻、谨慎而勤奋。虽不聪慧机智，如有这些，一切人皆能中意，亲属亦安泰”。而与此相反的“非做人之道是偏袒、暴虐、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傲、懒惰是非做人之道，身上若有这些毛病，一切皆不会中意。”
所谓“做人之道”，归结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公正，就是分析和处理任何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即公平合理，秉公办事，而不能以亲疏、利害、远近的关系为标准来处理人己关系。二是孝敬，即是孝敬父母，尊敬长老。三是和蔼、温顺、不怒。这三者是同一个意思，即对待任何一个人都要心平气和，和蔼可亲。四是怜悯，是说对老弱病残要慈爱，以善良、同情之心对待他们。五是报恩，是说对父母、老师和一切为自己办过好事的人，都要以十倍的努力、加倍的财富回报恩德。这“七条”是做人的道德原则。只有照此办理，“一切人皆能中意，亲属亦安泰。”而在这七条原则中，公正、和平等原则是最根本的。《写卷》中说：“行为高尚者有二，即善巧与平等也。事业忠正有二，即正直与持平”。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公正和持平原则。
《写卷》除了提出“做人之道”的一般原则外，还指出：“王之国法均等，则谓公正”，长官应“如虚空普罩天下，应如称戥一样公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无人不喜、无人不钦”的效果。显然，这是向统治阶级进言。但在奴隶制社会时代，能够提出“做人之道”的规范，特别要求王、官以“均等”、“公正”的原则处理政务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想，是可贵的。当自己得不到公正时又怎么办呢？对此，《写卷》中开了一种极妙的药方：“忍耐”。如说：“‘要有行罪恶人超生，正直善人处死’不公正之事认可、忍耐之力。”众所周知，忍耐是一切统治阶级柔化广大人民心灵，奴化劳苦大众思想的圣丹妙药，也是他们为了巩固统治安定民心、稳定社会所采取的贯用位俩。
据此，《写卷》首先要求每个人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言说行事，即人要有做人之道。要合这个道，循这个规。其次，倡言当官的对老百姓要施行公正；再次，大家得不到公正时，则必须要认可、忍耐。可见作者在为一个趋于衰微的社会制度大开急救之药方，企图通过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来修补这个千疮百孔、动荡不宁的社会，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也。
二、怎样对待朋友
《写卷》说：“智者最好有一与已真正同心之友，勿行欺诈，勿在众人面前多语。”这说明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人和人的交往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性格志趣不同、生活经历各异、文化素养有差、审时度势的方法有别，因此，不可能周围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朋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朋友，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对待朋友呢？当一个朋友犯了错误，甚至犯罪，“如有公开的办法相帮则公开行之，哪怕要付出政权和财产也应该去相帮，这样，别人不会怨恨自己。能为知友抛弃财宝，是为好友，如不能与友益，待别人陷入罪恶，再以财物相助是为恶友。”在朋友做错事时，应该指出来，但必须要注意讲究方式、方法。正如《写卷》说的：“无论他人论长道短，不予反驳亦不立即辩解。说话无半吞半吐，心情舒畅，并能接受意见，任何关键大事均能无误提挚。若必需反驳者，不必愧羞，和颜悦色，缓缓而述，他人既不致愠，事情亦能无误完成。”
有些朋友，你对他再好，他也不领情，反倒侮辱你。对这样的朋友如何对待呢？《写卷》说：“对之一贯友好疼爱，反受其侮，谓不能与己和睦相处，先不要当面争执。可在路遇时装作视而不见那样处理即可。任何时候，对不甚好者，勿过分仁爱。对无罪者，勿过分愤恨。自己内心虽憎恨对方，但口中勿谓‘不喜欢，讨厌’为是。若如此直说，对己并无损伤，但对方会感到不乐、羞愧。”
总之，一个人应有“真正同心之友”，越多越好；对“真正同心之友”，不欺诈，善于帮助；交朋友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即是：“任何时候，无论多么和睦，若属歪门邪道气味相投，虽为好友，到后来不可能不发生怨仇。因此可见，无论如何投机，不适宜结为亲密朋友。若奉公守法，彼此相投，友情不会破裂。朋友还以多为好。无论何时，结交朋友要有分寸。有些人，开始即不和睦，后来不能不起冲突，对这种人以不交为宜，但不要对人去讲。一旦成为知友，无论如何，勿忘而牢记于心。稍有过失，要能忍耐。若不忍耐，对方就会误会而蔑视自己。一个人希望自己好，为自己出谋划策，为自己有益的事，自己岂能吃亏？由于时机不对，有了过失或云‘一定要我好’，因而不合自己的心意等，虽稍有过失，亦应很好报答之”。因为结交朋友的基础不同，所以，朋友间友谊的牢固程度也就各异。在歪门邪道、臭味相投的基础上结交的朋友，他们的和睦相处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各自都是抱着某种私欲不约而同地结为团伙的，到头来他们之间或者因为分赃不均，或者因为夺权争名，或者因为争风吃醋而发生内讧，结为仇敌。若在奉公守法、志趣相投、以心换心的基础上凝结成的友谊，则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选择朋友的基点是非常重要的。
三、如何对待奴仆
《写卷》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奴仆的一些原则。这里所谓的奴仆，即广大劳动人民。他们理应是社会的主人。可是在5、6世纪的西藏奴隶社会，广大奴隶是会说话的生产工具，其命运完全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因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写卷》的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立足于“长幼之序、官仆之分、主奴之别”，从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奴隶制社会的角度出发，向奴隶主进言，主张对奴隶们要“适可而止”、“恰如其分”。如说：“即使身为上师，亦需行事适可而止、恰如其分。居高位而不欺凌、役使下人，行为正直。下人亦能瞻前顾后，为未来永久之平安，能不断地作出成绩”。再者，上面之人应高尚而爱惜下人。对任何事物虔敬而有礼度，即可和睦相处。“任何时候，欢乐为福，不乐为苦。于家庭之中，勿过于专横，勿过于滋忧下属。做事勿拖沓，勿使下属不满，应该抓紧完成。再者，应有长幼之序、官仆之分、主奴之别，勿违当地礼俗，严谨行之”。又说：“年轻之人，奴仆之辈，对之勿似对土、石一般遗忘。勿对之不爱惜、粗暴、作恶。应设身处地，役使要恰如其分。若对子、侄与奴仆能如此行事，则对己有利，他人亦欣然愿意亲近。如此行事，即合规矩。合规矩，则不会出现伤风败俗之事，严而行之，其谁不喜，如此行而不变，即为公正之法。主奴之间、官仆之间、老壮之间，行公正之法，谁不欣羡而称颂。”这里说的“公平之法”，虽是不能破坏主与奴、官与仆之间的关系，但将子侄与奴仆并举，要求“上师”以及“居高位”的官吏、主人，在役使“下人”、奴、仆时，不得欺凌、粗暴、作恶，要爱惜，行为得正直。这实质上是要求在保存原始民主和人道的温情脉脉的氏族体制下进行阶级统治，它表现了作者的同情心。
此外，《写卷》的作者主张对“缙绅以恩养之”，对“奴仆当然以严法役使之”。但奴仆有不同情况，“对桀野之奴仆，严以驯之，若能改正，应施以恩惠，赞扬之而使其归于正道。对愚黩者应尽力劝说、诱导，心背离者则诲之。有时，其为善，应施以恩惠，加以赞扬，安抚之”。心勿令气馁，勿令分心，锐意为之。对“好好歹歹、反反复复、为非作歹，则严加惩处”。因此，“恩与罚皆不可废”，惩处与奖赏并行。在作者看来，对一些所谓“为非作歹”的桀野之奴仆应严加惩处，但从他整个的思想出发点来看，还是苦口婆心地奉劝统治者们，对广大奴仆，包括犯了罪的奴仆，其教训的最好方法还是化干戈为玉帛，以劝说、诱导、安抚、赞扬为主。对一些性情暴野的奴仆，严以驯之，若能改正，亦应施以恩惠，赞扬之而使其归于正道。总之，奉劝他们做开明君主。这些虽然是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而提出来的一些道德规范，但在客观上使广大老百姓有了一些休养生息、自由生活的机会。
作者主张采取“惩处”与“奖赏”相结合的办法来教育广大奴隶。“所谓惩处者，乃不令其作恶之警告也，‘奖赏’乃是树立全心全意赤忱办事之榜样。若能如此，应大宣扬为是。指责过失时，应恰如其分，若过分责备，连对本人之父、祖，也会使他们伤心，不轻易揭短，好好相待不失面子，若犯有罪而不指出，无论怎样婉言，总是不妙，而是混乱。”这是说“惩处”只是不让奴仆们再犯罪的一种警告或预警，而不是目的；“奖赏”则是树立一种好的、美的形象，尔后大力宣扬，叫大家向其学习。这种赏善罚恶、惩奖兼备、恩威并用的教育方法是符合育人的规律的。
另外，作者还反复强调对奴仆不要过分责备，更不宜揭他们的短，以免失面子。这就把奴仆们放在人的位置上，对他们的独立人格给予了肯定，在视奴仆们为土、石的吐蕃奴隶社会，作者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写卷》的作者奉劝统治者们，要调解社会生活中的人伦关系，即君臣、主仆、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就必须待人以“公正”、“宽厚”，唯其如此，方可以得众，才可以获民。正如《写卷》的作者所讲的：“若有情义，同心协力，不仅眷属和睦，行至何方亦相安无事。”这样做不仅使于与父同心、弟与兄同心、妻与夫同心，还会使“奴与主同心”、“仆与官同心”，这就“公正无误了”。若彼此不和，则“大患而已，别无其他”。孔子也有如此相同的观点，《论语》曰：“爱人……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其养民也惠……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伤人乎？不问马……近者悦，远者来……修文德从来之……四方之民则襁负其子而至矣”。
作者认为，统治阶级以这种“情义”、“宽厚”、“恩惠”来对待自己的成员，就有可能减少某些“大患”、“不安”和“犯上”的行为，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就使他们易于使唤，感恩戴德。
四、如何对待父母
孝敬父母是人类相生相育的自然感情表现，因为人类社会要进一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要保证人类自身种的繁衍、生息，如果人们不孝敬父母，视父母为路人，甚至把赡养父母作为负担累赘，谁还愿意抚养子女。这样人类岂不是绝种了吗？！所以，赡养、孝敬父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感情，是作为一个高级动物的人所应履行的起码的伦理义务。这一点《写卷》说：“有某些人，对妻室之恋胜过骨肉之情，妻子无论怎样美貌可以买来、找到，父母、兄弟如何丑陋，不能另外找寻。故对父母、兄弟应比对妻室儿子更为珍视。父母养育儿子、儿子敬爱父母之情应如珍爱自己的眼睛；父母年老，定要保护、报恩。养育之恩，应尽力报答为是。例如，禽兽中的豺狼、大雕亦报父母之恩，何况人之子乎，虽不致如愚劣之辈不能利他，也应听从父母之言，不违其心愿，善为服侍为是……父母在世时，子辈可当面议明为好（如财产方面），而且，勿去操家务之权，儿子尚且不能如此做，况儿媳乎。不孝敬父母、上师，即如同畜牲，徒有人名而已。”很多做儿子的，当他们娶了老婆，也就忘了爹娘，是老婆至上，父母唯下，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夫妇俩联合起来肆意打骂虐待父母，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了。针对此情况作者奉告这些人，父母、兄弟如何丑陋，不能另外寻找。因此，他希望对父母之孝敬应胜过对妻子的爱恋，应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珍爱儿子和父母之间的感情。这里，强调子女应当“敬爱父母”，赡养、保护年老父母，这是美德。
最后，《写卷》的作者尖锐地指出，禽兽都报答父母之恩，更何况人呢？！不孝敬父母的人，就同畜牲一样，徒有人名而已。因此，作者认为孝敬父母的道德准则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天性上的。违背了它，人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然天性，与动物也就毫无二致了。
作为儿子和儿媳应该怎样孝敬父母，父亲有了小妾如何对待？《写卷》认为“对生母和庶母要同样热情，平等相待，有理无理育后要公正行事。大妻、小妾合于当地风俗，表面要平等而不应有特殊。要消除女人因无止境地偷藏财物而造成不愉快之事，自己对他们要产生感情，都应和谐而无矛盾，彼此和睦相处”。这里，作者强调，调和是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一剂妙药。文中说：“对于来说，父权为大，必须服从父意。然后，和睦才能同时产生”。
《写卷》说：“媳妇也应将公婆作父母看待。相争、乱说均不妥，应尊敬而有（等级）长幼，善为侍奉为是。如此行之，口角怎会产生……任何人，年轻时为媳，年老时为婆。人生要经历两个阶段，要看到自己也会衰老为是”。这里提出两点：首先，作儿媳的应该将公婆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对待；其次，要想到自己也会老，也会成为公婆。只有这样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想想，公婆与媳妇之间的关系也就好处了。作者认为孝敬父母，不等于对父母的错误言行也听之行之，而要进行纠正，说：“没有比父母更亲近者，（父母）怕子犯罪，不会讲要他去做倒行逆施之语，故才企盼子正直、善良，若依照父母不正确的言词，认为这是父母所言，明知不对照样去做（即不反对），那怎能行？”一般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正直、善良、有用的人，因此，都会教他好，不会教他坏，然极个别做父母的也有教子行窃做恶的。这一点做子女的不能照此办理，而要纠正他们的这种错误言行。
五、如何对待子女
望子成龙恐怕是古今中外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寄托于子女身上的梦寐以求的夙愿。怎样去做，才能实现这样愿望，也是每一个做父母的人苦苦思索的课题。
《写卷》说：“任何办法都应善为才是，将正直无误之正道作为财富交给他们是最大的馈赠，生命和政事皆聚其中矣。”所谓“正道”，不外是通过学习、训练，使子侄成为一个具有仁爱、忠厚、正直、寡欲而又有知识和智慧的人。为此，首先须将子侄“置于对自己仁爱而有智慧者跟前学习、训练”，然后“置于正直有名望之人跟前学”，尔后再“放在位高家贫的大臣门下学习、训练。”这些人本身不仅讲仁爱，对人忠厚、正直、懂得节约，而且有知识和智慧。子侄由他们教诲，既能学到他们的优良品德，也能“很好地掌握词章、文字”，更何况从念书中“即可增添智慧”呢？！因此，反对子侄“依靠并结交”歹人、贪者。这实际上是从思想、道德与知识、智慧两方面培养子女。作者认为“是由于自己之子年轻，不能区别善恶，不能掌握该与不该，对自己若不仁爱，就会事情未办成而触犯律令。再者，亲近年轻人也有心烦之事，仅仅用仁慈还不够，如无智慧，便无教育之可能，一切教诲与讲说均不会接受而空废，用智慧则怎么做均能达到目的，对亲生儿子也要按规矩教诲。”
以上所讲，归结起来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要让孩子学会做人，即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正直、忠厚、善良的人。让他们从小就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这是育人的根本、成才的关键。其次，教育孩子成为有智慧的人，只有具备了智慧，他才能接受你的教导。二者是互为前提，不可偏废。第三，还要让孩子懂得节约、知足和掌握词章、文字。只有做到这些，孩子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智慧、懂生活的有用人才。作为父母，对待子女要公道，“对外出（之子）与在家（之子）应给以等同的财产，此谓公道。”但更重要的是要留下好的思想、道德传统和作风。“无论何时，留下‘智慧、公正’为上；留下‘英勇、巧法’为上中之下者；留下‘坚定、讲义气’者为中；注重留下财物和衣著者为下。”不难看出，《写卷》是着重知识，推崇道德品质教育，重视精神文化传统的。这便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他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正是由于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在认识论上便强调要有智慧和知识，以获得各种现实的和历史的知识，即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主张意志的克制和锻炼，主动地严格约束自己、要求自己，如“节约、知足和掌握词章、文字”等。追求知识、勤奋学习和讲求控制、锻炼意志成为人格修养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它既非高远，又切近可行；既是历史责任感，又是主体能动性；既是理想人格，又为个体行为。
六、如何对待妻子
对于男子汉，选择一位什么样的女人作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假若妻子选对了，你的事业也就成功了一半。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结婚称为“终身大事”。那么，如何选择妻子，择妻的标准是什么呢？《写卷》的作者说：“无论表现怎样媚态，若是善好妩媚，应该相爱，别人不会耻笑。她无过错，顾虑别人讥笑而抛弃她，这怎么能行？若为人不厚道，无论怎么美貌，也不要结合。而说：‘她没有过失，有些地方由于与自己不合，自己有权与她疏而远之。’但勿过分发怒。”在这里，《写卷》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择偶原则，即以德性取人，还是以貌相取人？作者主张“若为人不厚道，无论多么美貌，也不要相结合。”这就说明品德和美貌二者都具备是爱情圆满的表现，但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就应该牺牲自己向往美貌的欲望，去追求更为崇高的品德。
《写卷》也十分注意妻子的经济实力。比如，在讲到选妻、择婿时说：“娶妻要选有财富与智慧者，若二者不兼备，应挑选有财富者，选婿要选有智慧而富裕者。”这里尽管肯定“厚道”、“智慧”的原则，但“财富”或“富裕”也是必备的重要条件，反映了私人占有的奴隶社会特点。
七、如何对待财富
《写卷》的作者认为，对财宝“应掌握知足之分寸”。“肚不饥，背不寒，柴水不断不缺，即可足矣！这些目的达到，富裕而安逸，超过以上财物，不会安宁富裕。财宝役使自己，财宝即成仇敌”。“常与下等人去比，若比自己贫穷者能过得下去，自己为何不行？若与富裕者相比，即无边际，当国王也不会知足。如此过分，太贪婪，其他分寸不能合适，使生命、政事二者皆受鄙视。衣食是为了暖、饱二者而已。比平凡人暖、饱为何还不知足？身为人之长官，欲望如此之多，就会贪婪无边、贪得无厌，歪门邪道即由此产生。王、臣们根据你功绩未给予之财富，自己却已得到，那就是以欺骗狡诈之法夺得者。如不从属下手中去掠夺，财物自不会来。”这就是说人的私欲是无法填满的，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一思想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使人变得贪得无厌，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贪财的欲望，从而走到邪路上去。对待财富的正确观点，即是“知足”。“知足”的标准即是有能维持自己正常生活的财富就足够了。在生活上常与下等人、贫穷者比。这就是《写卷》的作者对待财宝的态度。这就是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日利”，从道德而不是以物质财富来作为价值尺度，物质的东西对人来讲只是达到“肚不饥，背不寒，柴水不断不缺，即可足矣”。这样一个道德取向的优点自然是不言而解的，但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所导致的恶果便是知足常乐、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满足于贫困、因循之中，这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具有极大普遍性的藏民族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问题和弱点。
那么用何种方法才能做到不通过邪门歪道找到财富？作者的回答是：一是立即公开地给别人面子（别人就会帮助自己）；二是公开地发展牲畜；三是公开地去当臣仆；四是公开地去做买卖；五是公开地种地。还说：“照此持家致富，没有过错。但要恰到好处，非不可缺之物不要珍惜，勿做无谓之浪费。”在《写卷》的作者看来，只要按这五种办法去做而发财致富的，就算是正道发财。
综上所述，《礼仪问答写卷》涉及到了人伦道德的各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传入以前藏民族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是当时社会伦理观点的集中表现，为维护当时的奴隶制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写卷》把“公正”、“厚道”、“善良”、“勤奋”、“知足”、“智慧”几个方面作为道德体系的最基本标准，对藏民族的社会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语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写卷》一文的主要内容，下面从当时社会背景的角度综合分析《写卷》一文的思想指向。首先，《写卷》一文产生的年代有二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它反映的是“八、九、十世纪时吐蕃人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注：此原文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译注，载《藏族研究文集》（二），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1984年。）有些学者则认为《写卷》一文“写成于公元五、六世纪”。（注：班班多杰先生持此观点。）但不管它产生在什么时代，《写卷》一文没有受到任何宗教思想的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共识。基于这样的情况，作者认为它反映的是5～7世纪佛教传入以前吐蕃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这个时期的吐蕃社会是一个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早期奴隶制向发达的奴隶制过渡时期，其思想是这一空前时代变革中一些不同阶层人士社会性格的矛盾表现。这样一个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在以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其思想铺垫和理论纽带的作用。
本文认为《写卷》一文是吐蕃从初期奴隶制社会向发达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规矩、礼仪。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原始礼节、规矩基础上确定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这套礼仪又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一方面要保持君臣父子的既定秩序和氏族贵族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又要在氏族内部形成比较宽厚的统治体系，减弱其残酷的剥削压榨，这就要求在整个氏族部落成员之间保存、建立一种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具有某种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就必然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强调氏族内部的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团结、互助、协调。这是一种素朴的人道原则。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页。）这说明道德礼仪总有其生活的现实根基。《写卷》所蕴含的这种古朴人道主义的根基在远古吐蕃时期，很难解释为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早期奴隶制下的氏族内部民主制的遗风残迹——个体制所仍然存在的古朴的民主和素朴的人道原则，坚决反对过分的、残暴的、赤裸裸的压迫与剥削。《写卷》所反映出的古老的藏民族在佛教传入以前所具有的这种价值取向，似可称之为“实用理性”。它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现实的合理的方式来解说，阐释和对待人际关系，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功利主义或利已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一均衡。《写卷》一文中把外在的礼仪改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和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当中。在这种日常现实生活的人群关系之中，便可以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成，心灵的满足，情感的慰籍。这样，在人伦日用中实现了人们的精神安顿问题，也就不需要舍弃现实世界、否定日常生活，而去另外追求灵魂的超度、精神的慰安和理想的世界。这也就是吐蕃《写卷》一文所折射和透视出来的本来旨趣和真实内涵。因此，仅仅把《写卷》文本看成是一堆处世格言式的道德训条，未免失之表面了。（注：本文参考了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班班多杰先生：《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等。）
标签：做人之道论文; 礼仪规范论文; 古代礼仪论文; 父母关系论文; 文化论文; 道德观论文; 读书论文; 财富论文; 公正论文;